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0年秋季學期到斯坦福大學經濟學係任教。在幾個(ge) 月之內(nei) ，青木昌彥教授就有一個(ge) 研究項目要研究各國的銀行體(ti) 製和金融體(ti) 製，他讓我做一個(ge) 關(guan) 於(yu) 中國金融體(ti) 製的研究。我把我寫(xie) 的論文初稿給了麥金農(nong) 教授，同他一起討論，這就是我們(men) 交往的開始。他看了我的文章後，對中國在1988年的保值儲(chu) 蓄很感興(xing) 趣。後來我知道他為(wei) 什麽(me) 覺得這一措施非常重要。

麥金農(nong) 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學術觀點，中國所有金融學的學生可能都知道，即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天敵是通貨膨脹，因為(wei) 通貨膨脹導致實際利率為(wei) 負，由此導致金融壓抑。我在論文裏麵講道，即使在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保值儲(chu) 蓄使居民存款的實際利率為(wei) 正。正利率恰是麥金農(nong) 在上個(ge) 世紀六七十年代非常堅持的，也是他的一個(ge) 重要貢獻。他痛恨通貨膨脹，這是我最初讀他的金融著作中體(ti) 會(hui) 非常深的一點。這一點對發展中國家非常重要，因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問題是通貨膨脹。一直到去世之前，麥金農(nong) 還很堅持的一個(ge) 觀點，但並非主流觀點，就是他堅持固定匯率製度，而不是浮動匯率製度。這背後的原因也與(yu) 控製通貨膨脹有關(guan) 。

1992年，他第一次到中國訪問。這次訪問我在裏麵起了一些作用。我特別清楚地記得1992年夏天，我和吳曉靈、麥金農(nong) 一起坐火車從(cong) 北京到南京。當時的火車很慢，一路上我給吳曉靈和麥金農(nong) 做翻譯。當然不是簡單做翻譯，實際上是幾個(ge) 人一起討論。在從(cong) 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們(men) 去了一些江蘇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到了上海後，我們(men) 去了浦東(dong) ，當時那裏還是一片空地，但是上海市的相關(guan) 負責人向我們(men) 展示了一份規劃圖。從(cong) 那次以後，麥金農(nong) 對中國情有獨鍾。他的很多想法、學術思想和政策建議都有操作性，也容易被中國接受。我僅(jin) 舉(ju) 三個(ge) 例子。

第一，他認為(wei) 在改革的順序中，財政改革非常關(guan) 鍵，應該置於(yu) 金融改革之前。他很強調改革要有順序，在他之前，“改革順序”不太受人關(guan) 注。我們(men) 往往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金融改革方麵，但是作為(wei) 金融專(zhuan) 家的他，卻反複強調改革順序中財政改革的重要性，認為(wei) 財政改革應該排在金融改革的前麵。原因是他通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發現，金融之所以出現問題，產(chan) 生通貨膨脹，根本原因是政府收入不夠，所以才需要以通貨膨脹的形式獲得收入。所以財政改革與(yu) 金融改革是密切相關(guan) 的，沒有財政改革為(wei) 基礎，金融改革不可能成功。

他舉(ju) 出東(dong) 歐轉軌的例子，來說明如果不這樣做，就會(hui) 出現很大的宏觀不穩定問題。政府的財政問題往往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體(ti) 製問題。主張有順序的改革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ge) 貢獻。這在他1993年的著作《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軌中的金融控製》中有詳細闡述。

第二，他對中國財稅改革提出過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具體(ti) 建議，對中國的今天有巨大影響，但人們(men) 不是很清楚。1994年，我們(men) 的財稅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是引入了增值稅，這是直到今天所有稅收中最大的稅種。在90年代初，我同他對中國稅製改革有過很多討論。在發達國家中，所得稅是最主要的。就間接稅而言，美國有各州的銷售稅，但沒有增值稅，無論是在聯邦還是在州，都沒有。但是歐洲有增值稅。麥金農(nong) 不是美國人，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在1991年引入了聯邦增值稅，叫作商品與(yu) 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他說增值稅與(yu) 銷售稅在理論上是等價(jia) 的，但在實際中，從(cong) 操作角度看，就不等價(jia) 。

我還一直記著他當時的分析。他說，90年代的中國零售都是小商小販，還沒有大的連鎖店，而美國早就全是大的連鎖店做零售，所以政府可以在最後的零售環節把稅收上來。但在中國要實施銷售稅，征收成本就太高了。而增值稅就不一樣，生產(chan) 者的數目遠遠小於(yu) 零售商的數目。另一方麵，個(ge) 人所得稅更是難征收。所以，中國應該以征收間接稅為(wei) 主，而且應該以增值稅為(wei) 主。我們(men) 在1994年財稅改革中，確實就是這麽(me) 做的。當時的問題是稅收太少，通過增值稅，徹底改變了這個(ge) 狀態。現在人們(men) 討論的問題是可能稅收太多了。這也說明這個(ge) 改革太成功了。

第三，對於(yu) 中國的金融改革，假如麥金農(nong) 今天在這兒(er) ，我猜他會(hui) 說，在做金融自由化、市場化的時候，要非常小心，因為(wei) 中國還沒有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軟預算約束”問題。任何經濟模型中，隻要加進軟預算約束，很多肯定的結論都會(hui) 改變。因為(wei) 在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ye) 和金融機構與(yu) 在硬預算約束下的企業(ye) 和金融機構相競爭(zheng) 中一定會(hui) 出現扭曲。所以，在把價(jia) 格參數自由化並加上競爭(zheng) 後，有可能帶來更多的扭曲，而不是更少。這就是所謂的“次優(you) 原理”，就是說，在有某種扭曲存在的情況下，糾正另一種扭曲可能會(hui) 更糟糕。我相信麥金農(nong) 關(guan) 於(yu) 金融改革的觀點仍然適用於(yu) 今天的中國。

總之，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到今天，經濟學理論直接或更多是間接的指導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這也與(yu) 中國經濟學家的國際交流分不開。

20多年前，在中國能聽懂外國經濟學家前沿理論的經濟學家沒有多少。但是現在情況非常不同了。國內(nei) 已經有了很多受到很好經濟學和金融學訓練的人。現在國際上的學者說到中國問題的時候，確實不太容易能帶來全新的框架和工具。可以說，在我們(men) 過去20多年取得巨大進步之後，經濟學方麵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

在這種新的條件下，怎麽(me) 繼續開展更加充分深入的交流和提升，的確非常重要，這是一個(ge) 新課題。比如規製問題，或者說監管問題，都還需要深入研究，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我們(men) 需要對經濟學理論、金融學理論，以及他國的實踐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現在我們(men) 對概念和名詞都知道，對簡單的方法也熟悉，比如都會(hui) 做回歸分析。但是，在更深層次，比如模型的含義(yi) ，特別是跟中國的國情如何結合，到底哪些約束條件是中國的特殊性，有待進一步提升的地方恐怕還非常多。經濟學與(yu) 物理學不同，很少做實驗，很多情況不能做實驗。怎麽(me) 辦？看其他國家的曆史，看中國的曆史，看中國的不同地區的情況，會(hui) 給你提供一些類似從(cong) 實驗中得到的信息。這需要我們(men) 以更開闊的胸懷學習(xi) 各國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