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補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分配差距的縮小，但效果是短期的

 

　　財稅調節分配有兩(liang) 類手段：一是限高，主要通過個(ge) 人所得稅進行調節；二是補低，比如對居民進行轉移支付，提供社會(hui) 救助，以及間接通過對社會(hui) 保險缺口進行補助等。限高補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分配差距的縮小，但效果是短期的，因為(wei) 導致差距的社會(hui) 根源並沒有改變，而隻是改變了初次分配結果。如果不從(cong) 根源入手，收入分配差距就會(hui) 在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經濟循環中不斷再生，就會(hui) 永遠存在一個(ge) “缺口”。由於(yu) 政府調節差距的幅度永遠趕不上經濟循環中再現的、越來越大的差距，這就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期趨勢在不斷擴大。

 

　　可見，促進共同富裕不能僅(jin) 滿足於(yu) 財稅的調節。盡管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麵的作用確實有待加強，財稅製度也有待進一步完善。但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也要認識到，財稅調節隻具有短期效果，而且無論多麽(me) 複雜的政府再分配，其效果都是短期的。比如美國個(ge) 人所得稅體(ti) 係非常複雜，但也不能改變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財稅製度促進共同富裕的重心要從(cong) 收入分配轉移到風險分配上來

 

　　產(chan) 生貧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社會(hui) 化改革滯後於(yu) 市場化改革，導致不同社會(hui) 群體(ti) 的風險處境差距越來越大，有的群體(ti) 的風險處境開始固化，沒有進一步改變的機會(hui) 。因此，財稅製度促進共同富裕的重心，要從(cong) 收入分配轉移到風險分配上來，重點要從(cong) 以下三方麵入手。

 

　　一是要從(cong) 機會(hui) 公平入手。機會(hui) 平等首先要解決(jue)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的問題。我國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實則包含了經濟、社會(hui) 、所有製三個(ge) 層次。過去城鄉(xiang) 二元結構主要關(guan) 注經濟層麵，當前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還包括社會(hui) 層麵的二元，即農(nong) 民和市民的身份與(yu) 基本權利的差異。農(nong) 民即使長期生活、工作在城裏，也很難獲得跟市民平等的待遇，這反映的是社會(hui) 二元結構。此外還有公有製二元結構。集體(ti) 土地蓋房不可能增值，但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卻可能增值，這是所有製二元結構造成的要素市場權利上的不平等。這種二元結構最根本性的問題，是導致農(nong) 民和市民的風險處境出現差異，進而導致他們(men) 獲取收入、改變自身、增強能力等方麵的機會(hui) 明顯不同。因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成為(wei) 當前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最根本問題。應該看到，我國農(nong) 民人口仍占大多數。我國城鎮化率64.7%，看似城市居民更多；而從(cong) 戶籍人口看，農(nong) 民戶籍人口占比53.3%。因此，如何減少農(nong) 民數量，是我國結構性改革中的最大難題。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jue) ，從(cong) 城鄉(xiang) 收入分配領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率就會(hui) 很低，效果也很難持續。

 

　　二是要從(cong) 縮小人力資本積累的差距入手。幫助農(nong) 民群體(ti) 提升能力，積累人力資本。要幫助農(nong) 民提高獲取風險收入的能力。隻要進入市場就有風險，能冒多大風險取決(jue) 於(yu) 自身能力，而上大學可以提升冒險能力和發明創造能力，有助於(yu) 幫助農(nong) 民獲得風險收入。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所有要素收入都是風險收入，隻是風險程度不同而已。因此，調節風險分配，就是要改變不同居民群體(ti) 的風險處境。

 

　　三是要從(cong) 促進社會(hui) 流動入手。流動是促進人類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也是獲得各種發展機會(hui) 的途徑，更是自主改變個(ge) 人風險處境的途徑。在農(nong) 村以耕種為(wei) 生，收入相對更低；而如果進城務工，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就會(hui) 更大。因此，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非常重要。現在的問題是，勞動力要素擁有流動自由，但家庭流動並不自由，老人、小孩留守問題突出，流動麵臨(lin) 很多體(ti) 製機製方麵的障礙，比如子女上學問題、住房問題等。進城務工人員因為(wei) 身份差異，無法獲得與(yu) 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這將加劇他們(men) 的風險處境，導致收入水平較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要從(cong) 改變農(nong) 民長期的風險處境入手，幫助他們(men) 避免一些基本風險，提升其參與(yu) 市場經濟循環的能力和承擔風險的能力，按照風險與(yu) 收益對等的原則，幫助其在市場上獲得更高的收入，從(cong) 根本上縮小收入差距。

 

　　上述問題無法僅(jin) 從(cong) 經濟層麵解決(jue) ，而必須從(cong) 社會(hui) 層麵入手，這就需要進一步推動以城鎮化為(wei) 引領的社會(hui) 轉型。市場化改革使經濟轉型跑在前麵，而社會(hui) 改革相對滯後，帶來社會(hui) 發育不足、社會(hui) 誠信缺失等問題，反過來加大了交易成本，讓整個(ge) 社會(hui) 、市場難以健康運轉。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共同富裕更重要的途徑是改變深層次的風險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