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實事求是的唯物論觀點搞調查研究

　　有些問題既不唯上級文件的本本，也不唯基層幹部的匯報，隻唯躬身實際調查

　　鄧小平曾襟懷坦白地說過，“我是實事求是派”，“我讀的書(shu) 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men) 打仗靠這個(ge) ，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ge) ”。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鄧小平在北京市順義(yi) 縣調查農(nong) 村辦公共食堂問題時，躬身深入到該縣白廟村、上輦村等隊，明察暗訪、多方調查後發現，實際情況既不是上級文件和報紙宣傳(chuan) 的，也不是有的基層領導幹部匯報的農(nong) 村辦公共食堂就是好的結論。於(yu) 是，在該縣桑園村召開的幹部會(hui) 上明確表態指出：“吃食堂是社會(hui) 主義(yi) ，不吃食堂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ge) 文件上說，也不管是哪個(ge) 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wei) 準。根據群眾(zhong) 的意見，決(jue) 定食堂的去留。”“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zhong) 決(jue) 定。”

　　鄧小平講話後的第二天，僅(jin) 該縣上輦村就有250多戶社員自願退出了食堂。隨後，鄧小平向黨(dang) 中央和毛澤東(dong) ，實事求是地匯報了他調查研究後獲得的第一手真實情況，並就解決(jue) 該問題提出正確建議。黨(dang) 中央和毛澤東(dong) 采納了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調查研究後提出的正確建議。

　　在鄧小平這次調查研究結束2個(ge) 月之後，中共中央在同年6月發出的《農(nong) 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明確規定：生產(chan) 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jue) 定。這一文件執行後各地農(nong) 村很快停辦公共食堂。這既符合當時我國農(nong) 村的實際，也符合人民群眾(zhong) 的利益。

二、用辯證法的發展觀搞調查研究

　　著眼於(yu) 客觀要素發生的新變化，不斷充實新的調查材料，及時調整和完善行動方案

　　唯物辯證法認為(wei) ，任何事物（包括作為(wei) 某次調查研究對象的事物）都處在發展、變化、運動之中，這就要求人們(men) 要用發展的觀點認識每一事物，用發展的 觀點搞調查研究。

　　1949年3月至4月期間，鄧小平在反複躬身調查研究的基礎上，2次對毛澤東(dong) 和中央軍(jun) 委確定的渡江作戰時間，提出修改建議一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解放戰爭(zheng) 進入到1949年初後，毛澤東(dong) 和中央軍(jun) 委就運籌帷幄，思考人民解放軍(jun) 渡過長江的時間問題。根據鄧小平等2月9日提出的方案，中央軍(jun) 委最初確定渡江時間為(wei) 當年3月。然而到了3月，為(wei) 了配合我黨(dang) 與(yu) 國民黨(dang) 在北平進行的和平談判，使我黨(dang) 我軍(jun) 在政治鬥爭(zheng) 中贏得主動權，並力爭(zheng) 實現我軍(jun) 和平渡過長江，毛澤東(dong) 和中央軍(jun) 委決(jue) 定，將原定的3月渡江推遲到4月10日，此為(wei) 中央軍(jun) 委對渡江時間的第一次變化。

　　接到中央軍(jun) 委的決(jue) 定後，時任中共中央華東(dong) 局第一書(shu) 記、第二野戰軍(jun) 政治委員、兼渡江戰役總前委書(shu) 記的鄧小平，在認真研究中央軍(jun) 委決(jue) 定的同時，又作了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特別是慎重地研究了4月10日的天文情況。在周密調查研究後，鄧小平代表渡江戰役總前委，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陰曆15日，月圓通宵，不利於(yu) 我軍(jun) 夜間隱蔽渡江，為(wei) 此建議渡江時間推遲到4月15日黃昏進行。中央軍(jun) 委采納了鄧小平上述正確建議。

　　軍(jun) 事鬥爭(zheng) 的情況往往瞬息萬(wan) 變。到了4月11日，我黨(dang) 與(yu) 國民黨(dang) 在北平舉(ju) 行的和談已進入最後階段，作為(wei) 和談文件的《國內(nei) 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已定，若南京政府簽訂《國內(nei) 和平協定》，則我軍(jun) 就可實現和平過江。基於(yu) 上述背景，中央軍(jun) 委致電鄧小平和渡江戰役總前委：國共和談截至4月20日為(wei) 最終期限，中央軍(jun) 委決(jue) 定渡江時間推遲到4月22日。此後，中央軍(jun) 委又電告渡江戰役總前委，4月25日以後渡江（未定具體(ti) 時間），此為(wei) 中央軍(jun) 委對渡江時間的第二、三次變化。鄧小平收閱這些電報後，再次作了多方麵的周密調查研究：查閱近10年長江水文氣象資料;聽取偵(zhen) 察部門敵情匯報;分析因我軍(jun) 數次推遲渡江時間，致使集結江邊的我百萬(wan) 大軍(jun) 供給出現的新困難等情況。

　　經過多方麵調查和綜合分析，鄧小平於(yu) 4月17日向毛澤東(dong) 和中央軍(jun) 委再次提出新的建議：渡江時間定在和談協定最後簽定日即4月20日夜。這基於(yu) 以下考慮：既可使我黨(dang) 我軍(jun) 在政治上贏得勝利(渡江戰役安排在《國內(nei) 和平協定》最後簽訂日期之後再打響)，又可減輕我軍(jun) 後勤供給的困難和壓力(渡江由4月25日以後改為(wei) 4月20日，會(hui) 減少軍(jun) 需供給數日乃至更長的時間);既可使我軍(jun) 在長江水情較為(wei) 有利時渡江(根據水文資料，長江下遊4月下旬進入黃梅雨季，4 月下旬江水上漲很快，會(hui) 增大渡江難度)，又可使我軍(jun) 在天氣條件較為(wei) 有利時渡江(4月20日是陰曆25日，月出後半夜，且為(wei) 下弦月，有利於(yu) 我軍(jun) 隱蔽、突然渡江)。這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因素的最佳作戰方案，理所當然地為(wei) 毛澤東(dong) 和中央軍(jun) 委完全接受。

三、用群眾(zhong) 路線搞調查研究

　　廣泛傾(qing) 聽群眾(zhong) 意見，正確集納群眾(zhong) 智慧

　　領導幹部下基層搞調查研究的過程，是領導幹部與(yu) 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zhong) ，麵對麵、心貼心的交流思想的過程，是領導幹部深入群眾(zhong) 、深入基層了解社情民意的過程。

　　1961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順義(yi) 縣搞調查研究時指出：“搞調查研究，要多同群眾(zhong) 打交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尊重群眾(zhong) 的意願，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走群眾(zhong) 路線。”

　　鄧小平在廣泛聽取群眾(zhong) 意見後指出，在調整和確定社隊規模和基本核算單位時，“要根據群眾(zhong) 的意見辦事，大、中、小結合嘛！要趕快把這個(ge) 問題拿到群眾(zhong) 中去辯論。現在幹部與(yu) 群眾(zhong) 的想法不同，各級幹部的想法也不同，要把幾種不同的想法結合起來，最後定出一個(ge) 妥善的解決(jue) 辦法”。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正確思想，順義(yi) 縣委正確集納群眾(zhong) 的智慧，將全縣原來設置的8個(ge) 公社，劃分為(wei) 24個(ge) 公社;將原來的47個(ge) 基本核算單位，劃分為(wei) 385個(ge) 基本核算單位，基本上是以村為(wei) 基本核算單位。這樣做基本適合當時當地生產(chan) 力的發展水平，充分反映了群眾(zhong) 的願望，克服了平均主義(yi) ，有利於(yu) 組織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有利於(yu) 經營管理，調動了廣大群眾(zhong) 的生產(chan) 積極性。

四、正確辨析調查中聽到的不同意見

　　充分尊重大多數群眾(zhong) 公論，正確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調查研究結論

　　在對某項工作做調查研究時，難免會(hui) 聽到幾種不同的觀點，這是調查研究中經常出現的普遍現象和正常現象。問題在於(yu) ，能否在幾種迥然相異的不同觀點中，作出符合實際的正確判斷，是一次調查研究活動是否成功的關(guan) 鍵。

　　1931年8月，鄧小平接任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縣委書(shu) 記後，對該縣肅清“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工作進行調查研究。該縣原主要領導人李添富、謝在權匯報說，瑞金縣肅清“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工作成績很大，已肅清出2000多“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分子，並將一些“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分子處決(jue) ，目前在押的“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分子還有300多人。然而絕大多數群眾(zhong) 反映，李添富、謝在權是品質惡劣的壞人，他們(men) 在肅清“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工作中違反政策，搞刑訊逼供，大肆捕人，製造冤案，濫殺無辜。上述兩(liang) 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究竟孰是孰非?鄧小平在深入調查研究後，對上述兩(liang) 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作出如下判斷：大多數群眾(zhong) 反映的情況真實可靠，李添富等人的匯報與(yu) 實際不符。於(yu) 是，鄧小平當即決(jue) 定，立即停止逮捕和處決(jue) 所謂“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分子，釋放被關(guan) 的300多名所謂“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分子，隨後報上級批準，依法懲處了民憤極大的李添富、謝在權等人。

五、潛心研究客觀規律

　　自覺尊重客觀規律，強調要按客觀規律辦事

　　“調查研究”一詞包涵兩(liang) 層含義(yi) ：所謂“調查”，就是了解和掌握調查研究對象的有關(guan) 事實和現象;所謂“研究”，就是探求和揭示調查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據此，領導幹部搞調查研究的落腳點應是：揭示出某項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而製定出符合該項工作發展規律的方針政策，用以指導該項工作健康發展。因此搞調查研究，必須要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搞“調查”，必須重在揭示客觀規律上搞“研究”。

　　1961年，鄧小平圍繞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的有關(guan) 問題，在黑龍江省及北京市郊縣順義(yi) 縣搞調查研究時，十分重視對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規律的研究，強調要按經濟建設規律搞好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

　　在黑龍江省搞調查研究時，鄧小平多次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同其他社會(hui) 一樣，是有其發展規律的，我們(men) 搞建設，要按現階段社會(hui) 主義(yi) 原則來辦，規律是不能違背的，否則就要受到挫折和懲罰，這方麵我們(men) 是有教訓的。”所有製僅(jin) 僅(jin) 是一種經濟形式，要為(wei) 經濟發展服務。所以搞所有製調整要從(cong) 是否促進經濟發展來考慮。要遵循經濟規律，不能從(cong) 我們(men) 的主觀意識出發，也不能以主觀意識為(wei) 標準。在深入到工廠搞調查研究時，針對當時存在的工廠和農(nong) 村人民公社合一的體(ti) 製，使企業(ye) 不能按照價(jia) 值規律進行正常的等價(jia) 交換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現象，鄧小平指出：要堅決(jue) 把工廠和公社分開，讓企業(ye) 搞單獨核算，這樣可以使工廠不受公社的過多行政幹預，按照價(jia) 值規律，組織正常的生產(chan) 和流通。

　　1961年4月，在北京市順義(yi) 縣調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責任製問題時，鄧小平堅持用生產(chan) 關(guan) 係要適合生產(chan) 力規律的科學態度，肯定了當時順義(yi) 縣出現的“三包一獎懲”“四固定”等生產(chan) 承包責任製。他明確指出：“調動幹部和群眾(zhong) 生產(chan) 積極性的關(guan) 鍵問題，就是盡快製定‘三包一獎懲（即包工、包產(chan) 、包成本、超產(chan) 獎勵減產(chan) 懲罰）和‘四固定’ (即土地、勞力、耕畜、農(nong) 具固定到隊使用）的責任製。”翌年7月，他又先後2次在講話中快人快語地說到 ：“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於(yu) 恢複生產(chan) ，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讚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chan) 到戶。群眾(zhong) 要求，總有道理。”“生產(chan) 關(guan) 係究竟以什麽(me) 形式為(wei) 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ge) 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zhong) 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此外，鄧小平在北京順義(yi) 縣搞調查研究時，從(cong) 尊重經濟建設規律，強調要按照經濟規律搞經濟建設的觀點出發，還明確提出：要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hui) 主義(yi) 分配製度;農(nong) 業(ye) 要堅持以糧為(wei) 主、全麵發展的方針，發展農(nong) 村的各種手工業(ye) 生產(chan) ;要鼓勵社員搞養(yang) 殖業(ye) 等家庭副業(ye) ，以此繁榮農(nong) 村集市貿易，搞活農(nong) 村經濟，豐(feng) 富人民生活等一係列重要的經濟建設思想。

六、通過調查研究做好下情上達工作

　　如實向上級機關(guan) 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既報喜又報憂

　　領導幹部下基層搞調查研究後，必須把調查研究中得到的基層實情，向上級機關(guan) 作出如實反映，實現下情上達。

　　1944年7月28日，毛澤東(dong) 致電鄧小平及各抗日根據地負責人，請他們(men) 就各根據地的整風、減租、反特等10項工作搞調查研究，並將調查研究結果報告中央。根據毛澤東(dong) 下達的調查研究任務，鄧小平在太行山根據地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yu) 同年8月24日向毛澤東(dong) 遞交了一份約5000字的調查報告。鄧小平親(qin) 自起草的這份報告，內(nei) 容充實，生動具體(ti) ，既有翔實的調查材料，又有深刻的研究分析，既報喜又報憂，是下情上達的一次成功的典型範例。毛澤東(dong) 收閱報告後甚為(wei) 滿意，並親(qin) 自複電鄧小平說：“關(guan) 於(yu) 十個(ge) 問題的答複，早已收到，內(nei) 容極好。除抄給此間許多同誌閱讀外，並轉發各地參考。我完全同意你們(men) 的路線，望堅持下去。”

　　從(cong) 1947年下半年起，全國一些新解放區，在土地政策等問題上，出現了一係列“左”傾(qing) 做法。毛澤東(dong) 發現這一問題後，於(yu) 1948年5月24日致電鄧小平， “新解放區農(nong) 村工作的策略問題有全盤考慮之必要”，要求各新解放區要糾正“左”傾(qing) 錯誤。翌日，毛澤東(dong) 又親(qin) 自為(wei) 中共中央起草了《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dang) 工作》的文件，下發各中央局。

　　根據毛澤東(dong) 電報及中央文件精神，鄧小平對中原局領導下的新解放區的土改、整黨(dang) 等工作，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然後於(yu) 6月6日為(wei) 中原局起草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土改與(yu) 整黨(dang) 工作的指示》。在這份既是下發中原局各解放區的工作指示文件，又同時是上報黨(dang) 中央和毛澤東(dong) 的調查總結報告中，鄧小平將其調查研究中發現的中原局領導的新解放區存在的一係列“左”傾(qing) 錯誤歸結為(wei) 12個(ge) 方麵，絲(si) 毫不隱瞞中原局領導的新解放區存在的錯誤和問題，多次尖銳地指出，“我們(men) 製訂的方針和計劃，不是從(cong) 新區的客觀實際出發，而是從(cong) 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men) 到新區不調查不研究，簡單地抱著半年完成土改的意願”，“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我們(men) 從(cong) 領導機關(guan) 到幹部， 一般地沒有正確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嚴(yan) 重的‘左’的錯誤”;“全區軍(jun) 隊和地方無例外地違背了中央的工商業(ye) 政策”;“我們(men) 對於(yu) 城市鄉(xiang) 村的公共建築物、工廠、作坊、學校、文化事業(ye) 、教堂、廟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樹木等等，作了相當普遍的嚴(yan) 重的破壞，且以軍(jun) 隊最為(wei) 嚴(yan) 重，引起人民的極大反感”;“中央指示全黨(dang) 必須堅決(jue) 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克服領導機關(guan) 的經驗主義(yi) 和官僚主義(yi) ，這些現象在中原區更為(wei) 嚴(yan) 重”。

　　能夠在調查研究後，向上級領導機關(guan) 匯報本地區的工作時，實事求是地既報喜又報憂，毫不掩飾本地區、本單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是鄧小平一貫具有的實事求是的人格，在搞調查研究時的一個(ge) 生動、具體(ti) 表現。

七、在調查研究中做好上情下達工作

　　向基層幹部和群眾(zhong) 正確宣傳(chuan) 上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用正確的輿論引導和動員群眾(zhong)

　　領導幹部下基層搞調查研究，具有雙重工作任務，既肩負著下情上達的調查任務，又同時肩負著上情下達的宣傳(chuan) 任務：即要在與(yu) 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zhong) 的接觸中，向廣大幹部和群眾(zhong) 宣傳(chuan) 好黨(dang) 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基層幹部和群眾(zhong) 思想上存在的某些思想疑慮、認識誤區，用黨(dang) 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進行解釋、引導和教育，進而引導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zhong) 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黨(dang) 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鄧小平到東(dong) 北三省及天津搞調查研究，為(wei) 了促進全黨(dang) 的思想解放，為(wei) 召開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作輿論準備。鄧小平每到一處搞調查研究，都反複宣傳(chuan) 黨(dang) 中央關(guan) 於(yu) 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堅持對內(nei) 改革、對外開放，實現全黨(dang) 工作中心轉移的正確思想，發表了《高舉(ju) 毛澤東(dong) 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等一係列重要講話。在沈陽搞調查研究時，鄧小平指出：“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裏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在天津搞調查研究時，鄧小平又指出：“我走了幾個(ge) 地方，一再講就是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當懶漢，從(cong) 實際出發。”鄧小平通過在東(dong) 北及天津的調查研究活動，把黨(dang) 中央關(guan) 於(yu) 解放思想、實行改革開放、實現全黨(dang) 工作中心轉移等正確決(jue) 策向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zhong) 作了廣泛、充分的宣傳(chuan) ，實現了上情下達，為(wei) 3個(ge) 月之後黨(dang) 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在基層作了很好的思想發動和輿論準備。

　　1992年春天，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搞調查研究時，發表了係列重要談話。這些重要談話把黨(dang) 關(guan) 於(yu) 堅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正確決(jue) 策，向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zhong) ，作了充分的宣傳(chuan) 和解釋，實現了黨(dang) 中央決(jue) 策的正確下達，鄧小平堅定地指出：“要堅持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guan) 鍵是堅持‘一個(ge) 中心、兩(liang) 個(ge) 基本點’，不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我們(men) 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上繼續前進。”消除了不少人思想上的疑慮困惑。

八、在搞調查研究時既“ 務虛 ”又“ 務實 ”

　　解決(jue) 基層具體(ti) 問題，為(wei) 基層和群眾(zhong) 快辦實事、辦好實事

　　調查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以調查研究為(wei) 契機，解決(jue) 有關(guan) 具體(ti) 問題，以此推動各項工作健康發展。

　　1947年下半年，全國一些新解放區在土地政策問題上，出現了“一手拿槍，一手分地，仗打到哪裏，地分到哪裏”的“左”傾(qing) 做法。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shu) 記的鄧小平，在調查了大別山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情況後發現，新解放區馬上搞土地改革及分浮財，會(hui) 使社會(hui) 財富迅速分散，使軍(jun) 需供給直接落在了農(nong) 民身上，這樣既調動不了農(nong) 民積極性，又造成軍(jun) 需供給困難，於(yu) 人民群眾(zhong) 及軍(jun) 隊作戰都不利，是一項弊大於(yu) 利的“左”傾(qing) 做法。於(yu) 是鄧小平調查研究後立即電告毛澤東(dong) ，建議新解放區應停止以分配地富土地為(wei) 內(nei) 容的土地改革，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毛澤東(dong) 閱電後作出批示：“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可寶貴，望各地各軍(jun) 采納應用。”同時又明確致電鄧小平，新解放區要實行與(yu) 老解放區不同的土地政策，新解放區應立即停止分配地富土地的土地改革，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

　　1977年8月，鄧小平在與(yu) 當年高校招生工作會(hui) 議代表座談時，就當年的高校招生製度是繼續延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zhong) 推薦製度，還是恢複“文化大革命”前的統一考試製度進行調查研究。在充分聽取科教界專(zhuan) 家的發言後，鄧小平當機立斷、當場決(jue) 定，立即收回仍規定實行群眾(zhong) 推薦工農(nong) 兵上大學的招生文件，盡快重新製定新的招生文件，當年就恢複高校考試招生製度。鄧小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快事快辦，及時解決(jue) 具體(ti) 問題的這一招，使560多萬(wan) 求學若渴的有誌青年，在當年隆冬季節走進了高考試場，創造了新中國高考史上的奇跡，為(wei) 國家搶救出大批優(you) 秀人才。

九、把調查“事”與(yu) 調查“人”結合起來

　　在搞調查研究時，從(cong) 中發現、培養(yang) 和推薦優(you) 秀人才

　　鄧小平在每次下基層搞調查研究時，把調查“事”與(yu) 調查“人”結合起來，把推動“工作”與(yu) 發現“人才”結合起來，十分重視調查研究有關(guan) 黨(dang) 外人士、黨(dang) 的幹部的德才現實表現。對有趨近革命傾(qing) 向的黨(dang) 外人士，積極吸收其參加革命;對黨(dang) 內(nei) 德才品質優(you) 秀、有發展潛力的基層幹部，大膽介紹和推薦給有關(guan) 領導部門任用。

　　1929年7月，年僅(jin) 25歲的鄧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廣西主持黨(dang) 的工作並領導武裝鬥爭(zheng) 。鄧小平到廣西後，結合調查研究廣西的社情和敵、我、友的陣營構成，從(cong) 多個(ge) 側(ce) 麵考察認識李明瑞：既親(qin) 自與(yu) 李明瑞作推心置腹的談心，又明察秋毫地洞察李明瑞的政治傾(qing) 向;既從(cong) 廣西各界人士及李明瑞部下那裏了解李明瑞的情況，又深入廣大人民群眾(zhong) 了解李明瑞的有關(guan) 情況。經過多方麵的調查、觀察、分析，鄧小平認為(wei) ，李明瑞是一個(ge) 正直愛國、有進步傾(qing) 向、有軍(jun) 事才華的軍(jun) 事將領，經過教育是可以加入我黨(dang) 的。於(yu) 是，鄧小平耐心細致地做團結、教育、轉化李明瑞的工作，啟迪、引導他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李明瑞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

　　再如，1980年7月，鄧小平到第二汽車製造廠搞調查研究時，了解到當時擔任該廠副廠長的王兆國，認為(wei) 王兆國是一位年輕有為(wei) 、德才素質優(you) 秀、有發展潛力的基層幹部。於(yu) 是鄧小平果斷將當時僅(jin) 39歲的王兆國，介紹和推薦給中央有關(guan) 部門大膽提升使用。

十、科學分析調查素材

　　向上級機關(guan) 提交文風樸實、內(nei) 容充實的調研報告

　　鄧小平在搞調查研究工作時，不僅(jin) 能躬身搞調查，而且更善於(yu) 合理取舍和抽象調查後獲得的各種素材，在此基礎上，經常親(qin) 自動手撰寫(xie) 出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報告。鄧小平親(qin) 筆撰寫(xie) 的許多份調查研究報告，文風樸實，內(nei) 容充實，分析精辟，見解深邃，措施正確，屢屢得到黨(dang) 中央和毛澤東(dong) 的肯定和讚揚。

　　1948年1月，為(wei) 了及時做好下情上達工作，加強全黨(dang) 的集中領導，黨(dang) 中央作出《關(guan) 於(yu) 建立報告製度》的決(jue) 定，要求黨(dang) 的各中央局和分局書(shu) 記，每2個(ge) 月向黨(dang) 中央和中央主席寫(xie) 一份綜合報告，報告該地區各項工作情況。鄧小平嚴(yan) 格執行該項製度，在軍(jun) 政事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擠出時間親(qin) 筆給黨(dang) 中央寫(xie) 書(shu) 麵報告。毛澤東(dong) 曾就此評價(jia) 說：“書(shu) 記在前線亦是可以做報告的，鄧小平在大別山那樣緊張的環境亦做了幾次很好的報告。”在談到鄧小平撰寫(xie) 的報告的質量時，毛澤東(dong) 則幽默地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好像吃冰糖葫蘆。

　　1950年11月7日，鄧小平就西南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工作的情況，向黨(dang) 中央和毛澤東(dong) 寫(xie) 了綜合報告。毛澤東(dong) 於(yu) 同月15日複電鄧小平，“各項意見都是正確的，請即按此施行”，同時批轉其他各中央局“采納之”。

　　1951年5月16日，對鄧小平起草的《關(guan) 於(yu) 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綜合報告》，毛澤東(dong) 在認真閱讀後，親(qin) 筆作了5條多達1000多字的批示，向全國轉發。在批示中指出：“小平同誌的報告很好，發給你們(men) 研究。”“所有這些都很好，都值得慶賀，一切尚未做到這一步的地方，都應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