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推進了生產(chan) ，卻沒有同步推進消費。

　　消費的“損失”

　　沒有一個(ge) 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農(nong) 業(ye) GDP已經降到全部GDP的10%之時，其農(nong) 村人口仍然有50%，而且這個(ge) 數字還沒有包括已經進城打工的農(nong) 村人口。也沒有一個(ge) 國家像中國這樣有如此低的消費率，在2009年，最終消費與(yu) GDP的比率僅(jin) 為(wei) 48%，而扣除掉政府消費後，居民消費與(yu) GDP之比僅(jin) 為(wei) 35%。無論是與(yu) 發達國家相比，還是相近發展階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是與(yu) 同處於(yu) 儲(chu) 蓄率較高的亞(ya) 洲文化下的日本和韓國比，中國的消費率都更低，甚至低於(yu) 日本和韓國的消費率在曆史上的最低點，而且主要就是因為(wei) 居民的消費率低。

　　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支撐了大量的出口，而消費增長卻相對受阻。與(yu) 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受到了抑製。這兩(liang) 件事都與(yu) 眾(zhong) 不同，相互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聯係，不會(hui) 隻是個(ge) 巧合，一定是中國有些特別之處。解開這個(ge) 困惑的關(guan) 鍵在於(yu) 戶籍製度，這也是個(ge) 與(yu) 眾(zhong) 不同的製度。它就像一個(ge) 楔子釘進了中國的市場體(ti) 製，產(chan) 生了一係列的經濟影響。一方麵，戶籍製度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製約了農(nong) 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另一方麵，長期以來，中國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的數量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低下，農(nong) 業(ye) 比較收益低，這也成為(wei) 農(nong) 民工進城的工資要求的參照係，長期的低工資形成了出口加工製造業(ye) 對於(yu) 低勞動成本的依賴。

　　故事的背麵是，進城農(nong) 民工的消費受到了戶籍製度的製約。根據我們(men) 近來的一項研究，如果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將居民（或家庭）的特征控製住，一個(ge) 沒有所在城市戶籍的外來居民與(yu) 當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費要低大約30%。由於(yu) 農(nong) 民工的數量龐大，我們(men) 大致可以測算出這一由戶籍製度所導致的“消費損失”究竟有多大。算出來的結果有點讓人吃驚，它相當於(yu) 數據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費的4.2%，或者中國GDP總量的1.8%。別以為(wei) 這是個(ge) 小數目，中國每年GDP的增長不過10%左右，這相當於(yu) 是說，戶籍製約的消費相當於(yu) 每年GDP增長部分的五分之一。由於(yu) 進城的農(nong) 村勞動力在持續增長，而且戶籍製度的製約始終存在，因此，其對消費的製約效應也是年複一年地在發生。

　　為(wei) 什麽(me) 而儲(chu) 蓄？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men) ，人在麵對風險的時候，需要儲(chu) 蓄以防不測，而如果社會(hui) 保障健全則儲(chu) 蓄的動機將減弱。中國的社會(hui) 保障日益健全，但農(nong) 民工的狀況卻改善甚少。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一項數據，“雇主為(wei) 其繳納養(yang) 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shang) 保險和失業(ye) 保險的農(nong) 民工比例分別為(wei) 5.9%、9.7%、20.7%和1.8%。”不難看出，農(nong) 民工社會(hui) 保障的覆蓋水平仍然比較低，絕大部分農(nong) 民工都沒有參加社會(hui) 保險。而從(cong) 農(nong) 民工的工作性質和收入來源來看，他們(men) 簽訂短期合同的比率和來源於(yu) 個(ge) 體(ti) 經營收入的比重均遠遠高於(yu) 城市居民。

　　不能安居樂(le) 業(ye) 的預期會(hui) 製約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如果外來務工者是幾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的，那麽(me) ，他們(men) 的行為(wei) 就將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買(mai) ，因為(wei) 耐用消費品很難帶走。

　　有人可能會(hui) 說，農(nong) 民工將錢寄回家了，這其中也有部分是消費。在我們(men) 的研究裏，即使將匯款全部計入消費，戶籍因素仍然使移民的消費低於(yu) 城市居民18%。戶籍對於(yu) 消費的製約也不是因為(wei) 文化和習(xi) 慣這樣的原因，因為(wei) 住在城市裏時間更長的農(nong) 民工並沒有在消費上更接近於(yu) 城市居民。如果把那些出生在農(nong) 村卻已經獲得城市戶籍的居民拿出來與(yu) 沒本地戶籍的移民作比較，他們(men) 的消費差別是26%。

　　戶籍對消費的製約在減弱？

　　一個(ge) 很自然的猜測是，即使戶籍的確製約了消費，其作用也會(hui) 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cong) 數據上來看，戶籍對消費的製約作用隨著收入上升而上升。這其實很好理解，人變富了之後，他對於(yu) 非必需品的消費比重將上升，而吃穿的消費比重則下降。換句話說，錢更多了，反而能省錢的空間更大了。如果將消費分成若幹項來看，果然，外來移民與(yu) 城市居民相比，其在吃穿方麵的消費雖然也較低，但更明顯的差別出現在家庭設備、健康醫療和文化教育這些方麵。

　　農(nong) 民工的數量穩定增長也會(hui) 加強戶籍對消費的製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農(nong) 民工總量為(wei) 24223萬(wan) 人，其中，外出農(nong) 民工15335萬(wan) 人，在本鄉(xiang) 鎮內(nei) 從(cong) 事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的本地農(nong) 民工8888萬(wan) 人，而且這些數字還在增長。這部分居民如果沒有戶籍製度的製約，他們(men) 的身份應該是城市居民，而不是農(nong) 村居民，所以，農(nong) 民工的數量持續增長也將使加總層麵的“消費損失”日益增加。

　　中國不是日本

　　很多人喜歡將中國與(yu) 1980年代的日本相類比。表麵上的確如此，貿易盈餘(yu) 大幅度攀升，本幣升值壓力巨大，房地產(chan) 呈現泡沫跡象。但是，中國的不同在於(yu) ，這是一個(ge) “轉型和發展中的大國”。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國這樣存在著諸多的製度製約，而中國當前存在的製度製約卻戲劇性地提供了潛在的增長動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的過程，進入了發達狀態，而中國卻仍在發展中，其城市化進程如果不受到抑製，還將為(wei) 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釋放新的活力。日本也從(cong) 未像中國這樣，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跨地區勞動力轉移，在一個(ge) 地區間勞動生產(chan) 率差異巨大的“大國”，這恰恰成為(wei) 經濟資源更有效配置的潛在空間。

　　遺憾的是，城市化對於(yu) 中國結構性調整的意義(yi) 被嚴(yan) 重忽視了。在城市化速度方麵，政府似乎有意壓低城市化的速度。“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城鎮化率由現在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個(ge) 百分點，低於(yu) 當前大約1年1個(ge) 百分點的速度。與(yu) 此同時，政府卻試圖在未來更向內(nei) 地采取傾(qing) 斜性的供地政策來支持其發展。但如果看數據，恰恰是在內(nei) 地，城市麵積擴張的速度大約是非農(nong) 業(ye) 人口增長速度的2倍多。在城市體(ti) 係的調整方麵，政府的政策導向是重點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而限製特大城市的發展。戶籍限製更嚴(yan) 的是作為(wei) 勞動力主要流入地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在我們(men) 的研究中恰恰可以看到，越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戶籍對於(yu) 消費的製約作用越大。

　　啟動消費的口號人人都會(hui) 喊，但中國當前的情況卻是，我們(men) 在作繭自縛。最近一輪的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運用加大投資的方式度過了危機，但在結構調整方麵卻“雷聲大、雨點小”。現有的通過補貼來增加農(nong) 村消費的方式即使有效，也隻會(hui) 是短期的，它雖然“看上去很美”，卻與(yu) 城市化進程的曆史趨勢相悖。如果補貼農(nong) 民在農(nong) 村建房，還不如補貼進城農(nong) 民工在城市租房。如果這些道理不想通，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方式就難以轉變，結構性扭曲所造成的風險就仍然會(hui) 不斷積累，直到下一輪危機卷土重來。這就是經濟規律，沒人可以幸免。

　　*作者為(wei) 複旦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此文基於(yu) 與(yu) 陳斌開、鍾寧樺的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