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nong) 民工長期處於(yu) 兩(liang) 棲狀態，會(hui) 帶來三方麵問題

　　黃奇帆說，我國的改革，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中不適應市場法則、不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不適應國際經濟慣例的一些體(ti) 製機製、一些製度安排進行的改革。同時，改革還有一個(ge) 任務，就是凡是長周期影響社會(hui) 發展，大麵積、反複存在的突出問題，一般都是體(ti) 製機製上出了問題，必須用改革的思維，在製度安排上、在體(ti) 製機製上進行調整。當今中國農(nong) 民工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ge) 問題。

　　過去二三十年，我國形成2億(yi) 多農(nong) 民工。農(nong) 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農(nong) 村居民，也不完全是農(nong) 村居民，他們(men) 處於(yu) 兩(liang) 棲狀態中，這種狀態長期存在會(hui) 帶來三方麵問題：

　　首先是農(nong) 民工這個(ge) 群體(ti) 實際上處在社會(hui) 底層，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養(yang) 老保險，城市居民單位幫他交的養(yang) 老保險是基礎工資的20%，而農(nong) 民工隻有12%；比如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每年繳的保費是1000多元，而農(nong) 民工隻有幾百元；另外，小孩讀書(shu) 也是個(ge) 問題，城裏的孩子讀中小學已不收費了，但農(nong) 民工的孩子要付擇校費，或者讀條件較差的農(nong) 民工子弟學校。農(nong) 民工的這些待遇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社會(hui) 群體(ti) 的歧視，是不公平的。

　　其次，對用工的企業(ye) 來說，好像使用農(nong) 民工的成本低，但實際上有三種情況會(hui) 造成用工成本高。一是企業(ye) 招工往往招不齊人，出現人工短缺；二是人雖然招到位了，但每年有平均30%的流失率，這樣就會(hui) 額外增加培訓的費用，也使得生產(chan) 質量不穩定；三是農(nong) 民工一年隻能幹10個(ge) 月的活，春節前後兩(liang) 個(ge) 月會(hui) 回鄉(xiang) 探親(qin) ，像鍾擺一樣往返流動，這也不利於(yu) 經濟發展。

　　第三，農(nong) 民工的長期存在也會(hui) 形成社會(hui) 問題，比如農(nong) 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兒(er) 童，以及年輕夫妻兩(liang) 地分離，造成社會(hui) 不和諧。

　　重慶已實現300多萬(wan) 人的農(nong) 民戶籍轉移，總體(ti) 風平浪靜

　　黃奇帆說，農(nong) 民工的這些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要很好地加以解決(jue) 。去年，重慶市委、市政府根據中央精神，在進行充分調研、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做出決(jue) 策：要讓重慶符合條件的農(nong) 民工能夠成為(wei) 城市居民。

　　重慶現在有800多萬(wan) 農(nong) 民工，其中400多萬(wan) 在沿海打工，400多萬(wan) 在重慶城裏打工。對那些在城裏工作三五年以上的農(nong) 民工，隻要他們(men) 願意，我們(men) 就可以把他們(men) 轉為(wei) 城市居民。去年8月，重慶啟動以農(nong) 民工為(wei) 主體(ti) 的戶籍製度改革，到今年11月底，共轉了305萬(wan) 農(nong) 村居民，預計年底會(hui) 達到320萬(wan) 。這是我們(men) 共和國60多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集中的農(nong) 民戶籍轉移。

　　重慶農(nong) 民工的整個(ge) 轉戶過程風平浪靜，非常和諧，如果你到重慶跟這些轉戶的農(nong) 民工聊一下，會(hui) 發現他們(men) 非常高興(xing) 。農(nong) 民工轉戶進城，不僅(jin) 促進了農(nong) 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進了重慶城市化的進程，促進了城鄉(xiang) 和諧的一體(ti) 化。

　　重慶農(nong) 民工轉戶製度注重抓好頂層設計，涉及五個(ge) 關(guan) 鍵環節

　　黃奇帆說，任何一項涉及重大基本麵的社會(hui) 改革，一定會(hui) 牽涉社會(hui) 觀念的轉變、改革成本的問題，還有很多複雜的利益機製需要調整。這就需要有頂層設計，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光靠熱情做事，是會(hui) 進入死胡同，陷入泥潭的。

　　重慶對農(nong) 民工轉戶的頂層設計有五個(ge) 關(guan) 鍵環節。第一，凡是轉戶的農(nong) 民實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養(yang) 老保險、醫療保險、小孩讀書(shu) 、就業(ye) 、住房，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隻有這樣，農(nong) 民工轉戶的這個(ge) 戶口本才會(hui) 真正有意義(yi) 。

　　第二，轉戶進城的農(nong) 民一定要有工作。我們(men) 不是簡單去把一批沒有工作的農(nong) 民，拉到城裏來落戶，那會(hui) 造成很多城市的閑人，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hui) 問題。我們(men) 轉的是農(nong) 民工，這個(ge) 農(nong) 民工要有三五年在城市穩定工作的經曆，也有一定的技能。重慶是個(ge) 年輕的直轄市，正處在城市化、工業(ye) 化的進程之中，發展了一大批新興(xing) 的企業(ye) ，可吸納大量的就業(ye) 。現在重慶有1500萬(wan) 城鎮居民，以後還會(hui) 發展到2000多萬(wan) ，這需要一二十年的發展過程，伴隨經濟增長，就業(ye) 人群每年需要增長四五十萬(wan) 人。因此，在農(nong) 民轉戶進城的時候需要將就業(ye) 保障考慮周到。

　　第三，要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如果我們(men) 把轉戶進城的300多萬(wan) 人隻集聚在主城區，這個(ge) 城市的承載力就會(hui) 有問題。重慶是一個(ge) 城市群，除了主城要建成一個(ge) 1000多萬(wan) 人口的國家中心城市之外，周邊還有30來個(ge) 中等城市，以及幾百個(ge) 中心鎮，共同構成一個(ge) 城市群。我們(men) 現在轉戶進城的300多萬(wan) 人，有60%分布在主城和區縣的縣城，還有40%分布在中心鎮，形成一個(ge) 合理分布，將城市承載的問題平衡好。農(nong) 民轉戶進城後，城市配套要搞好基礎設施、市政設施、公共服務等，這其中就包括解決(jue) 農(nong) 民工的住房問題。重慶啟動建設4000萬(wan) 平方米公租房，明確服務於(yu) 農(nong) 民工，服務於(yu) 新生代大學生，服務於(yu) 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難戶。其中50%公租房給農(nong) 民工，15%給新生代大學畢業(ye) 生，35%給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難戶。

　　第四，解決(jue) 好成本問題。大家一般會(hui) 說，一個(ge) 農(nong) 民工進城總要有十幾萬(wan) 元的成本，如果300多萬(wan) 人就要4000億(yi) 元，整個(ge) 中國2億(yi) 多農(nong) 民工都進城需要差不多30萬(wan) 億(yi) 元。聽到這麽(me) 一個(ge) 天文數字，誰都會(hui) 嚇一跳，可能就會(hui) 止步不前。我要說這是一個(ge) 偽(wei) 命題，全世界城市化進程都是農(nong) 民進城過程，都有這個(ge) 成本問題，人家怎麽(me) 就沒問題呢？其實，農(nong) 民工年輕的時候就進城裏工作，一直到年老，幾十年所做的貢獻和創造的價(jia) 值，可能是幾百萬(wan) 元甚至上千萬(wan) 元，在這個(ge) 過程中政府和社會(hui) 各方麵為(wei) 他們(men) 支付十幾萬(wan) 、二十幾萬(wan) 元的成本，是天經地義(yi) 的事情，是一個(ge) 合理的經濟循環。

　　重慶轉300多萬(wan) 農(nong) 村居民，大概要4000億(yi) 元，大約是一分為(wei) 三，其中養(yang) 老、醫療這些保障性的問題由企業(ye) 承擔，大概有1000多億(yi) ；社會(hui) 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費用當然由政府承擔，這裏有1000多億(yi) ，其實即使農(nong) 民工進城還沒轉戶，政府也已經在承擔，因為(wei) 這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本就該做的公共服務；另外還有一塊社會(hui) 成本，包括農(nong) 民工自己以及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也要攤銷一塊，這也有1000多億(yi) 。大家要明白，這三個(ge) 1000多億(yi) 構成的4000億(yi) ，並不是一年來支付，而是有個(ge) 15—20年的過程。比如養(yang) 老保險，繳納的過程是15年以上，這是一個(ge) 分攤過程。當這個(ge) 成本分攤到15—20年，又分成三個(ge) 方麵承擔的時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是理所當然該支付的成本。所以，我們(men) 經過分析以後，按這個(ge) 思路來推進，使得整個(ge) 轉戶進程風平浪靜。

　　第五，保護好中國農(nong) 民的既得利益，就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這三塊地的問題。讓農(nong) 民工轉戶進城，並不是要剝奪農(nong) 民工的三塊地。農(nong) 民工落戶是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有效勞動、用他的就業(ye) 崗位換來的，農(nong) 民工自願在城裏落戶，要熱情歡迎，不能有任何先決(jue) 條件。《憲法》規定農(nong) 村的土地是集體(ti) 所有，如果你戶口遷移進城了，不是農(nong) 村集體(ti) 一員了，土地的所有權就喪(sang) 失了。而這也是中國農(nong) 民工長期不能移動的一個(ge) 很重要的原因。我們(men) 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物權法》，界定了一個(ge) 概念，土地的所有權是財產(chan) 權，土地的使用權也是財產(chan) 權。我們(men) 將農(nong) 民的三塊地確權，不僅(jin) 確定三塊地的麵積，而且確定農(nong) 民對三塊地有支配權，這個(ge) 支配權不是去改變土地的集體(ti) 所有製性質，而是要確立農(nong) 民的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chan) 權，明確所有權和使用權占財產(chan) 權的比例。我們(men) 明確宅基地使用權占85%，所有權占15%；承包地、林地的使用權占80%，所有權占20%。通過這樣確權以後，農(nong) 民即使到了城裏，這地還是他的，他願意給兄弟姐妹用，願意自己繼續使用，或者願意租賃給別人用，都是他自己的權利，政府隻要搭好交易平台，讓農(nong) 民自主處理就能把這件事解決(jue) 好。影響中國農(nong) 民致富最大的問題是農(nong) 民沒有財產(chan) 權，去年中國農(nong) 民人均5000多元收入，其中97%是勞動收入加政府轉移支付補助的收入，財產(chan) 性收入隻占3%，農(nong) 民沒有融資的能力。專(zhuan) 家學者現在討論這個(ge) 問題時，往往認為(wei) 是大銀行彎不下身來解決(jue) 小銀行的問題，把它變成一個(ge) 技術問題，其實，本質上是因為(wei) 農(nong) 民沒有財產(chan) ，沒有質押物。當明確了農(nong) 村三塊地的使用權也是財產(chan) 權，農(nong) 民家庭可以用來進行質押，這時農(nong) 村貸款也就會(hui) 大規模發生，農(nong) 業(ye) 經濟和農(nong) 村麵貌就會(hui) 顯著改善，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性收入也會(hui) 大大增加起來。

　　比如重慶，沒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前，1000多萬(wan) 農(nong) 民隻有30多億(yi) 元的銀行貸款，現在到了180億(yi) 元，估計明年會(hui) 達到300多億(yi) 元，幾年後可能會(hui) 有1000多億(yi) 元的貸款規模。現在重慶農(nong) 民一年的糧食收入是600多億(yi) 元，養(yang) 豬養(yang) 羊等畜牧業(ye) 有300多億(yi) 元，總的1000多億(yi) 元。如果有1000億(yi) 元融資往裏麵注入，各種各樣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產(chan) 業(ye) 化都會(hui) 發展起來，至少會(hui) 產(chan) 生1000億(yi) 元的產(chan) 出，農(nong) 民的收入就會(hui) 翻番。

　　正是有了上述五個(ge) 方麵的頂層設計，重慶以農(nong) 民工為(wei) 主體(ti) 的300多萬(wan) 農(nong) 村居民轉戶進城風平浪靜，非常平穩，得到廣大農(nong) 民發自心底的支持。

　　把解決(jue) 好農(nong) 民工問題，作為(wei) 經濟轉型、走出危機的一個(ge) “撒手鐧”，一個(ge) 啟動內(nei) 需的重要動力源泉

　　黃奇帆說，城市化的進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過程，從(cong) 本質上來講，就是農(nong) 民進城的過程，是農(nong) 民轉為(wei) 城市居民的過程。如果一個(ge) 城市現在有300萬(wan) 進城務工的農(nong) 民，加上原有四五百萬(wan) 城市居民，整個(ge) 城市有七八百萬(wan) 人口；等過了幾十年不需要這些農(nong) 民工了，遣散回家，這個(ge) 城市又回到四五百萬(wan) 人口，那麽(me) ，這樣的城市化過程是不正常的，是違反國際慣例、違反市場原則、違反公平正義(yi) 原則的。另外，城市化進程也不能設想城市居民與(yu) 農(nong) 村居民兩(liang) 個(ge) 人群分離幾十年，突然一天宣布將農(nong) 民工全部轉為(wei) 城市居民。城市化進程不應該是這樣一個(ge) 跳躍，而應該是幾十年、自然而然持續不斷的轉化過程。因此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把以農(nong) 民工為(wei) 主體(ti) 的戶籍製度改革做好，是當今中國繞不過去的問題，重慶在這方麵率先進行了探索和實踐。

　　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使整個(ge) 市場需求不足。我國正在啟動內(nei) 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這個(ge) 過程中，更要把解決(jue) 好農(nong) 民工問題，作為(wei) 我們(men) 促進經濟轉型、走出危機的一個(ge) “撒手鐧”，一個(ge) 啟動內(nei) 需的重要動力源泉。有時候大家說，中國城市化率才到50%，怎麽(me) 劉易斯拐點好像就已經隱隱出現，出現了“招工難”的現象呢？很大原因就在於(yu) 農(nong) 民工的製度安排上出了問題。其實，中國要出現劉易斯拐點至少還有20年，因為(wei) 中國農(nong) 民工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20年。

　　中國正處在人均GDP4000多美元向人均GDP1萬(wan) 美元的發展過程中，在這個(ge) 過程中，如果農(nong) 民工問題不解決(jue) ，過去30年形成2億(yi) 多農(nong) 民工，今後30年會(hui) 再增加2億(yi) 多，四五億(yi) 農(nong) 民工仍然像候鳥一樣遷徙、流動，中國的市場機製就會(hui) 不健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會(hui) 受到阻礙。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解決(jue) 好農(nong) 民工問題，將有助於(yu) 推進我們(men) 的城市化、工業(ye) 化、市場化進程，有助於(yu) 突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們(men) 的束縛，有助於(yu) 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