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各界同仁對於(yu) 研討與(yu) 改革和發展相關(guan) 的問題做出了許多貢獻。然而有一個(ge) 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men) ，這就是受製於(yu) 輕視甚至蔑視理論思維的傳(chuan) 統，熱衷於(yu) 追逐五光十色和千變萬(wan) 化的表麵現象，對所謂“熱點問題”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並非針對病因、而是針對症狀的所謂“對症治療”政策的措施來緩解矛盾，而沒有能夠透過變動不居的現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質和長期駐留的事物運動規律。當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發生了變化時，原來那些對基本問題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以為(wei) 出現了全新的事物，隻得重新從(cong) 零開始，進行淺嚐輒止的應答，對基本問題的認識陷於(yu) 低水平的循環往複之中。

　　在對基本問題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況下，倉(cang) 促采取就事論事的應對措施，由於(yu) 未能觸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發生“數典忘祖、引喻失義(yi) ”的扭曲，就更會(hui) 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認識成果付諸東(dong) 流。

　　從(cong) 橫切麵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聚焦在兩(liang) 個(ge) 問題上：第一，是體(ti) 製即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的選擇和變遷;第二，是生產(chan) 力的發展狀況和推動力量。從(cong) 縱切麵的角度看，則需要分析實現經濟體(ti) 製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從(cong) 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等“兩(liang) 個(ge) 根本性轉變”的全部曆史過程。

　　一、《論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製》

　　《論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製》是一本我與(yu) 劉吉瑞君全麵討論市場取向改革的對話錄，寫(xie) 成於(yu) 20世紀80年代末期、出版於(yu) 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夕。在這之前，市場取向改革論對於(yu) 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理論已經進行過兩(liang) 次衝(chong) 擊，但是因為(wei) 本身的理論不夠透徹，所以都沒有能夠撼動計劃經濟的主導地位。

　　第一次衝(chong) 擊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當時，十年動亂(luan) 把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hui) 推向潰敗的邊沿，而市場經濟國家意料之外優(you) 異表現帶來的強烈震撼，使一些長期對蘇聯式或本國式意識形態教條存在盲目自信的領導幹部在走出國門進行考察後，認識到適度開放市場和發揮價(jia) 值規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中國的主要黨(dang) 政領導人也隨即提出“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開始了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探索。

　　但是，由於(yu) 長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鉗製和與(yu) 國際學術界的長期隔絕，大多數國人對20世紀經濟科學的進展特別是現代經濟學關(guan) 於(yu) 市場經濟的運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由於(yu) 缺乏必要的理論儲(chu) 備和傳(chuan) 統意識形態對於(yu) 市場必然產(chan) 生“競爭(zheng) 和無政府狀態”的厭惡與(yu) 畏懼，就使得必須堅持計劃經濟主導地位的舊思維很容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重新回到統治地位，造成在方針政策上的搖擺。僅(jin) 僅(jin)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的兩(liang) 年，一度成為(wei) 主流的“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就被更加接近蘇聯式政治經濟學“原教旨”的“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所代替。

　　第二次交鋒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過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上重新贏得了勢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對計劃經濟做了一種能夠包容“商品經濟”的闡釋，要求“明確認識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jia) 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上述論斷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貨幣關(guan) 係的正確方向上，但它並沒有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以及價(jia) 值規律等等做出達到現代經濟科學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政策上都還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別是采取“商品經濟”這種俄語的模糊叫法來指代市場經濟，同時把價(jia) 值規律定義(yi) 為(wei) 在資源配置結構既定的條件下“社會(hui) 必要勞動量決(jue) 定價(jia) 值量”，就完全背離了市場經濟通過價(jia) 格變動引導稀缺資源優(you) 化配置的本質規定。還有，在“商品經濟”前麵加上“有計劃”的定語，也為(wei) 計劃經濟為(wei) 主和政府重新主導資源配置埋下了隱患。

　　於(yu) 是，80年代後期在黨(dang) 政領導機關(guan) 中爆發了對於(yu) 中長期改革基本路徑的爭(zheng) 論。一方麵，一些經濟學家根據自己對於(yu) 現代經濟學的理解，認為(wei) 既然市場經濟製度是以市場—價(jia) 格機製為(wei) 核心配置稀缺資源的一整套機製，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就不應當在擴大國有企業(ye) 經理人員的控製權方麵單項突進，而應當在發展獨立自主、自負盈虧(kui) 的企業(ye) ，建設競爭(zheng) 性的市場體(ti) 係和宏觀經濟調控體(ti) 係等三個(ge) 相互聯係的方麵整體(ti) 配套地進行。

　　這種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取得了決(jue) 策層的支持。1985年9月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全國代表會(hui) 議以所謂“七五三條”的形式將其寫(xie) 入《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七個(ge) 五年計劃的建議》，並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nei) 奠定這一新體(ti) 製的基礎。

　　另一方麵，也有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不讚成把建立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係作為(wei) 中期改革的目標和以“七五三條”為(wei) 基本內(nei) 容的配套改革的決(jue) 策。他們(men) 向領導積極建言，“擺脫加快過渡的氣氛和壓力”，轉而采取以計劃和市場雙軌長期共存為(wei) 特征的轉軌方式，實行企業(ye) 承包先行、價(jia) 格改革靠後的方針，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去實現向新體(ti) 製的過渡。

　　1987年，“雙軌製漸進轉軌”論者的“反決(jue) 策論證”得到了新任領導人的采納，實現了他們(men) 所說的“決(jue) 策思想曆史性轉折”。體(ti) 製改革的中長期目標，由建立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改變為(wei) 政府通過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對企業(ye) 進行直接和間接控製的統製經濟，即“國家掌握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的“計劃與(yu) 市場相結合”的模式。這一決(jue) 策思想的逆向轉變造成的嚴(yan) 重後果，是通貨膨脹和“官倒”腐敗接踵而至。

　　1989 年後，否定市場經濟、重申計劃經濟為(wei) 主的開倒車潮流重振旗鼓。他們(men) 不顧鄧小平關(guan) 於(yu) 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ge) 字都不能動”的嚴(yan) 肅告誡，力圖用“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取代“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提法，重新強調中國經濟的計劃經濟性質不可動搖。這種開倒車的行為(wei) 導致了1990~199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年停滯，並由此引發了又一場“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大爭(zheng) 論。爭(zheng) 論的焦點，仍然是市場和政府哪個(ge) 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不同的是，此時討論的理論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顯著的提升，並開始涉及有關(guan) 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和基本製度構建問題。

　　《論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製》這本書(shu)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xie) 成的。1987~1988年，我和劉吉瑞君在參加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組織的製定“1988~1995年改革中期規劃”的工作過程中深切地感到，除了對改革遇到的具體(ti) 問題進行討論，還需要對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正本清源地作出厘清。正像我們(men) 在書(shu) 中所說：“為(wei) 了設計好改革方案，不僅(jin) 需要分析中國曆史和現狀，總結曆次改革的經驗，而且要澄清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在這些基本理論的指導下，把長期困擾我們(men) 的問題一一剖析清楚。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設計出可行的方案(見該書(shu) ，第2頁)。”於(yu) 是，我們(men) 提出了一係列基本問題來進行討論。例如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什麽(me) ，它通過什麽(me) 樣的機製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為(wei) 什麽(me) 計劃經濟製度必須被市場經濟製度所取代，如何建立市場經濟即改革戰略問題等等。

　　在《論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製》一書(shu) 中，我們(men) 正是根據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社會(hui) 主義(yi) 各國的實踐經驗說明了市場機製較之計劃手段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進而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和實質在於(yu) 用以市場——價(jia) 格機製為(wei) 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行政——計劃為(wei) 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應該采取企業(ye) 、市場和宏觀經濟管理整體(ti) 推進的改革戰略。

　　如今，這些問題許多早已經有了定論，改革需要“整體(ti) 推進”和“市場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也已鄭重地寫(xie) 入執政黨(dang) 的決(jue) 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與(yu) 計劃經濟之爭(zheng) 已經一勞永逸地獲得解決(jue) 。時至今日，命令經濟舊體(ti) 製所承載的既得利益和蘇式經濟學舊思維的影響都還繼續存在，因此就像過去幾十年經曆過的那樣，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並不注定一帆風順，向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後退的曲折還時有發生。

　　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2004—2005年期間工業(ye) 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大討論的產(chan) 物。這本書(shu) 討論的，是為(wei) 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所要解決(jue) 的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應當選擇什麽(me) 樣的工業(ye) 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事實上，這個(ge) 問題早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就已成為(wei) 困擾中國的大問題，然而當時由於(yu) 受到蘇聯式意識形態的拘囚和對20世紀發展經濟學的進展缺乏了解，一直都沒有弄清楚問題的症結所在，在實踐上也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展。

　　21世紀伊始，不少省市級政府就憑借通過土地批租獲得的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活動，即用海量投資建設以造大城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形象工程”和以“產(chan) 業(ye) 重型化”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政績工程”。當這種做法收到當地GDP增長加速和官員獲得表揚升遷等“實效”以後，它就逐漸形成為(wei) 全國性的熱潮。

　　麵對這種形勢，社會(hui) 輿論出現了兩(liang) 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wei) ，中國的工業(ye) 化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ye) 化階段”，大手筆的投資將帶來經濟的大發展。另一種觀點則憂心忡忡，認為(wei) 這將促成工業(ye) 化道路的偏離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進一步惡化，並在中長期導致嚴(yan) 重的後果。兩(liang) 種觀點對壘，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zheng) 論，選擇什麽(me) 樣的工業(ye) 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就成為(wei) “十一五”(2006—2010)規劃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命題。

　　我介入這場討論，是從(cong) 2004年參與(yu)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hui) 和國家信息化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討論“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時開始的。當時，我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標、高消耗、高汙染的老路，必須走效率優(you) 先的新型工業(ye) 化道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這一意見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聽到的則是反對的聲音。

　　我在參加討論的過程中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發展道路的選擇，是每一個(ge) 發展中國家都會(hui) 遇到的關(guan) 於(yu) 它們(men) 前途的重大選擇。它顯然不是靠一篇就事論事的策論就能說清楚的，而需要對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現實意義(yi) 做出更深入的考察。

　　以現代經濟學的這些理論成果和相關(guan) 的分析工具為(wei) 基礎，我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shu) 中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過去和現狀進行了係統的論述，並且對轉變增長模式所需要的各方麵製度改革進行了全麵的分析。根據這些分析提出了我對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重啟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政策建議。概括起來說，就是要在經濟體(ti) 製、政治體(ti) 製乃至科研、教育體(ti) 製等方麵全麵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勵創新的體(ti) 製和機製，從(cong) 根本上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

　　這次大討論的積極成果，是在有識之士達成共識的條件下“十一五”(2006—2010)規劃重提“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並且對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提出了具體(ti) 的要求。

　　不過問題在於(yu) ，做出了正確的決(jue) 議和這些決(jue) 議能否得到貫徹是兩(liang) 件不同的事情。不無遺憾的是，隨即在本世紀第一個(ge) 10年的後期出現了質疑改革開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社會(hui) 潮流。改革的停滯使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難於(yu) 取得成效。一些地方繼續用大量投資進行“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來拉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粗放增長方式導致的各種消極後果也日益積累。

　　由於(yu) 蘇式發展理論和政策在幹部隊伍中遺存的影響力，還由於(yu) 權力和利益的推動，反複出現傳(chuan) 統增長模式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回潮。結果是使中國經濟增長率到2007年開始呈現出階梯式下降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2010年，中央中共再次重申“加快經濟發展轉型”的要求，並且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nei) 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可是，人們(men) 更習(xi) 慣於(yu) 用凱恩斯主義(yi) 側(ce) 重需求側(ce) 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供給側(ce) 的生產(chan) 函數來分析長期增長問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駕馬車”(投資、消費、淨出口)組成的需求總量上。這種理論框架的誤用，加上想用強刺激政策應對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結果是頻繁地使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隨著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作用的顯現，這種刺激政策的效應變得越來越差，與(yu) 此同時，政府和許多企業(ye) 卻債(zhai) 台高築，醞釀愈來愈大的金融風險。這使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的困境。

　　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為(wei) 應對“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和“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ye) 品價(jia) 格下降、實體(ti) 企業(ye) 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的嚴(yan) 峻挑戰，為(wei) “十三五”(2016—2020)製定了正確的經濟發展基本思路。這就是：增長速度要從(cong) 高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要從(cong) 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發展動力要從(cong)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一言以蔽之，就是從(cong) 高速度增長轉變為(wei) 高質量發展。

　　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是一部論述kaiyun官方地址曆史的理論著作。這本書(shu) 除了對kaiyun官方地址的曆史背景、不同改革策略的選取和改革的曆史過程做了比較詳細的講述，還運用現代經濟學中比較製度分析的分析框架來進行貫穿始終的理性分析。因此，它既被看作一本曆史著作，也被看作一本理論著作。

　　全書(shu) 包括四個(ge) 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總論”，先是討論了kaiyun官方地址的兩(liang) 個(ge) 基礎性問題：(1)經典的社會(hui) 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建設“自由人聯合體(ti)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hui) 理想，怎樣在“蘇聯老大哥”的帶領下一步步地具體(ti) 化為(wei) 高度集權的“國家辛迪加”(列寧和斯大林)?(2)為(wei) 什麽(me) 在曾經承諾能夠帶來人類解放和普遍福利的理想社會(hui) 經濟製度建立起來之後，並沒有實現它先前的許諾?相反，不但經濟缺乏生機與(yu) 活力，而且孳生了其他的社會(hui) 弊病，由此，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才不約而同地要求對它進行改革。

　　然後，集中討論了kaiyun官方地址戰略的演變過程。製定正確改革戰略的前提，是明確改革的戰略目標。把kaiyun官方地址的戰略目標確定為(wei) 市場經濟，經曆了很長時間的試錯、探索、討論乃至鬥爭(zheng) 的過程。早在集中計劃體(ti) 製剛剛建立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人們(men) 就開始認識到從(cong) 蘇聯學來的那種缺乏生機與(yu) 活力的體(ti) 製需要進行改進。於(yu) 是開始了“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的長途跋涉。

　　“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是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或者叫作“體(ti) 製下放”，也就是把計劃經濟的決(jue) 策權部分下放到省級、副省級乃至更低的行政層次，以便“調動”它們(men) 的積極性。“體(ti) 製下放”非但沒有取得充分發揮基層積極性、創造性的預期的成效;相反卻使計劃經濟所必須的資源配置紀律遭到破壞。為(wei) 了保持計劃的集中統一性質，中央政府收回了若幹原來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力，以便保證國家計劃得到令行禁止的執行;然而中央集權又造成僵化怠惰風氣的滋生，於(yu) 是隻得再次下放權力和利益。這樣一來，改革過程就形成了一種“一放就亂(luan) 、一收就死”的怪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用“行政性分權”一節講述了這種循環往複的過程，然後對它進行了經濟學的分析。

　　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打開國門睜眼看世界，使朝野有識之士從(cong) 市場經濟國家良好的發展業(ye) 績中看到，引進市場機製、發揮價(jia) 值規律的作用是挽救危亡和振興(xing) 中華的必由之路。

　　在引進市場機製的同時，對於(yu) 是否要保持“計劃經濟為(wei) 主”的格局，還是經過了多次反複才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達成了以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為(wei) 改革目標的共識。這樣，貫穿往後幾十年紛繁複雜的事件中的一條主線就成為(wei) 從(cong) 計劃製度到市場製度的體(ti) 製轉軌。不過，盡管曆史發展的大邏輯決(jue) 定了國家的體(ti) 製要沿著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整體(ti) 推進的改革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集中計劃經濟體(ti) 製和反映這種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hui) 中有深厚的思想沉澱和社會(hui) 基礎，因此改革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它不免時常出現曲折、反複和回潮。特別是在本世紀初期，由於(yu) 改革推進不足出現的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等某些社會(hui) 問題引起大眾(zhong) 不滿時，代表舊體(ti) 製和舊思想的社會(hui) 力量就趁機鼓動把改革拉向後退，重新強化政府對社會(hui) 經濟的控製、對稀缺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和對企業(ye) 的微觀幹預，不僅(jin) 在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改革上停滯不前，而且在一些領域還出現了“國進民退”開倒車的潮流。

　　直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確定要全麵深化改革和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才吹響了阻斷開倒車逆流、重啟改革的號角。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ge) 複雜而精巧的巨型係統。這個(ge) 巨型係統由許多相互關(guan) 聯的子係統組成。正像比較製度分析告訴我們(men) 的，構成總體(ti) 製度安排的各個(ge) 領域的製度需要互補。因此，要想通過改革把這個(ge) 巨型係統建立起來，並使它們(men) 能夠協調有序地運轉，僅(jin) 僅(jin) 提出一個(ge) 籠統的“市場經濟”目標是不夠的。除了開放市場，實現價(jia) 格自由化，還需要對農(nong) 業(ye) 、企業(ye) 、金融、財政、宏觀經濟管理、對外經濟關(guan) 係等方麵的製度和政策進行改革。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修訂版問世至今已有十個(ge) 年頭。在這十來年間，kaiyun官方地址和中國經濟經曆了長足的進步，中國也在2010年躋身為(wei)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ti) 。不過我們(men) 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中國的大目標還沒有完全達成。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內(nei) 情況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就會(hui) 提出新的挑戰。為(wei) 了積極應對挑戰，當然需要與(yu) 時俱進地創新思想。但與(yu) 此同時，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也是一筆必須充分利用的寶貴財富，因為(wei) 實現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曆史任務還需要繼續努力才能完成，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們(men) 還會(hui) 遇到在形態上也許有所變化，但實質卻相類似的艱難險阻。因此，對曆史經驗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從(cong) 中汲取智慧，對於(yu) 正確把握當前走勢、堅定不移和富有成效地推進改革，就具有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以史為(wei) 鑒，溫故而知新，顯然是使我們(men) 少走彎路、提高成功概率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