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全球化紅利已漸行漸遠，逆全球化大幕緩緩拉開，中國麵臨(lin) 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本報告複盤了人類百年曆史上全球化與(yu) 逆全球化的交替輪回，試圖揭示逆全球化時期的共同特征，以及中國麵對逆全球化的戰略選擇。

　　一、我們(men) 正在經曆第三輪逆全球化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周期輪回而非單邊趨勢。逆全球化是與(yu) 全球化相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國采取的阻礙商品、資本和勞動自由流動，使全球各國互相開放、相互依賴的一體(ti) 化程度減弱的一係列政策，通常與(yu) 人類科技創新周期緊密相關(guan) 。一般來說，全球化通常始於(yu) 一輪技術革命引發的世界各國普遍意義(yi) 上的生產(chan) 效率大幅進步，而逆全球化則往往出現於(yu) 上一輪技術進步紅利消耗殆盡的時期。

　　19世紀後期以來，世界共經曆三輪全球化和三輪逆全球化浪潮。我們(men) 以貨物貿易/GDP來衡量全球化與(yu) 逆全球化的程度，可以看到自1870年以來，人類曆史上共經曆了三輪全球化和三輪逆全球化過程，當前我們(men) 正處於(yu) 第三輪逆全球化時期。

　　(一)  第一輪周期：繁榮與(yu) 戰爭(zheng)

　　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地理全球化。18世紀始於(yu) 英國的第一次工業(ye) 革命將世界連成一個(ge) 整體(ti) ，以英國為(wei) 代表的老牌資本主義(yi) 國家與(yu) 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貿易緊密聯係在一起;進入19世紀，美國、德國等後發資本主義(yi) 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ye) 化過程，全球貿易的“玩家”逐漸擴大。

　　始於(yu) 19世紀後半葉的第二次工業(ye) 革命以電力的廣泛使用為(wei) 標誌，徹底打破了信息傳(chuan) 播的地理限製。1866年美英兩(liang) 國之間首次成功鋪設跨大西洋海底電纜;1876年貝爾發明電話為(wei) 海底電纜的應用擴展了新的場景，加速了各國鋪設電纜的步伐。從(cong) 1870-1913年，全球貿易增長了3.2倍，世界工業(ye) 生產(chan) 增長了4倍。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第一輪全球化受到沉重打擊，各國紛紛采取以鄰為(wei) 壑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20世紀20-30年代，資本主義(yi) 國家貿易保護主義(yi) 盛行。1921年英國實行《保護工業(ye) 法》，對6000多種工業(ye) 品的進口加征33.3%的從(cong) 價(jia) 稅;1922年美國實行所謂“競爭(zheng) 性的關(guan) 稅”，平均稅率超過30%;歐洲大陸國家和印度、澳大利亞(ya) 等國也分別提高了工業(ye) 品或農(nong) 產(chan) 品的進口稅率。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出台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的步伐，1930年美國出台《斯穆特-霍利關(guan) 稅法》，提高了890種商品關(guan) 稅，50種商品從(cong) 免征名單裏剔除。

　　(二)第二輪周期：“黃金時代”與(yu) “滯脹”

　　20世紀50-60年代是資本主義(yi) 國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二戰後歐洲和日本百廢待興(xing) ，冷戰籠罩下世界大戰的風險降低，以及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ti) 係，都大大推進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yi) 國家的全球化進程。出口/GDP在1960年超過一戰前的水平，1970年則接近10%。

　　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ti) 係解體(ti) 和兩(liang) 次中東(dong) 戰爭(zheng) 嚴(yan) 重打擊了第二輪全球化。20世紀60年代末，深陷越南戰爭(zheng) 的美國經濟增長動能逐漸放緩，“滯脹”風險抬頭;1971年美國自二戰以來首次從(cong) 貿易順差國變為(wei) 貿易逆差國，強勢美元支撐下的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岌岌可危;同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宣布“新經濟政策”，美元與(yu) 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ti) 係解體(ti) 。整個(ge) 20世紀70年代，世界籠罩在美元危機的陰影之中;再加上兩(liang) 次中東(dong) 戰爭(zheng) 加導致石油價(jia) 格暴漲，加劇了西方國家“滯脹”風險，這些都嚴(yan) 重打擊了全球化進程，全球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在這一時期停滯不前。

　　經濟“滯脹”造成貿易戰再度升溫，主要集中在日美兩(liang) 國之間。與(yu) 第一輪逆全球化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相比，第二輪逆全球化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具有兩(liang) 個(ge) 鮮明特征：一是關(guan) 稅以外的貿易保護政策被廣泛使用，1975年後美國頻繁對日本發起“301調查”;二是貿易保護從(cong) 傳(chuan) 統工業(ye) 領域向高科技領域擴展，“半導體(ti) 戰”和“電信戰”貫穿了整個(ge) 80-90年代。

　　(三) 第三輪周期：最後的晚餐

　　20世紀80年代後期，西方國家私有化浪潮與(yu) 新興(xing) 經濟體(ti) 加入世界貿易體(ti) 係，共同推動全球化達到新的高度。從(cong) 1985年到2008年，全球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從(cong) 14.6%上升到25.3%，創下曆史新高。

　　第三輪全球化是迄今為(wei) 止一體(ti) 化水平最高的全球化，但在此過程中造成的全球失衡孕育了全球金融危機，為(wei) 逆全球化浪潮埋下伏筆。

　　第一，順差國與(yu) 逆差國的貿易差額擴大造成全球失衡。中國從(cong) 1993年對美貿易出現順差，兩(liang) 國貿易差額為(wei) 62億(yi) 美元。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wei) 美國對外貿易的最大逆差國，並且貿易差額有逐年擴大的趨勢，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左右達到最大，高達5.63%，並在之後一直保持在2.5%的占比。

　　第二，全球失衡的背後是美國的產(chan) 業(ye) 空心化問題。二戰結束後，美國製造業(ye) 產(chan) 值占GDP比重便呈現下降趨勢，從(cong) 1951年的27%下降至當前的10%左右。在第二輪逆全球化的20世紀70-80年代，是德國、日本製造業(ye) 繁榮發展的時期，兩(liang) 國製造業(ye) 占GDP比重分別在1975年和1986年趕超美國;2000年以後，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製造異軍(jun) 突起，加劇了美國產(chan) 業(ye) 空心化的步伐。製造業(ye) 占比快速下降削弱了美國工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持續削弱美元的基礎。

　　第三，發達國家內(nei) 部貧富分化加劇，主導全球化的民意基礎逐漸喪(sang) 失。自20世紀初以來西方國家貧富分化縮小的趨勢隨著70年代“滯脹”的到來而停止。1910年，西歐國家收入前1%的群體(ti) 占有全國55%的私人財富，在美國則是43%;100多年之後，美國的財富集中程度幾乎回到了20世紀初的水平。貧富分化擴大常被西方政客用來“甩鍋”中國“偷”走了工作崗位，導致發達國家參與(yu) 全球化的民意基礎喪(sang) 失。

　　二、 複盤曆史，逆全球化的五大特征

　　逆全球化的產(chan) 生往往源於(yu) 全球化後期固有矛盾的積累。逆全球化時代有以下五個(ge) 方麵的特征。

　　(一) “追趕國”相對“守成國”經濟實力逼近或趕超

　　逆全球化時代，世界“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挑戰;世界“老二”要麽(me) 反超“老大”(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要麽(me) 在“老大”的反擊下“沉淪”(如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和日本)。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分別完成對英國GDP總量和人均GDP的超越，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一。1870年美國GDP總量接近英國，此後很快便在總量上實現對英國的超越;20世紀初，美國人均GDP超越英國，從(cong) 而實現從(cong) 總量到人均對英國的全麵趕超。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GDP總量超過美國的60%，人均GDP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超過美國。日本對美國人均GDP的優(you) 勢一直延續到1997年。

　　2001年末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增長駛入快車道。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2012年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的50%，到2021年中國GDP總量已達美國的76%。

　　(二) “守成國”主動戰略收縮，全球化退化為(wei) “陣營化”

　　逆全球化時代，由於(yu) 綜合實力的下降，原本主導全球化的世界“老大”、即“守成國”選擇戰略收縮，轉向退守基本盤的“陣營化”;與(yu) 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老二”、即“追趕國”反而成為(wei) 全球化的積極倡導著。

　　20世紀上半葉，國力日漸衰落的英國退守殖民地的基本盤，於(yu) 1932年建立“英帝國特惠製”，對英帝國之外的國家實施歧視性貿易政策。一戰後英國國力衰落，在國際貿易體(ti) 係的競爭(zheng) 力逐漸下降;為(wei) 此，英國退守殖民地基本盤，1932年在渥太華召開英帝國經濟會(hui) 議，與(yu) 會(hui) 國正式建立了特惠關(guan) 稅製度，本質上是對英帝國成員國給予貿易數量和關(guan) 稅優(you) 惠，對帝國之外的國家則提高關(guan) 稅。帝國特惠製建立之後，英國的年度出口額出現快速增長，特別是對英帝國成員出口份額明顯上升。

　　在英國退守“陣營化”的同時，美國反而高舉(ju) 貿易自由化的大旗。1934年美國頒布《互惠貿易法案》，開創性地提出“無條件最惠國原則”，從(cong) 雙邊向多邊打開世界市場，旨在擴大其在國際貿易體(ti) 係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力。英國在30年代建立的帝國特惠製雖然在短期有利於(yu) 英國在其原殖民地維持優(you) 勢地位，但卻與(yu) 二戰後多邊主義(yi) 貿易一體(ti) 化相悖，促使其國際影響力進一步衰落，帝國特惠製最終於(yu) 20世紀70年代末終結。

　　時過境遷，曾經高舉(ju) 自由貿易大旗的美國如今也出現戰略收縮，轉而以意識形態作為(wei) 經貿往來的“指揮棒”。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TPP)，並宣稱美國將與(yu) 其他國家開展雙邊貿易談判;2022年5月美國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主要目的是拉攏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麵經濟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RCEP)國家，實現供應鏈“去中國化”，可以看到，印太經濟框架參與(yu) 談判國與(yu) 中國主導的RCEP國高度重合。

　　(三)舊的貨幣體(ti) 係瀕臨(lin) 崩潰

　　全球化進程離不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ti) 係。1870年至一戰前的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以英鎊為(wei) 核心的金本位製國際貨幣體(ti) 係，二戰後的全球化浪潮則有賴於(yu) 於(yu) 以美元為(wei) 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ti) 係;而逆全球化時期，由於(yu) 原全球化主導國競爭(zheng) 力下降，以主導國貨幣為(wei) 核心的國際貨幣體(ti) 係愈發不穩定，貨幣危機頻繁爆發，反過來又加劇了逆全球化進程。

　　逆全球化時期，主導國家出口競爭(zheng) 力下降，匯率愈發不穩定。一戰後，英國世界製造業(ye) 中心的地位被美國所取代，在世界貿易中所占貿易份額也在縮小。在此背景下，英國為(wei) 恢複其國際地位，於(yu) 1925年宣布恢複金本位製，規定1英鎊兌(dui) 換4.86美元的戰前匯率水平，但戰後英鎊的市場匯價(jia) 隻有3.5美元，英鎊被明顯高估，進一步損害了英國商品的出口競爭(zheng) 力。整個(ge) 20年代英國經濟表現在西歐國家中是最差的。

　　二戰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其固有的“特裏芬難題”始終成為(wei) 威脅貨幣體(ti) 係的不穩定因素，最終導致1971年美元與(yu) 黃金脫鉤。20世紀60年代末，滯脹陰影下的美國出口競爭(zheng) 力逐步被日本、德國所取代，70年代初美國從(cong) 貿易順差國變為(wei) 貿易逆差國，最終導致美元與(yu) 黃金脫鉤。此後的50年間，美國貿易逆差繼續擴大，黃金價(jia) 格也開啟了長期上漲趨勢。

　　從(cong) 匯率角度來看，逆全球化開啟了“守成國”匯率長期貶值的趨勢，而“追趕國”貨幣逐漸具有了避險屬性。19世紀後期，英鎊與(yu) 美元始終維持比較穩定的匯率;一戰結束後，由於(yu) 英美國力的對比發生變化，英鎊匯率較美元大幅貶值，在此後的30年間出現劇烈波動，英鎊已經難以承擔維護國際貨幣體(ti) 係穩定的重任，美元的地位明顯提升。與(yu) 之類似，20世紀70年代爆發了數次美元危機，在這期間，日元成為(wei) 避險資產(chan) 。整個(ge) 20世紀70年代，美元危機頻繁爆發，10年間美元兌(dui) 日元累計貶值超過30%。

　　(四)能源體(ti) 係出現劇烈變革

　　能源是國家間競爭(zheng) 繞不開的領域。逆全球化加劇了國家對自身安全的擔憂，紛紛在能源領域投入更多資源，一方麵加大本國能源開采，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麵加速研發新能源，高效、安全和可持續的新能源應用往往在逆全球化時期集中爆發。

　　第一輪逆全球化時期，石油占比迅速上升。從(cong) 1910年-1950年，石油占總能源的比重從(cong) 2.5%上升至接近20%，同時煤炭和傳(chuan) 統生物質能(木材、泥炭等)占比下降，石油逐漸成為(wei) 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對地緣政治格局產(chan) 生兩(liang) 個(ge) 深遠影響，一是中東(dong) 產(chan) 油國家崛起，中東(dong) 地區地緣戰略意義(yi) 大幅提高，並一直延續至今;二是美國加大本國石油開采力度，在國家安全保障方麵進一步領先英國。

　　第二輪逆全球化時期石油能源占比達峰，天然氣占比上升，核能作為(wei) 清潔能源獲得快速發展。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能源占比同年達到曆史最高的43%，之後開始回落。取代石油資源的主要有兩(liang) 類，一是天然氣占比從(cong) 70年代的15%逐年上升，二是核能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投入民用，20世紀末在能源中的占比接近6%。

　　2010年至今的逆全球化，能源發電成本大幅降低。根據Bloomberg NEF的數據，21世紀第二個(ge) 10年裏，太陽能、海上風能和陸上風能的平均成本(每兆瓦時發電設備的平均壽命成本)分別下降了87%、62%和56%，降幅遠超過去。這反映了在全球傳(chuan) 統能源爭(zheng) 奪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各國加大新能源領域的研發投入，以求盡快降低對傳(chuan) 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度。

　　(五)各國圍繞軍(jun) 備競賽大力投入科技研發

　　逆全球化往往發生於(yu) 上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紅利末期，各國紛紛加大研發投入，以求占領下一輪科技革命的製高點，而科技投入的重要抓手是軍(jun) 備競賽;軍(jun) 備競賽所積累的科技成果逐漸轉化到民用領域，引領新一輪技術進步。

　　科技領域的競爭(zheng) 主要集中在“追趕國”和“守成國”之間。例如，一戰到二戰之間，各國主要圍繞建造戰列艦展開海軍(jun) 裝備競賽，同時也帶動了民用工業(ye) 領域的大發展，美國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的電焊技術極大提高了生產(chan) 力水平。1870年-1913年間，英國年均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為(wei) 1.2%，美國則為(wei) 1.9%;而到了1913-1950年間，美國和英國勞動生產(chan) 率年均增速分別為(wei) 2.5%和1.9%;除美國和英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在逆全球化時期的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較之前沒有明顯提升。

　　2018年以來，隨著地緣衝(chong) 突不斷升級，中、美、德等國家普遍大幅提高了軍(jun) 費開支。2023財年美國國防預算總額高達8580億(yi) 美元，較2022年提高10%;俄烏(wu) 衝(chong) 突加劇了歐洲國家的不安全感，22年德國設立1000億(yi) 歐元的特別基金，用於(yu) 改善軍(jun) 備，並宣布從(cong) 22年起將軍(jun) 費開支提升至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2%。

　　三、今非昔比，本輪逆全球化中國何去何從(cong) ?

　　我們(men) 正身處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新一輪逆全球化時期，預計將持續至2035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趕超美國的時間點是關(guan) 鍵。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均公開表示“未來十年將會(hui) 是美國和中國競爭(zheng) 的關(guan) 鍵時期”，中美國力對比將是貫穿本輪逆全球化的主旋律。麵對日益激烈的競爭(zheng) ，中國將采取哪些戰略應對?

　　(一) 增儲(chu) 上產(chan) ，保障安全

　　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將國家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經濟層麵要保障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安全;未來供給側(ce) 改革的思路可能逐步淡化，擴大內(nei) 需、增儲(chu) 上產(chan) 是保障安全的大方向。

　　一方麵是降低重要初級產(chan) 品的對外依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強調“加強重要能源、礦產(chan) 資源國內(nei) 勘探開發和增儲(chu) 上產(chan) ”，當前我國以大豆為(wei) 代表的農(nong) 產(chan) 品和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品的進口依賴度仍然較高，未來的方向是加大對能源礦產(chan) 的采掘以及通過高標準農(nong) 田建設提高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質量。

　　另一方麵是重要工業(ye) 品產(chan) 能要有冗餘(yu) 、有備份。二十大報告提出“把實施擴大內(nei) 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我國產(chan) 能周期峰值從(cong) 2009年後在持續收縮，特別是供給側(ce) 改革後伴隨金融周期收縮帶來雙重壓力;22年經濟極差的情況下，很多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產(chan) 能緊缺並沒有緩解，預計23年隨著經濟逐步複蘇，產(chan) 能緊缺的問題可能會(hui) 更為(wei) 突出。逆全球化時代產(chan) 能為(wei) 王，產(chan) 能有冗餘(yu) 、有備份是應對各類外部風險挑戰的底氣，因此預計未來將開啟新的產(chan) 能擴張周期。

　　(二) 產(chan) 業(ye) 政策“王者歸來”

　　逆全球化給了產(chan) 業(ye) 政策“王者歸來”的機會(hui) 。在全球化時代，產(chan) 業(ye) 政策主要由“追趕國”來實施，通過產(chan) 能補貼、市場準入等方式幫助本國快速建立現代化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然而在逆全球化時代，無論是“追趕國”還是“守成國”，均出現訴諸產(chan) 業(ye) 政策來提升國家競爭(zheng) 力的傾(qing) 向。

　　上一輪逆全球化時期，日美在半導體(ti) 領域實施了大量產(chan) 業(ye) 政策。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從(cong) 偏重補貼和保護本國企業(ye) 轉向成立政府-企業(ye) 聯合體(ti) ，加大半導體(ti) 領域的研發力度，特別是在1976年組建“官學產(chan) ”聯合體(ti) ，啟動“DRAM製法革新”國家項目;而為(wei) 應對來自日本的挑戰，美國也成立半導體(ti) 產(chan) 業(ye) 協會(hui) 整合國內(nei) 半導體(ti) 資源，以維持自身的優(you) 勢地位。

　　本輪逆全球化產(chan) 業(ye) 政策集中在中美兩(liang) 國。近年來中國產(chan) 業(ye) 政策逐漸從(cong) 單純補貼企業(ye) 向發揮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優(you) 勢、擴大國內(nei) 需求轉型。2019年首次提出“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關(guan) 鍵核心技術攻關(guan) 新型舉(ju) 國體(ti) 製”;22年8月美國通過“芯片法案”，為(wei) 美國半導體(ti) 產(chan) 業(ye) 提供高達527億(yi) 美元的政府補貼，維持其在半導體(ti) 領域的競爭(zheng) 力。

　　我國是實施產(chan) 業(ye) 政策較多的國家，但傳(chuan) 統的供給側(ce) 產(chan) 能補貼型產(chan) 業(ye) 政策已不再奏效，未來產(chan) 業(ye) 政策將聚焦兩(liang) 個(ge) 方向：一是基礎研發領域。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將發揮更大作用，效仿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官產(chan) 學”聯合體(ti) ，政府主要在資金層麵向“卡脖子”行業(ye) 傾(qing) 斜;二是通過需求側(ce) 補貼擴大內(nei) 需市場。類似設備更新改造低息貸款等需求端補貼政策將延續，目的是降低國產(chan) 設備的使用成本，拓展市場需求，以使用促改善，實現產(chan) 業(ye) 的高端化轉型。

　　(三) 主動應對“金融戰”

　　盡管逆全球化時代“追趕國”與(yu) “守成國”經濟實力的差距在縮小，但金融主導權的變化往往滯後於(yu) 經濟實力的變化。盡管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分別完成對英國GDP總量和人均GDP的趕超，但直到二戰結束之前，英鎊仍是最重要的國際結算貨幣。

　　近10年來美國頻繁發起以凍結金融資產(chan) 、禁止使用交易係統等方式為(wei) 代表的“金融戰”，作為(wei) 不對等的製裁手段。2020年美國曾威脅將中國香港提出SWIFT係統，2022年2月，美、歐、英、加聯合宣布禁止俄羅斯主要銀行使用SWIFT係統。

　　中美貿易戰隻是表象，“金融戰”是威脅國家安全的根本，未來中國勢必加快與(yu) 投資和貿易夥(huo) 伴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進程，“一帶一路”國家是重要突破口。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yu)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辦理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年均增長49%，占同期人民幣跨境支付的比例從(cong) 13.9%提升到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