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尚未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人口的橫向流動性已經顯著增強，包括人口跨城鄉(xiang) 、跨省份、跨東(dong) 中西部地區、跨產(chan) 業(ye) 、跨行業(ye) 、跨職業(ye) 、跨企業(ye) 等大規模的橫向流動。從(cong) 這些方麵看，中國已經是一個(ge) 人口和勞動力高度流動的社會(hui) 。特別是，勞動力的城鄉(xiang) 流動在過去幾十年，既對農(nong) 民收入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對宏觀經濟增長、生產(chan) 率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和農(nong) 村居民收入都保持著較快增長，但是兩(liang) 者之間還有差距，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仍然在0.4以上。造成收入差距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在於(yu) ，雖然人口的橫向流動比較充分，但縱向流動還不夠，也就意味著我國尚未形成典型的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人們(men) 在教育水平、職業(ye) 身份、收入分組等各方麵的平等向上的通道還不夠暢通，或者說縱向流動沒有伴隨著橫向流動同步取得進展。

　　目前，國家統計局定義(yi) 的中等收入群體(ti) 已經達到4億(yi) 多人。考慮到中國有14億(yi) 多人口，4億(yi) 多中等收入群體(ti) 的規模還是不夠大的。按照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標準，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wan) -50萬(wan) 元之間。根據這個(ge) 標準，我們(men) 從(cong) 城鎮居民和農(nong) 村居民的收入五等分分組數據來看，符合中等收入群體(ti) 的人群主要還是在城鎮的高收入組和中等偏上收入組，可以說還沒有構成很大的人群規模，就是說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尚未形成。

　　製約社會(hui) 流動的因素

　　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未形成，歸根結底是由於(yu) 社會(hui) 流動的不足。那麽(me) ，製約我國社會(hui) 流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我國社會(hui) 的橫向流動在很長時間是非常通暢的。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這種社會(hui) 流動性，至少是橫向流動有減慢的趨勢。從(cong) 一定程度來說，我國早期增長速度快、教育發展快、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快，使得那個(ge) 時期出現大量的機會(hui) ，人人都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即人們(men) 獲得更好發展機會(hui) 的同時，並不會(hui) 減少其他人的機會(hui) 。一旦這種機會(hui) 變少，在一定程度上，社會(hui) 流動就具有了“零和博弈”的性質，也就是說部分人獲得改善的機會(hui) ，就有可能減少其他人的改善機會(hui) 。因此，總體(ti) 上來說，經濟增長減速對社會(hui) 流動性是有負麵影響的。

　　同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正在加劇。2021年我國的人口增長速度，也就是綜合考慮出生和死亡後的自然增長率是0.34‰，2022年很可能就達到零增長。同時，2021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已經達到14.2%，按照國際標準，我國已經正式進入老齡社會(hui) 。

　　老齡社會(hui) 也會(hui) 降低社會(hui) 流動性。首先，從(cong) 個(ge) 體(ti) 層麵看，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men) 傾(qing) 向於(yu) 較少追求職業(ye) 的變化、居住地的變化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橫向流動趨於(yu) 降低。其次，從(cong) 總體(ti) 層麵看，個(ge) 體(ti) 年紀變大降低變化意願這個(ge) 微觀特征，也會(hui) 匯總成為(wei) 老齡社會(hui) 降低社會(hui) 整體(ti) 橫向流動的宏觀特征。橫向流動的減弱必然降低縱向流動性。最後，從(cong) 社會(hui) 意義(yi) 上來說，進入老齡社會(hui) 後，需要順應變化形成一個(ge) 老年友好型的環境，包括就業(ye) 環境、創業(ye) 環境、生活環境等，而這種環境的形成也需要假以時日。在此之前，上述因素都產(chan) 生降低社會(hui) 流動性的效果。

　　應該說，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符合發展階段變化規律的，老齡化也是不可逆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產(chan) 生降低社會(hui) 流動性的效果也難免。但是，通過解除各種體(ti) 製性機製性障礙，仍有巨大的社會(hui) 流動的空間可供拓展。

　　我國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於(yu) 城鎮化的指標，一個(ge) 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已經達到64.7%。另一個(ge) 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前隻有46.7%。也就是說，真正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占比，還顯著低於(yu) 常住城鎮的人口占比，二者之間18個(ge) 百分點的差距，反映的主要是進城務工的農(nong) 民工，這也說明這部分實現了橫向流動的群體(ti) ，未能同步地實現縱向流動。可見，現行戶籍製度仍然是不利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擴大的體(ti) 製障礙。

　　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著力點

　　在分析了體(ti) 製因素以後，我們(men) 就很自然要探尋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政策著眼點和著力點。就是說，我們(men) 應該從(cong) 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麵出發呢?

　　第一，促進社會(hui) 流動要靠改革和製度建設。在目前發展階段上，推進改革可以帶來報酬遞增和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這個(ge) 改革紅利就是消除各種阻礙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差距縮小和社會(hui) 流動的體(ti) 製機製障礙。

　　按照黨(dang) 中央確定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在今後的13年，我國處於(yu) 一個(ge) 重要的窗口期。在這個(ge) 窗口期，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調整社會(hui) 政策和推動製度建設，對於(yu) 贏得改革紅利至關(guan) 重要。這期間，我國正處在人均GDP從(cong) 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過渡的區間。因此，我們(men) 希望達到的社會(hui) 流動性水平，可以與(yu) 處在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比較，也就是以人均GDP處於(yu) 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區間國家的平均水平，作為(wei) 我國的參照係。具體(ti) 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固然各自都有獨特的職責和作用可以發揮，也需要政策協同發力促進社會(hui) 流動。

　　第二，初次分配領域要著眼於(yu) 生產(chan) 要素的配置，以及生產(chan) 要素在各自所有者之間的合理分配。消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是該領域最緊迫的改革任務，可以說今後13年是消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的重要窗口期。一般而言，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現代化水平和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農(nong) 業(ye) 就業(ye) 比重會(hui) 不斷下降。與(yu) 前述參照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尚有5.5個(ge) 百分點的差距，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下降差距則高達18個(ge) 百分點。

　　因此，我們(men) 需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做出努力。一方麵，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同時推動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縮小與(yu) 參照國家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麵，還需要縮小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讓農(nong) 民工成為(wei) 市民，把橫向流動轉化為(wei) 縱向流動。這樣的話，從(cong) 供需兩(liang) 側(ce) 都可以創造改革紅利。從(cong) 供給側(ce) 看，可以增加非農(nong) 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yu) 率、推動重新配置資源進而提高生產(chan) 率，這都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從(cong) 需求側(ce) 看，可以通過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和解除後顧之憂，大幅度擴大消費，確保我國的社會(hui) 總需求不斷擴大，真正形成龐大的國內(nei) 市場。

　　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顯著增加政府社會(hui) 性支出。在觀察跨國數據時，我們(men) 可以看到有一個(ge) 規律性的現象，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的社會(hui) 性支出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以最早發現這個(ge) 現象的學者命名，人們(men) 一般稱之為(wei) “瓦格納定律”。考慮到我國未來13年的發展任務，是實現人均GDP從(cong) 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過渡，同時一般規律也表明，在這個(ge) 區間政府的社會(hui) 性支出比重提高是最快的，因為(wei) 我國正處於(yu) “瓦格納加速期”。順應這個(ge) 規律顯著擴大社會(hui) 性支出，才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蓋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標。

　　第四，第三次分配領域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補充，個(ge) 人、企業(ye) 和社會(hui) 均可以大有作為(wei) 。大家都知道第三次分配涉及慈善事業(ye) 、誌願者行動、企業(ye) 社會(hui) 責任等等。在這些之外，我想再強調一個(ge) 內(nei) 容，即企業(ye) 的科技向善、創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說企業(ye) 要形成以人為(wei) 中心的發展導向和經營導向，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的，但迄今為(wei) 止或多或少被忽視的一個(ge) 方麵。具體(ti) 來說，我們(men) 需要轉變企業(ye) 的目標函數，用創新的方式把員工、用戶、供應商、社區、社會(hui) 和環境，都納入企業(ye) 的生產(chan) 函數。這樣，我國的企業(ye) 發展既可以產(chan) 生無窮無盡的創意，也能從(cong) 市場內(nei) 外獲得回報。

　　這裏我舉(ju) 一個(ge) 企業(ye) 可以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例子。一般認為(wei) ，20-35歲是人口的生育旺盛期，同時也是人們(men) 的核心勞動時間。從(cong) 中國的情況看，在這個(ge) 年齡區間，人們(men) 始終處於(yu) 職業(ye) 的上升期，直到35歲才達到頂點，而在此後通常就進入到下降期。與(yu) 此同時，這也是個(ge) 人從(cong) 事家務勞動幅度持續攀升的時間區間。這就產(chan) 生了一個(ge) 職業(ye) 發展和家庭發展的矛盾，極為(wei) 拮據的家庭總資源約束，恰恰是我國生育意願不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製約就業(ye) 質量提升的因素，從(cong) 而影響我國社會(hui) 流動性的提高。鑒於(yu) 所謂的“996”工作模式對家庭預算約束的作用，企業(ye) 在這方麵可以大有作為(wei) ，通過創新向善的安排和助推，能夠讓職工的職業(ye) 和家庭都獲得正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