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動蕩變革呈現新的特點與(yu) 趨勢。根據目前國際經濟、政治和社會(hui) 發展呈現的種種跡象，並考慮各種因素可能帶來的影響，2023年全球九大趨勢值得關(guan) 注。

　　一、全球經濟增速下行並步入中低速增長軌道

　　從(cong) 目前趨勢來看，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下行幾乎已成定局，全球經濟中長期增長動力也顯著不足。在高通脹壓力下美歐央行貨幣政策持續收緊，甚至麵臨(lin) 過度緊縮的風險，對全球經濟的負麵溢出效應日益凸顯。同時，在地緣政治衝(chong) 突和自然災害等非經濟因素衝(chong) 擊下，2023年全球經濟複蘇將麵臨(lin) 更大壓力，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降至2.5%以下，明顯低於(yu)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目前測算的2022年3.2%的全球經濟增速。從(cong) 中長期來看，全球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趨勢明顯，疫情對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也將逐步顯現，技術創新與(yu) 先進技術應用的步伐仍然緩慢，全球潛在經濟增速將難以得到較大提升。未來3至5年，全球經濟將維持3%左右的中低速增長水平。

　　二、大國“負和博弈”引發全球經濟與(yu) 政治消極互動

　　大國之間的零和博弈逐步發展為(wei) “負和博弈”，走向即便損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對手的“負和”策略。去全球化的消極互動成為(wei) 中短期內(nei) 全球經濟與(yu) 政治互動的主要特征。一方麵，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進一步轉向大國競爭(zheng) 。美國戰略決(jue) 策者奉行價(jia) 值觀外交，不斷將經貿問題和發展問題升級為(wei) 地緣政治衝(chong) 突和意識形態對抗，一些美國盟國也將經貿、科技、人文關(guan) 係政治化。為(wei) 最大限度發揮自身優(you) 勢並快速壓製競爭(zheng) 對手，美國不僅(jin) 放棄合作共贏，甚至越過零和博弈，就是寧願自己吃虧(kui) ，也要讓別人不好過。另一方麵，從(cong) 西方向全世界擴散的經濟與(yu) 政治的消極互動強化了逆全球化趨勢，推動全球供應鏈朝著國家安全和價(jia) 值觀邊界重構，並使全球化的供需網絡麵臨(lin) 碎片化、冗餘(yu) 化的風險。當前推動這一趨勢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相互依賴的武器化”，即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國家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金融製裁和貿易管製措施，從(cong) 而使競爭(zheng) 雙方兩(liang) 敗俱傷(shang) 。

　　三、多極化體(ti) 係呈現集團化趨勢

　　隨著非美國盟國、非西方國家、非白人基督教文明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以及在多極體(ti) 係中擁有更多話語權，美西方開始對其主導權感到焦慮。西方政治精英認為(wei) ，必須改變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重塑“自由主義(yi) ”世界霸權。拜登政府極力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不斷強化跨大西洋聯盟和跨太平洋聯盟。因此，2023年國際體(ti) 係中的集團化趨勢將進一步深入發展，並突出表現在軍(jun) 事和經濟領域。在軍(jun) 事上，烏(wu) 克蘭(lan) 危機爆發後北約“複活”並得到顯著增強，且將進一步“加強與(yu) 印太夥(huo) 伴的合作”。在經濟上，以“印太經濟框架”與(yu) “美歐貿易與(yu) 技術委員會(hui) ”為(wei) 主要依托，美國將進一步推動建立一種囊括美歐發達經濟體(ti) 的新冷戰貿易集團，形成對所謂“非市場經濟體(ti) ”的共同貿易、金融和科技政策，並加大力度逼迫發展中國家選邊站隊。

　　四、氣候變化成為(wei) 全球問題治理的主色調

　　作為(wei) 一種長期影響因素，氣候變化的負麵影響在短期內(nei) 加速累積，已成為(wei) 各國政策不可回避的核心議題之一。當前，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正步入關(guan) 鍵節點，氣候變化也將因此成為(wei) 全球問題治理的主色調，並將在未來受到更多關(guan) 注。英國氣象局對全球氣溫預測表明，2023年將是地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氣溫將可能比1850—1900年間的平均氣溫高出約1.2℃。氣候變化對人類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正在加速凸顯，國際社會(hui) 圍繞氣候變化治理的博弈也日益加劇。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hui) 將首次對《巴黎協定》目標進展進行盤點，各方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與(yu) 成效將成為(wei) 國際社會(hui) 關(guan) 注的焦點。此外，一些發達國家將以應對氣候變化為(wei) 名加大對發展中國家使用化石燃料的限製，並推出更加激進的加速製造業(ye) 回流的政策，從(cong) 而帶來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的深刻調整和變化。

　　五、老齡化少子化與(yu) 人口爆炸並行

　　雖然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長期因素，但其帶來的負麵影響正在加速顯現。未來一個(ge) 時期，全球生育率將繼續下降，世界人口繼續增長但增速將放緩，並且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性將更加突出。從(cong) 人口增長的地區分布來看，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占比持續下降，中亞(ya) 及南亞(ya) 地區將在2050年前後成為(wei) 世界人口中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將在2100年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從(cong) 全球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2022年至2050年間，歐洲和北美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將從(cong) 18.7%上升到26.9%，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地區將從(cong) 12.7%上升到25.7%。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全球創新能力與(yu) 意願下降，儲(chu) 蓄率提高和消費減少，社保和醫療支出增加，財政可持續性受到挑戰，降低潛在增長率。全球人口增長的結構性變化將意味著國際和國內(nei) 層次人口結構的重大調整，並將給社會(hui) 融合、政治穩定、對外政策和全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

　　六、技術發展日益聚焦數字化與(yu) 去碳化方向

　　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信息技術和綠色科技是當前全球創新突破最多的領域。根據曆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與(yu) 世界經濟論壇分別發布的全球十大突破性和新興(xing) 技術清單，2018—2022年約四成出現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超六成技術創新與(yu) 信息技術有關(guan) 。在2000年以來的全球《專(zhuan) 利合作條約》核心專(zhuan) 利中，信息技術是涉及最多的技術領域。其中，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性技術有望在真正意義(yi) 上實現機器適應現實世界、解決(jue) 複雜問題、與(yu) 人類交流協作等目標。在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區塊鏈、生物技術等構建的數字經濟時代，大規模定製、動態供應鏈、智能生產(chan) 和服務、精準推送等將成為(wei) 現代產(chan) 業(ye) 的新特點，並將改變全球經濟發展和大國競爭(zheng) 模式。同時，中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ti) 均提出“碳中和”計劃，並將綠色科技創新作為(wei) 實現綠色發展和“碳中和”的關(guan) 鍵驅動力，大國綠色科技博弈將進一步加劇。

　　七、初級產(chan) 品市場動蕩加劇

　　在全球經濟中低速運行的預期下，2023年全球初級產(chan) 品需求將放緩，整體(ti) 價(jia) 格可能出現繼續下調。但在供給側(ce) ，極端氣候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仍在威脅全球供應鏈的恢複。2022年，颶風“伊恩”、黑海航運封鎖、化肥出口限製、北溪天然氣管道遭破壞、美歐對俄羅斯能源禁運和限價(jia) 等影響供應鏈穩定的突發事件頻發，預計2023年這類風險仍將存在，甚至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初級產(chan) 品價(jia) 格仍可能出現大幅波動。對資源出口國而言，初級產(chan) 品價(jia) 格波動會(hui) 增加該領域投資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影響資源上遊產(chan) 能的擴張，尤其對高度依賴海外投資的國家，價(jia) 格過度波動對投資的負麵影響更為(wei) 嚴(yan) 重。對資源進口國而言，價(jia) 格波動將影響社會(hui) 生產(chan) 的決(jue) 策，從(cong) 而影響整個(ge) 產(chan) 業(ye) 鏈，同時也將考驗政府采取快速、連貫的政策應對措施的能力。此外，大國在關(guan) 鍵資源領域的博弈也將是導致全球初級產(chan) 品市場動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多國政治社會(hui) 矛盾持續積累

　　在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yi) 主導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產(chan) 業(ye) 空心化和貧富差距拉大不僅(jin) 在短期內(nei) 難以得到有效克服和顯著緩解，還將導致政治社會(hui) 矛盾加速累積。社會(hui) 矛盾的加速累積正在發達國家社會(hui) 孕育嚴(yan) 重的政治危機，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義(yi) 政治力量還在不斷壯大聲勢，將加劇國內(nei) 社會(hui) 對立和政治衝(chong) 突。在美國，政治極化將隨著共和黨(dang) 奪取眾(zhong) 議院而更加凸顯，否決(jue) 政治的盛行將進一步加大美國的社會(hui) 治理赤字。在歐洲，高位通貨膨脹和經濟複蘇乏力等因素將加劇各國民眾(zhong) 對主流政黨(dang) 的不滿，右翼民粹主義(yi) 重新抬頭也將使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政策一致性遭受更多考驗。在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債(zhai) 務水平不斷攀升，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的脆弱性將進一步增加，很可能會(hui) 多點爆發大規模的社會(hui) 危機和政治動蕩。

　　九、大國安全對抗呈現“分身戰爭(zheng) ”新形態

　　烏(wu) 克蘭(lan) 危機後，美西方與(yu) 俄羅斯之間的安全對抗催生了“分身戰爭(zheng) ”的新形態，並且很可能成為(wei) 未來大國軍(jun) 事對抗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新形態既不同於(yu) “熱戰”式的直接軍(jun) 事衝(chong) 突，也不同於(yu) 美蘇冷戰期間頻頻出現的代理人戰爭(zheng) ，而是一種“分身戰爭(zheng) ”，其主要特征是大國彼此之間以提供後勤、情報甚至指揮的方式直接介入對方與(yu) 其他國家的軍(jun) 事衝(chong) 突，成為(wei) 事實上的重要參戰方。這一安全對抗形式雖然在表麵上避免了大國之間的直接衝(chong) 突，有利於(yu) 控製局勢升級，但也正因如此，大國可以較少顧忌地在域外衝(chong) 突中投入自身的後勤、情報、指揮等一係列軍(jun) 事能力，顯著提高了大國走向安全對抗的可能。當前，美西方政策界出現了對實施“分身戰爭(zheng) ”前景過度樂(le) 觀的聲音，主張所謂中小民主政權能夠在“分身戰爭(zheng) ”中有效應對其他大國的壓力，並鼓吹在台灣地區針對中國複製這一安全對抗模式。由此可見，未來大國安全形勢仍不容樂(le) 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