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階段的增長與(yu) 公平

 

在新發展階段，我們(men) 應當如何理解經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關(guan) 係？經濟學思維對增長與(yu) 不平等的關(guan) 係有兩(liang) 極不同的觀點。

 

一極的觀點是不平等有利於(yu) 經濟增長，貧富差距有利於(yu) 富人儲(chu) 蓄和投資，同時激勵窮人努力工作。這曾是18—19世紀的主流觀點，其較隱晦的表述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yi) ，認為(wei) 收入差距是市場競爭(zheng) 的必然結果，反映效率（能力）的差異，不應該人為(wei) 改變。對富人征稅轉移給窮人，富人因為(wei) 被征稅而工作的動力下降，窮人因為(wei) “不勞而獲”工作動力也會(hui) 下降，最終整個(ge) 經濟受損。這樣的邏輯似乎有道理，但經不起推敲，其推論是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促進經濟增長。

 

20世紀80年代為(wei) 裏根減稅背書(shu) 的供給學派是新自由主義(yi) 的典型代表，認為(wei) 降低所得稅能激發私人部門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增長，稅基擴大抵消稅率下降的影響，使得總體(ti) 稅收上升。從(cong) 實證分析來看，這個(ge) 觀點沒有被後來的經濟發展支持，減稅後80年代美國財政赤字大幅上升。美國戰後不平等下降時期的人均GDP（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速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平等上升時期高0.8個(ge) 百分點，至少說明戰後前30年不平等的下降並沒有阻礙經濟增長。

 

另一極的觀點是降低不平等有利於(yu) 經濟增長。比如提升公共品投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有利於(yu) 提升勞動生產(chan) 率，比如對資本征稅來提升兒(er) 童的學前教育和醫療保障投入，在降低不平等的同時，也有助於(yu) 促進長期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所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政策都有利於(yu) 經濟增長，還要看經濟所處的大環境和具體(ti) 的措施。在新發展階段，三個(ge) 方麵的變化值得關(guan) 注。

 

第一，社會(hui) 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cong)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極大提升，經濟快速增長，同時收入差距擴大，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經從(cong)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hui) 生產(chan) 之間的矛盾”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在更加重視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應有之義(yi) 。過去40年，在自由主義(yi) 思想主導下，全球貧富分化程度大幅上升，也引起社會(hui) 和政治層麵的反應，包容性增長成為(wei) 一個(ge) 焦點。

 

第二，經濟增長模式在轉變。之所以18—19世紀的主流觀點認為(wei) 貧富分化有利於(yu) 經濟增長，是因為(wei) 古典經濟學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給定人口，儲(chu) 蓄（投資）決(jue) 定經濟增長，而財富集中增加儲(chu) 蓄。現代經濟是知識型經濟，無形資產(chan) 日益重要，創新是增長的主要來源。人類的技術進步曆程顯示，大部分顛覆性的創新來自眾(zhong) 多的小企業(ye) ，少數超級富豪的貢獻有限。同時，政府通過提供公共品（比如研發和教育投入）可以促進知識生產(chan) 。隨著中國的人口紅利消退，勞動力和資本積累的貢獻下降，增長將更多依靠技術進步。

 

第三，全球化在逆轉。過去幾十年，隨著產(chan) 業(ye) 鏈分工的細化，全球貿易/GDP快速上升，新興(xing) 市場國家較低成本的勞動力和發達國家的資本結合，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亞(ya) 洲國家大幅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在發達國家內(nei) 部，中產(chan) 階級地位相對惡化，而富有階層的財富大幅增加，已經引起貿易保護主義(yi) 和反移民力量的反彈。疫情衝(chong) 擊、地緣政治尤其俄烏(wu) 衝(chong) 突加劇了逆全球化的動能。對中國來講，逆全球化意味著，通過參與(yu) 國際循環，實現勞動者收入與(yu) 經濟增長同步追趕發達國家的模式遇到阻力。

 

上述的內(nei) 外部環境變化凸顯了新發展階段平衡增長與(yu) 公平的重要性。事實上，兩(liang) 者可以是相輔相成而不是此消彼長的關(guan) 係。一方麵，經濟增長的一部分轉化為(wei) 公共投資和公共服務，以及更多的轉移支付，有利於(yu) 提升低收入群體(ti) 的福利；增長使得一個(ge) 社會(hui) 變得更慷慨，更容易接受支持低收入群體(ti) 的社會(hui) 政策，增長也使得低收入群體(ti) 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增加。另一方麵，指望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不平等自動下降也不現實。關(guan) 鍵還是看公共政策的選擇。

 

邁向橄欖型社會(hui) 的路徑

 

在原始社會(hui) ，人們(men) 以打獵為(wei) 生，沒有什麽(me) 生產(chan) 剩餘(yu) ，同時群居的規模小，組織機製的作用小，基本沒有不平等。隨著人們(men) 定居下來進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家禽畜養(yang) ，生產(chan) 剩餘(yu) 出現，同時組織機製開始發揮作用，產(chan) 權形成，不平等顯現。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hui) 的自然現象，不可避免。問題是如果收入分配呈現金字塔型，則超出了社會(hui) 能夠容忍的程度。所謂共同富裕，就是要從(cong) 金字塔型社會(hui) 邁向橄欖型社會(hui) 。

 

不平等的三個(ge) 維度

 

一般來講，不平等有三個(ge) 維度：收入不平等、財富不平等、機會(hui) 不平等。如何理解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20世紀20年代美國金融資產(chan) 價(jia) 格飆升，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wei) 資產(chan) 價(jia) 格上升代表財富增加，1929年股市崩盤後財富消失，促使人們(men) 尋找衡量真實財富創造的工具，由此發明了GDP的概念和統計體(ti) 係，真實的財富創造需要生產(chan) 商品和提供服務。在現代經濟中財富代表的是對產(chan) 出的索取權，和儲(chu) 蓄積累不一定是對應的關(guan) 係。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nei) 一個(ge) 突出現象是以金融資產(chan) 為(wei) 代表的財富擴張的速度超過經濟增速，財富/GDP上升。財富在各國的體(ti) 現形式有差異，在美國股票市值/GDP顯著增加，在中國更多是房地產(chan) 市值/GDP比例上升。同時，財富的分布差距大大超過收入差距。把宏觀的財富/GDP上升和財富占有的差異結合起來，對分配有兩(liang) 個(ge) 含義(yi) ：財富比收入更重要；繼承比創造更重要，後者對年青一代來講是機會(hui) 不平等的一個(ge) 體(ti) 現。

 

財富增長是一個(ge) 社會(hui) 集體(ti) 創造的過程，過程中機會(hui) 是否平等也會(hui) 影響到效率，機會(hui) 平等的社會(hui) 更有利於(yu) 財富增長，教育公平則促進機會(hui) 平等。過去40年西方國家貧富差距加大，同時人均GDP增速下降，可能與(yu) 教育投資減少有關(guan) 。在中國，有關(guan) 共同富裕的討論往往把城鄉(xiang) 差距、地區差距、收入差距並列為(wei) 三個(ge) 突出的問題。三者相互關(guan) 聯，但不是同一回事。發展仍是中國的第一要務，縮小城鄉(xiang) 和地區差距需要在發展中解決(jue) 問題，比如新型城鎮化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同時，城鄉(xiang) 和地區差距有體(ti) 製和政策的因素，比如戶籍和由此導致的教育等公共服務不均等，降低城鄉(xiang) 和地區差距就是降低機會(hui) 不平等。

 

衡量不平等

 

“不平等”或者“貧富分化”表達的意思清晰，但量化描述並不容易。基尼係數是一個(ge) 常用的指標，衡量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全體(ti) 居民收入的比例，最大值為(wei) “1”，表示絕對不平均，100%的收入被一單位的個(ge) 人占有；最小值是“0”，表示絕對平均。現實中基尼係數的值在0~1，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wei) 貧富差距的警戒線。過去40年，主要經濟體(ti) 的基尼係數都增加了，顯示收入分配的惡化。按照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收入基尼係數在過去幾十年也上升了，雖然近幾年有所下降，但仍處在較高的水平。

 

基尼係數的缺陷是不能顯示分配不平衡在什麽(me) 地方，對收入分布的不同百分位的比較可以提供更直觀的指標，比如超級富有的人（前0.1%、前0.01%）的財富和大部分人的比較，最低收入人群與(yu) 大部分人的差距。收入分配的兩(liang) 極有不同的含義(yi) ，最富有的人可能掌握足夠的財富，對社會(hui) 有較強控製力或影響力，而經濟發展史顯示極度貧困帶來社會(hui) 不穩定。根據巴黎經濟學院的《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在疫情衝(chong) 擊下，全球個(ge) 人財富不平等增加，前0.01%的富豪占有的財富的比例從(cong) 10.3%上升到11.1%，前1%的富人的財富占比則穩定，顯示財富上升集中在最富有的極少數人。

 

市場分配與(yu) 再分配

 

如何減少不平等？一個(ge) 流行的說法是戰爭(zheng) 和革命在20世紀中葉降低了貧富差距。但不是所有的戰爭(zheng) 都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因果關(guan) 係也可能是極端貧富分化導致戰爭(zheng) ，並帶來政策變化。全球化被認為(wei) 是導致發達國家內(nei) 部貧富分化的因素，但同樣是開放型經濟體(ti) ，過去40年，美國、英國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而法國、瑞士的貧富分化縮小。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曾提出貧富差距不是一個(ge) 客觀獨立存在，最大的決(jue) 定因素是經濟、社會(hui) 製度安排，後者反映社會(hui) 主流思維的變化。現在，貧富分化再一次成為(wei) 全球的關(guan) 注點。

 

從(cong) 分析的角度看，收入分配基本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級，市場經濟活動形成初次分配，財政稅收製度安排是再分配或者說二次分配，即通過向高收入群體(ti) 征稅來提供公共品和轉移支付給低收入群體(ti) 。近年來，通過公益和慈善活動的三次分配也受到關(guan) 注，但規模很小。一個(ge) 基本共識是市場分配以效率為(wei) 優(you) 先，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但不同國家的側(ce) 重點不同。同樣是市場經濟，雖然美國的稅收更具有累進性，二次分配的力度比歐洲大，但是歐洲的貧富差距反而較小。差別在於(yu) 市場分配環節，比如戰後德國建立了共同管理（co-management）的公司治理機製，大型公司的董事會(hui) 有工人的代表，占有一半的投票權，增強了工人的談判地位。

 

準確理解市場的力量

 

美國和德國的例子說明市場經濟並不是單一的模式，其運行受包括各國法律和政策在內(nei) 的一些規則的約束。如何理解市場分配環節的作用機製？過去幾十年的主流思維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美市場假設，基於(yu) 完整信息，每個(ge) 人理性決(jue) 策、充分競爭(zheng) 帶來資源的有效配置，各生產(chan) 要素比如土地、資本、勞動力按照其對生產(chan) 的貢獻分配收益。然而，現實中的市場不是教科書(shu) 描述的這樣完美，在一些方麵資源配置既不有效也不公平，需要政策幹預。

 

糾正外部性

 

有些市場經濟活動具有外部性或外溢效應，即個(ge) 體(ti) 行為(wei) 的效益或成本影響到和此項活動不相關(guan) 聯的人，如果此行為(wei) 損害他人，行為(wei) 主體(ti) 不需要補償(chang) 受損人，如果此行為(wei) 順帶讓他人受益，行為(wei) 主體(ti) 也沒有動力增加投入以滿足他人，由此帶來整體(ti) 資源配置的效率比理想的水平低。小到噪聲汙染，大到金融風險，經濟活動中有很多外部性的例子，一般認為(wei) 市場有效是第一層次的，外部性是第二層次的，但有些外部性可能會(hui) 影響全局。

 

一個(ge) 突出例子是碳排放帶來的氣候問題，產(chan) 生碳排放的經濟活動的收益由個(ge) 體(ti) 獲得，但氣候變暖的危害由全球承擔。糾正外部性需要世界範圍的公共政策的幹預，比如實施碳稅或者碳排放權的交易，為(wei) 碳排放創造一個(ge) 價(jia) 格（成本）。現實中，碳稅或者碳交易價(jia) 格有效發揮作用的關(guan) 鍵是國際合作和協同。大氣層累積的二氧化碳大部分由發達國家排放，現在要求所有國家一起減排，公平問題帶來爭(zheng) 議。如何平衡減排效率與(yu) 公平，這是全球麵臨(lin) 的挑戰。

 

促進競爭(zheng)

 

導致市場失靈的另一個(ge) 因素是壟斷和不正當競爭(zheng) 行為(wei) 。市場勢力（market power）增加，既損害效率也不利於(yu) 公平。首先是不利於(yu) 創新，有市場勢力的企業(ye) 注重維持其市場地位，往往不願從(cong) 事對社會(hui) 整體(ti) 有利但顛覆其現有模式的創新。就分配而言，市場勢力增加企業(ye) 提升價(jia) 格的能力，利潤率相對於(yu) 包括工資在內(nei) 的生產(chan) 成本增加。同時，有市場勢力的企業(ye) 可能通過非競爭(zheng) 條款減少相互間對勞動力需求的競爭(zheng) ，以達到降低工資的目的。美國過去20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資本回報占比上升，一個(ge) 可能的解釋就是有市場勢力的企業(ye) 的比例增加。

 

什麽(me) 因素導致市場勢力增加？首先，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服務業(ye) 比重增加，而服務業(ye) 的可貿易性比製造業(ye) 低，空間維度的競爭(zheng) 有限，服務不能儲(chu) 存（商品可以儲(chu) 存），減弱了跨期競爭(zheng) 。其次，數字產(chan) 品的邊際成本接近零，由此產(chan) 生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增加了平台企業(ye) 的市場勢力。數字技術使得有些服務業(ye) 的可貿易性增加，比如遠程醫療和教育，但這些服務往往和平台企業(ye) 提供的應用程序（App）綁定在一起。最後，數字經濟使得差異性定價(jia) 成為(wei) 可能，歧視性定價(jia) 損害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在上述帶有普遍意義(yi) 的市場勢力問題之外，中國的一個(ge) 特殊現象是國有企業(ye) 。國企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公益類國企，職能主要是服務於(yu) 國計民生、國家戰略，也是解決(jue) 市場失靈的一種方式；另一類主要活動在競爭(zheng) 性的商業(ye) 領域，通過與(yu) 其他市場主體(ti) 競爭(zheng) 來創造經濟價(jia) 值。國有企業(ye) 通常在政府補貼、融資優(you) 惠與(yu) 便利、土地資源和礦產(chan) 資產(chan) 使用等方麵擁有優(you) 勢，有助於(yu) 公益類國企更好地發揮服務國家戰略的職能，但對於(yu) 競爭(zheng) 性國企（包含公益類國企將業(ye) 務延伸至競爭(zheng) 性領域）而言，則意味著不當競爭(zheng) 優(you) 勢。例如，競爭(zheng) 性行業(ye) 私營企業(ye) 的杠杆率比國有企業(ye) 低50%，但融資成本卻顯著高於(yu) 國有企業(ye) 。

 

針對這些問題，關(guan) 鍵是落實政策部門近年來提出的競爭(zheng) 中性原則，基本要義(yi) 是政府的行為(wei) 對競爭(zheng) 性國企與(yu) 其他企業(ye) 之間的市場競爭(zheng) 的影響應該是中性的。競爭(zheng) 中性並不針對所有製，而是反對任何企業(ye) 依靠歧視性政策獲得不當競爭(zheng) 優(you) 勢。此外，競爭(zheng) 中性原則僅(jin) 適用於(yu) 商業(ye) 領域的競爭(zheng) 性國企，對主要從(cong) 事非商業(ye) 活動的公益類國企則不適用，競爭(zheng) 中性原則肯定國有企業(ye) 在特定領域彌補市場缺陷的功能，強調基於(yu) 其社會(hui) 責任成本進行公允透明的補償(chang) 。

 

政治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是以帕累托最優(you) 為(wei) 標準的。如果經濟中沒有任何一個(ge) 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況變差的同時改善自己的境況，就達到了資源配置的最優(you) 化，被稱為(wei) 帕累托最優(you) 效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ge) 人可以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同時改善自己的處境，就在資源配置方麵實現了帕累托改進。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客觀科學，不帶有政治觀點，但帕累托最優(you) 原則本身內(nei) 含著一個(ge) 特別強的政治觀點，即接受既有的財富配置格局，而不問為(wei) 什麽(me) 有初始處境的差距。

 

現實中，市場行為(wei) 或多或少地受不斷演變的政治和社會(hui) 倫(lun) 理價(jia) 值觀的約束，市場運行遵循一些準則或者規則，價(jia) 值觀和公共政策扮演著重要角色。舉(ju) 幾個(ge) 例子，窮人自願接受危險的工作，是不是市場行為(wei) 或者帕累托最優(you) ？如果是，那童工呢？在工業(ye) 革命早期，童工很普遍，當時被認為(wei) 是正常的市場行為(wei) ，後來在公共政策的幹預下，雇用童工被認定為(wei) 非法。有些影響別人決(jue) 策的力量不一定是正當的市場競爭(zheng) 行為(wei) ，比如使用明星等公眾(zhong) 人物做廣告來引導消費者的偏好，或者富有的群體(ti) 對政治和政策施加比一般民眾(zhong) 更大的影響力。

 

傳(chuan) 統古典經濟學有更濃厚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色彩。從(cong) 亞(ya) 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古典經濟學把社會(hui) 分為(wei) 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個(ge) 階層，土地所有者靠土地收取租金並且通過奢侈消費浪費掉，工人勞動獲得工資，資本家組織生產(chan) 。經濟增長需要減少土地租金，工資維持在生存水平，生產(chan) 剩餘(yu) 用於(yu) 投資。以貿易競爭(zheng) （分工）替代搶占土地（戰爭(zheng) ）配置資源，由此市場機製成為(wei) 最有效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方式。就當下而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也有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金融和創新經濟是尤其值得重視的兩(liang) 個(ge) 領域。

 

改善金融的結構

 

經濟學對金融的經典描述是經濟有投資需求，企業(ye) 家有各種各樣的帶來正回報的投資機會(hui) ，金融的角色是發現這些企業(ye) 家，提供資金支持其項目投資。金融把儲(chu) 蓄有效轉化為(wei) 投資，支持經濟增長。但過去40年，全球範圍內(nei) 資本開支/GDP基本穩定，而信貸/GDP持續上升，或者說信貸的單位產(chan) 出下降了。與(yu) 此同時，收入和財富差距顯著擴大。在中國，過去20年房地產(chan) 和信貸相輔相成，在金融周期的上行階段，房地產(chan) 價(jia) 格和債(zhai) 務大幅擴張，對效率和公平都產(chan) 生了不利影響。

 

貸款的獲得有難有易、有先有後，先拿到貸款的行業(ye) 占有先機，能夠在價(jia) 格相對低的時期擴大經營規模，購買(mai) 資產(chan) ，其資本所有者和從(cong) 業(ye) 人員的收入增長更快，而其他部門的實際收入則可能因為(wei) 信貸擴張而下降。那麽(me) 誰能夠更優(you) 先獲得貸款呢？有政府信用擔保和有地產(chan) 作為(wei) 抵押品的借款人占有優(you) 勢，房地產(chan) 行業(ye) 因為(wei) 擁有抵押品而最得益於(yu) 信貸擴張。金融化賦予房企特殊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反向進入金融行業(ye) ，通過控股金融牌照，借助交叉持股、關(guan) 聯交易、監管套利等手段，實現總資產(chan) 的迅速擴張，積累了債(zhai) 務風險，損害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房地產(chan) 過度金融化也威脅民生和公平，加劇代際、城鄉(xiang) 、地區之間的差距。住房供給結構不合理、公共住房供應不足，直接影響年青一代和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也加劇了財富差距。一是代際差距，過去幾十年最有賺錢能力的一代人占總人口比例高，他們(men) 的投資需求對地產(chan) 泡沫有貢獻，也最受益於(yu) 房價(jia) 上漲。二是城鄉(xiang) 分化，城鎮房地產(chan) 價(jia) 格的大幅上漲使得那些留在農(nong) 村的人以及他們(men) 的下一代處在不利的地位。

 

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貧富分化反過來也促進債(zhai) 務（信用）擴張。收入分配差距導致中低收入階層為(wei) 了維持其消費水平而增加負債(zhai) 。公共政策麵臨(lin) 社會(hui) 壓力，有所作為(wei) 的一個(ge) 方麵是改善低收入群體(ti) 的融資條件和金融服務。從(cong) 宏觀角度看，由於(yu) 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qing) 向低於(yu) 低收入人群，財富差距擴大的結果是消費需求不足，金融在促進供求平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wei) 低收入群體(ti) 提供信貸支持消費，但債(zhai) 務的擴張最終不可持續，甚至帶來金融危機。

 

改善金融結構，更好地服務實體(ti) 經濟，既提升效率又促進公平。首先是建立房地產(chan) 新發展模式，改善住房供給結構，增加保障性住房，通過房地產(chan) 稅等遏製房地產(chan) 金融化。其次是促進產(chan) 融分離、分業(ye) 經營。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hui) 議後，規範產(chan) 業(ye) 資本持有銀行等金融機構股權的監管辦法陸續推出，非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框架逐漸形成，互聯網金融監管得到加強。實體(ti) 和金融之間實行產(chan) 融分離、金融內(nei) 部實行分業(ye) 經營，有利於(yu) 阻斷政府信用擔保從(cong) 銀行延伸到實體(ti) 經濟和資本市場，助力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

 

知識型經濟

 

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hui) 第十次會(hui) 議提出“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如何促進創新？傳(chuan) 統的經濟分析是基於(yu) 私有產(chan) 品，但知識/科學技術是公共品，有正外部性，科技創新的成果是社會(hui) 的，投入是私人的，導致總體(ti) 的創新投入低於(yu) 社會(hui) 理想的水平。促進創新需要政府的研發投入，也需要吸引私人部門參與(yu) 。創新需要承擔風險，風險和收益的匹配不僅(jin) 是分配，也是創新動力的問題。數字經濟新模式和相關(guan) 經濟結構的變化尤其值得關(guan) 注。

 

數字經濟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非競爭(zheng) 性，數據的複製和傳(chuan) 輸成本幾乎是零，一個(ge) 人的使用不影響其他人使用。零邊際成本使得數字經濟比傳(chuan) 統經濟更容易通過增加規模、擴張範圍來提升效率。突出的載體(ti) 是平台經濟，有別於(yu) 傳(chuan) 統企業(ye) 服務單邊市場，平台企業(ye) 服務雙邊甚至多邊市場，形成一個(ge) 連接包括生產(chan) 者、消費者、研發者等在內(nei) 的生態係統，提升了效率。

 

數據使用的非競爭(zheng) 性帶來規模經濟，但數據的產(chan) 權有排他性，兩(liang) 者結合導致市場勢力甚至壟斷的能力。數字經濟反壟斷是各國監管部門麵臨(lin) 的難題。一方麵，平台企業(ye) 往往跨產(chan) 品跨市場補貼經營，使得傳(chuan) 統的評判壟斷的標準，比如是否提升消費價(jia) 格、是否提升產(chan) 品的市場份額等不再適用。另外，效率與(yu) 公平之間有一個(ge) 內(nei) 在矛盾，數據規模越大，其個(ge) 體(ti) 的效率越高，但由此產(chan) 生的市場勢力可能有負外部性，影響經濟整體(ti) 的效率。

 

另一方麵，數字經濟的零邊際成本特征意味著創新創業(ye) 的門檻較低，先發優(you) 勢企業(ye) 想憑借累積的大數據固化市場勢力並不容易，壟斷和競爭(zheng) 是動態演變而不是靜態固化的。反壟斷應該著眼於(yu) 消除和控製那些可能固化市場勢力的力量，金融的作用是一個(ge) 關(guan) 鍵因素。金融是牌照經營，有政策設計的準入門檻，而且享受一定程度的政府信用擔保，數字平台企業(ye) 本身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數字平台和金融結合會(hui) 固化市場勢力，阻礙競爭(zheng) 。由此平台企業(ye) 反壟斷的關(guan) 鍵是實行產(chan) 融分離，嚴(yan) 格風險隔離，防止監管套利。

 

技術進步包括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經濟結構的變化。曆史經驗顯示技術進步使得生產(chan) 率低的部門的占比上升，這是因為(wei) 隨著進步部門勞動生產(chan) 率提升，產(chan) 量增加，而相關(guan) 消費需求有限，導致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效率低的部門。過去中國農(nong) 村需要大量勞動力才能解決(jue) 溫飽問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率提升後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製造業(ye) 。製造業(ye) 比如冰箱的生產(chan) 效率提高後，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服務業(ye) ，服務業(ye) 在經濟中的占比上升。

 

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是合理的，但要關(guan) 注一些可能的扭曲因素。作為(wei) 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土地到生產(chan) 性資本再到數據，資源使用的競爭(zheng) 性越來越弱。中國作為(wei) 人口大國，數字經濟提升效率的潛力尤其大，而土地不可再生，資源投入隻會(hui) 導致價(jia) 格上升，並不改善整體(ti) 社會(hui) 福祉。如果數字經濟發展的收益被用來購買(mai) 供給有限的土地，推升大城市的房地產(chan) 價(jia) 格，既損害創新也不利於(yu) 公平。公共政策需要引導技術進步的收益投入教育、醫療等效率提升較慢但對社會(hui) 有利的公共服務領域。

 

政府的邊界

 

公共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可以歸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通過法律、規則、政策規範市場主體(ti) 在競爭(zheng) 中的行為(wei) ，另一類是政府直接提供產(chan) 品和服務，比如國防、研發、公共服務等。第一類是前述的政策在市場分配環節的作用；第二類是財政，其資金來源有稅收和發債(zhai) 融資，屬於(yu) 二次分配。調節收入分配是財政的一項重要功能，同時財政可以起到自動穩定器和逆周期調節作用。財政運行可以提升效率，但也可能擠壓市場主體(ti) ；政府債(zhai) 務還有是否可持續，是否會(hui) 帶來長遠損害的問題。發揮財政的功能促進共同富裕需要綜合平衡以下幾個(ge) 維度。

 

改善收支結構

 

我國財稅體(ti) 製有三個(ge) 特征：稅收方麵間接稅占比高，支出中轉移支付和社會(hui) 保障等公共服務占比低，地方政府財政的規範機製不完善。稅收的公平原則要求稅負與(yu) 公民的收入成比例甚至累進稅率，而間接稅卻具有累退性質。流轉稅的稅基是消費，高收入群體(ti) 的消費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低收入群體(ti) 消費占其收入的比例高，使得流轉稅具有累退性質。這既不能幫助調節人群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能平滑個(ge) 人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的可支配收入的變化。

 

以間接稅/流轉稅為(wei) 主的稅收製度，疊加財政支出中用於(yu) 轉移支付和社會(hui) 保障的比例偏低，使得財政的自動穩定器功能弱。同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實際是土地金融）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特征，不僅(jin) 沒有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反而放大了經濟和金融的順周期波動。因為(wei) 財政機製缺少自動穩定器功能，甚至有順周期的傾(qing) 向，財政政策的積極部分對平滑經濟的周期波動更顯重要，而且隻能通過固定資產(chan) 投資來進行。這是為(wei) 什麽(me) 基建和房地產(chan) 投資一直是中國宏觀政策逆周期操作的主要載體(ti) ，雖然對短期穩增長有利，但損害長遠的效率。

 

在直接稅中，企業(ye) 所得稅占比高、不動產(chan) 等財產(chan) 稅占比低，也對經濟產(chan) 生扭曲的影響。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不動產(chan) 和其他財產(chan) 稅對就業(ye) 、人力資本投資、創新等產(chan) 生的負麵影響較小。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確立的財政稅收體(ti) 製改革方案提出降低間接稅，增加直接稅。這涉及降低間接稅稅率，引入新的直接稅稅種，擴大直接稅稅基或提高直接稅稅率。從(cong) 提高直接稅比重看，所得稅調整的空間有限，個(ge) 人所得稅改革將所得分類計稅改為(wei) 綜合計稅，大方向是減稅而不是增稅，企業(ye) 所得稅率已經不低。未來提高直接稅的主要方式就落在了財產(chan) 類稅，包括房地產(chan) 稅和遺產(chan) 稅、資本利得稅等。

 

改善財政支出結構要求增加轉移支付、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和保障支出，降低固定資產(chan) 投資支出。這是幫扶低收入群體(ti) ，降低階層固化風險，促進公平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尤其是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於(yu) 降低城鄉(xiang) 差距和地區差距。同時，在知識經濟日益重要的今天，增加研發等無形資產(chan) 投資支出對私人企業(ye) 產(chan) 生正向的外溢效應，提升整體(ti) 的生產(chan) 效率；育兒(er) 和早期教育投入有利於(yu) 提升未來勞動力的技能、競爭(zheng) 力和生產(chan) 力。

 

重視公共債(zhai) 務的作用

 

在改善收支結構之外，公共債(zhai) 務是財政發揮調節經濟的功能的重要方麵。在經濟周期下行或者經濟遇到重大衝(chong) 擊時，財政可以通過舉(ju) 債(zhai) 來減稅和增加轉移支付，以促進總需求增長。應對百年一遇的疫情衝(chong) 擊，政府增加債(zhai) 務來支持受影響的企業(ye) 和個(ge) 人，既是社會(hui) 保險功能的體(ti) 現，也有助於(yu) 防止經濟陷入“休克”、損害增長潛力。對政府債(zhai) 務的一個(ge) 常見的擔心是其規模過大、不可持續、不利於(yu) 長遠的經濟發展。

 

分析債(zhai) 務可持續性的一個(ge) 宏觀視角是比較國債(zhai) 利率（i）和經濟增長率（g），前者是財政的融資成本，後者代表稅基的增長，如果i＜g，則給定的債(zhai) 務規模在未來收斂，或者說債(zhai) 務是動態有效的。曆史經驗顯示，對於(yu) 大部分國家來講，融資成本小於(yu) 經濟增長率，中國也不例外。同時，有研究顯示資本回報率（R），即i和風險溢價(jia) 之和，大於(yu) 經濟增長率，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如果政府債(zhai) 務促進長遠的經濟增長（g），同時降低整個(ge) 社會(hui) 的風險溢價(jia) ，既促進效率又有利公平。比較明顯的例子包括政府部門增加市場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品，比如教育、醫療、基礎研究等。麵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公共部門增加債(zhai) 務用於(yu) 鼓勵生育，降低育兒(er) 負擔，由此增加的小孩20年後成為(wei) 勞動力，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還債(zhai) 。

 

另一個(ge) 例子是規範財政機製以降低風險溢價(jia) ，降低不正常的高資本回報率。我國國債(zhai) 和地方債(zhai) 的發行利率約為(wei) 3%，而城投公司債(zhai) 的發行利率則高達8%~10%。較大的利差凸顯了現有借貸機製安排的低效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使得投資者獲得了超額回報，即超出與(yu) 其實際承擔的風險相匹配的收益。把隱性轉為(wei) 顯性的政府債(zhai) 務，可以有效降低融資成本，促進效率和公平。

 

綜上所述，平衡效率和公平是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關(guan) 注的永恒話題，人們(men) 在很多問題的認識上可以說是見仁見智，爭(zheng) 議比較大。在撰寫(xie) 過程中，我們(men) 注重問題導向，力圖客觀分析，但受限於(yu) 我們(men) 的能力，偏差和錯漏難免。本書(shu) 是我們(men) 研究新發展理念的又一努力，希望能夠對促進相關(guan) 公共政策的研討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