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現在對民國時期的大學與(yu) 教授，往往帶有一層朦朧感，認為(wei) 那是中國學術與(yu) 思想的黃金時代，是大師輩出的時代。顯然這是一種後來者誇大的結果，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固然是湧現出大量優(you) 秀學者，如果放在整個(ge) 人口結構中看，其數量可謂是鳳毛麟角，大多數高校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其實也很艱難。西方傳(chuan) 入的教授治校製度，本是提升教授地位與(yu) 話語權的重要改革，但在混亂(luan) 的時局與(yu) 黨(dang) 派紛爭(zheng) 的情況下在中國“落地”，其實是一言難盡的。

“教授治校”製度的傳(chuan) 入

教授治校自西方傳(chuan) 來，在1910年代開始於(yu) 中國高校實施，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有30多年的曆史。但實行不代表能夠實現，教授治校在中國推行的30多年間，也遭遇了許多問題。簡單來說，教授治校並非是教授對學校的每一件事都直接管理，而是根據規章製度，在高校內(nei) 建立起獨立於(yu) 校長、教務長之類的行政領導之外的管理體(ti) 係。一般來說國立大學以建立教授會(hui) 與(yu) 評議會(hui) 作為(wei) 教授管理學校事務的機構，私立學校由於(yu) 其資金來源於(yu) 民間而非政府，故教授治校製度並未推行下去。

1910年代是中國“教授治校”的初創時期，1912年，北京政府正式頒布《大學令》，給予了“教授治校”以合法權利。這一時段中國高校數量極少，教授治學理念雖傳(chuan) 至中國但並未廣泛傳(chuan) 播，推行此製度的學校更是少之又少。直至1920年代，隨著中國高校數量的不斷擴張，這一時期也成為(wei) 教授治校最為(wei) 關(guan) 鍵的“高潮時期”。當時正值南北戰爭(zheng) 時期，政府對高校的管理與(yu) 控製十分鬆散，教授在校內(nei) 的話語權得以迅速擴張。1921年，國立東(dong) 南大學引入教授治校製度，東(dong) 大以美國為(wei) 藍本，將美國大學內(nei) 的董事會(hui) 、評議會(hui) 、教授會(hui) 等組織引入校內(nei) 。教授會(hui) 的建立，形成了對原有高校權力體(ti) 係的分割，教授不再僅(jin) 有教書(shu) 研究的權力，而在學校行政事務與(yu) 學術事務方麵擁有決(jue) 策權與(yu) 管理權。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政府以武力為(wei) 後盾，逐漸實現對全國的掌控。高校教育關(guan) 乎國家人才的培養(yang) ，也成為(wei) 國民政府加強管控的重要場所。為(wei) 推行黨(dang) 化教育與(yu) 加強對高校的掌控，政府推行一係列法令，企圖從(cong) 組織、思想、管理等各方麵對大學實現全麵掌控。盡管在各種原因下，國府直至1949年敗退台灣時依舊未能實現對高校的全麵掌控，但像1920年代那般寬鬆的高校環境已不再。高校行政化趨勢不斷加強，校長及其掌控的行政體(ti) 係再度成為(wei) 高校內(nei) 的主導性力量，教授治校製度被不斷壓製，直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都未能得以恢複。

教授治校的代表性大學

教授治校雖未能堅持下去，但多多少少在國內(nei) 各高校被推行過，其中也有推行較好的高校。今天談起中國高校，首當其衝(chong) 的一定是清華北大兩(liang) 所高校。事實上，在民國時期，這兩(liang) 所高校同樣是中國高校界的領頭羊，在推行教授治校製度層麵十分突出。其中，又以北大最為(wei) 突出。

北大在蔡元培的長期主導下，將德國大學模式引入國內(nei) ，他在北大創建評議會(hui) 與(yu) 各學科的教授會(hui) ，教授對北大擁有極高的話語權。與(yu) 東(dong) 大不同，北大並未引入董事會(hui) ，前者引入董事會(hui) 是為(wei) 籌集財政資金，北大則不需考慮這種問題。根據北大製定的《評議會(hui) 規則》，評議會(hui) 是北大推行教授治校的核心機構，凡是北大校內(nei) 的重大事務，沒有評議會(hui) 的通過則無法推行。

以1917年第一屆北大評議會(hui) 為(wei) 例，這一屆評議會(hui) 的會(hui) 員共有19人，包括校長蔡元培、文理法工四科學長以及四科的教授代表，陳獨秀、胡適等為(wei) 今人熟知的名人都包含在內(nei) 。由於(yu) 評議會(hui) 人數過少，不能滿足教授治校的要求，故蔡元培決(jue) 定在各科內(nei) 再度設立學科教授會(hui) ，讓各科的教授都能參與(yu) 到本專(zhuan) 業(ye) 的建設中來。可以說，在教授治校理念剛剛傳(chuan) 入到中國時，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將其實施的十分全麵，效果也十分明顯。蔡元培卸任後，新任校長蔣夢麟繼續堅持蔡元培的理念，並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

1930年代後，教授治校由於(yu) 政府的介入而不斷被壓製，但這並非意味著教授治校的失敗，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即是教授治校的另一典範。1938年西南聯大頒布《教授會(hui) 組織大綱》，宣布成立“教授會(hui) ”，作為(wei) 聯大重大關(guan) 鍵事務的決(jue) 定機構。據統計，在聯大存在的近八年時間內(nei) ，聯大共召開32次教授會(hui) 議，從(cong) 學校建設、師生權益、科研發展等各方麵提出種種建議。

此外，聯大為(wei) 貫徹教授治校製度，還對國府的黨(dang) 化教育予以堅決(jue) 抵製。當時的教育部由陳立夫擔任，陳長期擔任國民黨(dang) 組織部長，對加強黨(dang) 務事業(ye) 十分上心，他借教育部長一職在各大學內(nei) 推行黨(dang) 化教育。為(wei) 此，西南聯大掀起抵製教育部黨(dang) 化教育的浪潮，借以表達教授治校的勇氣與(yu) 決(jue) 心。他們(men) 拒絕在校內(nei) 推行所謂的黨(dang) 務教育課，也拒絕提交毫無特色的統一的教學大綱，依舊決(jue) 定各科教師自行決(jue) 定教課內(nei) 容。此外，由於(yu) 戰爭(zheng) 的爆發，戰後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yan) 重，聯大教師連生活都無法保障，為(wei) 此聯大教授向教育部發起多次抗議浪潮，以文人的骨氣向強權發起衝(chong) 擊。

當然，西南聯大能夠得以保持住教授治校的製度不受過多衝(chong) 擊，與(yu) 其超然的地位有密切聯係。北大清華南開本就是國內(nei) 高校的領頭羊，無論在聲望還是政府人脈方麵，都有相當豐(feng) 富的資源，這使聯大在高校體(ti) 係中得以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加之聯大實際負責人梅貽琦始終對國府的黨(dang) 化教育極度反感，並竭力將其從(cong) 學校中去除，國府在內(nei) 外交困的情況下也隻得無奈接受這個(ge) 現實。 

教授治校的效果與(yu) 結局

教授治校無疑是推動高校去行政化以及高校民主化的關(guan) 鍵一步，作為(wei) 高校最為(wei) 核心的主體(ti) 力量，教授是高等教育與(yu) 科研進步的推動主體(ti) 。唯有確保教授在學校中能夠獲得有力的話語權，才能使其有效利用各種資源推動教育與(yu) 科研發展，使其不受過多行政力量的幹擾。毫無疑問，在民國時期的大學，像北大、清華、東(dong) 大這樣的頂尖高校，在蔡元培、梅貽琦這樣的優(you) 秀教育家的領導下，能夠將教授治校製度推行下去。有效地調動了教授治學教育的積極性與(yu) 參與(yu) 學校事務的熱情，也有效地維護了知識分子的尊嚴(yan) 與(yu) 臉麵，真正為(wei) 實現“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提供確切保障。

問題在於(yu) ，民國時期的大學雖數量不斷增加，但質量卻並未保持同步增長，大量高校連基本的教育資金都沒有，更何況是所謂的教授獨立治校。況且像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其校長往往是國內(nei) 頂尖知識分子，其影響力足可對政府決(jue) 策產(chan) 生影響，加之諸多政府內(nei) 任職的校友，使其能相對超脫於(yu) 一般高校體(ti) 係之外，教授治校製度也能夠推行下去。但大多數學校既無資金又無人脈，麵對政府的高壓與(yu) 滲透，教授的權力隻能是越來越小。

與(yu) 此同時，教授治校並非沒有缺點，教授在成為(wei) 權力擁有者的同時，也缺乏對其監督的權力。而且由於(yu) 各專(zhuan) 業(ye) 特色不同，不同專(zhuan) 業(ye) 的教授在一起討論學校事務，必然會(hui) 導致各說各話，都希望自己學科獲得有限的資金支持，使學校的決(jue) 斷效率十分低下，某種程度上不利於(yu) 學校發展。至1949年，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高校建設也進入全新的階段，教授治學在中國的發展曆程宣告結束。

高校去行政化直至今天依舊是教育界的熱門話題，如何使學校的主體(ti) 力量教師擁有管理學校的權力與(yu) 能力，是高校民主化的關(guan) 鍵命題。民國的教授治校製度，雖然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般完善，但幾十年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高等教育發展，還是能提供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