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發動的。改革的醞釀直接根源於(yu) 領導層追求現代化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因來自內(nei) 部(長期未能擺脫貧困)和外部(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的壓力而強化。中國的改革不是依據理論預設，而是訴諸實踐和試驗，從(cong) 局部開始，“撞擊―反射”式地推進。從(cong) 最初放權讓利改革到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經曆了重大的觀念和理論的突破，包括激烈的爭(zheng) 論。這種突破得益於(yu) 理論界的不懈探索和領導人的正確決(jue) 斷。國際交往的擴大拓展了人們(men) 的視野，為(wei) 反思中國體(ti) 製弊端，探尋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樣性的參照物和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但是，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動，還是實踐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擴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盡管理論上爭(zheng) 論不已，改革和開放的實踐卻始終朝著市場化的方向發展，而市場機製一旦被引進，如果不受人為(wei) 遏製，就會(hui) 形成不可逆轉的趨勢，產(chan) 生自我擴張的力量，對改革舊體(ti) 製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初期改革在一些國有部門步履蹣跚，非國有經濟卻獲得快速發展的曆史機會(hui) ，支持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並導致結構性變化，初步形成體(ti) 製內(nei) 與(yu) 體(ti) 製外兩(liang) 種經濟並存，計劃內(nei) 與(yu) 計劃外雙軌運行的格局。這種情況及其帶來的矛盾、摩擦和問題，推動決(jue) 策者必須采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整體(ti) 突破。kaiyun官方地址初期已經確定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的路徑。

　　一、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醞釀

　　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方針的醞釀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初，特別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領域，但最高決(jue) 策層從(cong) 一開始就意識到，擺在他們(men) 麵前的最大難題其實還是經濟問題。就是如何盡快恢複“麵臨(lin) 崩潰的邊緣”的經濟，加快四個(ge) 現代化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這不是一個(ge) 經濟問題，同時是一個(ge) 嚴(yan) 峻的政治問題。

　　尋找中國經濟更快發展的方法，首先是從(cong) 撥亂(luan) 反正開始的。“撥亂(luan) ”是糾正錯誤，“反正”就是返回到過去正確的東(dong) 西。1977、1978年經濟領域撥亂(luan) 反正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ge) ：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chan) 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hui) 主義(yi) 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chan) 和商品交換，重視價(jia) 值規律的作用;二是清算對所謂“資產(chan) 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否定對“唯生產(chan) 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chan) 力發展在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提出了體(ti) 製評價(jia) 的生產(chan) 力標準;四是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這些問題的討論受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的重視和肯定，特別是鄧小平直接推動了這個(ge) 討論。這一時期，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按勞分配問題。在他看來，物質利益原則仍然是調動積極性以加快發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體(ti) 現這種思路，1977、1978年調整了部分職工的工資，恢複了計件工資和獎金製度。

　　經濟體(ti) 製改革正是在撥亂(luan) 反正的過程中醞釀成熟的。在過去的經驗中就存在一種改革的思想資源，中國是最早看出蘇聯模式存在弊端並決(jue) 定改革的國家之一，雖然並不成功也沒有貫徹到底。同時，撥亂(luan) 反正也不止於(yu) 回到過去。積極投入撥亂(luan) 反正的不少人已經具備了改革意識。由撥亂(luan) 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從(cong) ‘撥亂(luan) 反正’到改革的一個(ge) 重要環節是明確體(ti) 製評價(jia) 的生產(chan) 力標準。”以這個(ge) 標準衡量，傳(chuan) 統體(ti) 製的弊端暴露無遺。生產(chan) 力長期停滯和徘徊，是中國決(jue) 定進行改革的主要推動力。

　　同時，一個(ge) 新的因素對中國領導人思考和決(jue) 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這個(ge) 新因素就是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認識。1978年春，以李一氓為(wei) 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回國後給中央寫(xie) 了報告。報告認為(wei) ，南斯拉夫不失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南共不失為(wei) 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的政黨(dang) 。根據代表團的報告，中共中央決(jue) 定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恢複和南共聯盟的關(guan) 係。這意味著，在社會(hui) 主義(yi) 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中共中央的觀點有了變化。這個(ge) 認識的變化對於(yu) 黨(dang) 內(nei) 在思想上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起了作用。影響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國考察潮。當中國重新把實現四個(ge) 現代化作為(wei) 自己的最高目標時，中國領導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國外，主要是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尋找利用外部資源(包括資金、技術、設備、管理經驗)來提升自己的發展水平的可能性。決(jue) 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為(wei) 自己的起點”。在中央決(jue) 策層，對外開放的決(jue) 心已經下定。他們(men) 思考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怎麽(me) 搞好對外開放。為(wei) 了學習(xi) 和借鑒外國經驗，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個(ge) 經濟代表團出訪日本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這是中國在封閉半封閉幾十年以後，再一次打開國門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學習(xi) 。外部世界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衝(chong) 擊同樣巨大。穀牧帶領中國訪歐經濟代表團等一些重要考察團回國後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並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xie) 出考察報告。這些報告不僅(jin) 提供了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和管理經濟的經驗。

　　這考察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緊迫意識和改革意識，並為(wei) 他們(men) 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直接推動了國務院務虛會(hui) 的召開。國務院務虛會(hui) 從(cong) 7月6日至9月9日，會(hui) 議的主題是研究加快中國四個(ge) 現代化的速度問題。會(hui) 上在發展速度和引進成套設備方麵表露出急於(yu) 求成的情緒，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然而，這次會(hui) 議的意義(yi) 在於(yu) 它對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問題進行了大膽、廣泛的討論。在會(hui) 上有幾個(ge) 東(dong) 西受到注意：一個(ge) 是赴南斯拉夫考察的結果;一個(ge) 是穀牧訪問西歐五國的報告;還有一個(ge) 是胡喬(qiao) 木、於(yu) 光遠、馬洪以國務院研究室名義(yi) 寫(xie) 的《按照客觀的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ge) 現代化》一文。會(hui) 上的一些發言很有見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在狼群中要學會(hui) 狼叫”，說明要了解資本主義(yi) ，要善於(yu) 和他們(men) 打交道，很有說服力。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視這次會(hui) 議。在前後23次會(hui) 議中，華國鋒隻有一兩(liang) 次沒有參加，在會(hui) 上發言和插話至少有13次。這次會(hui) 議雖然是務虛，不作決(jue) 議，但9月9日李先念的總結報告，集中了會(hui) 議的主要成果。報告提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放手發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在國務院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hui) 議上，進一步明確提出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ge) 轉變：從(cong) 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chan) 鬥爭(zheng) 和技術革命上來;從(cong) 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yi) 的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從(cong) 那種不同資本主義(yi) 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guan) 自守或半閉關(guan) 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三大轉變”思想的提出，標誌著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必須改革的醞釀已經成熟。

　　當然，鄧小平不是完全根據他人的匯報來判斷世界形勢的。鄧小平非常清楚中國與(yu) 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鄧小平出訪最多的一年。年初訪問緬甸和尼泊爾，9月訪問朝鮮，10月下旬訪問日本，11月訪問泰國、馬來西亞(ya) 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訪美國。鄧小平如此頻密出訪，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圖，就是要親(qin) 眼看一看世界現代化究竟發展到什麽(me) 程度，尋找中國可以借鑒的經驗。他自己的親(qin) 見加上其他考察團提供的信息，強化了他的緊迫意識，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men) 說1978年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醞釀已經成熟，不是指個(ge) 別領導人，而是指多數領導人，包括華國鋒。除了中央高層對改革的醞釀以外，改革的原動力還來自一些地方領導人的主動和群眾(zhong) 的自發行動。這主要反映在農(nong) 村政策方麵，1977年11月安徽省委製定的“六條”和1978年上半年四川省委製定的“十二條”，都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傳(chuan) 統思路之外尋找農(nong) 業(ye) 的出路。而少數窮極的農(nong) 民利用這種已經鬆動的政治空氣走得更遠，開始秘密地搞起過去反複批判過的“包產(chan) 到戶”，如有名的安徽鳳陽的小崗村。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內(nei) 在根源。

　　二、放權讓利：改革的最初思路

　　盡管改革在1978年已經醞釀成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仍然可以認為(wei) 是一個(ge) 轉折點，因為(wei) 它以中央全會(hui) 的權威形式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不過，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對改革的認識還很初步。從(cong) 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公報及有關(guan) 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央領導人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歸結為(wei) 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的改革。怎麽(me) 調動積極性?辦法有兩(liang) 條：一是將更多的決(jue) 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生產(chan) 單位;一是給予地方、企業(ye) 和勞動者個(ge) 人以更多的利益。鄧小平把這稱之為(wei) “經濟民主”。與(yu) 調動積極性的經濟哲學相一致，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ge) 經濟政策：允許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的確是一個(ge) 大膽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驅動而不是“革命精神”作為(wei) 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以承認差距的方法來激勵進取，增加財富總量，達到最終惠及全體(ti) 的目標。這個(ge) 能夠影響全局的“大政策”，把人們(men) 積蓄既久的利益動機和致富欲望調動起來。不僅(jin) 為(wei) 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而且成為(wei) 經濟改革的驅動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的改革與(yu) 此前改革嚐試最大的不同，在於(yu) 對市場力量的估計上。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hui) 上。許多經濟學家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guan) 係的“左”傾(qing) 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揮價(jia) 值規律的作用。例如，孫冶方重提“千規律，萬(wan) 規律，價(jia) 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提出應當為(wei) 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等等。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hui) 作總結時提出了“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這個(ge) 口號顯然是從(cong) 陳雲(yun) 1956年的“三為(wei) 主、三為(wei) 輔”脫胎而來的。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匯報時說，他同陳雲(yun) 談過計劃與(yu) 市場的問題。陳雲(yun) 同意“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wei) 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經濟是個(ge) 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他還說，“國內(nei) 要競爭(zheng) 一下”。當時對於(yu) 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這裏所說的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的關(guan) 係和陳雲(yun) 3月8日在《計劃與(yu) 市場問題》提綱中講的整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都必須有計劃和市場“兩(liang) 種經濟”的觀點，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hui) 議提出的“以計劃調節為(wei) 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的口號，其含義(yi) 是相同的。鄧小平為(wei)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hui) 議閉幕會(hui) 講話所準備的手寫(xie) 提綱，也有“權力下放，自主權與(yu) 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cong) 價(jia) 值法則、供求關(guan) 係(產(chan) 品質量)來調節”這一條。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hui) 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shu) 出版公司編委會(hui) 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指出：“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yi) 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hui) 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都是講要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調節和競爭(zheng) 。

　　陳雲(yun) 率先提出的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結合的觀點，對突破傳(chuan) 統的單一計劃體(ti) 製具有重大意義(yi) ，成為(wei) 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設計的依據。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關(guan) 於(yu) 經濟改革的方向，出現過三種設想：第一種設想，以中央各部為(wei) 主集中管理，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ye) 的權限，並在一定的範圍內(nei) 采取一些經濟辦法。第二種設想，在中央統一領導下，以省、市、自治區為(wei) 主分散管理。第三種設想，根據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的要求，主要采取經濟辦法、通過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實行計劃調節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企業(ye) 自主權。在國務院財經委體(ti) 製小組9月草擬的《關(guan) 於(yu) 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設想的初步意見》中明確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個(ge) 方案為(wei) 宜”。由此從(cong) 中看出，在經濟中引入市場機製的改革方向，在參與(yu) 決(jue) 策者中間一開始就很明確。

　　1979年，經濟工作進入調整階段，4月中央工作會(hui) 議確定擴大企業(ye) 自主權、財政和外貿三個(ge) 方麵的“小改”原則。加上農(nong) 業(ye) ，改革實際上主要從(cong) 四個(ge) 方麵起步：

　　1.擴大國有企業(ye) 自主權

　　企業(ye) 改革是循著放權讓利、適當引進市場機製以搞活企業(ye) 的思路進行的。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重慶市6家企業(ye) 實行擴權試點。1979年5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等六個(ge) 單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了首鋼等8個(ge) 企業(ye) ，進行擴大企業(ye) 自主權的試點。許多地方和部門積極性很高，紛紛效仿。1979年7月，國務院連續頒布了擴大企業(ye) 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chan) 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5個(ge) 文件，要求地方部門選擇少數企業(ye) 試點。1979年底，試點企業(ye) 擴大到4200個(ge) ，1980年6月又發展到6600個(ge) ，約占全國預算內(nei) 工業(ye) 企業(ye) 數的16%左右，但產(chan) 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擴權內(nei) 容最重要的有兩(liang) 條：一是在利潤分配上，給企業(ye) 以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二是在權力分配上，給企業(ye) 以一定的生產(chan) 計劃、產(chan) 品購銷，資金運用的權力，以打破企業(ye) 是政府機關(guan) 的附屬物、吃國家“大鍋飯”的體(ti) 製。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業(ye) 經營好壞與(yu) 企業(ye) 和職工利益掛鉤，以調動企業(ye) 和職工的積極性。

　　2.放權讓利的農(nong) 業(ye) 改革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加快農(nong) 業(ye) 發展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提出的25項政策，最重要的是兩(liang) 條：一條是尊重生產(chan) 隊的自主權和所有權;一條是大幅度提高農(nong) 副產(chan) 品收購價(jia) 格，直接增加了農(nong) 民的收入。前者是“鬆綁”，後者是“讓利”。1979~1982年農(nong) 副產(chan) 品收購價(jia) 連續四年提價(jia) ，提價(jia) 的範圍和幅度都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在給予生產(chan) 隊自主權和給予農(nong) 民自由方麵，其寬鬆度大大超過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線有兩(liang) 條：一是堅持“三級所有、隊為(wei) 基礎”的人民公社基本製度;一是保障國家對農(nong) 產(chan) 品的足額收購。在這個(ge) 基礎上，生產(chan) 隊有權選擇自己的經營方式和責任製形式，自主安排生產(chan) 計劃;農(nong) 民有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ye) 和進入集市貿易的自由。在繼續實行統購統銷的前提下，農(nong) 副產(chan) 品購銷體(ti) 製也開始鬆動：實行定基數和超購加價(jia) 、獎售政策，縮小統購範圍，減少統購、派購品種，恢複議購議銷業(ye) 務，恢複和開放了農(nong) 村集市貿易和城市農(nong) 貿市場，同時允許和鼓勵農(nong) 民在種植業(ye) 乃至農(nong) 業(ye) 之外尋找脫貧致富的門路。

　　3.在對外開放方麵放權

　　因為(wei) 鄧小平的直接支持，由榮毅仁主持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於(yu) 1979年10月成立。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hui) 議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e) 法》，隨後國務院頒布了其他有關(guan) 法規，對外商來華投資、轉讓技術，在勞務費用、場地使用、稅收、利潤、生產(chan) 經營的外部條件和自主權等方麵給予一定的優(you) 惠待遇。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dong) 和福建兩(liang) 個(ge) 省委的報告，決(jue) 定對兩(liang) 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中央對廣東(dong) 和福建兩(liang) 省特別是四個(ge) 特區，在對外經濟活動和經濟管理體(ti) 製試驗方麵給予了比內(nei) 地更多的自主權。為(wei) 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國務院著手改革對外貿易體(ti) 製，通過下放進出口貿易經營權，打破外貿部所屬公司獨家壟斷經營的局麵。

　　4.實行中央與(yu) 省、自治區兩(liang) 級財政新體(ti) 製

　　從(cong) 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個(ge) 直轄市繼續實行“總額分成、一年一定”的體(ti) 製以外，中央對各省、自治區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體(ti) 製，改“一灶吃飯”為(wei) “分灶吃飯”。財政體(ti) 製改革預設目標有兩(liang) 個(ge) ：一方麵希望擴大地方財權，為(wei) 地方注入活力，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麵希望增強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承擔起財政平衡的一部分責任，“在中央統一領導和計劃下，各過各的日子”。

　　這些以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為(wei) 目的的改革，卻從(cong) 多方麵引入了市場因素。農(nong) 村政策的調整和農(nong) 產(chan) 品購銷體(ti) 製的鬆動，使城鄉(xiang) 農(nong) 貿市場恢複了很久沒有過的繁榮和熱鬧。一些城市如廣州等地率先放開蔬菜和魚類等鮮活產(chan) 品的價(jia) 格，市場供應很快豐(feng) 富起來。擴大企業(ye) 自主權的改革使試點企業(ye) 開始關(guan) 注市場，在同行業(ye) 中引起了競爭(zheng) ;企業(ye) 獲得產(chan) 品自銷權，使一部分生產(chan) 資料開始作為(wei) 商品進入了市場;市場競爭(zheng) 產(chan) 生了市場價(jia) 格，雙軌製價(jia) 格初步形成;生產(chan) 領域雙軌製運行，推動了計劃外生產(chan) 的擴大，也創造了市場生成和發育的空間，為(wei) 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三、從(cong) 強調“市場調節”到強調“計劃經濟”

　　1980年3月17日，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為(wei) 中央經濟決(jue) 策機構，相應撤銷原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hui) 。這時，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周圍，形成了一個(ge) 主張“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改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橋、杜潤生、於(yu) 光遠、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橋。改革學派的形成得益於(yu) 兩(liang) 方麵的思想資源：一方麵是對中國過去20多年經驗教訓的係統總結和反思;另一方麵，是由於(yu) 國際交往的擴大。1979、1980年，出國考察熱持續升溫，最有意義(yi) 的是對日本、美國、德國、匈牙利等國經濟管理體(ti) 製進行的綜合考察。國外經濟專(zhuan) 家和經濟學家也頻繁應邀來訪，外國經濟學各種學派的思想和著作開始係統地介紹到國內(nei) ，大大拓展了人們(men) 的視野。對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三種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模式，中國領導人和理論界對匈牙利模式表現出更大的興(xing) 趣，但從(cong) 未考慮過照搬哪一些模式。然而，正是在總結中國自己的曆史經驗的同時吸收國外經驗，了解和研究國外各種經濟理論，逐步形成了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體(ti) 製為(wei) 核心的整套觀點和政策主張。

　　1980年初夏，薛暮橋在為(wei) 國務院體(ti) 製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指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生產(chan) 資料公有製占優(you) 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chan) 資料公有製占優(you) 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jia) 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wei) 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shu) 記會(hui) 議上，薛暮橋在會(hui) 上作了一個(ge) 說明，他說：“在我們(men) 起草這個(ge) 文件的時候，深深感到所謂經濟體(ti) 製的改革，是要解決(jue)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麽(me) 形式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問題，這是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根本方向。將來起草的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規劃，是一部‘經濟憲法’”。薛暮橋的意見的實質是建立以市場為(wei) 基礎的經濟體(ti) 係。他的話給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以重大影響，但是，這一改革思路在決(jue) 策層未能成為(wei) 共識，未能確定為(wei) 政府的決(jue) 策。

　　1980年的經濟形勢不利於(yu)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主張在決(jue) 策層取得優(you) 勢。這一年從(cong) 一方麵看，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經濟形勢。經濟搞活了，保持持續較快增長，市場供應改善，城鄉(xiang) 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幅度多年未有。從(cong) 另一方麵看，又出現了嚴(yan) 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誌是1979、1980年兩(liang) 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餘(yu) 億(yi) 元，1980年120餘(yu) 億(yi) 元，到1980年物價(jia) 穩不住了，商品價(jia) 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nong) 村上漲4.4%。決(jue) 策層把它視作危機的信號認真對待。出現這種困難既有曆史遺留因素，也有新的因素。新因素包括1979年開始的以還生活欠賬為(wei) 內(nei) 容的經濟調整步子邁得太大，農(nong) 產(chan) 品提價(jia) 、職工提薪、獎金發放、安置就業(ye) 、政策退賠以及擴大企業(ye) 和地方財權等，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麵，由於(yu) 決(jue) 策層對調整意見不統一以及來自地方和部門的阻力，使調整方針沒有得到很好貫徹，基建規模壓不下來，而且出現了預算內(nei) 投資壓縮預算外投資增加。這顯示出經濟調整與(yu) 放權讓利改革之間存在矛盾。放權讓利改革搞活了經濟，卻也引出了新問題。一方麵，放權仍然有限，在企業(ye) 留利、原材料供應、勞動管理體(ti) 製、工資製度、計劃外生產(chan) 等方麵企業(ye) 權力還很小，對搞活企業(ye) 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麵，集中管理的價(jia) 格體(ti) 製和不合理比價(jia) ，各工業(ye) 部門利潤水平相差懸殊，最為(wei) 典型的是，成本利潤率石油行業(ye) 比煤炭行業(ye) 高出100倍，造成苦樂(le) 不均、不公平競爭(zheng) 和相互攀比。同時，在沒有預算硬約束的製度下，試點企業(ye) 出現“截留稅利，亂(luan) 攤成本，濫發獎金和補貼”等行為(wei) ，放權讓利改革效應遞減。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利益強化，“少數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割據’的苗頭，不但上下爭(zheng) 利，而且阻礙經濟的橫向的聯係”。在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爭(zheng) 奪原料，重複建設，盲目生產(chan) ，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混亂(luan) 現象也有所發展。對外經濟交往中也出現了多頭對外，自相競爭(zheng) ，“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現象。

　　對於(yu) 經濟困難和混亂(luan) 的原因，有兩(liang) 種不同的解釋。主張保持計劃經濟主體(ti) 地位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堅持認為(wei) ，困難是由過分強調商品貨幣關(guan) 係引起的，他們(men) 不讚成把市場調節與(yu) 計劃經濟並提。改革派經濟學家則認為(wei) ，困難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wei) 進行了改革，而是因為(wei) 改革的辦法不適當。薛暮橋最早明確地指出放權讓利改革(他稱之為(wei) “分配改革”)有局限性。主張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物價(jia) 管理體(ti) 製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麵去，逐步取消行政定價(jia) 製度，建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不過，大多數人都讚同，當前調整是當務之急，改革要服從(cong) 調整。畢竟穩定是頭等重要的事。決(jue) 策層不僅(jin) 認為(wei) 經濟中“潛伏著一個(ge) 很大的危險，搞得不好，可能爆發經濟危機”，而且認為(wei) 經濟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不穩定。陳雲(yun) 的兩(liang) 句話引起高層高度重視，他說：“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chuan) 工作搞不好，會(hui) 翻船。”在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上，確定了“經濟上實行進一步調整，政治上實現進一步安定團結”的方針。1981年，經濟調整加大了力度，為(wei) 壓縮計劃外投資，采取緊急刹車措施：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向企業(ye) 和地方政府發行國庫券、暫時凍結企業(ye) 存在銀行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126億(yi) 元，積累率回落到28.3%，物價(jia) 趨向穩定，赤字減少到35億(yi) 元，調整成效十分明顯。

　　調整，“必須加強集中統一”，“最後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一”。調整的這種客觀要求使堅持計劃經濟主體(ti) 地位的觀點在政治上占據了上風，主張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應是商品經濟的觀點甚至受到指責。從(cong) 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開批評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他們(men) 認為(wei) ，1979~1980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受到衝(chong) 擊，原因就在於(yu) 過分削弱了指令性計劃，動搖了計劃經濟，過多提倡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中央正式文件的提法也有變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建國以來黨(dang) 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中的提法是：“必須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中共十二大強調：“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從(cong) 1979年到中共十二大，在計劃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上基本原則沒有區別，但強調的側(ce) 重點有所改變。1979年強調的是“市場調節”，1981年以後強調的則是“計劃經濟”。1982年底、1983年初，陳雲(yun) 多次把實行統一計劃與(yu) 搞活經濟的關(guan) 係比喻為(wei) “籠子”與(yu) 鳥的關(guan) 係。從(cong) 總體(ti) 上看，決(jue) 策者的改革思路沒有超出適當引入市場機製以完善計劃經濟的框框。

　　四、改革在“體(ti) 製外”取得突破性進展

　　1981年以後，經濟改革方向仍處於(yu) 不甚明朗的狀態，但改革並沒有停滯。提出計劃經濟為(wei) 主，並不排斥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強調改革服從(cong) 調整也不意味改革停頓。搞活經濟的初衷沒有變，已經推出的改革措施不可能退回到老路上去。原則是“有利於(yu) 調整、有利於(yu) 搞活經濟的改革必須堅持進行”。事實上，中央和國務院對改革的領導和研究進一步加強。1982年5月31日，成立了國務院總理兼主任的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從(cong) 1981~1983年，國務院體(ti) 改辦和體(ti) 改委先後擬製了三份改革意見和方案。

　　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的改革主要循著兩(liang) 條線進行：一是在擴大企業(ye) 自主權試點企業(ye) 實行經濟責任製。經濟責任製包括國家對企業(ye) 實行的經濟責任製和企業(ye) 內(nei) 部的經濟責任製。其目標是使企業(ye) 在獲得自主權的同時承擔起相應的經濟責任，促使企業(ye) 適應宏觀目標的要求。責任製的核心是國家與(yu) 企業(ye) 的利潤分配。辦法有三種：一是利潤留成，二是盈虧(kui) 包幹，三是以稅代利、自負盈虧(kui) 。1981年，在國營工業(ye) 企業(ye) 中普遍推行經濟責任製，配合以企業(ye) 整頓。承包製或許受到農(nong) 村包產(chan) 到戶成功的啟發，但城市改革要複雜得多。決(jue) 策層認為(wei) ，“實行利改稅是改革的方向”，希望通過利改稅一舉(ju) 達到既搞活企業(ye) 又保證“國家得大頭”的雙重目標。利改稅分兩(liang) 步推行：1983年推行的第一步利改稅，是利稅並存;1984年開始考慮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即從(cong) “稅利並存”逐步過渡到完全以稅代利。二是推進國營企業(ye) 的改組和聯合。這被看作既有利於(yu) 搞活又有利於(yu) 調整的一項改革。當時35萬(wan) 多個(ge) 大中小國有工業(ye) 企業(ye) 束縛於(yu) 部門所有製和地區所有製之中，無法適應現代化大生產(chan) 的要求。在改革的最初醞釀中，就把工業(ye) 改組，建立企業(ye) 性工業(ye) 公司(總廠)作為(wei) 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工業(ye) 改組從(cong) 1978年在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地開始試點。1979年，在全國擴大試點。1980年，在經濟管理體(ti) 製不能大動的情況下，決(jue) 策層對改組企業(ye) 抱有很大期望。7月1日，國務院作出《關(guan) 於(yu) 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希望通過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ti) ，加強橫向經濟聯係。其用意在於(yu) ：在難以自上而下打破行政隸屬關(guan) 係的情況下，鼓勵自下而上、循序漸進地脫離地區封鎖、部門分割的體(ti) 製。改組與(yu) 聯合取得一些進展，但也遇到了部門利益和地區利益的嚴(yan) 重障礙，不得不借助行政幹預的力量。企業(ye) 改組聯合也出現了一些中央部和省廳局借機收廠收權的問題。行政權力過多地介入，組建起來的公司中，真正的企業(ye) 性公司仍是少數。

　　國有部門的改革雖然取得一些進展，但受到整個(ge) 體(ti) 製的約束難以完全奏效。1981年至1984年間，經濟改革真正出現突破的不在國有部門，而在非國有部門。

　　1.農(nong) 村改革率先突破

　　最初的農(nong) 業(ye) 政策，基本屬於(yu) 調整的範疇或屬於(yu) 放權讓利改革，並沒有把體(ti) 製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提供的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引導出農(nong) 村管理體(ti) 製和經營方式的重大變革。放寬農(nong) 村經濟政策，為(wei) 農(nong) 民鬆綁解禁，使農(nong) 民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權和選擇權;調整宏觀農(nong) 業(ye) 政策，讓利於(yu) 民，又使農(nong) 民的選擇獲得了利益刺激。於(yu) 是，農(nong) 民渴望已久的對包產(chan) 到戶和包幹到戶的選擇，勢不可擋。農(nong) 村出現的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廣泛的爭(zheng) 論。在傳(chuan) 統的觀念中，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是必須堅持的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包產(chan) 到戶還是社會(hui) 主義(yi) 嗎?”反對的聲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數，包括中央和地方許多官員。單有農(nong) 民的選擇，沒有一批官員的同情、默許、支持和政策的跟進，農(nong) 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nei) 取得全國性的突破。農(nong) 村改革對增產(chan) 的顯著效果為(wei) 自己開辟了道路，既給農(nong) 民帶來好處，又豐(feng) 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時滿足了政府足額收購的要求。相對於(yu) 城市工業(ye) ，農(nong) 業(ye) 是計劃控製較為(wei) 薄弱的部門。因此，從(cong) 意識形態上提出的反對意見不足以阻止改革的進程。到1983年底，中國已有1.75億(yi) 農(nong) 戶實行了包產(chan) 到戶和包幹到戶，占農(nong) 戶總數的94.5%。包產(chan) 到戶動搖了人民公社製度的根基，1985年6月，全國全部完成政社分設，延續27年的人民公社體(ti) 製最終退出曆史舞台。

　　2.非國有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重新發展起來的各種集體(ti) (合作)經濟和個(ge) 體(ti) (私人)經濟來源於(yu) 城鄉(xiang) 兩(liang) 部分。城鎮非國有經濟包括個(ge) 體(ti) 經濟的恢複發展沒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礙，並不是因為(wei) 理論上率先突破，而是因為(wei) 迫於(yu) 現實壓力。2000萬(wan) 人待業(ye) 是20世紀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會(hui) 問題之一。為(wei) 了緩解就業(ye) 壓力，各地政府在向現有單位硬性分派就業(ye) 人員的同時，開始考慮在國有部門之外開辟新的就業(ye) 門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開，允許並積極鼓勵城鎮集體(ti) 經濟和個(ge) 體(ti) 經濟的發展，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就業(ye) 和自謀職業(ye) 。城鎮非國有經濟再次獲得發展機會(hui) 。個(ge) 體(ti) 經濟的恢複最快，主要從(cong) 事手工業(ye) 、商業(ye) 、飲食、運輸、建築修繕以及各種服務業(ye) 。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出現小型個(ge) 體(ti) 工業(ye) ，從(cong) 業(ye) 者38萬(wan) 人。農(nong) 村個(ge) 體(ti) 經濟的產(chan) 生，則是包產(chan) 到戶和多種經營兩(liang) 項改革引導出來的結果。到1983年底，農(nong) 村個(ge) 體(ti) 工商業(ye) 發展到419.5萬(wan) 戶，538萬(wan) 人。在城鄉(xiang) 個(ge) 體(ti) 經濟中發展出雇工經營的私人企業(ye) ，是一個(ge) 自然過程。然而，這裏又觸及一個(ge) 核心價(jia) 值：社會(hui) 主義(yi) 是否允許“剝削”。中央的政策開始是：允許帶兩(liang) 個(ge) 徒弟請五個(ge) 幫手。但現實很快突破了這個(ge) 限製，結果引起很大爭(zheng) 論。《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展開了持續的討論，一時間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針是：“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chuan) ，也不要急於(yu) 取締”，“看一看再說”。這個(ge) 方針的提出，對決(jue) 策者來說，多半出於(yu) 繞過爭(zheng) 論的策略考慮。把選擇權再次留給了實踐，留給了群眾(zhong) ，事實上默許了雇工經營的自發發展。於(yu) 是，以1984年為(wei) 拐點，城市特別是農(nong) 村的雇工大戶和私營企業(ye) 開始成批地產(chan) 生。

　　在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中，鄉(xiang) 鎮(社隊)企業(ye) 的異軍(jun) 突起具有特別的意義(yi) 。社隊企業(ye) 是農(nong) 村早期分工的積極成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社隊企業(ye) 沒有萎縮反而出現了大發展的勢頭，出乎許多人的預料。對於(yu) 社隊企業(ye) 的發展，始終存在讚揚和質疑兩(liang) 種聲音：讚揚者將其視為(wei) 農(nong) 村現代化的可喜趨勢;質疑者將其看作是對國有經濟的衝(chong) 擊，甚至是“挖社會(hui) 主義(yi) 的牆角”。在政策上有扶植(如減免稅收)，也有限製(如“三就地”)。然而，無論讚揚還是質疑，社隊企業(ye) 都不會(hui) 被約束在政策圈定的範圍內(nei) ，改革釋放出來的農(nong) 民的創業(ye) 衝(chong) 動，為(wei) 其開辟出一塊市場新園地，也獲得了越來越積極的政策支持。1984年，中央先後發出一號、四號文件，充分肯定社隊企業(ye) 在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發展中的曆史性意義(yi) 。各地政府也都把發展社隊企業(ye) 作為(wei) 擴大財源、提升政績的途徑大力扶植。社隊企業(ye) 在這一年出現了突破性發展的勢頭，出現聯戶辦和個(ge) 體(ti) 辦企業(ye) 的熱潮，此後，社隊企業(ye) 的稱謂也被鄉(xiang) 鎮企業(ye) 所取代，鄉(xiang) 鎮企業(ye) 成為(wei) 農(nong) 村經濟的重要支柱。

　　3.對外開放的重大進展

　　1978年確定的成套設備大引進計劃超出了當時國家償(chang) 還能力和國內(nei) 配套能力，在調整中不得不壓縮或延期執行，有些引進項目甚至不惜承擔毀約賠付的損失。然而，這並沒有影響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相反，1979年以後，中國封閉的經濟真正開始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擴展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國際農(nong) 業(ye) 發展基金會(hui) 成為(wei) 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之一，另一類為(wei) 政府貸款。同時采用了補償(chang) 貿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和其他資源開發、租賃業(ye) 務、對外加工裝配業(ye) 務、國際信托投資業(ye) 務、發行國外債(zhai) 券等利用外資的新工具。具有突破性意義(yi) 的是吸收國外直接投資。到1983年底，舉(ju) 辦中外合資企業(ye) 190家。建國30年以後，外商重返中國，“三資企業(ye) ”在中國注入了市場經濟的新因素。對外開放在地域上采取了逐步擴大的辦法。1979年，廣東(dong) 、福建兩(liang) 省被賦予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權限;1980年，正式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ge) 經濟特區。對辦經濟特區，決(jue) 策層存在積極和謹慎兩(liang) 種態度。1982年2月，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召開廣東(dong) 、福建兩(liang) 省座談會(hui) ，經濟特區政策繼續推進，但拒絕了其他省、市辦特區的要求。特區建設得到了來自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的直接支持和內(nei) 地省市的積極參與(yu) 。1984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先後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ge) 特區，回京後即提出對外開放是“放”而不是“收”的方針，建議擴大開放沿海城市。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jue) 定開放14個(ge) 沿海港口城市。由此掀起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二個(ge) 高潮。

　　五、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標誌著kaiyun官方地址總體(ti) 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從(cong) 批判“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論”轉到肯定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短短兩(liang) 年時間，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它又是怎樣在決(jue) 策層取得共識的?

　　首先是實踐的推動。經過幾年改革，中國經濟的構成悄然發生了重要變化。國有經濟以外的多種經濟成分迅速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包括集體(ti) 經濟、個(ge) 體(ti) 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ye) 在內(nei) 的非國有成分在整個(ge) 國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競爭(zheng) 格局的形成。農(nong) 村改革對中國走上市場化的先行示範作用尤其不可忽視。一個(ge) 有意思的現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論界有什麽(me) 爭(zheng) 論，農(nong) 村改革卻始終堅持著市場取向。農(nong) 村改革本身就是一個(ge) 市場化的擴展過程：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後，市場機製引入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經濟，鄉(xiang) 鎮企業(ye) 從(cong) 一開始就生存於(yu) 計劃外空間，它的異軍(jun) 突起是―個(ge) 成功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典範。國有部門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觀管理體(ti) 製出現不同程度的鬆動。中國經濟初步形成體(ti) 製內(nei) 與(yu) 體(ti) 製外兩(liang) 種經濟並存，計劃內(nei) 與(yu) 計劃外“雙軌製”運行的格局。這種體(ti) 製的變化，一方麵，帶動了整個(ge) 國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nong) 業(ye) 改革的成功，從(cong) 供給和需求兩(liang) 個(ge) 方麵有力地推動了整個(ge) 國民經濟的增長，支持了城市改革，使改革的聲譽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麵，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

　　隨著加快改革的呼聲漸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hui) 議上作題為(wei) 《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全麵而係統地改、堅決(jue) 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總方針。4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趙紫陽在聽取全國工業(ye) 交通工作會(hui) 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中也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趙紫陽解釋說：“調整也好，整頓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結合，是很難進行下去的。”1984年初，鄧小平對四個(ge) 特區的視察和他關(guan) 於(yu) 擴大開放的講話，進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熱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經濟領導部門專(zhuan) 門研究了怎樣改善國有企業(ye) 素質的問題。5月，國務院發布了“擴權十條”。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新舊體(ti) 製並存狀態不能持久，必須進一步改革，建立統一的國內(nei) 市場。

　　1983、1984年在國內(nei) 興(xing) 起的關(guan) 於(yu) 新技術革命的廣泛討論，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加強了改革的輿論。西方所謂第四次產(chan) 業(ye) 革命的觀點，受到中央領導人的重視。1983年10月9日，趙紫陽提出要組織研究新技術革命和我們(men) 的對策問題。他認為(wei) ，這次新工業(ye) 革命對中國向“四化”進軍(jun) 來說，既是一個(ge) 機會(hui) ，也是一個(ge) 挑戰。時機用得好，可以縮短差距;漠然視之，就會(hui) 被甩得更遠。胡耀邦積極支持，要求各級領導“用心看一看”。國務院和上海市分別組織了專(zhuan) 家小組研究對策。1983年11月5日，國務院幾家機構聯合舉(ju) 行“新的產(chan) 業(ye) 革命及我們(men) 的對策”研究動員大會(hui) ，從(cong) 1984年3月起，中央、國務院機關(guan) 開辦了20期的係列講座。全國興(xing) 起了一個(ge) 熱潮。專(zhuan) 家及部門提出的對策各異，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新技術革命對於(yu) 中國現行的體(ti) 製、經營思想和低效率狀況確是一個(ge) 嚴(yan) 峻挑戰。麵對挑戰，必須加速改革開放。

　　中共中央決(jue) 定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上通過一個(ge) 有關(guan)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為(wei) 改革確定方向。這個(ge) 《決(jue) 定》從(cong) 1984年6月就開始起草。改革思路的突破就出現在起草過程中。吳敬璉回憶說：最初一個(ge) 多月搞出一個(ge) 提綱，還沒有脫離原來的調子。在向胡耀邦匯報時，胡耀邦對提綱很不滿意，更新調整了起草班子。這時，政界和學術界的一些人開始醞釀為(wei) 商品經濟恢複名譽。馬洪受命組織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的幾位學者撰寫(xie) 了一篇為(wei) 商品經濟翻案的文章，送請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見，意在試探反應。使他們(men) 喜出望外的是，文章不但沒有招來批評，還得到了原來以為(wei) 會(hui) 持強烈反對意見的某位老同誌的稱讚。這樣，趙紫陽就在9月9日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yun) 寫(xie) 了一封信，就計劃體(ti) 製、價(jia) 格改革、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想法，征詢他們(men) 的意見。趙紫陽在信中提出：“各項改革都牽涉到計劃體(ti) 製，這是經濟體(ti) 製的核心。”“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以公有製為(wei) 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將通過價(jia) 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jia) 值規律為(wei) 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jia) 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沿用。”當前和今後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鄧小平、陳雲(yun) 分別於(yu) 9月11日和13日批示同意。陳雲(yun) 的批示還特別說到：“對五十年代適用的一些做法，現在不能也不應該套用。”說明他的觀點也是隨實踐而發展的。從(cong) 這時開始，決(jue) 定的起草工作有了新方針。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寫(xie) 道：“就總體(ti) 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決(jue) 定的提法沒有直接否定計劃經濟，而是以重新解釋計劃經濟的方式提出問題。先說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計劃經濟，再說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落腳點放在商品經濟。這反映了當時的認識階段，也是改革者的一個(ge) 策略。它使中央的提法前後保持銜接，既有利於(yu) 全黨(dang) 達成共識，又從(cong) 實質上確定了kaiyun官方地址的市場取向。發展商品經濟，實質上就是要發展市場經濟。這個(ge) 決(jue) 定雖然有不夠完善的地方，但畢竟實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重大突破。鄧小平高度評價(jia) 說，它“是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這次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有些是我們(men) 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陳雲(yun) 也表態說，“這個(ge) 文件非常重要，是一個(ge) 很好的文件。”決(jue) 定的通過，標誌kaiyun官方地址從(cong) 局部試點開始轉向以市場為(wei) 取向的全麵改革。

　　文章來源：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