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製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yu) 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

　　日前，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學曆要求而廣受質疑。新規中規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

　　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每一次歧視，總有不同行為(wei) 方式以及表達方法。文憑成為(wei) 城市入戶、居住門檻，便是習(xi) 焉不察的 “素質歧視”。與(yu) 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廣開門戶、大量接納外來人口相比，近年來出現一定程度的逆動。其中，北京一位張姓政協委員2005年提出“建立人口準入製度”，建議限製“低素質人口”進城，可視為(wei) 標誌性事件。盡管張氏的“閉關(guan) 之論”被論者駁得體(ti) 無完膚，卻擋不住社會(hui) 實踐的洶湧暗流，7年間“素質歧視”在各地愈演愈烈。

　　城市對外來人口一次次的歧視，輿論對管理者一輪輪的“啟蒙”，諄諄教誨，杜鵑啼血，可建言似乎從(cong) 未被納，不經人大審批、公眾(zhong) 討論、專(zhuan) 家複議、公開聽證的歧視政策照樣施然而至。城市大門隻為(wei) “高中以上文化”的外來人口而開，其荒謬性不言而喻，“可惡指數”極高。大而化之，作為(wei) 國民，要“暫住”於(yu) 自己的國度，已是一個(ge) 曠古未聞、四鄰罕見的奇聞，要是春秋戰國也要“居住證”，自學成才沒有任何文憑的孔子恐怕也無法周遊列國了。“暫住”亦便罷了，還得分三六九等，非“高中文化以上”的外來人口不能辦“居住證”，真是咄咄怪事。

　　將外來人口當作“城市入侵者”、城市秩序的破壞者、公共資源的“搭便車”者，充分體(ti) 現城市管理者的傲慢與(yu) 偏見。“城市是我家，發展靠大家”，一旦“我家”發展起來，臥榻之側(ce) 就容不得他人“鼾睡”，那些曾經被讚美的外來人口此時就成了城市的“寄生”乃至“增生”，不能硬生生“切除”，就通過各種公共政策(譬如高房價(jia) 、禁止群租等等)，將他們(men) 的“城市夢”打碎、“市民化”的路堵死。過河拆板，把外來人口僅(jin) 僅(jin) 看作為(wei) 可增加城市GDP總量的勞動力，而完全忘記了人之為(wei) 社會(hui) 的、政治的、文化的存在之含義(yi) ，也充分暴露某些人的工具思想與(yu) 實用哲學。

　　拋開權利維度不表，就工具層麵，讓外來人口湧進城市，加快工業(ye) 化、城市化進程，擴大“城市化紅利”也是我國未來發展之路。中國有九億(yi) 農(nong) 民，有著巨大的內(nei) 需潛力，但是自給自供的傳(chuan) 統小農(nong) 經濟模式影響了農(nong) 民內(nei) 需的發揮，如果將他們(men) 融入城市，吃喝拉撒都得購買(mai) ，消費、內(nei) 需自然就可以上來。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zhuan) 家托尼·賽奇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城市化將為(wei)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同時他也指出，中國要解決(jue) 農(nong) 民工群體(ti) “融不進城市”和“回不去農(nong) 村”的問題。

　　要繞過這一“暗礁”，補齊“短板”，就要告別將外來人口僅(jin) 僅(jin) 當作城市GDP貢獻者，而對超出“打工者”之外所有的權利、利益、需求等視而不見的工具主義(yi) 思維，他們(men) 既是貢獻者，也應該是“城市化紅利”的分享者。表現在戶籍這項公共政策上，戶籍製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yu) 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為(wei) 新市民的合法權利設置或增添障礙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