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民間廣有“萬(wan)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shu) 高”的詩句流傳(chuan) 。現在的孩子六歲起接受義(yi) 務教育，多年學習(xi) 生涯中，學習(xi) 科目種類繁多，各種學科教材也是五花八門。那中國古代的學生們(men) 怎麽(me) 上學、又學些什麽(me) 呢？事實上，中國古代並沒有“教材”之稱，不過縱觀中國學校教育三千年的發展史，教學材料相當豐(feng) 富。

一、古代學生學什麽(me) ？

從(cong) 傳(chuan) 統教材的類型來看，既有大學教育的《四書(shu) 》《五經》，也有作為(wei) 啟蒙教材的“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教材的形態也多種多樣，既有刻在石頭上的石經，也有竹簡、帛書(shu) 、紙質書(shu) ；既有官學中使用的教材，也有書(shu) 院、私塾使用的教材；傳(chuan) 統教材的編撰既有一以貫之的原則，即以儒家經籍為(wei) 主體(ti) ，也體(ti) 現了時代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古代教材的內(nei) 容深受不同學派的學術思想影響，也與(yu) 不同時期的文教政策、人才選拔製度緊密相關(guan) 。

中國比較完善的學校製度始於(yu) 西周，西周官學的教學內(nei) 容主要是六藝，即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但現有文獻並未留傳(chuan) 下相應的教材，隻在《漢書(shu) ·藝文誌》記載：“《史籀》十五篇。”這是中國教育史上記載最早的兒(er) 童識字教材，可惜今已失傳(chuan)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述而不作，刪《詩》《書(shu) 》，定《禮》《樂(le) 》，序《易》，修《春秋》，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理想溶入此六部經典之中，史稱“六經”，後經子夏、荀子等儒學大師的傳(chuan) 播，逐漸成為(wei) 中國古代學校長期使用的教材。事實上，孔子雖重禮、樂(le) 之教，但關(guan) 於(yu) 其是否把前人傳(chuan) 下來的文獻典冊(ce) 進行考訂編撰，將之變為(wei) “可得而述”的儒家經籍並作為(wei) 教材，史界並未有定論。

到漢代，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獨尊儒術”文教政策，儒家五經（《樂(le) 經》此時已失傳(chuan) ）占據了博士官學的全部位置。漢元帝時，明確表示隻有五經才是“正術”，其他學術則為(wei) 不足以留意的“小辯”“小道”。為(wei) 保持儒學在教育上的壟斷地位，漢儒對其他學術和技藝予以貶低和排斥。終漢一代，《五經》及相關(guan) 傳(chuan) 記（廣義(yi) 上還包括《論語》《孝經》)成為(wei) 官立太學的唯一教材。東(dong)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為(wei) 刊正經書(shu) 文字，召集諸儒正定今文經及《公羊傳(chuan) 》《論語》，並用隸書(shu) 刻碑於(yu) 太學門外，為(wei) 天下教材之準則，史稱《熹平石經》。

至唐代，學校課程仍以儒經為(wei) 主，唐初規定官學教材是孔穎達的《五經正義(yi) 》，包括《周易》《尚書(shu) 》《毛詩》《禮記》《左傳(chuan) 》，成為(wei) 唐代士人修習(xi) 儒家經典的範本注釋。後五經演變成九經，即《詩》《書(shu) 》《易》《禮記》《儀(yi) 禮》《周禮》《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此九經與(yu) 《論語》《孝經》《爾雅》構成了唐代官學的教材體(ti) 係。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將此12部經典刻於(yu) 石碑，史稱《開成石經》，作為(wei) 官方統一的教材。唐代的文教政策有別於(yu) 漢代的儒學獨尊，統治者在重振儒學的基礎上，對其他學術及專(zhuan) 科教育也不排斥，在中央及地方設立了一些專(zhuan) 科學校，其教學計劃也很具體(ti) 和規範。例如中央設立書(shu) 學、算學、律學、醫學、崇玄學等，以培養(yang) 專(zhuan) 業(ye) 人才，極大豐(feng) 富了唐代官學教材的內(nei) 容。

到宋代，雖然教材仍未脫離儒家經學傳(chuan) 統，但是在解釋經書(shu) 以及教材的選編上出現了一些變化。歐陽修對唐代的《九經正義(yi) 》提出批評，認為(wei) 這部統編教材“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shu) ，以相雜亂(luan) ，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shu) ，異乎‘正義(yi) ’之名也”。王安石創荊公新學，另解經義(yi) ，親(qin) 自撰寫(xie) 《周官新義(yi) 》，與(yu) 其子王雱與(yu) 學生呂惠卿所撰《毛詩義(yi) 》《尚書(shu) 義(yi) 》，合稱《三經新義(yi) 》，於(yu) 神宗熙寧八年（1075）頒於(yu) 學校，作為(wei) 官學的法定教材並用以取士。北宋末年，蔡京主持太學改革，取消了《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榖梁傳(chuan) 》以及《儀(yi) 禮》的教學，要求學生在《詩》《書(shu) 》《易》《周禮》《禮記》中選學一經，兼習(xi) 《論語》和《孟子》。

南宋學術開始由經學向理學轉變，《孟子》一書(shu) 的地位得到提升，並與(yu) 《論語》及《大學》《中庸》合稱《四書(shu) 》，用朱熹的話說：“《四子》，《六經》之階梯。”將《四書(shu) 》並行，是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認為(wei)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以理學思想編撰了《四書(shu) 章句集注》，成為(wei) 南宋之後官學與(yu) 書(shu) 院的主要教材。元皇慶二年（1313），明令科舉(ju) 以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和《五經》的朱學傳(chuan) 注為(wei) 思想準繩。此後，體(ti) 現程朱理學思想的《四書(shu) 》《五經》逐漸取代了漢唐經學在教材中的地位。

明初，文學家解縉上書(shu) 明太祖，建議以關(guan) 閩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隨事類別，勒成一經，由此開啟了官修理學教材之端。永樂(le) 年間，在明成祖親(qin) 自主持下，以程朱理學為(wei) 標準，匯輯經傳(chuan) 、集注，編為(wei) 《五經大全》《四書(shu) 大全》和《性理大全》。永樂(le) 十五年（1417），明成祖將此三部大全頒於(yu) 六部、兩(liang) 京國子監和天下郡縣學，標誌著程朱理學教材體(ti) 係的形成。

朱熹對古代教材的貢獻還體(ti) 現在蒙書(shu) 上。南宋之前，蒙學教材已有很多，大多是識字類教材，少部分是知識類教材。朱熹從(cong) 經傳(chuan) 史籍中采集有關(guan) 忠君、孝親(qin) 、事長、守節、治家等內(nei) 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成《小學》一書(shu) 作為(wei) 兒(er) 童道德教育類教材，廣為(wei) 流傳(chuan) 。明清兩(liang) 代，出現了一批由《小學》發展而來的蒙書(shu) ，被稱為(wei) “類《小學》”教材，如陳選的《小學句讀》（即《小學集注》）《小學俗講》、呂坤的《小學釋》、黃佐的《小學古訓》等。到封建社會(hui) 後期，對童蒙進行倫(lun) 理道德教育已成為(wei) 主流。

清初，漢學複興(xing) ，經學複古，講說經書(shu) 多主張實證，不主張空談義(yi) 理，一批考據學者對經學典籍進行詮釋闡明、訓詁名物，為(wei) 改正教材錯字，改善教材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命在國子監刊立石經，以蔣衡所書(shu) 《十三經》為(wei) 底本刻石，稱為(wei) “乾隆石經”，並以墨拓本頒行各省，確立了《十三經》的標準本。

總的來說，古代教材包括大學教材、專(zhuan) 科學校教材、蒙學教材等類型，雖然有一些改革，但從(cong) “六藝”到“五經”再到“四書(shu) ”，教材編撰始終堅持以儒家經籍為(wei) 主體(ti) 、以儒家倫(lun) 理為(wei) 主導的原則，即使偶有一些科技類教材的出現，也未動搖這一根本。

二、古代教材什麽(me) 樣？

其一，古代教材大多是原典材料。古代學校沒有現代的年級、學科、課目、單元、課文之分，其教材就是經典著作，從(cong) 其實際應用看，更像是學材，即學生學習(xi) 的材料，這是與(yu) 傳(chuan) 統教學組織形式相適應的，傳(chuan) 統學校教學大多是個(ge) 別教學，注重學生自學、教師隻起答疑、啟發之功。朱熹認為(wei) ，為(wei) 學是學生自己的事，“書(shu) 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ge) 引路底人，做得個(ge) 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教師對學生的作用在於(yu) “示始正終”，用自己的治學經驗來指導學生的學習(xi) 。

其二，中國古代教材內(nei) 容以人文教育為(wei) 主。這固然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知識體(ti) 係、認識水平有關(guan) ，但更主要是受到儒家價(jia) 值觀的影響。儒家主張德上藝下、重道輕器、重人文輕自然與(yu) 技術，孔子在談及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關(guan) 係時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並強調“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他所編的“六經”涵蓋了道德觀念、語言文學、社會(hui) 政治和哲學曆史，是以道德義(yi) 理為(wei) 主體(ti) 的人文文化。這種人文教育不僅(jin) 為(wei) 古代學校教學內(nei) 容奠定了基礎，還為(wei) 教材編撰確立了明確的價(jia) 值取向：即教材要關(guan) 注人性的涵養(yang) 、人倫(lun) 的教化，要關(guan) 注社會(hui) 與(yu) 人生的哲理。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教育家中，幾乎沒有脫離政治、脫離社會(hui) 、脫離道德而單純講授知識的。韓愈認為(wei) ，教師的職責是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強調以“道”為(wei) 核心。即使是批判理學、倡導實學的清初教育家顏元也明確提出，“學所以明倫(lun) 耳”。古代學校以道德教育為(wei) 主，德育中又以儒家綱常倫(lun) 理教育為(wei) 主，其教材也與(yu) “德上藝下”的價(jia) 值觀一致。

其三，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與(yu) 選士製度影響非常明顯。漢代“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使儒家五經占據了博士官學的全部位置，其他學派的思想隻能在民間私學教學。在人才選拔方麵，漢代也以儒術、策問定高下，所謂“顯問以政事經義(yi) ，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漢代太學傳(chuan) 經，需嚴(yan) 守師法家法，師法即師承關(guan) 係，代代直係相傳(chuan) ，家法即學術流派，側(ce) 重於(yu) 傳(chuan) 經內(nei) 容。一些有造詣的經師創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體(ti) 現在形式上即為(wei) “章句”，這些“章句”在某種意義(yi) 上即是經學教材。由於(yu) 師法、家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在教學與(yu) 考試過程中，師法、家法之爭(zheng) 無法避免。統治者曾數次致力於(yu) 經學的統一，東(dong) 漢靈帝時的《熹平石經》就是為(wei) 了統一經學內(nei) 容而立，也標誌著漢代官方權威經學教材的確立。唐代推行“重振儒術、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人才選拔上采取科舉(ju) 考試製度，設置了幾十種科目，不僅(jin) 有以儒家經典為(wei) 主要考試內(nei) 容的秀才、進士、明經科，還開設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目，甚至開設了道舉(ju) 科目。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重文輕武、尊孔崇儒，培養(yang) 和選拔人才的目標和標準皆以文行為(wei) 貴，形成了新的義(yi) 理之學。雖然科舉(ju) 考試的內(nei) 容仍沒有離開五經，但其方式由死記硬背經文注疏轉向闡述儒家經典義(yi) 理。如王安石變法時曾停止在進士科中試詩賦、帖經、墨義(yi) ，改試經義(yi) 、策論。科舉(ju) 內(nei) 容與(yu) 方式的改變直接影響了學校的教材，出現了一批體(ti) 現“宋學”特征的經學教材。明清兩(liang) 代，文教政策上推崇程朱理學，科舉(ju) 考試也明確規定從(cong) 《四書(shu) 》《五經》中出題，且以程朱學理學派的注疏為(wei) 標準。

其四，古代教材受傳(chuan) 統學術思想的發展影響至深。雖然經學作為(wei) 古代教材的主體(ti) 地位自漢以後一直未變，但隨著時代發展、學術變遷，解釋經學的注疏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漢代學校使用的《五經》教材，有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派別的不同。今文經學微言大義(yi) ，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一直占據博士官學的正統地位。古文經學派則竭力為(wei) 古文經爭(zheng) 得合法席位，到東(dong) 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受到推崇，王肅所注《尚書(shu) 》《詩》《論語》、三禮、《左傳(chuan) 》，以及其父王朗所作的《易傳(chuan) 》皆列於(yu) 學官。宋代教材反映了宋代學術的發展軌跡。北宋初期，漢唐的傳(chuan) 統經學在教材中還有一定地位，後來理學崛起，用理學思想詮釋經書(shu) 逐漸占據了教材的主體(ti) 地位，南宋以後逐漸理學化。清代乾嘉考據學派認為(wei) 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與(yu) 天命，無補於(yu) 國事，也無補於(yu) 治學。以戴震為(wei) 代表的一批學者致力於(yu) 訓詁考證，“實事求是，不偏重一家”，既與(yu) 宋學徹底分離，但又不同於(yu) 舊漢學。戴震認為(wei) ：“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製數，失其義(yi) 理；宋儒得其義(yi) 理，失之製數。”經學上這一係列變化，雖對官學正統教材影響不大，但在民間書(shu) 院中，其教學內(nei) 容的演變卻清晰可見。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教育史，給後人留下了寶貴文化遺產(chan) ，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主的古代教材，雖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讀書(shu) 人頭腦，阻礙了科學文化、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但其豐(feng) 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同樣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yu) 古代教材，我們(men) 應批判地吸收，從(cong) 中發掘民族文化的活力，創造出符合時代精神的中華民族新文化。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