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方借鑒中國科舉(ju) 製建立文官製度之前，科舉(ju) 製是世界公認的先進選才製度。科舉(ju) 製不僅(jin) 對中國古代曆史的影響至為(wei) 廣泛和深刻，人們(men) 往往把唐以後的古代社會(hui) 稱為(wei) “科舉(ju) 社會(hui) ”，而且也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產(chan) 生廣泛影響的製度之一。科舉(ju) 製與(yu) 古代國家治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其中的一些經驗與(yu) 啟示，至今仍值得深入總結和借鑒。

　　其一，科舉(ju) 選才的客觀公正性提升了古代國家政權的公信度。科舉(ju) 選才與(yu) 此前的察舉(ju) 製等選官製度最大的不同，就是朝廷開科考試、士子自由報考、主要按考試成績決(jue) 定取舍，特別是其通過日益完備的製度建設及切實執行，淡化了血緣和裙帶關(guan) 係等的影響、保證了選才客觀公正的實現。如包含考生資格與(yu) 報考、各種考試規則以及出卷、閱卷、錄取程序和防範與(yu) 懲治作弊等在內(nei) 的製度日趨嚴(yan) 密。明代還創立了鄉(xiang) 、會(hui) 試考官和考務官在考試前夕集體(ti) 盟誓的製度，誓言若不秉公從(cong) 事，則“甘當天譴”。這在當時社會(hui) 普遍對“天”充滿敬畏的背景下，具有很強的心理約束力。另外，出於(yu) 提高閱卷的公平度等考慮，從(cong) 明朝開始，又要求所有考生在首場的經義(yi) 考試中，都要按照統一的“八股”(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程序答題，考官則須依據“合乎程式、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溫柔敦厚”的統一標準對每份答卷寫(xie) 出評語。盡管後來八股文由於(yu) 過於(yu) 程式化，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發展，但在當時仍具有保障公平的意義(yi) 。萬(wan) 曆四十年(1612年)，明廷甚至規定將“落卷”發還考生，其底氣就源於(yu) 考官評語的中肯與(yu) 公允。

　　與(yu) 此同時，科舉(ju) 功名之間的關(guan) 係也從(cong) 唐朝的“平行多元”發展為(wei) 宋元以後的“一體(ti) 多層”，至明代最終形成了包括生員、監生、舉(ju) 人、三甲進士、二甲進士、庶吉士和鼎甲進士(探花、榜眼、狀元)在內(nei) 的從(cong) 低到高寶塔形的功名體(ti) 係，不僅(jin) 提高了進士的選拔質量，而且很好地適應了客觀存在的人才多層化需要。科舉(ju) 功名的不同層級與(yu) 其初選官職不同層級的對應關(guan) 係也在不斷加強，至明代，從(cong) 監生到狀元都有了與(yu) 之大致對應的初授官職範圍。因這些功名都是通過考試獲得的，這就顯著提高了其初次選官的公平度，從(cong) 而得到了社會(hui) 各階層的廣泛認可，由此提升了政府機構的代表性和公信度。

　　其二，科舉(ju) 成為(wei) 朝廷凝聚社會(hui) 各階層的得力工具。其主要表現有三：首先是不斷擴大科舉(ju) 報考者的範圍，一方麵給社會(hui) 上層的出類拔萃者通過科舉(ju) 保持優(you) 勢地位提供了製度保障，另一方麵也給包括社會(hui) 底層在內(nei) 的各階層民眾(zhong) 通過科舉(ju) 實現社會(hui) 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希望和製度保障，從(cong) 而滿足了社會(hui) 各階層的需要，也持續擴大了科舉(ju) 的影響力。其次是促成了積極的社會(hui) 流動。如唐代元載、牛僧孺等庶族士子就是通過考中進士而官至宰相;宋代寒士通過科舉(ju) 升至高層者更為(wei) 常見，故有反映這一現實的“朝為(wei)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詩句廣泛流傳(chuan) 。明代進士出身於(yu) “上三代純平民家庭”者，占了統計總數的43.34%，出身於(yu) 上三代沒有擔任過“實職官”家庭的進士占了統計總數的58.65%。清代由科舉(ju) 引起的社會(hui) 流動雖有所放緩，但普通百姓和幾乎所有士子仍把科舉(ju) 視為(wei) 實現社會(hui) 地位上升的最好和主要通道。甚至直到近代，這一觀念仍在社會(hui) 上影響很廣，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另一著名教育家蔣夢麟在其自傳(chuan) 中也說：“我幼稚的心靈裏，幻想著……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舉(ju) 人，中了舉(ju) 人再中進士。”再次，不斷完善對落第士子的優(you) 撫政策。宋代開始先後給予屢試不第而又年歲偏大的5萬(wan) 多士子“特奏名進士、諸科”的功名，占了兩(liang) 宋錄取進士、諸科總數的45%;明代是對落第士子實施優(you) 撫政策幅度空前之大的朝代，其錄取進士雖僅(jin) 為(wei) 24586人，但未考中進士的“舉(ju) 人”開始成為(wei) 僅(jin) 次於(yu) 進士的終身功名，具有連續參加會(hui) 試和選官的資格，總數達8萬(wan) 多人;且鄉(xiang) 試的應試和落第者——監生和生員也成為(wei) 終身功名。以上製度皆被清朝繼承。通過妥善安置生員以上的科舉(ju) 落第者，有效降低了落第者可能的消極情緒和行為(wei) ，使其由科舉(ju) 的失意者變為(wei) 相應功名的享有者，把可能的消極因素甚至對立麵變為(wei) 朝廷的利益共同體(ti) ，並由此催生出大量的科舉(ju) 家族，為(wei) 社會(hui) 樹立了效仿對象。此外還形成一個(ge) 遍及全國城鄉(xiang) 的縉紳階層，他們(men) 在連接朝廷和百姓、協助地方政權處理宗族和公益事務等方麵發揮著積極作用。

　　其三，科舉(ju) 成為(wei) 選拔邊遠落後地區人才和促進這些地區文化發展、增強向心力的重要舉(ju) 措。在激烈的科舉(ju) 考試競爭(zheng) 中，邊遠落後地區的士子顯然處於(yu) 劣勢地位。故自宋代開始，曆代王朝都在科舉(ju) 錄取中對相對落後地區的士子給予適當照顧，如宋哲宗以後，會(hui) 試“凡是北人(齊魯河朔五路士子)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元代實行四等人與(yu) 區域配額相結合的取士製度，規定全國17個(ge) 舉(ju) 行鄉(xiang) 試的地區各按定額錄取考生，總額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75人，再赴會(hui) 試錄取100人，四等人各占25人。明宣宗開始實行各直省鄉(xiang) 試按定額錄取、會(hui) 試分卷區按比例錄取製度;清代又進而實行鄉(xiang) 、會(hui) 試皆按直省定額錄取製度。而無論鄉(xiang) 試解額，還是會(hui) 試定額，都體(ti) 現了對邊遠落後地區的照顧。清政府在治理邊遠土司地區的過程中，也推行了科舉(ju) 製。由此，不僅(jin) 保證了對邊遠落後地區人才的選拔、促進了這些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而且通過不斷將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吸納進官僚隊伍，顯著提升和加強了邊遠落後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有利於(yu) 鞏固和促進統一。

　　其四，科舉(ju) 成為(wei) 普及和傳(chuan) 承以儒學為(wei) 主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有效手段，為(wei) 形成科舉(ju) 時代的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觀、人生觀和社會(hui) 共識提供了製度保證。科舉(ju) 考試內(nei) 容在唐五代和北宋前期盡管具有一定的多樣性，但皆屬以儒學為(wei) 主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不同於(yu) 後代者，是其詩賦考試在考試內(nei) 容上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為(wei) 提高考生的儒學素養(yang) ，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對科舉(ju) 進行改革，變詩賦取士為(wei) 經義(yi) 、論、策取士，盡管此後仍有一定反複，但至元代，以經義(yi) 、論、策取士就完全定型了。這不僅(jin) 對培養(yang) 和選拔“經世致用”的綜合性人才具有重要意義(yi) ，而且對促進儒家文化傳(chuan) 播與(yu) 普及具有重要意義(yi) 。科舉(ju) 製以考試內(nei) 容為(wei) 導向，把以儒學為(wei) 主的主流文化持續不斷地輸送和普及到全國各地，促進了邊疆和僻遠地區的文化進步和社會(hui) 發展，增強了文化認同。

　　其五，科舉(ju) 不斷為(wei) 文化、習(xi) 俗以及經濟發展注入新內(nei) 容。一是豐(feng) 富了漢語詞匯。如人們(men) 熟知的“金榜題名”“蟾宮折桂”等皆指考中科舉(ju) 或進士;“大魁天下”“獨占鼇頭”指中狀元，後泛指名列第一或居於(yu) 首位;另外，“小題大做”“沆瀣一氣”“破天荒”“名落孫山”“五子登科”，甚至酒令中的“五魁首”等詞也都是科舉(ju) 的產(chan) 物。二是為(wei) 文學作品的創作提供了豐(feng) 富素材，如明末馮(feng) 夢龍的“三言”、淩濛初的“二拍”，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學作品都有大量描寫(xie) 科舉(ju) 的內(nei) 容。三是唐宋以後的社會(hui) 風俗廣泛滲透著科舉(ju) 的影響，如促進社會(hui) 形成普遍的向學風氣以及鼓勵孝行、獎勸善行等，又如“士人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再如許多地方為(wei) 振興(xing) 文運而修建“文峰塔”“文昌閣”和拜文昌帝君等，為(wei) 彰顯功名榮耀而修建科舉(ju) 牌坊和題名碑等。四是科舉(ju) 推動了如造紙、圖書(shu) 、交通、旅店等行業(ye) 的發展，成為(wei) 當時經濟形態及其運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當然，科舉(ju) 製畢竟是農(nong) 耕時代和君主專(zhuan) 治社會(hui) 的產(chan) 物，也有諸多缺陷和不足，諸如考試公平與(yu) 區域公平的矛盾，又如導致片麵應試、舉(ju) 業(ye) 至上、做官第一等，再如八股取士後來日益僵化，留下了發人深省的教訓。特別是考試內(nei) 容狹窄，不利於(yu) 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科舉(ju) 考試內(nei) 容始終局限在人文領域，宋元以後完全以經書(shu) 義(yi) 、策、論取士，這必然抑製自然科學的發展，甚至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醫學的中醫，發展空間也日益狹窄，天文曆法也同樣如此，更談不上形成自然科學的學科體(ti) 係;16世紀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和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就與(yu) 科舉(ju) 考試內(nei) 容的狹窄尤其近千年一貫製有一定關(guan) 係。這提醒後人，製度建設沒有一勞永逸的，必須不斷與(yu) 時俱進、創新發展，才能不斷獲得生命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進入近代，科舉(ju) 製廢止難以避免，然而清廷遽廢科舉(ju) 而無相應的替代製度，造成統治和社會(hui) 失序。清末內(nei) 外危機日益深重，清廷希望通過興(xing) 新學而富國強兵，遂遽廢科舉(ju) 。因當時的改革者完全忽視了科舉(ju) 不僅(jin) 是選才製度，而且具有把中央與(yu) 地方、君主與(yu) 社會(hui) 以及官僚、士紳、民眾(zhong) 、政治、教育、經濟、不同地區等各方麵聯結起來的功能。其雖因考試內(nei) 容陳舊而致所選人才不能適應富國強兵的需要，但其作為(wei) 各方“聯結點”的功能並未完全失去，其選拔人才客觀公正的特點也大體(ti) 得以維持。故隨著科舉(ju) 的廢除，短期其他政策又未能有效接續，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亂(luan) 和政權的加速崩潰。

　　作者：郭培貴(安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明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