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wei) 民在武漢進行宏觀經濟公開演講。針對一部分人把數字經濟視為(wei) “虛擬經濟”，並將數字經濟與(yu) “實體(ti) 經濟”相對立的看法，他表示數字經濟包含硬件製造和軟件服務，都屬於(yu) 實體(ti) 經濟，不是虛擬經濟，發生在各行各業(ye) 的數字化進程，將使數字經濟成為(wei) 中國未來經濟的主要形態。

　　楊偉(wei) 民先生於(yu) 上世紀80年代曾在日本一橋大學學習(xi) 過，是我的學長。我非常讚同楊學長的發言，甚至我的看法比他要更激進一些。

　　我認為(wei) ，數字經濟已經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態。中國經濟今後要獲得高質量發展，必須做好數字技術和其他經濟部門的無縫融合，做到互相賦能，共同進步。從(cong) 我在日本學習(xi) 工作和回國工作生活的經曆看，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抓住發展數字經濟的機遇非常重要。

　　重硬輕軟的陷阱

　　日本的平成時代，指從(cong) 1989年到2019年間的30年時間。這個(ge) 年代，日本麵臨(lin) 國內(nei) 國外的眾(zhong) 多重大變局。國際上，東(dong) 西冷戰結束，中國開始市場化改革，互聯網浪潮風氣雲(yun) 湧。而日本國內(nei) ，人口開始下降，國內(nei) 市場飽和，國內(nei) 房地產(chan) 泡沫破裂。

　　平成時代30年間，日本GDP平均增長率為(wei) 1%左右。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均GDP比美國高。但2000年以後，日本和美國的人均GDP差距不斷拉大。

　　造成這個(ge) 結果的原因有很多，經驗教訓也非常多。但筆者認為(wei) ，“重硬輕軟”，即對傳(chuan) 統製造業(ye) 過分適應，對新興(xing) 互聯網等行業(ye) 的對應滯後，在數字經濟時代沒能成為(wei) 和中美並列的引領者，是平成時代日本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5年前後，筆者曾在日本一家大型銀行總部工作。有銀行職員在討論互聯網企業(ye) 時用到了“虛業(ye) ”這個(ge) 詞。當時的日本把製造業(ye) 稱之為(wei) “實業(ye) ”，把新興(xing) 互聯網企業(ye) 稱之為(wei) “虛業(ye) ”。這種兩(liang) 分法，實際上反映出當時日本國民的普遍心態，認為(wei) 製造業(ye) 比互聯網行業(ye) 更靠譜一些。

　　而日本國民將數字經濟歸入“虛業(ye) ”的觀念，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剛起步時就已經出現。之所以會(hui) 出現這種社會(hui) 心理，就和日本在上世紀70-80年代通過製造業(ye) 打敗歐美有直接關(guan) 係。

　　二戰後，日本社會(hui) 所推崇的一直都是製造業(ye) 大企業(ye) 當中的人，優(you) 秀的年輕人大學畢業(ye) 後，以進入幾家大型日本企業(ye) 為(wei) 榮，其次是廣告公司、電視台等機構。日本特有的終身雇傭(yong) 製，確保了年輕人按部就班在一個(ge) 行業(ye) 學習(xi) 、發展、晉升。

　　事實上，筆者認為(wei) ，2005年以前的日本互聯網行業(ye) 基礎，比中國要好。這是因為(wei) 個(ge) 人電腦普及率、網絡的質量、物流係統以及信用卡普及率都比中國好。

　　與(yu) 此同時，日本一直非常在學習(xi) 和模仿美國：美國有的，日本馬上學習(xi) 和跟蹤，互聯網行業(ye) 也不例外。日本樂(le) 天(Rakuten)就成立於(yu) 1997年，和網易成立於(yu) 同一年，比騰訊、阿裏巴巴要略早。可見，中日互聯網行業(ye) 起步時間其實差不多。

　　作為(wei) 一個(ge) 產(chan) 業(ye) 整體(ti) ，日本存在嚴(yan) 重的“重硬輕軟”現象。這使得日本的數字經濟隻能一條腿走路，非但無法快速追趕美國;20多年後的今天，中日在數字經濟方麵的差距也已十分明顯，甚至比GDP規模差距還要更大一些。

　　相比之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美國，精英要麽(me) 選擇去華爾街，要麽(me) 選擇去矽穀，兩(liang) 股人才潮流的交匯，推動了美國科技產(chan) 業(ye) 在21世紀後期的迅速壯大，客觀上擊潰了來自歐洲與(yu) 日本科技產(chan) 業(ye) 界的挑戰。

　　在那期間，隻有產(chan) 業(ye) 基礎遠不如歐洲和日本的中國，存在類似美國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末，一批海內(nei) 外精英同時紮進互聯網行業(ye) 。他們(men) 創辦的互聯網企業(ye) ，如騰訊、阿裏巴巴、百度、網易都成為(wei) 今天重要的數字龍頭企業(ye) 。

　　不可否認的是，2007年第一代蘋果智能手機麵世之前，作為(wei) 數字經濟中的硬件製造產(chan) 業(ye) ，日本仍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但麵對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國內(nei) 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日本對應稍微慢了幾年，造成的後果卻是長期的。

　　直到2005年前，日本主流社會(hui) 輿論對互聯網的看法還是“虛業(ye) ”。日本知名大學畢業(ye) 生到網絡公司，還不是很普及的現象。工資待遇比較高的綜合商社、電視台、廣告公司、知名製造行業(ye) 的大企業(ye) ，往往是日本大學生最想進的地方。美國矽穀聚集了全世界最優(you) 質的人才，但本國優(you) 質人才流入的滯後，也成為(wei) 掣肘日本互聯網行業(ye) 沒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這些都意味著，日本失去的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不可能再回來了。

　　擺脫“虛與(yu) 實”的二元對立

　　反觀今日的中國，頭部互聯網企業(ye) 可以被視作數字經濟的領頭羊。其發展路徑表現為(wei) ，以發達的消費互聯網牽引各行各業(ye) 進行數字化轉型，繼而推動中國進入大規模的產(chan) 業(ye) 數字化階段，由此也提升了數字經濟占整體(ti) 經濟的比重。

　　國家網信辦發布的《數字中國規劃方案》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於(yu) 2022年突破50萬(wan) 億(yi) 元，占GDP比例超40%，總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1.5倍。

　　數字經濟中的硬件與(yu) 軟件，有點類似人體(ti) 中的肌肉與(yu) 大腦，硬件產(chan) 業(ye) 強，顯示出肌肉發達;軟件產(chan) 業(ye) 強，則意味著頭腦發達。

　　從(cong)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大規模的商業(ye) 化應用開始，軟硬產(chan) 業(ye) 之間的相互促進開始顯著加速。最典型的案例即GPU的出現。因為(wei) 用戶對遊戲畫質要求的提升，催生GPU的出現;而近期出現的ChatGPT，則讓英偉(wei) 達的GPU價(jia) 格一路上漲，英偉(wei) 達的股價(jia) 也出現瘋狂漲幅，曾出現一天漲出一個(ge) “阿裏巴巴”的現象。

　　從(cong) iphoness到新能源汽車，再到ChatGPT，日本並沒有缺席，但都無法像2000年之前那樣站在舞台中央，成為(wei) 主角。背後的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但日本社會(hui) 各界對互聯網報以“虛業(ye) ”之態度，也起到了相當負麵的作用，影響了整個(ge) 行業(ye) 對人才的吸引及社會(hui) 聲譽的塑造。

　　相比日本，中國在互聯網產(chan) 業(ye) 興(xing) 起階段采取了“不爭(zheng) 論”的態度。2016年後，國家才開始對介入對互聯網企業(ye) 的“強監管”。

　　但監管和發展並不矛盾。更何況在全球經濟低迷，產(chan) 業(ye) 增長乏力的今天，來自數字科技巨頭的創新，實際上變成了全球走出當下危機的一股關(guan) 鍵力量。

　　也正是在這個(ge) 背景下，2022年底在微軟支持下推出的ChatGPT，一方麵被各方寄予厚望，另一方麵也成為(wei) 拉響美中日歐下一步角逐的號角。

　　對中國而言，過去數年裏對科技巨頭的監管方式，已經從(cong) 集中式走向了常態化。無論是對保護民營企業(ye) 的強調，還是對平台企業(ye) 賦予新的職能，亦或是對數字經濟的高度認可，都在釋放相似的信號：希望中國的科技巨頭能夠輕裝上陣、重啟旗鼓，完成重要使命。

　　從(cong) 這層意義(yi) 上看，楊偉(wei) 民的演講內(nei) 容才令人觸動，也希望中國社會(hui) 主流輿論對數字經濟的界定，不要陷入“虛與(yu) 實”的二元對立陷阱。畢竟，鄰國日本的教訓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