反思之一：全麵深化，堅持整體(ti) 改革之必要

　　kaiyun官方地址從(cong) 一開始，采取了一種不是整體(ti) 變革，而是在維持原有主體(ti) 經濟不做根本性變動的條件下，在國有經濟以外推進的增量改革戰略。

　　這種做法能夠較好地保持經濟在改革過程中的穩定增長，但也帶來了雙重體(ti) 製並存、行政權力幹預交易活動的尋租條件廣泛存在的問題。

　　而在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明確時，大家對於(yu) 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又有不同的理解。相當多的人把東(dong) 亞(ya) 國家所謂“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當作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常態。

　　因此，中國在世紀之交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ti) 係，就帶有濃厚的政府強力幹預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yi) 色彩，重商主義(yi) 社會(hui) 乃是一個(ge) 腐敗的尋租社會(hui) 。

　　在這樣的社會(hui) 中，腐敗行為(wei) 必然出現在有尋租條件的每一個(ge) 角落。於(yu) 是，在市場經濟體(ti) 製初步建立以後，我國社會(hui) 始終存在一個(ge) “向哪裏去”的選擇問題。

　　或者說是限製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製度;或者是沿著重商主義(yi) 的道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yi) 的窮途。

　　在這種情勢下，堅持建立市場經濟改革大方向的人們(men) 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然而某些能夠從(cong) 尋租活動中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他們(men) 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和設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觀調控”等名義(yi) 擴大權力的幹預，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空間，使自己能夠攫取更多的財富。

　　國有企業(ye) 的改製和改革在世紀之交有很大進展，但是當改革推進到特大型國有壟斷企業(ye) 改製的最後階段，改革進程就慢了下來，開始停頓不前。

　　在有的領域甚至出現了“再國有化”、“新國有化”等“國進民退”的“開倒車”行為(wei) 。

　　除了國有部門的改革推進乏力之外，21世紀之初還出現了各級政府利用自己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大辦“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項、市場準入、資金投放等權力徇私舞弊。

　　所有這些，都使能夠接近權力的貪官汙吏、“紅頂商人”獲得暴利。

　　反思之二：尋租等現象所導致的消極後果

　　還有一個(ge) 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滯後。鄧小平在1986年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於(yu) 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過這兩(liang) 次改革都沒有能夠進行下去。

　　對於(yu) 一個(ge) 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正義(yi) 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yu) 人為(wei) 了保障自己財產(chan) 的安全，就隻有去“結交官府”。於(yu) 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以上這類“改革”引起的挑戰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從(cong) 經濟方麵說，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持續，使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內(nei) 外經濟失衡加劇，金融市場麵臨(lin) 係統性風險;從(cong) 社會(hui) 政治方麵說，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zhong) 強烈不滿，威脅社會(hui) 安定。

　　第一，以上體(ti) 製在經濟方麵的消極後果。

　　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把西方國家在18～19世紀早期經濟發展中采用的資源投入首先是資本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奉為(wei) 圭臬，執行了一條“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的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路線”。中國從(cong) 第一個(ge) 五年計劃起，也仿照蘇聯的先例，采用了這樣的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一再明確提出要“實現由粗放增長方式到集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由於(yu) 命令經濟舊體(ti) 製的遺產(chan) 這種體(ti) 製性障礙嚴(yan) 重存在，增長方式的轉變始終未能取得明顯的成效。

　　在要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未能成功轉變的情況下，又效仿東(dong) 亞(ya) 國家的榜樣，采取“出口導向”的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用出口需求彌補由要素(投資)驅動造成的內(nei) 需不足，於(yu) 是形成了一種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

　　這樣，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大，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所帶來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問題就變得愈來愈突出。

　　到了世紀之交，資源短缺，原材料、燃料價(jia) 格飆升，已成為(wei) 製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至於(yu) 生態環境的惡化、地質災變的頻繁發生，不但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威脅中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

　　這種狀況會(hui) 造成最終消費不足，勞動者生活提高緩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cong) 中長期看，投資效率下降，銀行體(ti) 係中潛在不良資產(chan) 增加，企業(ye) 財務狀況惡化等等，蘊藏著銀行係統的係統性風險。

　　除了上麵講到的內(nei) 部失衡外，粗放增長方式的持續所造成的另一個(ge) 經濟後果是外部經濟的失衡。

　　這主要是指由出口導向政策長期未作調整所引起的國際收支盈餘(yu) 的過度積累和為(wei) 了減緩本幣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銀行大量收購外匯造成的貨幣超發，股票、房地產(chan) 、收藏品等價(jia) 格飆升(資產(chan) 泡沫形成)和消費物價(jia) 指數持續提高(通貨膨脹)，金融市場的係統風險增大。

　　第二，上述體(ti) 製在社會(hui) 層麵導致的消極後果。

　　由於(yu) 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hui) 對社會(hui) 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係數的居高不下產(chan) 生決(jue) 定性的影響。

　　尋租行為(wei) 的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權不彰，官員的個(ge) 人意誌能夠決(jue) 定企業(ye) 的成敗禍福。誠如阿克頓勳爵所說:“權力通常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目前社會(hui) 上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偏差，從(cong) 根本上說，是源於(yu) 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yan) 重滯後，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製和控製，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擴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於(yu) 推進改革，建設以民主法治為(wei) 基礎的市場經濟。

　　反思之三：重啟改革必須堅定民主和法治的方向

　　40多年的改革曆程告訴我們(men) ，隻有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ti) 製和政治-體(ti) 製的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麵積極推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wei) 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經濟改革的實際推進上，需要從(cong) 以下方麵做出努力:實現尚未完成的產(chan) 權製度改革;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完成國有企業(ye) 的股份化改製;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建立新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

　　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民主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築的保證。從(cong) 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ti) 製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ti) 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範政府的行為(wei) ，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zhong) 對政府的控製與(yu) 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民主和法治的目標。

　　根據過去40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症結在於(yu) 政府自身。計劃經濟是由一個(ge) 從(cong) 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直到人們(men) 的家庭生活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製和操持的。

　　由於(yu) 改革涉及每一個(ge) 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要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為(wei) 專(zhuan) 注於(yu) 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yu) 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

　　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jin) 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jia) 格形成的行政幹預，使市場機製有可能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於(yu) 建設一個(ge) 能夠為(wei) 市場機製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

　　沒有這樣一個(ge) 製度平台，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luan) 、官民關(guan) 係緊張的狀態，難以使經濟和社會(hui) 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轉自微信公眾(zhong) 號“思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