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書(shu) ，是一本為(wei) 紀念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首版於(yu) 2018年的作品。轉眼4年過去了，中國經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特別是近兩(liang) 年來，我國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和不確定，國內(nei) 也麵臨(lin) 許多風險和挑戰。當前，中國經濟還沒有走出延續多年的經濟增長的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疊加”困境，又麵臨(lin) 著“需求收縮、供給衝(chong) 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於(yu) 如何應對現實問題，政府也正在采取一係列“穩住經濟大盤”的政策措施來應對挑戰的當下，重印講述40年改革開放曆史的這本舊著的意義(yi) 何在呢？

在我看來，在當前的形勢下，采取應急性的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僅(jin) 僅(jin) 這樣做還遠遠不夠，因為(wei) 現實情況是由過往的曆史造成的。就拿我們(men) 當前遇到的困難來說，除卻某些帶有偶然性的突發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劇了問題的嚴(yan) 重性，大量問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製於(yu) 輕視甚至蔑視理論思維的傳(chuan) 統，熱衷於(yu) 追逐五光十色和千變萬(wan) 化的表麵現象，對所謂“熱點問題”做出表麵的回答，或者采取並非針對病因、而是針對症狀的“對症治療”措施來緩解矛盾，而不能透過變動不居的現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質和長期駐留的事物運動規律，觸及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難免陷入揚湯止沸的誤區，而無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是兩(liang) 大基本問題：第一個(ge) 是如何從(cong) 過去那種高指標、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長方式轉變為(wei) 效率驅動的增長方式，以便實現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第二個(ge) 是怎樣改變過去那種封閉僵化的落後體(ti) 製，建立起一個(ge) 富有生機與(yu) 活力的體(ti) 製。《中國經濟改革進程》這本書(shu) 的基本內(nei) 容，就是對於(yu) 從(cong) 20世紀70年中期到21世紀10年代中期與(yu) 這兩(liang) 大基本問題相關(guan) 的理論爭(zheng) 論和政策演變的係統梳理。

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革”以後，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第一個(ge) 大問題就是舊有的增長方式成為(wei) 中國經濟的沉重的負擔，使它難於(yu) 真正“起飛”。針對這一問題，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批準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采取“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針隻執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稱“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再生產(chan) 理論”的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抨擊，回到舊有的老路子。

由於(yu) 蘇式增長方式必然造成的種種惡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現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風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製定“九五”（1996—2000）計劃時，國家計劃委員會(hui) 提出了進行經濟增長方式從(cong) 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到效率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的建議。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實行兩(liang) 個(ge) 具有全局意義(yi) 的根本性轉變”，即“經濟體(ti) 製從(cong) 傳(chuan) 統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從(cong) 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1995年以後的幾年中，由於(yu) 上述兩(liang) 個(ge) 根本性轉變取得了進展，中國經濟發展迎來了增長速度比較快、效率比較高的新階段，並在2010年超越日本，晉升為(wei) 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ti) 。

不過，“九五”期間GDP增長的突出表現使人們(men) 產(chan) 生了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任務已經完成的錯覺。從(cong) “十五”（2001—2005）計劃時期開始，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資“鋪攤子”、“上項目”和“造大城”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nei) 風起雲(yun) 湧。通過這類“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來拉動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wei) 一些領導幹部提升自己“政績”和地位的不二法門。這就使粗放增長方式的種種消極後果迅速積累起來，並在2005年至2007年期間又一次出現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勢頭。

在這種情況下，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批評了“不正確的政績觀”，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2010年，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二個(ge) 五年規劃的建議》著重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nei) 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並由此再次重申“加快經濟發展轉型”的要求。

可是，人們(men) 更習(xi) 慣於(yu) 用凱恩斯主義(yi) 側(ce) 重需求側(ce) 的短期分析方法來解析長期增長問題，加之2007年爆發了從(cong) 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為(wei) 了應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chong) 擊，政府的方針又一次轉向使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資來擴大內(nei) 需，以便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於(yu) 是，由於(yu)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並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繼續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我國的國民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出現杠杆率過高的病症。政府和許多企業(ye) 債(zhai) 台高築，醞釀愈來愈大的金融風險。這使中央領導在2013年末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經濟速度換檔期、經濟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新常態”。

為(wei) 了應對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麵的困難，本世紀10年代中期爆發了一場關(guan) 於(yu) 中國應當遵循什麽(me) 樣的發展理念、采取什麽(me) 樣發展方式的大辯論。辯論的結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這就是在進一步改革的推動下，以提高供給側(ce) 的效率為(wei) 核心，實現從(cong) 高速度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不過問題還在於(yu) ，正像我們(men) 在前30多年所經曆過的那樣，做出了正確的決(jue) 定和這些決(jue) 定能否得到貫徹是兩(liang) 件不同的事情。《中國經濟改革進程》概述了本世紀10年代中期這一基本思路決(jue) 定和執行的過程，並且指出：如果不能按照這樣的思路去克服困難，宏觀經濟政策將會(hui) 陷入兩(liang) 難困境，經濟發展也會(hui) 呈現出一種“按住了葫蘆起了瓢”的翹翹板式運行狀態。如果為(wei) 防止金融風險而降低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強度，GDP增長率就會(hui) 進一步下滑；要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強度，杠杆率則會(hui) 加速上升，發生係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反複使用刺激政策，用強投資去推動經濟增長，就隻能進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風險加速積累，甚至引發所謂“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衰退”。

在處理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上的這些曆史經驗顯然是今天仍值得加以探究的。

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另一個(ge) 問題，也許是更具有根本性質的問題，是體(ti) 製改革問題。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和實質在於(yu) 選擇由市場—價(jia) 格機製支配的資源配置方式還是由行政命令和國家計劃支配的資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煩，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jue) 定性作用。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之初，朝野有識之士就已取得進行市場取向改革、引進市場機製、發揮價(jia) 值規律作用的共識。之後，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都被鄭重寫(xie) 入執政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和中央全會(hui) 決(jue) 議。

然而，市場化、法治化改革並不會(hui) 徑情直遂地達到預設的目標。雖然市場化改革在20世紀後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使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紀之交持續加速，很快躋身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但是主張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人們(men) 還是一再發動對市場化改革的攻擊，力主加強政府對資源配置直接或間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進程受到阻礙，甚至使經濟體(ti) 製和經濟政策出現相反的走勢。直到開倒車的行徑遭到摒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才回歸正途。

改革開放以來，關(guan) 於(yu) 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經曆過多次博弈。《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對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這些博弈背後的思想交鋒做了簡明扼要的曆史敘述，並對之作出自己的曆史評論。

“計劃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發生在本世紀初期。本來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決(jue) 定以後，中國經濟走上了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大市場的道路。但由於(yu) 改革在一些領域進展不足，政府部門還在某些重要領域中起著支配作用，就使整個(ge) 經濟體(ti) 製呈現出一種“半統製、半市場”的過渡性特征。在這樣一種計劃與(yu) 市場、行政命令與(yu) 自由價(jia) 格雙軌並行的體(ti) 製下，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廣泛幹預，使尋租腐敗行為(wei) 獲得了廣大的製度基礎，加之法治國家的建設嚴(yan) 重滯後，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就愈演愈烈。這理所當然地引起大眾(zhong) 的不滿。利用這種情勢，市場經濟的反對派趁機把原本是因為(wei) 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進不足造成的問題歸罪於(yu) 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強化政府對社會(hui) 的控製、對資源的配置和對企業(ye) 微觀活動的幹預。他們(men) 極力鼓動，甚至公然要求為(wei) “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極左路線翻案和為(wei) 極左路線的旗手“四人幫”“平反昭雪”和“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民粹主義(yi) 和狹隘民族主義(yi) 猛然升溫，與(yu) 建設市場體(ti) 係相關(guan) 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擊，在一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潮流。

值得慶幸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負眾(zhong) 望，頂住了這種反曆史的逆流，決(jue) 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對全麵深化改革做出了頂層設計和總體(ti) 規劃。這一《決(jue) 定》不但明確“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把改革延伸到社會(hui) 體(ti) 製的其他方麵。《決(jue) 定》指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wei) 從(cong) 過渡體(ti) 製成長為(wei) 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即“法治的市場經濟”指明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整套具體(ti) 的改革要求。

在全麵改革的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已經明確的條件下，關(guan) 鍵就在於(yu) 執行和落實。

201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這本書(shu) 隻是在最後的段落裏對全麵深化改革“必須克服的種種阻力和障礙”以及如何“推動全麵改革落地生根”做出了提綱挈領的說明，而沒有來得及對《決(jue) 定》通過以來改革的進展和不足進行具體(ti) 分析，可是在我們(men) 為(wei) 如何應對克服當前問題尋求解法的時候，仍然可以從(cong) 對改革開放曆程的觀察和思考中汲取經驗教訓。

例如，拿當前“三重壓力”的關(guan) 鍵“預期轉弱”來說，“預期轉弱”問題的發生固然與(yu) 疫情等近期突發的因素有關(guan) ，但顯然是由來已久，逐漸積累起來的。許多研究表明，它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企業(ye) 家們(men) 對良好營商環境和政策環境信心的缺失。我們(men) 不妨回想一下，當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議在2013年開始落實的時候，各類市場主體(ti) 的心氣何等熾熱。那時民營企業(ye) 踴躍投資，開辦新的企業(ye) 和擴大原有企業(ye) 的規模，從(cong) 2014-2019年的五年間，我國市場主體(ti) （包括個(ge) 體(ti) 工商戶和私營企業(ye) ）的數量翻了一番，達到1.18億(yi) 戶。他們(men) 為(wei) 強勁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很快地，與(yu)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背道而馳的聲音逐漸興(xing) 起，2018年一開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學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特殊現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們(men) 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的每一項措施，應當都是朝著共產(chan) 主義(yi) 邁進的”，“逐步消滅私有製”。後來，一位金融界的資深人士還就此論證說，“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雖然“離場論”遭到主流報刊的否定，但是這類反對市場化改革思潮並沒有收斂和停止他們(men) 的攻勢。在討伐資本、貶抑私有企業(ye) 的氛圍下，不少企業(ye) 家焦慮迷惘、缺乏投資和創業(ye) 的動力。為(wei) 了恢複企業(ye) 家的信心，給企業(ye) 家吃“定心丸”和撫慰他們(men) ，會(hui) 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來，重要的是邁開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機構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度幹預，為(wei) 各類市場主體(ti) 提供能夠自主經營的營商環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競爭(zheng) 的政策環境。

除此而外，以放鬆信貸、增加投資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過去簡單地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拉動增長、結果造成了杠杆率過度提高和釀成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危機的教訓。

綜上所述，如果《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一書(shu) 中對改革開放曆史過程的觀察和對所涉基本問題的思考能夠為(wei) 讀者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和探討克服當前困難的路徑提供一些參考，這本舊著重印便可算達到了預期目標。作為(wei) 作者的我也會(hui) 感到十分欣慰。

本文是92歲的吳敬璉先生今年6月為(wei) 其著作《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2版撰寫(xie) 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