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需求收縮、供給衝(chong) 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增強，在就業(ye) 形勢上也得到了嚴(yan) 峻的體(ti) 現，既反映宏觀經濟下行中的周期性失業(ye) 衝(chong) 擊，也顯現或隱含長期的結構性就業(ye) 矛盾。在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和積極就業(ye) 政策應對短期衝(chong) 擊的同時，特別要防止短期因素對長期困難產(chan) 生推波助瀾的作用。

　　城鎮就業(ye) 形勢及其性質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城鎮就業(ye) 遭受長時間的衝(chong) 擊。可以依據失業(ye) 的三種類型，即結構性失業(ye) 、摩擦性失業(ye) (兩(liang) 者合並為(wei) 自然失業(ye) )以及周期性失業(ye) 來認識這一就業(ye) 衝(chong) 擊的嚴(yan) 峻程度。2020年2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ye) 率達到6.2%的高位，係2018年1月該指標正式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後雖然有所回落，但是，如果假設5%為(wei) 中國的自然失業(ye) 率的話，那時以來在更多的月份裏，城鎮調查失業(ye) 率顯著高於(yu) 該水平。2022年4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ye) 率再次提高到6.1%，之後雖然回落，但保持在顯著高於(yu) 自然失業(ye) 率的水平上。這意味著中國麵對著周期性失業(ye) 的衝(chong) 擊。

　　然而，周期性失業(ye) 還不足以刻畫中國城鎮就業(ye) 問題的性質。16～24歲青年失業(ye) 率的節節攀升，標示著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ye) 以及相應的就業(ye) 困難十分嚴(yan) 重，並且與(yu) 周期性失業(ye) 交織在一起，加大了治理的難度。從(cong) 大幅度提高的青年失業(ye) 率來看，一方麵凸顯其周期性特征，另一方麵也顯現其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ye) 特征。與(yu) 整體(ti) 勞動力市場表現相同，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這個(ge) 群體(ti) 的失業(ye) 率常態化地處於(yu) 比疫情前更高的水平，每年7—9月份畢業(ye) 季的失業(ye) 率峰值都上了一個(ge) 新台階，特別是在2022年，青年失業(ye) 率從(cong) 4月份開始就大幅度高於(yu) 上年畢業(ye) 季最高點水平。巨大的提高幅度和強烈的波動性固然表明青年群體(ti) 遭遇的周期性就業(ye) 衝(chong) 擊，鑒於(yu) 他們(men) 中很大部分係新成長勞動力，其所麵臨(lin) 的結構性困難和摩擦性障礙也是十分突出的。

　　相比而言，雖然25～59歲群體(ti) 的失業(ye) 率也隨宏觀經濟波動表現出周期性變化，但幅度明顯平緩得多。這是由於(yu) 該群體(ti) 覆蓋的年齡幅度太大，具有極強的異質性，因此不同細分年齡段的勞動力市場表現特征很可能產(chan) 生相互抵消的效果。不過，這個(ge) 群體(ti) 相對平緩的失業(ye) 率變化特點，總體(ti) 來說是可以解釋的。一是年齡偏大的勞動者群體(ti) 傾(qing) 向於(yu) 接受較低的保留工資，或者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使其失業(ye) 率及其波動性相對低;二是這個(ge) 群體(ti) 通常已經處於(yu) 相對穩定的就業(ye) 狀態，也是援企穩崗等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有較大概率不會(hui) 遭到各種類型失業(ye) 的衝(chong) 擊;三是該年齡段包括在工作經驗和技能方麵處於(yu) 最佳狀態的人群，企業(ye) 不會(hui) 因暫時的經營困難而解雇他們(men) 。

　　我們(men) 從(cong) 城鎮勞動力市場統計數字可以看到一個(ge) 出乎意料的變化。從(cong) 2021年1月起，官方發布的數據區分了兩(liang) 個(ge) 勞動者群體(ti) 的調查失業(ye) 率，分別為(wei) “全國本地戶籍人口城鎮調查失業(ye) 率”和“全國外來戶籍人口城鎮調查失業(ye) 率”，後者主要反映農(nong) 民工的失業(ye) 狀況。自這兩(liang) 個(ge) 失業(ye) 率指標發布以來，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外來戶籍人口的失業(ye) 率都低於(yu) 本地戶籍人口。這與(yu) 以往的研究結果也是吻合的。然而，從(cong) 2022年2月開始，情況發生了逆轉，外來戶籍人口的失業(ye) 率顯著超過本地戶籍人口，並且攀升到很高的水平。長期以來，由於(yu) 人戶分離的群體(ti) 特點，農(nong) 民工的就業(ye) 困難具有一種獨特的表現。作為(wei) 城市的外來就業(ye) 者，一方麵，他們(men) 通常以降低保留工資和接受較為(wei) 不利工作條件的方式，克服麵臨(lin) 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ye) 障礙;另一方麵，在遭遇周期性就業(ye) 衝(chong) 擊時，他們(men) 往往以返鄉(xiang) 的方式退出城鎮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城鎮調查失業(ye) 率一般不能充分反映這個(ge) 群體(ti) 麵臨(lin) 的就業(ye) 困難和遭受的失業(ye) 衝(chong) 擊。因此，將農(nong) 民工大規模返鄉(xiang) 、外出規模縮減與(yu) 高失業(ye) 率結合起來，足見城鎮就業(ye) 形勢的嚴(yan) 峻性。

　　勞動力市場的平衡與(yu) 不平衡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數據不斷刷新人們(men) 的認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首次揭示總和生育率已經處於(yu) 1.3這一極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長處於(yu) 急劇減速的趨勢;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降到0.34‰;聯合國2022年最新預測表明，這一年中國人口達到峰值。隨著人口達到峰值並轉入負增長，人口老齡化也將進一步加深，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速度加快。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變化不僅(jin) 不意味著就業(ye) 矛盾的任何緩解，反而標誌著中國就業(ye) 形勢相對寬鬆的時期已經結束。在過去十餘(yu) 年就業(ye) 的總量矛盾讓位於(yu) 結構性矛盾的基礎上，可以預期今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矛盾將更為(wei) 突出。這主要可以通過觀察三個(ge) 變化因素來理解。

　　首先，在一個(ge) 有限的時間段裏，青年勞動者和大齡勞動者在勞動年齡人口中的比重都將有所提高。根據聯合國人口預測，在中國全部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中，相對年輕的16～24歲人口占比，預計從(cong) 2022年的14.8%提高到2035年的17.0%;與(yu) 此同時，46～64歲人口占比從(cong) 40.4%提高到43.1%，25～45歲人口占比從(cong) 44.7%降低到39.9%。鑒於(yu) 新成長勞動力缺乏就業(ye) 經驗，在技能上麵臨(lin) 較大的匹配困難;大齡勞動者的技能難以適應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需要，就業(ye) 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困難將顯著加大。從(cong) 更長的時間維度看，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新成長勞動力，特別是其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各類畢業(ye) 生的數量增長進一步放慢，導致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稟賦改善速度降低，加大了勞動力市場匹配的難度。

　　其次，在2004年經曆勞動力從(cong) 無限供給到普遍短缺的劉易斯轉折點，以及在2010年經曆勞動年齡人口峰值之後，中國經濟發生了以資本替代勞動為(wei) 主要特征的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就業(ye) 比重顯著下降，就業(ye) 吸納能力也明顯減弱，經濟增長對更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相應提高。如果說(全國)製造業(ye) 增加值與(yu) (城鎮單位)製造業(ye) 就業(ye) 在口徑範圍上不盡一致的話，可以用在城鎮單位外就業(ye)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地和外出)農(nong) 民工就業(ye) 數據作一個(ge) 補充性證明。2008年以來農(nong) 民工的製造業(ye) 就業(ye) 比重始終處於(yu) 下降的趨勢，在2008—2021年期間，該比重降低了10.1個(ge) 百分點。

　　最後，新冠肺炎疫情對宏觀經濟產(chan) 生的負麵影響，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對就業(ye) 特別是非正規就業(ye) 的衝(chong) 擊。無論是在製造業(ye) 還是在服務業(ye) ，一線崗位都經曆了下崗或裁員潮。經驗表明，在宏觀經濟遭遇衝(chong) 擊的情況下，在就業(ye) 崗位的供給和需求兩(liang) 側(ce) ，都產(chan) 生使得就業(ye) 遭受永久性損失的因素。因此，受疫情及其經濟衝(chong) 擊損失的就業(ye) 崗位，有很大部分不能指望失而複得。

　　根據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相關(guan) 規律，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將是逐漸減速，因而對勞動力的需求趨於(yu) 減少。同時，潛在增長率降低導致的經濟增長減速，也是人口老齡化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結果。這種內(nei) 生性決(jue) 定了勞動力的供給與(yu) 需求在總量上是平衡的，總體(ti) 而言中國不再麵臨(lin) 就業(ye) 總量的壓力。然而，中國也將處於(yu) 科技進步與(yu) 運用，以及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最急劇的發展時期。在新技術革命及其引領的產(chan) 業(ye) 革命過程中，必然會(hui) 產(chan) 生在破壞舊崗位和創造新崗位之間的不對稱，突出表現在失去崗位的職工並不具備新創崗位所要求的人力資本，導致技能供需之間的不匹配。從(cong) 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性質來看，其變化速度之快，傳(chuan) 統的人力資本培養(yang) 機製難以與(yu) 之匹配，因此，崗位創造在數量上常常難以彌補崗位破壞。這將表現為(wei) 結構性失業(ye) ，或因長期麵對技能不足的就業(ye) 困難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

　　在2010年以來就業(ye) 的總量矛盾讓位於(yu) 結構性困難的時期，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表現出就業(ye) 破壞和就業(ye) 創造並存的局麵。從(cong) 就業(ye) 流量的角度看，就業(ye) 破壞無非就是在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因素之外，淨增就業(ye) (就業(ye) 創造與(yu) 就業(ye) 破壞之差)趨於(yu) 減少的一個(ge) 愈益重要的因素。根據這個(ge) 邏輯關(guan) 係，雖然現有的就業(ye) 統計中沒有關(guan) 於(yu) 就業(ye) 創造與(yu) 就業(ye) 破壞的對應數據，但是仍然可以做一個(ge) 不那麽(me) 嚴(yan) 格的數據比較，粗略觀察兩(liang) 者之間的數量關(guan) 係。

　　在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的條件下，之所以每年城鎮就業(ye) 仍有淨增，主要是因為(wei) 每年仍有一定規模的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且越來越多地被城鎮就業(ye) 統計所覆蓋。從(cong) 官方發布的數據中，可以得到崗位“創造”數和崗位“淨增”數，兩(liang) 者之間的差額即為(wei) 被“破壞”的崗位數，表現為(wei) 下崗、失業(ye) 等各種原因造成的退出勞動力市場。以2019年為(wei) 例，官方正式報告的城鎮新增就業(ye) 數為(wei) 1186萬(wan) ，而在統計係統記錄中反映的淨增就業(ye) 數為(wei) 1022萬(wan) ，意味著這一年有164萬(wan) 崗位被破壞。值得指出的是，由於(yu) “淨增”數據包含了統計口徑改變的因素，例如，農(nong) 民工就業(ye) 等非正規就業(ye) 逐漸被納入城鎮就業(ye) 統計，因此，就業(ye) “破壞”的數量很可能被嚴(yan) 重低估了。

　　這裏討論的就業(ye) 創造和就業(ye) 破壞，所用概念和數據均是在流量的意義(yi) 上，而沒有涉及作為(wei) 時點數據的失業(ye) 人數和失業(ye) 率，即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ye) 率(人數)和城鎮調查失業(ye) 率均未考慮在內(nei) 。誠然，在討論就業(ye) 創造和就業(ye) 破壞時，失業(ye) 應該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內(nei) 容。然而，這裏的分析現實存在著數據口徑不一致的問題。例如，2019年和2020年城鎮登記失業(ye) 率分別為(wei) 3.6%和4.2%，登記失業(ye) 人數分別為(wei) 945萬(wan) 和1 160萬(wan) 。按照人數和比率倒推的話，可知計算登記失業(ye) 率的分母即所謂“期末從(cong) 業(ye) 人員與(yu) 期末實有登記失業(ye) 人數之和”，分別為(wei) 26 250萬(wan) 和27 619萬(wan) ，僅(jin) 為(wei) 當年城鎮就業(ye) 數的58.0%和59.7%。也就是說，一方麵，登記失業(ye) 的統計對象範圍遠遠低於(yu) 實際城鎮經濟活動人口，至於(yu) 城鎮調查失業(ye) 率，迄今隻有比率而從(cong) 未公布過人數;另一方麵，計算城鎮就業(ye) 淨增時所依據的存量數據與(yu) 之並不直接相關(guan) 。因此，當考慮就業(ye) 破壞和就業(ye) 創造等流量概念時，可以把失業(ye) 人數作為(wei) 一個(ge) 常數，假設其相對穩定。

　　自然失業(ye) 率的長期提高趨勢

　　在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條件下，就業(ye) 創造與(yu) 就業(ye) 破壞之間的不對稱，以及勞動力市場上技能的供需不匹配等現象，都具有加大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ye) 困難的傾(qing) 向，推動形成自然失業(ye) 率長期提高的趨勢。現實中，中國城鎮的自然失業(ye) 率，正在經曆一個(ge) 逐漸提高的過程，並且從(cong) 國際經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勞動力市場新特點，可以預期自然失業(ye) 率在後疫情時期將進一步提高。

　　首先，已有研究的估算結果支持自然失業(ye) 率已經有所提高並將進一步提高的判斷。其次，易於(yu) 受到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影響的就業(ye) 群體(ti) ，如農(nong) 民工、各類畢業(ye) 生、大齡勞動者等，在總就業(ye) 人群中的比重趨於(yu) 提高。這個(ge) 勞動力市場特征，可謂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ye) 現象的溫床。最後，理論和經驗均表明，每次衰退或危機之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趨於(yu) 強化，自然失業(ye) 率有所提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中，衰退通常意味著部分產(chan) 能被破壞，對應的企業(ye) 被淘汰出局。相應地，在經濟複蘇從(cong) 而產(chan) 能恢複的過程中，新創企業(ye) 常常發揮更大的作用。相比被淘汰的企業(ye) ，新創企業(ye) 代表著更好的生產(chan) 函數，因而宏觀經濟從(cong) 衰退到複蘇的過程也就是生產(chan) 要素的重組，即熊彼特意義(yi) 上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因此，與(yu) 衰退之前相比，經濟複蘇後企業(ye) 對勞動者的技能需求顯著提高，必然導致部分勞動者難以適應。總體(ti) 來看，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創新驅動，創造性破壞機製將發揮更大作用，勞動者轉崗的頻率將顯著增大。

　　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ye) 的潛力

　　雖然經濟學教科書(shu) 把失業(ye) 率處於(yu) “不引起加速通貨膨脹”水平的情形定義(yi) 為(wei) 充分就業(ye) ，現實中並非總是如此。一方麵，宏觀經濟學或者勞動經濟學中所謂的“自然失業(ye) ”並不“自然”。也就是說，處於(yu) “自然”狀態的失業(ye) 現象甚至一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情形，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麵，自然失業(ye) 率在統計意義(yi) 上並不總是確定和精準的，在先驗的假設下以機械的方法進行估算，未必能夠反映複雜多變的現實，甚至有時會(hui) 造成對現實的扭曲從(cong) 而對政策形成誤導。一般來說，過低的自然失業(ye) 率固然可能傳(chuan) 遞人力資本投資激勵不足的扭曲信號，並且過高的自然失業(ye) 率未被估算出來，因而不能引起政策應有關(guan) 注的話，則會(hui) 導致勞動力資源未盡利用，既影響民生的改善，又會(hui) 造成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

　　因此，在勞動力市場遭遇衝(chong) 擊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固然需要及時地應對周期性失業(ye) 現象，同時也要綜合運用經濟社會(hui) 政策，著力消除妨礙充分就業(ye) 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防止短期衝(chong) 擊的後果長期化和常態化。在不存在周期性失業(ye) 現象的正常宏觀經濟條件下，從(cong) 各個(ge) 方麵入手降低自然失業(ye) 率，應該成為(wei) 置於(yu) 宏觀政策層麵的積極就業(ye) 政策的主要目標。在中國的經濟現實中，仍然存在一些因素，產(chan) 生提高自然失業(ye) 率的效果，即造成“不自然的”自然失業(ye) 。找出這些因素並進行分析，有助於(yu) 在推動勞動力市場發育和實施積極就業(ye) 政策中抓準切入口，推動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ye) 目標。

　　首先，並非所有群體(ti) 的就業(ye) 都符合“充分就業(ye) ”的本質含義(yi) 。無論是農(nong) 業(ye) 中仍然存在的剩餘(yu) 勞動力，還是在低生產(chan) 率行業(ye) 以及非正規部門的就業(ye) ，按照調查口徑均不屬於(yu) 失業(ye) 的範疇。但是，在中國經濟現實中，在農(nong) 業(ye) 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之間、各類行業(ye) 之間，以及同一行業(ye) 的不同企業(ye) 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偏大的生產(chan) 率差異。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產(chan) 要素流動障礙造成的，特別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的。隻要這些障礙繼續存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就不能達到優(you) 化的狀態，充分就業(ye) 也就不能真正實現。這一事實啟示我們(men) ，積極就業(ye) 政策需要與(yu) 產(chan) 業(ye) 政策、競爭(zheng) 政策協同實施，以暢通生產(chan) 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渠道。

　　其次，並非所有具有就業(ye) 意願的群體(ti) 都可以經過“尋職”和“培訓”等慣常程序，順利實現就業(ye) 。現實中總是存在一部分勞動者，僅(jin) 靠勞動力市場的自發作用，甚至靠常規力度的扶助政策都不足以保障其就業(ye) 。這種就業(ye) 意願不能實現的典型表現有兩(liang) 種。第一種現象是所謂“沮喪(sang) 的工人效應”，指長期處於(yu) 失業(ye) 狀態且未能找到工作，以致失去信心不再積極尋找工作的情形，在統計中被歸為(wei) “退出勞動力市場”而不是失業(ye) 。第二種現象是部分勞動者麵臨(lin) 比其他人更大的就業(ye) 障礙，包括家庭照料負擔重、患慢性病、有殘障和年齡偏大等，同時又有就業(ye) 意願。這兩(liang) 種情形都要求政府針對特定群體(ti) 及其特殊脆弱性，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予以幫扶。

　　再次，並非所有的崗位都可以依靠市場創造出來。由於(yu) 自然屬性或者時點變化的影響，一些經濟活動具有較強的外部性，社會(hui) 收益大於(yu) 私人回報，自發的市場機製不足以反映對其真實的需求，也不能形成合意的投資回報和勞動者補償(chang) ，因此常常導致供給不足。

　　最後，勞動者群體(ti) 的異質性導致勞動力市場匹配的複雜性。從(cong) 各級各類學校畢業(ye) 的新成長勞動力，往往遭遇較大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ye) 困擾，以致產(chan) 生一個(ge) 學曆越高匹配度越低的“悖論”，這固然揭示了高校畢業(ye) 生麵臨(lin) 的就業(ye) 困難，卻易於(yu) 產(chan) 生對教育發展方向的誤導。在技術和產(chan) 業(ye) 結構千變萬(wan) 化的情況下，對技能的需求不僅(jin) 是日新月異的，也是瞬息萬(wan) 變的。這就造成一個(ge) 市場失靈的現象，因為(wei) 就準確辨析和判斷勞動力市場需求來說，無論是尋職者還是雇主，均存在個(ge) 體(ti) 層麵的力有不逮。可見，隻有政府才能把教育、產(chan) 業(ye) 和就業(ye) 協調起來，從(cong) 而打破這個(ge) 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悖論。

　　結語和政策含義(yi)

　　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增長遭遇周期性衝(chong) 擊的情況下，如果政策應對不及時、不恰當，便會(hui) 留下影響後續發展的“傷(shang) 痕”，產(chan) 生所謂的“磁滯效應”，使複蘇之後的經濟增長處於(yu) 一個(ge) 較前更為(wei) 不利的常態下。與(yu) 此類似，如果應對周期性失業(ye) 的舉(ju) 措不及時、不全麵和不對症，或者僅(jin) 僅(jin) 依靠宏觀經濟刺激作用，而不能同時解決(jue) 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矛盾，那麽(me) 可能在就業(ye) 問題上會(hui) 留下“傷(shang) 痕”，使經濟複蘇後的勞動力市場在更高的自然失業(ye) 率下運行。雖然中國經濟的基本麵未因暫時的宏觀經濟下行而改變，但是隨著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經濟增長麵臨(lin) 嶄新挑戰，勞動力市場格局確有可能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可以分別從(cong) 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來認識。首先，勞動年齡人口迅速減少帶來更大的供給側(ce) 製約，投入驅動型的增長模式愈益難以為(wei) 繼。把增長引擎轉到創新驅動的軌道上，要求營造創造性破壞的環境，通過優(you) 勝劣汰提高生產(chan) 率。與(yu) 此對應，雇主對勞動者技能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市場技能匹配的難度將增大，對積極就業(ye) 政策的針對性和公共就業(ye) 服務的精準度要求也大大提高。其次，人口減少和更深度老齡化意味著，需求側(ce) 因素特別是消費日益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常態化製約。由於(yu) 勞動者的就業(ye) 狀況通過對居民收入的影響，進而影響家庭消費和社會(hui) 總需求，因此，積極就業(ye) 政策需要具備需求側(ce) 的宏觀視角。

　　因此，應對當前具有短期衝(chong) 擊性質的失業(ye) 問題，尚有很大的政策和製度操作空間，特別是在治理周期性失業(ye) 方麵，需著眼於(yu) 防止勞動力市場衝(chong) 擊持續過久、對特定勞動者群體(ti) 損傷(shang) 過大，從(cong) 而使周期性的、過渡性的因素轉變為(wei) 長期的、結構性的因素。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製，生產(chan) 和消費活動將恢複到常規軌道上，經濟增長潛力可以盡快得到釋放，周期性失業(ye) 現象預期逐漸消失。然而，既然失業(ye) 並非僅(jin) 由周期性因素決(jue) 定，因此，積極就業(ye) 政策應該以更大的力度消除結構性和摩擦性困難，降低自然失業(ye) 率。經濟發展是中長期增長與(yu) 周期性變動的統一，受到供給側(ce) 增長潛力的製約和需求側(ce) 周期波動的影響。相應地，積極就業(ye) 政策同時麵臨(lin) 長期的就業(ye) 促進、常態下的自然失業(ye) 治理和就業(ye) 困難扶助、遭遇衝(chong) 擊時的周期失業(ye) 治理，以及勞動力市場製度建設等諸項任務。

　　把就業(ye) 優(you) 先政策置於(yu) 宏觀政策層麵，要求把這些任務有機結合起來，使政策措施的力度更大、效果更明顯。首先，注重與(yu) 長期經濟增長對應的就業(ye) 創造。通過改善營商環境保持新增市場主體(ti) 的持續流量，以擴大新增就業(ye) 的數量。針對就業(ye) 破壞和就業(ye) 創造並存的局麵，應對人力資本需求與(yu) 培養(yang) 之間的不匹配及其造成的就業(ye) 擴大與(yu) 經濟增長之間的不同步，政府應更加注重促進教育、就業(ye) 、培訓等工作的有效銜接。其次，完善和充實勞動力市場製度功能。建立和規範勞動法規確定的有關(guan) 勞動者權益和勞資關(guan) 係的社會(hui) 機製，使其充分體(ti) 現勞動力要素以人為(wei) 載體(ti) 的特殊性，在創造性破壞中始終確保對勞動者的保護。再次，針對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公共就業(ye) 服務聚焦於(yu) 對青年、大齡和非正規就業(ye) 群體(ti) 的特別扶助，降低自然失業(ye) 率。最後，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周期性失業(ye) ，既要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創造寬鬆貨幣環境和非常規的內(nei) 外需求，促使增長回歸潛在增長率，還要更加擅長使用財政政策工具，通過社會(hui) 保險、家庭補貼、崗位創造等手段穩定居民收入和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