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這是短期變量和長期結構性因素疊加的結果。短期變量主要是受新冠疫情、俄烏(wu) 戰爭(zheng) 、中美貿易摩擦等引起的供需衝(chong) 擊，以及各級政府在同一時段相繼出台一些規定形成了“合成謬誤”，對經濟運行形成了緊縮效應，在短期因素影響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麵臨(lin) 失效或被減弱的風險。長期看，我國經濟增長出現的趨勢性下降是由結構轉換遲緩引起的，帶有機製性下降的特點。由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引領的轉型不及時，由中低端製造轉向高端製造的進程滯後，由原始自主創新替代大規模複製創新過程受阻，加之人口結構過早過快出現老齡化及外部環境突變等，都是影響我國經濟長期走向的重要因素。當前宏觀政策目標短期是防止經濟過快過大下滑，長期是防止經濟增長提前過早出現趨勢性下降。為(wei) 此，必須加快轉變增長方式，以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消費引領、製造業(ye) 高端化為(wei) 導向，重新塑造經濟增長新動能。

　　關(guan) 鍵詞：經濟增長;供給;需求;創新

　　黨(dang) 的二十大對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作了戰略安排，提出分兩(liang) 步走：“從(cong) 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從(cong) 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li) 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將邁上新的大台階。屆時GDP要翻一番，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翻一番。同時，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就是說人均GDP要從(cong) 2020年的一萬(wan) 美元左右達到兩(liang) 萬(wan) 多美元。根據這兩(liang) 個(ge) 指標，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經濟增長率年均要在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也要在4.7%以上，到2035年才能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但是，自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甚至近年出現趨勢性下降。綜合分析，影響中國經濟增長趨勢變化的既有短期變量，又有長期結構性因素。

　　一、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形勢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發之後，我國經濟波動狀況很像一個(ge) 不規則的K形變化曲線，經濟增長率最低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為(wei) -6.8%，最高值是在2021年第一季度，為(wei) 18.3%。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22年經濟增長率為(wei) 3%。

　　從(cong) 需求側(ce) 看，2021年以來我國固定資產(chan) 投資、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貨物出口同比增長率均呈下降趨勢。出口波動幅度較大，先下降後上升再下降，2022年，出口增長從(cong) 7月的23.9%下降到12月的-0.5%。投資也在緩慢下降，固定資產(chan) 投資增長從(cong) 1—3月份的9.3%下降到12月的5.1%。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從(cong) 6月的6.7%不斷下降，10月降至-0.5%，11月和12月分別降至-5%和-1.8%。總體(ti) 看，在需求側(ce) 外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變弱，投資需求動力不足、增長偏低，消費需求缺乏增長支撐處於(yu) 疲軟狀態。

　　從(cong) 供給側(ce) 看，工業(ye) 增加值和服務業(ye) 生產(chan) 指數呈波動性下降態勢。我國工業(ye) 增加值是從(cong) 2021年1—2月的19%下降到2022年4月的負值以後，9月份回升到6.3%，10月趨緩為(wei) 5%，12月進一步降至1.3%。工業(ye) 企業(ye) 實現利潤增長速度下降幅度較大，從(cong) 2021年1—2月份的178.9%增長率直線下降到2022年1—12月的-1.3%。服務業(ye) 生產(chan) 指數從(cong) 2021年3月一直下滑，2022年3—5月為(wei) 負增長，此後轉為(wei) 正， 9月為(wei) 1.3%，12月又轉為(wei) -0.8%。2022年10月份，我國製造業(ye) 和非製造業(ye) PMI指標分別為(wei) 49.2%、48.7%，均處於(yu) 臨(lin) 界點之下，其中製造業(ye) 生產(chan) 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比上月下降1.9和1.7個(ge) 百分點。說明我國製造業(ye) 景氣度回落，增長基礎並不穩固。總之，雖然工業(ye) 增長進入合理區間，但增長基礎還不穩定，特別是服務業(ye) 一直處於(yu) 低位運行。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率下行至少帶來兩(liang) 方麵影響：一方麵，企業(ye) 活力不足，市場不景氣，居民收入增長明顯下降，各級財政麵臨(lin) 一定困難。另一方麵，房市、股市、匯市、豬市及大宗產(chan) 品市場、黃金市場等重大市場出現異常波動。2022年，我國城鄉(xiang)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1.9%、4.2%，而上年同期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長率分別為(wei) 11.2%、8.7%。收入增長率下降引起消費增長乏力，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增長-0.2%。經濟增長率下降必然影響各級財政收入。2022年前11個(ge) 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按自然口徑下跌3%，地方財政收入下降3%;2022年1—8月，全國31個(ge) 省(區、市)財政隻有上海盈餘(yu) 112億(yi) 元，其他30個(ge) 省市全部為(wei) 負增長，赤字近7萬(wan) 億(yi) 元。

　　二、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短期變量

　　從(cong) 短期看，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率下行主要有兩(liang) 方麵因素。一是新冠疫情、俄烏(wu) 戰爭(zheng) 、中美貿易摩擦等引起的供給衝(chong) 擊和需求衝(chong) 擊。二是當上述因素形成供求衝(chong) 擊下拉經濟時，各級政府在同一時段相繼出台一些規定形成了“合成謬誤”。每項規定看似正確，但在同一時段合在一起，卻對經濟運行形成了緊縮效應。在上述短期因素影響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麵臨(lin) 失效或被減弱的風險。盡管2022年初相關(guan) 部門提前下達了一批“兩(liang) 新一重”的固定資產(chan) 投資項目，出台20條促消費舉(ju) 措，還提前下達了地方專(zhuan) 項債(zhai) 券額度，到2022年6月已完成了3.4萬(wan) 億(yi) 元發行任務，同時加大了貨幣供給，但是經濟增長短期內(nei) 依然難以恢複。

　　實際上，中國在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經濟增長已出現趨勢性下降。GDP年均增長率從(cong) 2010年的10.6%降至2019年的6.0%，到2022年降至3%。經濟增長率下滑是必然現象嗎?可以做一個(ge) 對比分析。從(cong) 下麵的幾組數據分析，把世界四種收入類型國家按照四個(ge) 十年增長速度做個(ge) 比較就會(hui) 發現，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收入類型國家是上中等收入國家，在過去四個(ge) 十年裏上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率均高於(yu) 其他收入類型國家。也就是說，一個(ge) 經濟體(ti) 處在上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最快的。然而，從(cong) 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時期並不是上中等收入階段，而是在中低收入階段。1978—1998年中國處於(yu) 低收入階段時，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年均增長為(wei) 9.8%;1998—2010年處於(yu) 中低收入階段時，年均增長10.14%;2010—2021年處於(yu) 上中等收入階段時，年均增長隻有6.9%。與(yu) 世界一般經濟體(ti) 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時期出現在中低收入階段。而在上中等收入階段，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卻出現提前下降。

　　從(cong) 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等東(dong) 亞(ya) 幾個(ge) 發達經濟體(ti) 看，當這些經濟體(ti) 在臨(lin) 近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後，其經濟增長率才出現趨勢性下降。日本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進入高收入國家，韓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高收入國家。日本在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前的十年裏經濟增長是上升趨勢，隻是在跨入高收入國家以後經濟增長才出現持續性下降。韓國經濟增長在1970年之後是上升趨勢，在1990年之後出現趨勢性下降。中國台灣地區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ti) 行列，在進入高收入經濟體(ti) 之前，其經濟增長速度也是上升的，之後出現持續下降。

　　對比發現，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下降趨勢比一般發達經濟體(ti) 提前了一個(ge) 發展階段，這必將給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帶來深刻影響。

　　三、結構性矛盾導致經濟增長出現機製性下降

　　我國經濟增長出現長期趨勢性下降是由結構轉換遲緩引起的，帶有機製性下降特點。結構轉換遲緩的主要表現是：在需求側(ce) ，由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引領的轉型不及時;在供給側(ce) ，由中低端製造轉向高端製造的進程滯後;在科技創新方麵，由原始自主創新替代大規模複製創新過程受阻;加之人口結構過早過快出現老齡化以及外部環境突變等。這些都是影響我國經濟長期走向的重要因素。

　　(一)需求結構失衡，消費需求明顯不足

　　當前，我國GDP中貼近消費的比例太低，而偏重於(yu) 基礎設施和中低端產(chan) 業(ye) 的投資部分比重太高。可見，無論中國經濟處於(yu) 何種發展階段，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征都很明顯。2005年，當我國還處在中低收入階段時，與(yu) 同等收入類型國家相比，最終消費率明顯偏低，投資率明顯偏高。2015年，中國處於(yu) 上中等收入階段時，最終消費率低於(yu) 同類型國家，投資率高於(yu) 同類型國家。2020年，中國已十分臨(lin) 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當年最終消費率為(wei) 55.3%，投資率為(wei) 43.4%，而高收入國家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分別為(wei) 76.8%和22.3%。

　　當前，我國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遇到的難題是，投資規模偏大、結構不優(you) ，投資空間變窄。經過幾十年的大規模投資建設，我國路水電氣網房港口碼頭機場高鐵建設空間趨於(yu) 飽和，邊際效應出現大幅度下降，急需尋找新的投資空間。從(cong) 一般經濟增長經驗看，一個(ge) 經濟體(ti) 不可能長期依靠投資規模擴張拉動經濟增長。當一國(地區)臨(lin) 近或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後，在投資空間趨近飽和的情況下，都必須轉向依靠消費引領經濟增長，即貼近消費福利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份額是持續上升的。

　　但是，中國消費需求增長缺乏動力支撐，難以推進需求結構轉型。第一，過去十多年時間裏城鄉(xiang)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放緩，購買(mai) 力不足抑製了消費增長。第二，社會(hui) 保障雖然實現全覆蓋，但保障水平不高，城鄉(xiang) 、地區之間還存在較大差別。第三，社會(hui) 群體(ti) 之間收入差距逐漸拉大也抑製了消費合理增長。當前，我國以擴大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因素是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仍不高，低收入群體(ti) 人口規模很大。一個(ge) 經濟體(ti) 臨(lin) 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時，中等收入人群占社會(hui) 比重至少要在50%以上，進入高收入門檻值後應達到60%以上。按照世界銀行標準，目前我國低收入人口規模接近總人口比重的50%，中等收入人群規模僅(jin) 為(wei) 30%多。要想擴大消費需求，我國麵臨(lin) 的矛盾是，低收入人群規模大但消費能力不足，中等收入人群有能力消費但因保障乏力、規模不足而難以發揮應有作用，高收入人群消費能力高但消費意願下降。

　　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就遇到這樣一個(ge) 結構轉型難題：一方麵，需求結構轉型需要消費合理增長，但由於(yu) 缺乏動力支撐而增長緩慢;另一方麵，社會(hui) 總儲(chu) 蓄加快增長，對投資不斷擴張形成強有力支持。2010—2021年，人民幣儲(chu) 蓄餘(yu) 額從(cong) 73.34萬(wan) 億(yi) 元上升到238.61萬(wan) 億(yi) 元，增長了2.25倍;消費品零售總額僅(jin) 從(cong) 15.21萬(wan) 億(yi) 元增加到44.08萬(wan) 億(yi) 元，增長了1.95倍。社會(hui) 消費規模與(yu) 儲(chu) 蓄規模差距明顯擴大。2010年儲(chu) 蓄是消費的4.82倍，2021年已擴大到5.41倍。從(cong) 長期趨勢看，儲(chu) 蓄等於(yu) 貸款，貸款等於(yu) 投資，投資最終會(hui) 成為(wei) 產(chan) 能。當產(chan) 能無限擴張，如果國內(nei) 消費需求跟不上，一旦外需出現萎縮，就會(hui) 導致國內(nei) 供求矛盾越來越突出。

　　(二)供給結構轉型遲緩，高端製造發展不足

　　與(yu) 同等收入類型國家相比，我國工業(ye) 特別是製造業(ye) 比重偏高，而服務業(ye) 比重偏低。由於(yu)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越過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中間區域，十分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產(chan) 業(ye) 結構的高級化水平應該接近高收入類型國家。以此衡量，中國的工業(ye) 比重、製造業(ye) 比重遠遠高於(yu) 高收入國家，但服務業(ye) 比重卻顯著偏低。這說明我國服務業(ye) 發展不充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夠。一個(ge) 經濟體(ti) 在臨(lin) 近或邁進高收入階段後，產(chan) 業(ye) 結構高級化更多地體(ti) 現為(wei) 輕型化、服務化，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多地依靠服務業(ye) 發展取得。顯然，在臨(lin) 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時，我國經濟增長依然過多地依賴工業(ye) 乃至製造業(ye) 拉動，由此使我國經濟增長空間因服務業(ye) 發展不充分被結構性擠壓。

　　當前，我國製造業(ye) 在動能轉換方麵正麵臨(lin) 兩(liang) 大難題：一是製造業(ye) 的“下擠”壓力在不斷增加。即我國的中低端製造業(ye) 由於(yu) 勞動成本上升，正在受到東(dong) 南亞(ya) 、南美等地區的替代，擠出效應越來越明顯。如2010—2020年，我國製造業(ye) 城鎮非私營企業(ye) 平均年工資水平由30 916元增加到82 783元，年均增長10.13%。目前，我國製造業(ye) 勞動工資水平分別是越南、印尼、泰國、印度的3～5倍，墨西哥的2倍，巴西的1.5倍。在低成本優(you) 勢和更加優(you) 惠的外資政策吸引下，世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迅速向這些國家轉移集聚，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在這些國家迅猛發展。這些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發展多以出口為(wei) 導向，對我國同類製造業(ye) 形成了明顯的市場替代和擠出效應。二是“上壓”風險在不斷提升。即我國高端製造業(ye) 正麵臨(lin) 美歐的高端壓製，發展高端製造麵臨(lin) “斷供”“斷芯”“脫鉤”的風險。一般來說，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邁進，製造業(ye) 從(cong) 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是必然選擇。但是，由於(yu) 美歐等發達國家紛紛實行再工業(ye) 化，鼓勵發展本國中高端製造業(ye) ，支持本國企業(ye) 從(cong) 海外回撤。同時，由於(yu) 擔心中國利用製度優(you) 勢大力支持中高端製造業(ye) 發展，美歐等發達國家還在投資、貿易、科技等方麵對中國製造業(ye) 轉型升級形成了諸多遏製。

　　(三)大規模複製創新難以為(wei) 繼，自主創新嚴(yan) 重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大規模複製創新，將經濟發展水平從(cong) 低收入類型國家提高到中高收入類型國家。1978—2021年，人均GDP由156美元增加到12 556美元，GDP總量也從(cong) 1495億(yi) 美元增加到17.73萬(wan) 億(yi) 美元，占世界GDP比重由1.73%上升到18.45%。但是，要想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繼續依靠複製創新已難以為(wei) 繼，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

　　目前，我國製造業(ye) 結構轉型升級存在五方麵難題：一是重大技術裝備質量性能不高，供給不足;二是核心基礎零部件對外依賴嚴(yan) 重，可控水平偏低;三是工業(ye) 軟件、控製係統等基礎薄弱，較大程度上受製於(yu) 發達國家;四是關(guan) 鍵基礎材料卡脖子問題突出，安全可獲性風險大;五是質量檢測標準、儀(yi) 器檢測設備等大多依賴於(yu) 外部。要解決(jue) 這些難題，采取傳(chuan) 統的創新方式顯然行不通，必須采取新的創新方式，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wei) 經濟發展的戰略支撐，不斷提高原始創新能力。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方式有兩(liang) 種，一種是從(cong) 0到1的創新，即原始自主創新;另一種是1到N，即複製創新。從(cong) 0到1的創新很大程度上是“從(cong) 無到有”，創新周期長、難度大、投入成本高、見效慢，需要的基本條件嚴(yan) 格;而從(cong) 1到N的創新是“從(cong) 少到多、從(cong) 多到好”，創新周期短、成本低、難度小、見效快，需要的基本條件簡單。比如，從(cong) 0到1的創新需要的三個(ge) 基本製度條件是：自由的創新體(ti) 製、分散的決(jue) 策過程、沒有壟斷的市場進入門檻。這些必要的製度條件就要求我們(men) 要減少審批和行政許可，減少買(mai) 方和賣方壟斷，給予創新者自主決(jue) 策的權利和取得價(jia) 值尊重的機會(hui) 。顯然，提高從(cong) 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要達到上述要求，我國的體(ti) 製機製改革還需要進一步向前推進。

　　(四)過早過快的人口老齡化導致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在減少，而消耗財富的人口數量在增加

　　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就已達到7%，按照聯合國的定義(yi) 已經進入老齡型社會(hui) ;2021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超過兩(liang) 億(yi) ，占人口比例上升到14.2%，65歲以上人口撫養(yang) 比高達20.8%。東(dong) 部沿海和中部一些省區農(nong) 村65歲以上人口撫養(yang) 比甚至高達30%左右。我國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時人均GDP僅(jin) 為(wei) 959美元，而高收入國家在同一階段人均GDP已達5000～10 0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使創造財富的人口減少了，而需要消耗財富的人口增加了，這給經濟增長帶來較大衝(chong) 擊。

　　以上四大結構性矛盾是影響我國經濟出現趨勢性下降的機製性因素，這些因素在短期內(nei) 不可能很快消失，將會(hui) 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另外，從(cong) 外部環境分析，國際形勢變化也存在著影響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的因素。首先，麵對世界性通貨膨脹，各大經濟體(ti) 均采取緊縮貨幣的宏觀政策，這將使世界經濟麵臨(lin) 二次衰退，經濟衰退必將帶來需求收縮，需求收縮會(hui) 給我國外需帶來較大衝(chong) 擊，使我國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難度大幅增加。其次，美國對中國的經濟遏製打壓可能會(hui) 進一步具體(ti) 化、係統化和製度化，對貿易和投資等方麵的限製近期內(nei) 不會(hui) 有大的改變。俄烏(wu) 衝(chong) 突、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使世界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向內(nei) 向化、多中心化和政治夥(huo) 伴化方向演變，也會(hui) 給我國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帶來風險。

　　四、政策思考

　　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men) 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從(cong) 國際國內(nei) 經濟形勢變化看，當前我國要高度關(guan) 注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為(wei) 此，必須加快轉變增長方式，以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消費引領、製造業(ye) 高端化為(wei) 導向，重新塑造經濟增長新動能。

　　(一)宏觀政策宜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方向是結構性擴張，將財政實現增量擴張的部分主要用於(yu) 民生，補內(nei) 需短板和用於(yu) 消費需求方麵。貨幣政策相對穩健主要是貨幣總量供給穩定，政策重點是加強普惠性金融對實體(ti) 經濟的覆蓋，加大對中小微企業(ye) 、民企、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金融支持力度。財政資金來源可以從(cong) 三方麵籌集：國企股份化籌集一部分，發行國債(zhai) 籌集一部分，國有金融機構的利潤上交一部分。

　　(二)宏觀政策要將擴大消費、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作為(wei) 支持重點

　　擴大消費的前提和基礎是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首先必須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在初次分配中不斷提高勞動報酬比重。在再分配中，重點瞄準低收入人群，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社會(hui) 保障補助標準，向低收入者發放階段性現金補貼。為(wei) 應對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困難，可發行特殊時期一般地方債(zhai) 券。還要抓緊清理製約消費的體(ti) 製機製障礙，為(wei) 擴大消費創造良好的環境。總之，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過程中，政府將公共資金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可產(chan) 生最大的消費效應。

　　(三)從(cong) 長期視角看，設立兩(liang) 個(ge) “十年倍增計劃”

　　設立兩(liang) 個(ge) “十年倍增計劃”，即從(cong) 2023—2032年，使現有低收入群體(ti) 的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使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擴大一倍。通過不斷提高低收入者的勞動技能，設立就業(ye) 工程，發展富民產(chan) 業(ye) ，改善生活條件等，幫助和支持他們(men) 穩定增加收入，使其能有機會(hui) 成長為(wei) 有購買(mai) 力的中等收入者。另外，“穩中”也是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十年倍增計劃”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要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創造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中等收入群體(ti) 作為(wei) 構建橄欖型社會(hui) 的中堅階層，是拉動社會(hui) 消費的主要群體(ti) ，是支持創新的有生力量，也是社會(hui) 結構轉型過程的穩定器，能在高收入群體(ti) 和低收入群體(ti) 之間形成一個(ge) 緩衝(chong) 帶，對消除收入差距起到調節閥的作用。因此，應在住房、子女教育、就業(ye) 、就醫、養(yang) 老等方麵降低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支出成本，在收入及財產(chan) 保護方麵以法律手段提高他們(men) 的獲得感和安全感。同時，適時調整個(ge) 人所得稅，自2018年個(ge) 稅起征點提高至每月5000元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jia) 格指數已經上漲了8.6%，尤其是住房、教育、醫療等支出價(jia) 格上漲更高，建議再次提高個(ge) 稅起征點，將個(ge) 稅起征點由每月5000元提高到8000元。

　　(四)優(you) 化投資結構，引導增量投資向強民生補短板、培育未來潛在增長力方麵傾(qing) 斜

　　在公共投資上，確定投資方向要考慮有利於(yu) 增加居民就業(ye) ，有利於(yu) 居民增加收入和消費。在產(chan) 業(ye) 投資上，既要考慮市場前景，也要考慮社會(hui) 就業(ye) 崗位。2022年4月，中央財經委第11次會(hui) 議明確提出了基礎設施建設的五大重點方向：交通、能源、水利等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把聯網、補網、強鏈作為(wei) 建設重點;信息、科技、物流等產(chan) 業(ye) 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建設新一代超算、雲(yun) 計算、人工智能平台、寬帶基礎網絡等設施，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布局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市群交通一體(ti) 化，有序推進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加強防災減災、公共衛生應急設施和智能、智慧基礎設施建設;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基礎設施現代化促進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建設和地方政府專(zhuan) 項債(zhai) 券投資的項目。在規劃和安排上述投資項目時，建議將增加居民就業(ye) 崗位作為(wei) 一個(ge) 衡量指標。

　　(五)將製造業(ye) 轉型升級作為(wei) 支持重點，不斷增強製造業(ye) 的根植性

　　從(cong) 科技、成本、融資、能源、稅費、體(ti) 製、營商環境等方麵支持製造業(ye) 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發展的支持體(ti) 係。運用智能化、數字化和3D打印技術、低碳技術改造傳(chuan) 統製造業(ye) ，培育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等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協調國家創新和民間創新關(guan) 係，大力支持社會(hui) 、民間開展自主創新。在未來較長時間裏，緊緊圍繞從(cong) 0到1的創新，建立自主創新體(ti) 係，完善創新鏈條，營造科技成果轉化的良好環境，大力培育人才隊伍，構建能充分體(ti) 現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價(jia) 值的激勵機製。同時，通過製度型開放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倡導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為(wei) 推進製造業(ye) 轉型升級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六)適當調整人口生育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ti) 係，比如，為(wei) 生育二胎、三胎家庭提供生育補貼、醫療補貼、住房補貼等獎勵政策，讓能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合理增長。係統推進包括勞動力市場政策在內(nei) 的應對人口老齡化頂層設計並優(you) 化具體(ti) 政策，構建科學高效的社會(hui) 老齡服務體(ti)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