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字表明，2022年末中國人口總規模為(wei) 141175萬(wan) 人，比2021年減少85萬(wan) 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wei) -0.60‰。這意味著，中國人口於(yu) 2021年達到峰值，從(cong) 2022年開始了負增長。國內(nei) 國際經驗表明，人口特征和動態是影響宏觀經濟格局最重要的長期因素。一方麵，人口格局為(wei) 經濟增長設定了方向和路徑，即一定時期的潛在增長能力;另一方麵，這個(ge) 潛在增長率為(wei) 宏觀經濟確定了基準，即周期性波動之後經濟增長應該回歸的常軌。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潛在增長能力也會(hui) 發生改變，發展方式和增長動能也應該隨之轉變。

　　中國人口在2021年達峰和隨後的負增長，是人口轉變階段的自然結果和必然歸宿，所帶來的全新和嚴(yan) 峻的挑戰必須予以正視和重視。雖然穩定生育率乃至促使其反彈的任務也十分重要，但是，這方麵政策既需從(cong) 長計議，政策見效也待假以時日。經濟增長的長期表現取決(jue) 於(yu) 供給側(ce) 驅動力和需求側(ce) 拉動力，人口負增長的影響也分別體(ti) 現在這兩(liang) 側(ce) 。本文重點討論如何應對人口轉折點對經濟增長的衝(chong) 擊。2023年是中國經濟複蘇和增長的關(guan) 鍵一年，也是應對人口負增長第一輪衝(chong) 擊的關(guan) 鍵一年。在疫情後經濟增長回歸常軌的同時，人口負增長抑製需求的長期趨勢，與(yu) 疫情短期衝(chong) 擊造成的消費預期減弱形成同頻共振，構成雙重壓力和挑戰。短期應對政策和長期製度建設應該有機結合、雙管齊下。本文簡述供需兩(liang) 側(ce) 衝(chong) 擊因素，並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建議。

　　01

　　供給側(ce) 衝(chong) 擊：潛在增長率進一步降低

　　經濟增長的供給側(ce) 驅動力就是潛在增長率。與(yu) 人口年齡結構相關(guan) 的人口紅利，顯著地決(jue) 定潛在增長率水平。理解這個(ge) 轉折點和衝(chong) 擊，需要澄清兩(liang) 個(ge) 認識誤區。第一，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在於(yu) 人口總量而在於(yu) 增長率的符號。即人口正增長、零增長還是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產(chan) 生的影響在方向上南轅北轍，在程度上天壤之別。第二，認為(wei) 人口紅利僅(jin) 僅(jin) 意味著勞動力豐(feng) 富，實際上是一種盲人摸象式的理解，不僅(jin) 難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還可能導致於(yu) 事無補的政策誤導。

　　2011年之前，即在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期，勞動力得到充分供給，人力資本得以快速改善，高儲(chu) 蓄率(投資率)和高投資回報率均得到保障，生產(chan) 率改善幅度也很大。對應這些方麵體(ti) 係的人口紅利，當時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都達到兩(liang) 位數。2011年之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人口紅利加速消失，潛在增長率也逐年下降。由於(yu) 直到2020年人口普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1.3之前，國內(nei) 外預測者大多采用1.6到1.7的生育率假設，聯合國直到2019年的預測，還以為(wei) 中國人口峰值將於(yu) 2025年-2030年到來。因此，我的同事據此預測的2021年-2035年期間潛在增長率為(wei) 年均4.84%。既然人口峰值已經提前到來，無疑需要依據新數據重估潛在增長率。顯然，我們(men) 預期由此得出的潛在增長率將進一步降低。

　　這是因為(wei) ，在人口進入負增長之前和之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速度大不相同。根據聯合國於(yu) 2022年發布的最新預測，在2011年-2022年期間，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的速度為(wei) 0.14%，在2022年-2035年期間，這個(ge) 速度將大幅度提高到0.83%。與(yu) 此同時，新數據預測的老齡化程度和提高速度，都比此前預測高得多。據此進行的經濟增長預測表明，2021年-2035年期間的潛在增長率，預計降低到隻有4.53%。更低的潛在增長率和更快的老齡化速度相結合，將會(hui) 使中國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轉化為(wei) 更為(wei) 不利的“慢富快老”(見圖1)。

　　不過，我們(men) 也不必像一些預測者那樣，由此產(chan) 生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悲觀預期。經濟預測的目的，在於(yu) 揭示一個(ge) 在“其他條件不變”假設下的變化趨勢，以便在政策上未雨綢繆，通過改變“其他條件”而避免不利的結果。實際上，重新預測的潛在增長率與(yu) 此前的預測相比，僅(jin) 僅(jin) 降低了0.31個(ge) 百分點或0.4%，對如期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即按人均GDP衡量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可以說沒有顛覆性的影響。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加快出台醞釀已久的關(guan) 鍵領域改革，特別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可以使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未來增長速度上一個(ge) 台階，盡早轉換經濟增長動能。按照這種更大力度改革方案預測的話，在2021年-2035年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可達到4.80%。也就是說，如果在重新預測的潛在增長率基礎上加上改革紅利，可以預期的經濟增長潛力，與(yu) 此前預測的常規速度也就相差無幾了。更何況，改革紅利不僅(jin) 體(ti) 現在生產(chan) 率的提高上，譬如增加要素供給的改革同樣具有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換句話說，通過贏得改革紅利，可以達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

　　02

　　需求側(ce) 衝(chong) 擊：居民消費成為(wei) 常態化製約

　　人口負增長的最大衝(chong) 擊力，在於(yu) 需求因素特別是消費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常態製約。因此，可能阻礙中國經濟以合意速度增長，從(cong) 而實現預定的現代化目標的因素，越來越在於(yu) 需求側(ce) 。經濟增長的需求側(ce) 拉動力，由出口、投資和消費即所謂的“三駕馬車”構成。消費的主體(ti) 是居民，因此，人口因素對消費的影響，主要通過人口增速減慢、人口總量減少和年齡結構變老產(chan) 生。可以從(cong) 三個(ge) 統計結果來觀察。

　　首先，中國的人口、經濟和消費增長相互影響、互為(wei) 因果，近年來已經同步減速。例如，人口自然增長率、GDP增長率和居民消費增長率，分別從(cong) 2001年-2011年期間的6.5‰、9.7%和8.3%，降低到2011年-2019年期間的6.0‰、7.0%和8.0%。根據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可以預期，人口開始負增長後，這三個(ge) 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負麵衝(chong) 擊力更趨明顯，在一定時期以更大的力度抑製居民消費的增長。

　　其次，老齡化不利於(yu) 消費的擴大，更深度的老齡化具有抑製消費的效應，既是一般規律，也與(yu) 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征相關(guan) 。老年人偏低的就業(ye) 率、勞動收入、養(yang) 老保障水平，最終都表現為(wei) 消費能力和消費傾(qing) 向下降。就業(ye) 人口也麵臨(lin) 三重負擔，即為(wei) 社會(hui) 養(yang) 老保險繳費、贍養(yang) 家庭老人和進行預防性儲(chu) 蓄，因此，他們(men) 的消費支出也隨年齡增長而下降。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人口與(yu) 勞動經濟研究所於(yu) 2016年進行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在年齡達到23歲時，平均消費支出達到整個(ge) 生命周期的最高水平(52809元);隨後消費支出便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在年齡達到85歲時，平均消費支出達到最低水平(16951元);在23歲到85歲的這個(ge) 生命區間中，城鎮居民個(ge) 人的年齡每提高一歲，平均消費支出降低1.8%。

　　最後，國際經驗表明，人口因素特別是老齡化對消費的衝(chong) 擊，在統計意義(yi) 上存在一個(ge) 轉向顯著增強的引爆點。長時期跨國數據顯示，在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齡化率)超過14%這個(ge) 進入老齡社會(hui) 的門檻水平之後，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費率，趨勢性地進入下降的軌道(見圖2)。對中國來說，2021年老齡化率為(wei) 14.2%，標誌著進入老齡社會(hui) ，同年總人口也達到峰值，可以說已經進入這個(ge) 居民消費趨於(yu) 疲弱的軌道。

　　人口轉變的趨勢不可逆轉。中國的人口不可能再回歸正增長，老齡化也將日益加深，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抑製消費的效應不可避免。然而，通過改革擴大居民消費仍有巨大的潛力空間。由於(yu) 中低收入群體(ti) 具有更高的消費傾(qing) 向，收入分配向這些群體(ti) 傾(qing) 斜，可以提高社會(hui) 總消費需求。也就是說，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覆蓋麵和均等化程度，以及實施旨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改革和製度建設，既直接有利於(yu) 實現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也是挖掘居民消費潛力、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進而保障經濟增長實現潛力的重要手段。

　　03

　　綜合運用政策手段促進消費回升

　　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chong) 擊，與(yu) 人口效應產(chan) 生一種同頻共振現象。經濟活躍度導致持續的高失業(ye) 率，部分崗位永久性消失;許多中小微企業(ye) 歸零，創業(ye) 者和勞動者的持久性收入流減少，導致居民資產(chan) 和財富縮水，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受損;社會(hui) 流動性降低，使適齡人口的創業(ye) 和就業(ye) 能力，或者廣義(yi) 人力資本受損。鑒於(yu) 存在著收入分配和儲(chu) 蓄分布的巨大不均等，一方麵，一些群體(ti) 收入絕對減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qing) 向下降;另一方麵，超額儲(chu) 蓄卻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體(ti) ，難以轉化為(wei) 補償(chang) 性消費，不足以支撐總需求的複蘇。應對人口負增長和居民消費預期轉弱造成的第一輪衝(chong) 擊，要求把刺激消費作為(wei) 宏觀經濟政策重點，相應調整政策優(you) 先順序，在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的基礎上，促進消費盡快回升。

　　短期政策應著眼於(yu) 通過既有渠道，以更大的扶助力度和真金白銀的補貼形式，穩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複失衡的居民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扭轉預期轉弱的趨勢。疫情後複蘇的政策刺激不僅(jin) 著眼於(yu) 投資領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進居民消費回歸正常。這方麵的渠道包括：鞏固脫貧成果的延續性措施，最低生活保障和失業(ye) 保險等的足額乃至擴大範圍發放，提高城鄉(xiang) 基本養(yang) 老保險和農(nong) 村醫療保險的補貼和發放水平，等等。

　　加快出台醞釀已久的一係列關(guan) 鍵領域改革，以其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為(wei) 保持合理增速保駕護航。例如，加快推進戶籍製度改革，促進農(nong) 業(ye) 勞動力進一步轉移，促進已進城農(nong) 民工在城鎮落戶，可以從(cong) 供需兩(liang) 側(ce) 收獲“一石三鳥”的改革紅利：第一，增加非農(nong) 勞動力供給，緩解工資成本過快提高的壓力，以及資本替代勞動節奏過快造成的投資回報率下降現象;第二，促進勞動力跨城鄉(xiang) 、跨地區、跨產(chan) 業(ye) 流動，釋放資源重新配置的生產(chan) 率潛力;第三，提高農(nong) 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解除其後顧之憂，釋放其消費潛力。

　　從(cong) 拆除要素流動的體(ti) 製障礙、促進市場主體(ti) 的進入和退出，以及加強社會(hui) 政策托底等方麵入手，營造“創造性破壞”的環境，實現競爭(zheng) 中的優(you) 勝劣汰，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經濟合作與(yu) 發展組織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hui) 福利支出占GDP比重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說明越是把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會(hui) 層麵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擁抱創造性破壞，因而無需對落後的產(chan) 能、低效率的企業(ye) 乃至過時的崗位進行保護，從(cong) 而避免資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04

　　短期政策手段與(yu) 長期製度建設銜接

　　鑒於(yu) 需求因素已經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常態製約，因此，以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為(wei) 目標的製度建設，也亟待進入加速快行的軌道。即通過再分配明顯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邁上新台階。換句話說，分好蛋糕已經成為(wei) 做大蛋糕的前提。一方麵，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經成為(wei) 宏觀經濟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另一方麵，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不再是彼此割裂的兩(liang) 個(ge) 領域，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也越來越具有相互促進、互為(wei) 因果的關(guan) 係。

　　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財力保障，歸根結底在於(yu) 經濟保持合理增長。所以，說到福利國家建設的資金來源，隻要經濟總量、生產(chan) 率和人均收入能夠保持合意的增速，旨在提高人民福祉的必要社會(hui) 性支出，應該且能夠做到“水漲船高”。從(cong) 打破需求側(ce) 常態製約的需要來看，這類支出並不是一種負擔，而是可以隨著GDP這個(ge) 分母的擴大，在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中保持可持續性。“瓦格納定律”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別是社會(hui) 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趨於(yu) 提高。更進一步分析表明，在人均GDP從(cong) 1.2萬(wan) 美元向3萬(wan) 美元過渡中，這種政府社會(hui) 性支出的提高速度最快。

　　中國人均GDP已經連續兩(liang) 年超過1.2萬(wan) 美元，2035年成為(wei) 中等發達國家的遠景目標，也要求中國人均GDP達到2.3萬(wan) 美元到3萬(wan) 美元之間。可見，今後10年到20年期間，中國恰好處於(yu) “瓦格納加速期”。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大幅度提高政府社會(hui) 性支出占GDP比重，既是一般規律的要求，也具備必要的物質條件。例如，政府社會(hui) 性支出比重顯著高於(yu) 中國、人均GDP處於(yu) 這個(ge) 區間的其他國家，在2006年-2019年期間，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隻有1.21%。然而，在2021年-203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的潛在增長率預期可高達4.53%-4.80%。

　　(作者為(wei)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委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zhuan) 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hui) 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