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理論：階段、特征與啟示
發稿時間：2022-06-08 14:34:45 來源：《經濟學動態》2022年第3期 作者：劉守英 等
摘要：本文通過對發達經濟體(ti) 城鄉(xiang) 轉型的事實和理論梳理，發現城鄉(xiang) 融合是城鄉(xiang) 轉型的一個(ge) 階段，其基本特征為(wei) ，人口在城鄉(xiang) 的雙向流動的人口融合，土地利用混合性和多樣性的空間融合，鄉(xiang) 村經濟非農(nong) 化以及城鄉(xiang) 產(chan) 業(ye) 結構趨同化的經濟融合，城鄉(xiang) 居民認知和觀念差異縮小的價(jia) 值融合。城鄉(xiang) 融合帶來城鄉(xiang) 研究從(cong) 城鄉(xiang) 二分範式向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的轉變，它將社會(hui) 視為(we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通過經濟、社會(hui) 的多維指標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進行劃分，以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作為(wei) 分析城鄉(xiang) 問題的基本單位，更加強調城鄉(xiang) 的聯係與(yu) 融合。中國已經進入城鄉(xiang) 融合階段，應從(cong) 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xiang) 融合思維轉變，更加注重城鄉(xiang) 之間的聯係與(yu) 相互依賴性，通過改革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構建促進城鄉(xiang) 融合的發展政策，探索不同類型的城鄉(xiang) 融合路徑，促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
關(guan) 鍵詞：城鄉(xiang) 轉型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 城鄉(xiang) 融合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城鄉(xiang) 關(guan) 係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關(guan) 鍵問題，城鄉(xiang) 問題的解決(jue) 直接影響國家結構轉型的方式和結果。長期以來，對城鄉(xiang) 問題的認識受到城鄉(xiang) 二分範式的左右，將城市和鄉(xiang) 村看成對立競爭(zheng) 的獨立範疇，認為(wei) 城市化和工業(ye) 化是解決(jue) 城鄉(xiang) 問題的唯一選項，試圖通過工業(ye) 化和城市化解決(jue) 城鄉(xiang) 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這種城市偏向導致長期忽視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發展，以犧牲農(nong) 民和農(nong) 村的利益為(wei) 代價(jia) 發展城市和工業(ye) ，產(chan) 生嚴(yan) 重的城鄉(xiang) 差距，造成農(nong) 業(ye) 競爭(zheng) 力低下和鄉(xiang) 村衰敗。
一個(ge) 被忽略的事實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曆快速城市化階段後進入城鄉(xiang) 融合階段，其要素流動方向、產(chan) 業(ye) 結構、城鄉(xiang) 差距和鄉(xiang) 村功能等方麵均表現出與(yu) 上一階段明顯的區別。順應城鄉(xiang) 轉型出現的階段性變化，關(guan) 於(yu) 城鄉(xiang) 問題的分析也逐漸從(cong) 城鄉(xiang) 二分範式向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轉變。但是，國內(nei) 對發達國家城鄉(xiang) 融合的典型事實和理論發展缺乏關(guan) 注，依然停留在傳(chuan) 統單向城市化認知，由此導致的一種重大誤解是，認為(wei) 隻要不斷提高城市化率，絕大部分農(nong) 民轉移到城市，鄉(xiang) 村問題就自然得到解決(jue) 。對西方國家城鄉(xiang) 轉型的錯誤認識造成一種對中國鄉(xiang) 村未來歸宿的想象，即中國現存的鄉(xiang) 村問題是一般工業(ye) 化、城市化進程必經的問題，最終可以通過工業(ye) 化、城市化的提升得到解決(jue) (毛丹、王萍，2014)。本文通過文獻和典型事實梳理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xiang) 轉型並不是以消滅鄉(xiang) 村為(wei) 代價(jia) ，而是形成了城鄉(xiang) 融合發展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形態，並非完全依賴單向城市化來解決(jue) 鄉(xiang) 村發展中的問題，或完全依靠鄉(xiang) 村自身來實現鄉(xiang) 村的複興(xing) 和活化。從(cong) 城鄉(xiang) 二元向城鄉(xiang) 融合的轉變，是一種重大的範式轉換，有利於(yu) 正確把握城鄉(xiang) 轉型的客觀規律，避免因認知錯誤導致的發展方向失誤。
對城鄉(xiang) 融合特征的分析也為(wei) 分析我國在城市化進程過半以後如何實現城鄉(xiang) 融合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與(yu) 世界其他經濟體(ti) 相比，中國的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與(yu) 工業(ye) 和城市導向發展戰略尤其特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通過推行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突破資金稀缺對經濟增長的製約，實現了經濟趕超和快速工業(ye) 化(林毅夫等，1994)。近年來，又將結構現代化著力於(yu) 城鎮化，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城市化滯後於(yu) 工業(ye) 化的局麵得到緩解。但是，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和工業(ye) 和城市優(you) 先發展戰略也拉大了城鄉(xiang) 差距，加劇了城鄉(xiang) 不平等，要素單向從(cong) 鄉(xiang) 村流向城市，造成鄉(xiang) 村衰敗。黨(dang) 的十九大以來，中央明確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城鄉(xiang) 融合作為(wei) 破局鄉(xiang) 村問題的重要策略。本文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城鄉(xiang) 融合階段典型特征的梳理，可以為(wei) 在新城鄉(xiang) 格局下的城鄉(xiang) 融合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策略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一、告別城鄉(xiang) 二分範式
一個(ge) 幾乎無可爭(zheng) 議的共識是，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存在根本差異(Bell，1992)。具體(ti) 表現為(wei)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主要職業(ye) 是耕作，城市社會(hui) 主要從(cong) 事製造業(ye) 、機械業(ye) 、貿易、商業(ye) 等非農(nong) 職業(ye) ;鄉(xiang) 村社會(hui) 與(yu) 自然界直接關(guan) 聯，城市世界被鋼筋和水泥包圍;鄉(xiang) 村的社區主要是農(nong) 場和村社，城市的社區規模更大，且是陌生人社會(hui)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人口密度遠遠低於(yu) 城市社會(hui) ;與(yu) 城市人口群體(ti) 相比，農(nong) 村社區的人口更加同質;農(nong) 村的分化和分層程度要低於(yu) 城市;人口流動從(cong) 鄉(xiang) 村遷移到城市;在鄉(xiang) 村個(ge) 人關(guan) 係和相對持久的關(guan) 係占主導地位，人與(yu) 人之間比較簡單和真誠，城市中個(ge) 人和群體(ti) 的互動範圍廣泛，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更複雜、也更程式化(Sorokin & Zimmerman， 1920)。
城鄉(xiang) 之間這種明顯差異的觀念幾乎成為(wei) 經濟學、社會(hui) 學理論的預設(Moore， 1984)。他們(men) 以城鄉(xiang) 差異為(wei) 基礎形成城鄉(xiang) 二分範式(rural-urban dichotomy)。這一範式將社會(hui) 劃分為(wei) 城市和鄉(xiang) 村兩(liang) 大類，強調城鄉(xiang) 的差異和對立以及分類範疇的絕對性，以絕對的標準來衡量城市和鄉(xiang) 村(Spaulding， 1951)。其主流思想是，城市與(yu) 鄉(xiang) 村在文明形態中代表著相互對立的兩(liang) 極，二者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各有其獨特的利益、組織結構和生活方式，二者的生活方式互為(wei) 影響(沃思， 1987)。將農(nong) 村的經濟活動等同於(yu) 農(nong) 業(ye) ，將城市的經濟活動等同於(yu) 非農(nong) 業(ye) (Moore， 1984)。城鄉(xiang) 二分範式也廣泛影響發展實踐。在具體(ti) 實施中，將城市和鄉(xiang) 村作為(wei) 獨立的發展實體(ti) ，政策製定往往按照各自的空間和部門劃分，每個(ge) 實體(ti) 都製定相互獨立的投資和發展規劃，城市規劃者隻專(zhuan) 注城市發展，很少涉及農(nong) 業(ye) 或農(nong) 村發展;農(nong) 村發展規劃者卻忽視了城市的作用，將農(nong) 村地區限定為(wei) 僅(jin) 包括村莊及其農(nong) 業(ye) 用地區域(Tacoli， 1998)。
城鄉(xiang) 二分範式形成以城市化為(wei) 目標的城市主義(yi) 和充滿浪漫主義(yi) 情懷的鄉(xiang) 村主義(yi) 兩(liang) 種極化的發展觀。以城市化為(wei) 目標的城市主義(yi) 下，城市與(yu) 鄉(xiang) 村是對立的，隱含的假設是城鎮優(you) 於(yu) 鄉(xiang) 村(Rajagopalan， 1961)，城市化代表著進步，是人類向文明進化的一個(ge) 裏程碑，城市生活被視為(wei) 導致了國家權威和基於(yu) 複雜社會(hui) 係統的複雜經濟體(ti) 的產(chan) 生(LeGates & Stout， 1996)，現代工業(ye) 主義(yi) 和交通運輸發展使城市獲得了一種超然的地位，幾乎所有的社會(hui) 基礎(家庭、學校、教會(hui) 、權力等)都從(cong) 城市角度來審視(Benet， 1963)。他們(men) 從(cong) 城市角度觀察社會(hui) ，發展目標以城市化為(wei) 主的“城市主義(yi) ”，認為(wei) 城市化是一種不可逆的發展趨勢，一個(ge) 國家的發展與(yu) 轉型必須要經曆從(cong)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過渡到城市社會(hui) 的過程，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的移民是唯一路徑，城市治理是現代國家的主要場域(Davoudi & Stead， 2002)。與(yu) 城市主義(yi) 針鋒相對的是鄉(xiang) 村主義(yi) ，反對城市化進程。鄉(xiang) 村主義(yi) 源於(yu) 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係列社會(hui) 問題。工業(ye) 革命期間和之後，城市化快速發展，大量農(nong) 村人口湧入城市，超過了城市有效管理的承受能力，由此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社會(hui) 、經濟和健康問題，催生了反城市化思想的產(chan) 生。他們(men) 將城市化視為(wei) 破壞性的進程，會(hui) 導致擁擠不堪、貧民窟以及社會(hui) 凝聚力崩塌等，必須保護農(nong) 村免受城市擴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侵襲，停止城鎮擴展，將建築限製在明確定義(yi) 的區域內(nei) ，在這些區域內(nei) 進行必要的居民重新安置(Davoudi & Stead， 2002)。這種理念在城市規劃領域體(ti) 現得淋漓盡致，城市規劃者試圖用理想化的鄉(xiang) 村形象來塑造城鎮(Glass， 1955)。規劃運動的奠基者Patrick Geddes、Raymond Unwin和Patrick Abercrombie都曾致力於(yu) 將城鎮與(yu) 鄉(xiang) 村巧妙地分開，限製城市邊界內(nei) 的鄉(xiang) 村不受城市擴張的影響，顯著塑造了戰後規劃體(ti) 係的正統觀念特別是城市遏製原則(Davoudi & Stead， 2002)。
20世紀後半葉，盡管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的關(guan) 係逐漸緩和，但“新城市主義(yi) ”和“新鄉(xiang) 村主義(yi) ”的分立仍然存在。新城市主義(yi) 強調在發展城市的同時，注意保護農(nong) 田和環境敏感地區(Ellis， 2002)。雖然新城市主義(yi) 者對待鄉(xiang) 村的態度有所緩和，但核心依然是提倡考慮大型工業(ye) 部門，鼓勵城市生活方式(Azadi et al， 2012)。新鄉(xiang) 村主義(yi) 強調任何正在開發中的農(nong) 村地區必須植根於(yu) 周圍農(nong) 業(ye) 環境的經濟、生態和文化係統，土地的主要用途應限於(yu) 與(yu) 區域野生動物和棲息地管理區相結合的小規模農(nong) 業(ye) 小區內(nei) (Newman & Saginor， 2016)，提倡遵循以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的發展方法，促進中小型農(nong) 業(ye) 發展，承認農(nong) 村生活方式，保護農(nong) 業(ye) 生態係統，認為(wei) 農(nong) 民不僅(jin) 是積極的生產(chan) 者，也是寶貴遺產(chan) 的保護者(Azadi et al， 2012)。
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向城市以外延展，城市和農(nong) 村腹地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城鄉(xiang) 之間已經發生各種融合，難以對城市和鄉(xiang) 村地區進行明確的界定(Pagliacci，2017)，城鄉(xiang) 二分範式的合理性受到廣泛質疑(Spaulding， 1951; Dahly & Adair， 2007)。
首先，難以找到統一的標準精準地定義(yi) 城市和鄉(xiang) 村。傳(chuan) 統理論關(guan) 於(yu) 城市和鄉(xiang) 村研究的前提假設是城市和鄉(xiang) 村的分離與(yu) 對立，尋找城市和鄉(xiang) 村的科學定義(yi) 是這一研究的重點和難點。隨著城鄉(xiang) 融合的發展，區分城市和鄉(xiang) 村更加困難。“在聯合國有數據的228個(ge) 經濟體(ti) 中，大約有一半使用行政管理定義(yi) (例如居住在首都)、51個(ge) 使用人口的大小和密度定義(yi) 城市和鄉(xiang) 村，39個(ge) 使用功能特征(例如經濟活動)，22個(ge) 沒有定義(yi) 城市，8個(ge) 定義(yi) 全部地區為(wei) 城市地區或沒有城市人口”(Vlahov & Galea， 2002)。Dahly & Adair(2007)關(guan) 於(yu) 城鄉(xiang) 差異的調查進一步證實了城鄉(xiang) 二分法的這種缺陷，他們(men) 所研究的33個(ge) 調查區域的城市和農(nong) 村社區的城市化得分表現出較大程度的重疊，並且類別之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雖然在城市化規模極端情況下的二分法具有相當的準確性，但中間部分的13個(ge) 地區(占樣本的40%)無法明確劃分城市或者鄉(xiang) 村;而且城鄉(xiang) 二分法難以及時發現城鄉(xiang) 的變化，一些鄉(xiang) 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依然被認定為(wei) 鄉(xiang) 村。
其次，城鄉(xiang) 二分法傾(qing) 向於(yu) 最大限度地減少農(nong) 村內(nei) 部或城市內(nei) 部存在的顯著差異。在城鄉(xiang) 二分分析範式下，鄉(xiang) 村的特點是如此一致，鄉(xiang) 村裏每個(ge) 人接觸的人相對於(yu) 城市較少，人際關(guan) 係也更為(wei) 簡單，個(ge) 人關(guan) 係和相對持久的關(guan) 係占主導地位，城市截然相反。但是，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的特點也可能出現在鄉(xiang) 村內(nei) 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鄉(xiang) 村與(yu) 落後的鄉(xiang) 村的差異與(yu) 城鄉(xiang) 之間的差異有相似之處。城鄉(xiang) 二分法忽視了城市內(nei) 部或鄉(xiang) 村內(nei) 部的這種差異性(Gross， 1948)。因為(wei) 沒有考慮到城市內(nei) 部和農(nong) 村內(nei) 部的差異，城鄉(xiang) 二分範式對人口、社會(hui) 經濟和其他特征的城鄉(xiang) 差異的研究價(jia) 值是有限的(Yuan， 1964)。
再次，城鄉(xiang) 二分法下的兩(liang) 種極化發展觀造成不良後果。城市主義(yi) 和鄉(xiang) 村主義(yi) 將城市和鄉(xiang) 村視為(wei) 獨立的單元，忽視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的整體(ti) 性與(yu) 連續性，每個(ge) 單元各自為(wei) 戰，往往造成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城市主義(yi) ”要求社會(hui) 治理和政策製定以滿足城市需要為(wei) 目標，鄉(xiang) 村處於(yu) 從(cong) 屬和被動的地位。在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時代，農(nong) 村通過提供食物支持城市增長以及通過提供廉價(jia) 勞動力支持工業(ye) 增長;工業(ye) 鄉(xiang) 村時代，農(nong) 業(ye) 又被賦予促進社會(hui) 經濟穩定的角色，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化政策是針對其非選擇性和對租金的不平衡支持(表現為(wei) 高土地價(jia) 值)的無奈之舉(ju) ，而不是對農(nong) 民的良性行為(wei) 的支持，誘發了農(nong) 民和農(nong) 村社會(hui) 的老齡化(Sotte et al， 2012)。以城市為(wei) 中心的方法忽略或淡化與(yu) 農(nong) 村健康和福祉密不可分的主題的重要性，包括自然資源開發、糧食係統、氣候變化和環境，以及排他性定居或隔離模式等(Lichter & Ziliak， 2017)。“城市偏見”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緩慢增長和不平等增長的驅動力(Lipton， 1984)，是不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減貧的首要障礙。“鄉(xiang) 村主義(yi) ”看到了鄉(xiang) 村生活的美好恬靜，卻忽視了鄉(xiang) 村的貧困和歧視問題。農(nong) 村居民不僅(jin) 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而且一些聯邦政策還在農(nong) 村地區製造或增加了問題。作為(wei) 一個(ge) 少數群體(ti) ，農(nong) 村居民很少受到立法機構和法院的關(guan) 注，幾乎在每個(ge) 領域都受到歧視(Bassett， 2003)。而且，外來人口的增加導致了鄉(xiang) 村本地房價(jia) 的上漲，使當地社區無法承擔，對當地服務的需求減少，過去為(wei) 當地人提供就業(ye) 機會(hui) 的活動受到威脅。尋找工作機會(hui) 的當地年輕人往往會(hui) 遷出農(nong) 村，導致農(nong) 村地區的人口結構失衡。這些過程的長期結果是農(nong) 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社會(hui) 經濟和環境(Davoudi & Stead， 2002)。雖然許多富裕的城市居民因為(wei) 鄉(xiang) 村美麗(li) 的風景而選擇居住在鄉(xiang) 村地區，通勤到城市工作，但是城鄉(xiang) 移民往往具有高度的社會(hui) 選擇性，特別是通過爭(zheng) 奪短缺住房的競爭(zheng) ，導致農(nong) 村逐漸趨於(yu) 紳士化(Phillips， 1993)。城鄉(xiang) 二分法對新現象分析的乏力、城市主義(yi) 和鄉(xiang) 村主義(yi) 兩(liang) 種發展觀的衝(chong) 突與(yu) 對立，都揭示了城鄉(xiang) 發展問題的複雜性，也提出了用新範式看待和分析城鄉(xiang) 發展的需求。
二、城鄉(xiang) 融合下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
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xiang) 轉型進入到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社會(hui) 科學研究者開始嚐試新的範式來分析這種新的形態，他們(men) 運用經濟、社會(hui) 的多維指標將其刻畫為(we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並以此作為(wei) 分析的基本單位，對城鄉(xiang) 融合下的各種經濟社會(hui) 問題進行分析。拋開簡單地將社會(hui) 劃分為(wei) 城市和鄉(xiang) 村兩(liang) 大類的傳(chuan) 統範式，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揭示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特征與(yu) 發展規律，為(wei) 城鄉(xiang) 轉型的認識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城鄉(xiang) 融合下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理論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認為(wei) ，一個(ge) 經濟體(ti) 在進入城鄉(xiang) 融合階段以後，城市社會(hui) 和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互動增強，經濟和社會(hui) 特征不斷相互滲透，城市和鄉(xiang) 村的區別不僅(jin) 在於(yu) 某一地區的居民人口，而且在於(yu) 人口數量、密度和具有明顯異質性的人類交往的模式。隨著城鄉(xiang) 的不斷融合，無法按照人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征將社會(hui) 精確地劃分為(wei) 城市社會(hui) 和鄉(xiang) 村社會(hui) 。“城市”和“鄉(xiang) 村”應被視為(we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點，而非二分法下的兩(liang) 個(ge) 獨立分割的社會(hu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將社會(hui) 定義(yi) 為(wei) 一個(ge) 城鄉(xiang) 融合的連續體(ti) ，與(yu) 城鄉(xiang) 二分範式存在明顯的區別：一是城鄉(xiang) 二分範式過於(yu) 強調城鄉(xiang) 之間的對比，而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則著重理解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和鄉(xiang) 村特征的地區的發展;二是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反對城市的主導地位，強調城鄉(xiang) 的相互依存性。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將城市和鄉(xiang) 村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在關(guan) 注城市、鄉(xiang) 村內(nei) 部差異性的同時，更加強調城鄉(xiang) 之間的聯係和融合(Lichter & Brown， 2011)，它不對城市或鄉(xiang) 村進行截然對立的劃分和單獨分析，而是試圖理解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不同等級區域出現的經濟、政治和社會(hui) 現象及其成因。代表性的研究有，Von Braun(2007)將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概念與(yu) 區域網絡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要素流動。要素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流動主要受信息成本、運輸成本或政策成本在內(nei) 的各種成本的影響。隨著這些成本的降低，空間整合將增進，引起農(nong) 村和城市地區之間的貿易增加，從(cong) 而提高城鄉(xiang) 聯係水平。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最核心的問題是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疇的界定。關(guan) 於(yu)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最常用定義(yi) 由Duncan(1957)提出。他認為(wei) ，在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不是簡單的城鄉(xiang) 二分，而是存在一個(ge) 連續的層次，人類社區沿著這個(ge)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進行排列，在行為(wei) 模式上表現出一致的變化。在完全農(nong) 村地區和完全城市化地區之間存在一個(ge) 以連續等級呈現的連續體(ti) ，所有人類社區都可以根據經驗放置在連續體(ti) 的某個(ge) 點上(Yuan， 1964)。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鄉(xiang) 村一極按照Redfield(1947)的定義(yi) ，是“小，孤立，沒有文化，同質，具有強烈的群體(ti) 團結感;生活方式被常規化為(wei) 文化的連貫係統;行為(wei) 是傳(chuan) 統的，自發的，非批判的和個(ge) 人的;沒有出於(yu) 智力目的進行實驗和反思的立法或習(xi) 慣;在親(qin) 屬關(guan) 係方麵，家族是行動的單元;神聖勝過世俗;經濟依賴於(yu) 地位而不是市場”;城市一極由Wirth(1938)定義(yi) 為(wei) “相對較大、密集且永久的異質個(ge) 體(ti) 聚居地”。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之前，Redfield(1947)和Wirth(1938)所定義(yi) 的城鄉(xiang) 社會(hui) 代表了城鄉(xiang) 差異的全部，如今它們(men) 僅(jin) 僅(jin) 是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兩(liang) 個(ge) 端點，完全城市化地區和完全鄉(xiang) 村地區之間的部分，就成為(wei) 城市特征和鄉(xiang) 村特征融合的區域，難以用城市或鄉(xiang) 村兩(liang) 種標準來進行明確的界定。如何對城鄉(xiang) 融合社會(hui) 進行科學的劃分，一直是研究的難點和重點。經合組織用人口密度對這種形態進行劃分，美國統計部門的劃分標準則綜合考慮了人口密度和地理位置，其他學者的劃分標準還包括土地利用、經濟發展、社會(hui) 心理等多項指標。
城鄉(xiang) 融合下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yi) 。首先，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與(yu) 城鄉(xiang) 融合階段具有更高的適配性。由於(yu) 這一範式認識到大部分地區兼具城市特征和鄉(xiang) 村特征，區別在於(yu) 各類特征程度上的差異，就避免了城鄉(xiang) 二分範式針對城市或鄉(xiang) 村地區涉及的政策走向中心城市或偏狹村莊的兩(liang) 個(ge) 極端(Pateman， 2011)。其次，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修正了以城市化為(wei) 導向的發展戰略。Fisher & Weber(2004)對美國城鄉(xiang) 連續體(ti) 資產(chan) 貧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生活在中心大都市縣和非大都市地區的居民都將麵臨(lin) 更高的資產(chan) 貧困風險。Requena(2016)利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對歐洲29個(ge) 國家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在較富裕的國家，生活在農(nong) 村比生活在城市能創造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從(cong) 不太富裕的國家所特有的城鄉(xiang) 二元對立向富裕國家連續統一體(ti) 過渡的國家，主觀幸福感會(hui) 增加。Thiede et al(2020)對1970—2016年美國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大都市區內(nei) 中心縣收入不平等的急劇增加與(yu) 邊緣縣的緩慢增長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研究的結果都表明，城市發展並不一定優(you) 於(yu) 鄉(xiang) 村地區，單純依靠城市化不能解決(jue) 發展中的所有問題。再次，以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為(wei) 依據的鄉(xiang) 村發展政策不僅(jin) 僅(jin) 是農(nong) 業(ye) 發展政策而是關(guan) 於(yu) 整個(ge) 鄉(xiang) 村的綜合發展政策。以OECD為(wei) 例，OECD的農(nong) 村發展政策強調支持城市和農(nong) 村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利用農(nong) 村和城市地區之間的空間連續性和功能關(guan) 係為(wei) 公共投資和方案設計提供信息，實施聯合戰略促進雙贏的城鄉(xiang) 夥(huo) 伴關(guan) 係，以實現綜合發展(OECD， 2019)。
(二)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類型學
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城市和鄉(xiang) 村，在經濟、社會(hui) 各個(ge) 層麵都表現出高度的重疊與(yu) 融合，城鄉(xiang) 連續體(ti) 越來越成為(wei) 城鄉(xiang) 融合階段跨學科研究的基礎單位，但如何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進行分類以及分類的標準並未形成共識。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概念發端之時，Dewey(1960)提出由匿名、分工、異質性、客觀的及正式的關(guan) 係和獨立於(yu) 個(ge) 人認識的身份象征定義(yi) 的連續體(ti) 的兩(liang) 極，但其分類方式難以量化。近年來，隨著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了可量化的連續體(ti) 分類標準。這些分類標準大體(ti) 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即單一指標和多維度指標。單一指標以人口規模為(wei) 主，多維度指標在人口規模的基礎上增加了與(yu) 城市核心區的距離、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分類等其他指標。
1.單一指標。(1)人口規模，是劃分城鄉(xiang) 融合社會(hu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最常用的標準之一。經合組織以特定空間實體(ti) 內(nei) 的人口密度閾值為(wei) 標準，將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劃分為(wei) 4個(ge) 等級：農(nong) 村，人口密度低於(yu) 150人/平方公裏;主要是城市的區域(PU)，居住在農(nong) 村地方單位的人口比例低於(yu) 15%;中間區域(IN)，居住在農(nong) 村地方單位的人口比例在15%~50%之間;主要是農(nong) 村的區域(PR)，居住在農(nong) 村的人口比例高於(yu) 50%(Wandl et al， 2014)。Golding & Winkler(2020)同樣以人口為(wei) 標準建立城鄉(xiang) 梯度(RUG)，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進行了更細致的劃分包括8個(ge) 等級：大都市核心，包括2000年人口普查時人口超過100萬(wan) 的大都市地區的主要城市(或雙城)的縣;郊區，人口達到100萬(wan) 及以上大都市區域內(nei) 剩餘(yu) 的(非核心)縣(除了那些已經被定義(yi) 為(wei) 遠郊的縣);中型都市，擁有25萬(wan) ~100萬(wan) 居民的大都市地區的縣;小型都市，人口不到25萬(wan) 的大都市地區的縣;城市遠郊，在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從(cong) 由“農(nong) 村”重新分類為(wei) “都市”的縣中選擇特定的縣來確定;與(yu) 都市相鄰的農(nong) 村，鄰近大都市區的非大都市區縣;微型都市，不與(yu) 大都市地區相鄰的非大都市縣，但其城市至少有2萬(wan) 人;偏遠農(nong) 村，不與(yu) 大都市地區(偏遠地區)相鄰的非大都市縣，人口少於(yu) 2萬(wan) 。(2)其他指標。利用單位麵積中郵政地址的數量，荷蘭(lan) 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可被劃分為(wei) 5個(ge) 等級：高度城市化(>2500個(ge) 地址/平方公裏);城市化(1500~2500個(ge) 地址/平方公裏);弱城市化(1000~1500個(ge) 地址/平方公裏);農(nong) 村(500~1000個(ge) 地址/平方公裏);完全鄉(xiang) 村(<500個(ge) 地址/平方公裏)(Bouwman & Voogd， 2005)。
2.多維度指標。(1)人口規模和距離。美國統計部門最新公布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代碼(2013)根據人口規模和與(yu) 都市區的距離將美國的縣劃分為(wei) 都市縣和非都市縣，不少研究都曾借鑒這一分類方法。其中，都市縣包括人口在100萬(wan) 以上的都會(hui) 區縣、人口在25萬(wan) ~100萬(wan) 的都會(hui) 區縣、人口不足25萬(wan) 的都會(hui) 區縣;非都市縣包括城市人口達到2萬(wan) 或以上且鄰近都會(hui) 區的縣、城市人口達到2萬(wan) 或以上的且不與(yu) 都會(hui) 區相鄰的縣、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間且毗鄰都會(hui) 區的縣、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間且不毗鄰都會(hui) 區的縣、完全是農(nong) 村地區或城市人口少於(yu) 2500且毗鄰都會(hui) 區的縣、完全是農(nong) 村地區或城市人口少於(yu) 2500且不毗鄰都會(hui) 區的縣。Millward & Spinney(2011)根據居住密度、已開發地區的比例、與(yu) 城市化地區的通勤聯係來劃分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內(nei) 城，較早(1960年前)開發地區，位於(yu) 市區步行範圍(約5公裏)內(nei) ;郊區，城市服務範圍內(nei) (由中央給水和汙水處理係統提供服務的區域)內(nei) 的其他連續建築(“城市化”)區域;內(nei) 部通勤帶，距離市區25公裏以內(nei) 的所有其他區域;外勤區，距市區或另一個(ge) 大城鎮(人口超過1萬(wan) )的道路距離在25~50公裏之間的區域;偏遠農(nong) 村距市區或其他大城鎮50公裏，人口不到5000，多數就業(ye) 是在當地資源行業(ye) (漁業(ye) ，農(nong) 業(ye) 和林業(ye) )。
(2)人口規模、經濟發展、土地利用和社會(hui) 心理等多重指標。Pagliacci(2017)通過模糊邏輯構建了一個(ge) 多維的、連續的鄉(xiang) 村性指標(FRI)。FRI利用農(nong) 業(ye) 部門增加值比重、農(nong) 業(ye) 部門就業(ye) 人數比重、農(nong) 業(ye) 區或森林或其他半自然地區比重、人口密度、人工區域覆蓋比重以及森林和其他半自然區域覆蓋比重等一係列變量來定義(yi) 城鄉(xiang) 融合社會(hui) 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特征，改善了常規指標僅(jin) 依賴人口密度的不完善性。其中，城市地區，FRI≤0.25;輕微城市地區，0.25
(三)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在非西方社會(hui) 的適用性
1.東(dong) 亞(ya) 地區的城鄉(xiang) 融合。Yuan(1964)利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方法對我國台灣地區的城鄉(xiang) 差異進行分析發現，我國台灣地區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人口密度、對農(nong) 業(ye) 的依賴性、種族異質性，人口流動、文盲和職業(ye) 構成等特征中有7個(ge) 變量在預期方向上與(yu)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高度相關(guan) (在0.01%的水平上顯著)。以日本為(wei) 代表的Desakota形態研究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城鄉(xiang) 融合形態。Desakota通過便利的運輸軸與(yu) 主要城市中心相連，其商業(ye) 性農(nong) 業(ye) 和非農(nong) 經濟活動比純農(nong) 村地區密集得多。Desakota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空間地域概念，它強調的是城鄉(xiang) 生計、通訊、交通和經濟係統的緊密相連。在這一新興(xing) 體(ti) 係中，很大一部分人口經營著混合家庭經濟，跨越城市和農(nong) 村，正規和非正規部門(Dadashpoor & Ahani， 2019)。
2.欠發達地區的城鄉(xiang) 不連續。與(yu) 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欠發達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城鄉(xiang) 不連續。在印度，村莊和中央政府是兩(liang) 個(ge) 世界，既沒有相同的價(jia) 值觀，也沒有相同的文化;在中非銅帶上，到鎮上的移民從(cong) 具有獨特社會(hui) 製度的一種社會(hui) 製度轉變為(wei) 具有不同社會(hui) 製度的不同社會(hui) 製度並存，移民工人在部落和城市體(ti) 係兩(liang) 個(ge) 世界之間流動(Pahl， 1966)。在印度大城市附近的農(nong) 村地區會(hui) 明顯受到城市的影響，但許多小村莊維持著自給自足的原始農(nong) 業(ye) 模式，這些村莊的居民很少離開他們(men) 的居住地，更不用說任何與(yu) 城市的聯係了(Rajagopalan， 1961)。相較於(yu) 發達經濟體(ti) 的城鄉(xiang) 連續平緩的過渡，欠發達地區城鄉(xiang) 之間的過渡更為(wei) 明顯。由於(yu)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戰略位置及其功能的多樣性，欠發達地區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農(nong) 業(ye) 用地明顯減少，這種下降有利於(yu) 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但會(hui) 導致人口結構不平衡，城市結構惡化，服務缺乏和分配不良，工業(ye) 用地占主導地位，犧牲其他用途，環境變化加劇等嚴(yan) 峻問題(Abd El Karim et al， 2020)。
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城鄉(xiang) 不連續性到底是規律使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策導向的結果，需要進一步研究。“城市偏見”模型認為(wei) ，不發達國家政府將資源傾(qing) 斜到城市地區，農(nong) 村地區的商品和服務價(jia) 格低於(yu) 市場“標準”價(jia) 格，但由城市流向農(nong) 村的商品和服務價(jia) 格卻過高，本質上是以犧牲鄉(xiang) 村利益為(wei) 代價(jia) 發展城市，結果就是城鄉(xiang) 之間的嚴(yan) 重不連續。通過與(yu) 發達國家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對比，能夠發現欠發達國家在城鄉(xiang) 轉型中存在的問題，即便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概念無法很好地適用於(yu) 欠發達國家，但其背後隱含著關(guan) 於(yu) 城鄉(xiang) 融合發展的思想依然值得欠發達國家在理論和政策層麵進行思考和借鑒。
(四)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分析範式的質疑
自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概念提出之始，學者們(men) 就從(cong)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基本假設、真實性、實用性等方麵提出質疑。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城市一極的特征主要基於(yu) Wirth(1938)的界定，鄉(xiang) 村一極的特征主要基於(yu) Redfield(1947)的界定，城市一極與(yu) 鄉(xiang) 村一極的特征是否符合假設是質疑者們(men) 的重點關(guan) 注方向。Pahl(1966)就對城市一極和鄉(xiang) 村一極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質疑。他以位於(yu) 城市中心地帶的城中村為(wei) 例，抨擊將城市中心作為(wei) 連續體(ti) 的城市一極的假設，這些城中村雖然位於(yu) 城市中心，卻依然保留著各種“鄉(xiang) 村”文化價(jia) 值觀，居民並未實現真正的城市化。他也反對將鄉(xiang) 村看成是農(nong) 民的居住地，新的鄉(xiang) 村包括富有土地的大地主、居住在鄉(xiang) 村的工薪階層、有一定資金的退休城市工人、資本/收入有限的城市工人、農(nong) 村工人階級通勤者、傳(chuan) 統的農(nong) 村居民等多種類型人口。在本文看來，Pahl(1966)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批評恰恰是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有力證明，不論是“城中村”還是農(nong) 村人口的新構成都反映出了城鄉(xiang) 從(cong) 分離對立走向融合共生，正是因為(wei) 城市和鄉(xiang) 村在經濟、社會(hui) 、人口特征方麵的不可分印證了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分析範式的價(jia) 值。
批評者認為(we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另一個(ge) 缺陷在於(yu)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難以度量。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變化需要參照其他變量來驗證，而這些變量又是複雜多樣的，並且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別(Rajagopalan， 1961)。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構建缺乏一個(ge) 基本標準，這既是時間的限製，也是文化的限製。因此，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有用性和適用性的混淆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在今後一段時間內(nei) 繼續存在(Lupri， 1967)。在本文看來，這種批判已經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攻自破，現有的文獻中已經有大量對城鄉(xiang) 連續體(ti) 進行實證上的劃分與(yu) 測量，包括但不限於(yu) 人口規模、地理距離、經濟發展、土地利用和社會(hui) 心理等具體(ti) 指標。
總之，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的運用代表西方世界對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認識從(cong) 城鄉(xiang) 對立轉變為(wei) 城鄉(xiang) 融合。城鄉(xiang) 二分法下，城鄉(xiang) 的差異與(yu) 對立是共識，對社會(hui) 構成的認識就是“城市”與(yu) “非城市”(鄉(xiang) 村)。在這種非此即彼的分析範式下，對城鄉(xiang) 問題的認識難免陷入“城市主義(yi) ”或“鄉(xiang) 村主義(yi) ”的偏見之中。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則將整個(ge) 社會(hui) 看成統一、連續的整體(ti) ，意味著農(nong) 村和城市之間並非像通常所認為(wei) 的那樣相互對立，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融合關(guan) 係。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先決(jue) 條件是農(nong) 村和城市在質量上沒有根本區別，它們(men) 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這些基本特征在空間、時間或數量上發生變化，以及由此而產(chan) 生質的變化。城鄉(xiang) 融合下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分析範式意味著城鄉(xiang) 轉型的結果不是單向的城市化或回歸鄉(xiang) 村，而是城鄉(xiang) 融合發展，城鄉(xiang) 連續體(ti) 是對城鄉(xiang) 融合的社會(hui) 更恰當的描述。因此，“城鄉(xiang) 連續體(ti) ”被認為(wei) 代表了一個(ge) 顯著的理論性的和係統性的進步，是對傳(chuan) 統城鄉(xiang) 認識方法的顛覆性改變，超越了過去的靜態兩(liang) 極社區類型的概念，既不是舊觀念的新標簽，也不是對傳(chuan) 統城鄉(xiang) 二分法的簡單修正，而是實際上的完全逆轉(Rajagopalan， 1961)。越來越多的學者宣稱，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概念取代傳(chuan) 統的城鄉(xiang) 二分法，將促進鄉(xiang) 村研究和理論進步(Haer， 1952)。
三、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特征：經驗證據
(一)城鄉(xiang) 融合是城鄉(xiang) 轉型的一個(ge) 階段
從(cong) 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向現代城市社會(hui) 轉型的過程，常被概括為(wei) 城市化過程。按照諾瑟姆曲線描述的城市化進程，城鄉(xiang) 轉型被劃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城市化起步階段，城市化率低於(yu) 25%，經濟活動以農(nong) 業(ye) 為(wei) 主;城市化加速階段，城市化率從(cong) 25%增長到50%~70%，農(nong) 業(ye) 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會(hui) 經濟活動以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為(wei) 主;城市化成熟階段，城市化率超過70%，並在達到80%左右時趨於(yu) 穩定(陳明星等， 2011)。在城市化成熟階段，西方國家出現了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現象，即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城市外圍郊區、遠郊、小城鎮和鄉(xiang) 村遷移的現象。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階段實際上就是城鄉(xiang) 融合的階段，本質上是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以後，人口、資本等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重新配置，城鄉(xiang) 經濟、社會(hui) 結構表現出與(yu) 快速城市化階段明顯不同的特征，即城鄉(xiang) 融合。
首先，人口和經濟活動由單向集聚於(yu) 城市轉變為(wei) 城鄉(xiang) 雙向擴散。在郊區化階段，人口、企業(ye) 和工作場所不斷從(cong) 更密集的地方向更不密集的地方移動，從(cong) 中心向偏遠的地方移動。郊區化不僅(jin) 包括人口從(cong) 城市中心向郊區或遠郊鄉(xiang) 村遷移，也伴隨著經濟活動向城市外圍郊區鄉(xiang) 村的擴散，即人口和經濟的雙重外溢。郊區化之後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表現為(wei) 人口和經濟活動向更偏遠的小城市和遠郊的擴散，遠郊化不是郊區擴張的延續，而是非大都市(鄉(xiang) 村地區)的增長。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出現，再次證明了城鄉(xiang) 轉型不是一個(ge) 單向的過程。雖然近年來出現了再城市化的現象，但沒有證據證明郊區在人口增長方麵會(hui) 輸給中心城市，卻有證據證明部分國家在城市中心人口複蘇的同時，郊區的人口並未減少，郊區的人口增長仍然高於(yu) 城市(Rerat， 2012)。所謂的“再城市化”現象並沒有成為(wei) 發達經濟體(ti) 城市體(ti) 係的顯著特征，關(guan) 於(yu) 這一興(xing) 起於(yu) 20世紀80年代的中心城市複興(xing) 會(hui) 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西方城市形式的根本變化，還未有定論(Champion， 2001)。
其次，城市之外的郊區、小城鎮和鄉(xiang) 村的發展。在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階段，隨著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的互動，中心城區以外的郊區、小城鎮和鄉(xiang) 村獲得了發展。二戰以後，歐洲國家的農(nong) 村地區經曆了三次重大的發展轉變：二戰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為(wei) 主要經濟活動是農(nong) 村地區與(yu) 城市地區的主要區別;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歐洲部分“農(nong) 業(ye) 鄉(xiang) 村”被“工業(ye) 鄉(xiang) 村”所取代，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化是當時農(nong) 業(ye) 政策的主要目標;新世紀以後，技術進步減少了農(nong) 村地區的傳(chuan) 統弊病，出現農(nong) 業(ye) 部門以外的人居住在農(nong) 村地區的新傾(qing) 向，農(nong) 村地區出現一係列新的特征，農(nong) 業(ye) 和工業(ye) 讓位於(yu) 服務業(ye) 、社會(hui) 設施和自然設施的融合、農(nong) 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的融合、本地市場和全球市場的融合(Sotte et al， 2012)。鄉(xiang) 村不僅(jin) 是食物的重要生產(chan) 地，同時也是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場所。美國許多農(nong) 村地區如海洋和山區度假區、退休社區、文化或曆史遺址、國家公園和休閑區等已經成為(wei) 消費的場所，農(nong) 村商品和服務主要麵向與(yu) 城市和大城市有密切聯係的人群，而且消費比例非常之高。以便利設施為(wei) 基礎的農(nong) 村經濟吸引了移民，這些移民提高了人力資本，為(wei) 振興(xing) 當地社區組織和公民文化提供了助力(Brown & Glasgow， 2008)。
再次，郊區、小城鎮和遠郊鄉(xiang) 村發展的結果是城鄉(xiang) 邊界模糊，實現從(cong) 城鄉(xiang) 分割的社會(hui) 向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轉變。OECD指出，城市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實際擴張的影響並不局限於(yu) 城市邊界內(nei) ，能夠延伸到城市周圍更廣闊的區域，形成保留農(nong) 村特點的“城市邊緣區”(Iaquinta & Drescher， 2000)。在“城市邊緣區”或“郊區”，交通係統的變革使越來越多的人住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卻仍然與(yu) 城市保持密切聯係，人口和經濟活動不斷擴散到郊區，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的邊界變得難以區分。郊區處於(yu) 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不再是傳(chuan) 統的農(nong) 村，它履行了打破城市中心和農(nong) 村腹地對立關(guan) 係的重要功能。正如城市和郊區的分界線越來越模糊一樣，郊區和遠處的農(nong) 村也很難劃清界限，城市、郊區與(yu) 鄉(xiang) 村逐漸融為(wei) 一體(ti) (Rajagopalan， 1961)。這種“郊區化”超越了區分城市與(yu) 農(nong) 村或大都市與(yu) 非大都市地區的傳(chuan) 統地理分類方案，郊區是一種“混合空間，其中農(nong) 村和城市的價(jia) 值、文化和景觀已經融合”(Woods， 2009)。
最後，城鄉(xiang) 居民的觀念和認知差異逐漸縮小。涉及政府經濟活動、勞工事務、國家關(guan) 係、各種公共問題以及個(ge) 人信仰和滿意度問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農(nong) 村人口的回答與(yu) 其他社會(hui) 群體(ti) 的回答是重疊的(Beers， 1953)。在政治觀念上，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各定居點的居民也表現出連續性，雖有城鄉(xiang) 差異，但這種政治觀念的城鄉(xiang) 差異的“臨(lin) 界點”實際上發生在小型都市圈的郊區，那裏的居民在保守意識形態和對政黨(dang) 的立場上與(yu) 農(nong) 村居民非常相似(Scala & Johnson， 2017)。在環境問題上，與(yu) 所有農(nong) 村受訪者相比，城市受訪者並不總是表現出對環境的最大關(guan) 注;城鄉(xiang) 居民對環境問題態度的差異並不是由城鄉(xiang) 居住地的差異導致的，更多的是由土地所有權和農(nong) 業(ye) 職業(ye) 決(jue) 定的(Williams & Moore， 1991)。
(二)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主要特征
1.人口融合。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人口流動趨勢與(yu) 城鄉(xiang) 二分時代有著明顯的不同，城市中心不再是人口遷移唯一的目的地，廣闊的城市郊區和農(nong) 村地區是人口遷移的新方向，居住在郊區，通勤在城市中心是大都市生活的常態。一方麵是郊區人口的持續性增長。1930年以後，美國大都市中心城區長期屬於(yu) 人口淨遷出區，郊區長期屬於(yu) 人口淨遷入地區。2019—2020年，都市核心區淨流失了250萬(wan) 人，但郊區卻淨流入259.5萬(wan) 人。在英國，1965年城市集中水平為(wei) 33%，1990年下降至26%。另一方麵是大量人口遷移到鄉(xiang) 村地區。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鄉(xiang) 村也吸引了大量人口遷入，2019—2020年，95.6萬(wan) 人遷入都市區，86.1萬(wan) 人遷入鄉(xiang) 村地區。近年來，遷入英國鄉(xiang) 村地區的人口也不斷增加，2011年44100人遷入主要鄉(xiang) 村地區，2019年96700人遷入英國主要鄉(xiang) 村地區。結果是，美國和英國有相當比例的人口分布在郊區和鄉(xiang) 村地區，尤其是美國。2010年，僅(jin) 有29.30%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市，郊區人口占比過半，達到54.10%，鄉(xiang) 村人口也有16.60%。2019年，73.56%的英國人居住在主要城市地區，22.60%的人居住在郊區和小城鎮，3.84%的人居住在鄉(xiang) 村地區。
郊區和鄉(xiang) 村地區對人口的吸引力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第一，優(you) 美的自然環境、廣闊的開放土地和相對低廉的房價(jia) 對人口的吸引力，便利的交通打破了郊區與(yu) 城市中心勞動力市場和社會(hui) 服務的空間障礙，解決(jue) 了在郊區生活的後顧之憂。第二，經濟機會(hui) 的提供。農(nong) 村地區的農(nong) 業(ye) 加工、石油和天然氣生產(chan) 以及其他部門提供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Kandel & Parrado， 2005)。第三，不輸於(yu) 城市的設施建設。人口遷移受到自然設施和生活設施雙重影響，郊區在接受城市影響的過程中，其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足以媲美城市地區，部分大都市區郊區的基礎設施甚至優(you) 於(yu) 城市。
2.經濟融合。第一，城鄉(xiang) 產(chan) 業(ye) 結構差異縮小。城鄉(xiang) 高度融合的農(nong) 村地區，產(chan) 業(ye) 結構特征與(yu) 城市地區的日益趨同，農(nong) 業(ye) 占比較小，而製造業(ye) ，服務業(ye) 等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在城市地區和鄉(xiang) 村地區均占據重要地位。2019年，美國非都市區就業(ye) 崗位中，農(nong) 業(ye) 僅(jin) 占1.56%，服務業(ye) 成為(wei) 主導展業(ye) ，占比高達37.34%;製造業(ye) 占比11.47%，零售業(ye) 占比11.05%，金融、保險和房地產(chan) 業(ye) 占比7.42%。英國的城市地區和鄉(xiang) 村地區的產(chan) 業(ye) 結構相似度很高，從(cong) 產(chan) 業(ye) 結構上已經難以辨別區域的城鄉(xiang) 屬性。2020年，英國建造業(ye) 的鄉(xiang) 村家庭工作者占比13.04%，城市地區占比11.75%;教育、健康和社會(hui) 工作的鄉(xiang) 村家庭工作者占11.83%，城市地區占比15.72%;住宿和餐飲服務活動的鄉(xiang) 村家庭工作者占比2.69%，城市地區占比1.33%;信息與(yu) 通訊業(ye) 的鄉(xiang) 村家庭工作者占比7.00%，城市地區占比10.84%。
第二，郊區和鄉(xiang) 村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不小的比重。伴隨著居住人口不斷遷移到郊區和鄉(xiang) 村，郊區和鄉(xiang) 村地區的經濟活動也不斷增加。20世紀50年代，美國75%的就業(ye) 和57%的居民分布在中心城區，20世紀60年代，中心城區的居民減少到49%，就業(ye) 減少到63%，到1990年，中心城區的居民減少到37%，就業(ye) 減少到45%(Mieszkowski & Mills， 1993)。2019年，美國有36%的就業(ye) 分布在中心城區，51%分布在郊區，12%分布在鄉(xiang) 村地區。在英國，2019年15.3%總增加值(GVA)分布在主要鄉(xiang) 村地區，12.5%分布在有顯著鄉(xiang) 村的城市地區，44.7%分布在主要城市地區(不含倫(lun) 敦)，27.5%分布在倫(lun) 敦。
第三，城鄉(xiang) 收入差距縮小。美國都市區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於(yu) 非都市區，近50年來，美國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波動，但始終低於(yu) 1.5倍。2019年，美國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58650美元，非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43025美元，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是非都市區的1.36倍。英國城鄉(xiang) 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小，近10年來始終低於(yu) 1.10。2019年，英國主要鄉(xiang) 村地區居民年收入22500英鎊，主要城市地區居民年總收入24300英鎊，城鄉(xiang) 居民收入比僅(jin) 1.08。此外，從(cong) 收入增長情況來看，鄉(xiang) 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快於(yu) 城市地區。2019年，美國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較上年增加了3.42%，非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幅度略高於(yu) 都市區，為(wei) 3.53%。2019年，英國主要鄉(xiang) 村地區的居民收入較2009年增長了17.19%，主要城市地區居民收入較2009年增長了16.27%。
第四，生活水平差距縮小。在低發展水平的經濟體(ti) 中，城市和鄉(xiang) 村在收入、教育和職業(ye) 結構等方麵存在巨大差距，因此，盡管存在著汙染、擁擠等重要的城市問題，人們(men) 對城市生活的滿意度仍大大高於(yu) 農(nong) 村;但在高發展水平經濟體(ti) 中，城鄉(xiang) 在經濟方麵的差異趨於(yu) 消失，人們(men) 對農(nong) 村地區的生活滿意度接近或超過城市(Easterlin et al， 2011)。通過對歐盟各經濟體(ti) 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考察發現，歐盟最富裕的國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城鄉(xiang) 差異，而在東(dong) 部和南部較貧窮的國家，農(nong) 村地區的感知福利和生活質量水平要低得多，即便如此，城鄉(xiang) 主觀幸福感並沒有顯著差異(Shucksmith et al， 2009)。
3.空間融合。第一，土地利用。在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城鄉(xiang) 交匯處，土地利用多樣而混合，形成了一套鄉(xiang) 村、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的土地利用係統(Allen， 2003)。以歐洲為(wei) 例，歐洲的大部分實際空間不符合典型的“城市-農(nong) 村”類型，屬於(yu) 一種“中間領土”(TiB)，城市和鄉(xiang) 村的特征相互交織，是一種典型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Wandl et al， 2014)。在歐洲這種城鄉(xiang) 混合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覆蓋變化最為(wei) 明顯，然後是社會(hui) 經濟變化、土地使用變化、規劃過程變化、土地管理變化和環境變化(Shaw et al， 2020)。在變化的過程中，土地用途的改變往往是循序漸進的，大多數土地用途的變化以小規模增長的形式出現，而不是大規模農(nong) 村土地突然變成城市土地(van Vliet et al， 2019)。還有部分土地在官方數據上依舊保持著“農(nong) 業(ye) 用地”的記錄，但實際用途已經變成多功能的半城市化地區，由一些業(ye) 餘(yu) 農(nong) 民在這些過去作為(wei) 專(zhuan) 職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用地的空地上開展新的經濟活動(Bomans et al， 2010)。
第二，出現明顯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空間形態。在城鄉(xiang) 融合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hui) 進行重新分類，雖然標準不同，但都以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特征來進行。美國統計部門最新公布的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代碼(2013)根據人口規模和與(yu) 都市區的距離將美國的縣劃分為(wei) 都市縣、非都市縣2大類，共9小類。其中，都市縣包括中心城區和郊區兩(liang) 大類，非都市縣主要指小城鎮和鄉(xiang) 村地區。英國將整個(ge) 社會(hui) 空間劃分為(wei) 6大類，分別是主要是農(nong) 村(農(nong) 村人口大於(yu) 80%)、大鄉(xiang) 村(農(nong) 村人口占比50%~79%)、有顯著鄉(xiang) 村區域的城市(農(nong) 村人口26%~49%)、有城市和鎮的城市、小城市群、大都市城市。其中，主要是農(nong) 村和大鄉(xiang) 村又可以統稱為(wei) 主要鄉(xiang) 村地區，有城市和鎮的城市、小城市群和大都市城市可以統稱為(wei) 主要城市地區。
四、對中國的啟示
從(cong) 發展實踐看，西方發達國家在快速城市化階段以後，進入了城鄉(xiang) 融合階段。人口融合表現為(wei) 人口流動方向的城鄉(xiang) 逆轉以及城鄉(xiang) 之間流動活躍性增強，經濟融合表現為(wei) 鄉(xiang) 村經濟的非農(nong) 化以及在產(chan) 業(ye) 結構上的城鄉(xiang) 趨同化，空間融合表現為(wei) 城鄉(xiang) 連續體(ti) 上的土地利用是混合性和多樣性，思想觀念融合表現為(wei) 城鄉(xiang) 居民對國計民生等社會(hui) 問題的看法沒有較大出入。在分析範式上，以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取代城鄉(xiang) 二分法，城鄉(xiang) 連續體(ti) 分析範式擯棄將社會(hui) 劃分為(wei) 城市和鄉(xiang) 村兩(liang) 大部門的分析方式，認為(wei) 在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存在著一個(ge) 不均勻的連續體(ti) ，強調城鄉(xiang) 融合發展。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範式不是對傳(chuan) 統城鄉(xiang) 二分範式的簡單修補，而是對城鄉(xiang) 社會(hui) 變遷的重新認識。城鄉(xiang) 融合階段的呈現和理論分析對於(yu) 中國正在推進的城鄉(xiang) 融合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充分認識城鄉(xiang) 融合是城鄉(xiang) 轉型進程的一個(ge) 階段，建立城鄉(xiang) 融合範式。經曆快速的結構轉變，中國已經進入到城鄉(xiang) 融合階段。具體(ti) 來看，2021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wei) 64.72%，人戶分離加劇和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2020年中國人戶分離人口49276萬(wan) ，是2000年的3.4倍(王桂新，2021)，同時出現人口回流(劉達等，2021)，“農(nong) 二代”與(yu) 鄉(xiang) 村的關(guan) 係更加疏離，在經濟上表現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期望，在社會(hui) 特征上具有較強的離村不回村的傾(qing) 向(劉守英、王一鴿，2018)，縣域出現高度分化，2020年年底，中國縣域常住人口7.48億(yi) ，縣域常住人口在10年間下降了3700萬(wan) (葉欠等，2021)，不同縣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擴大，以長三角地區為(wei) 例，蘇浙兩(liang) 省的縣域發展水平較高，而安徽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則相對較低(項寅等，2022)。一些研究將城市化理解為(wei) 城鄉(xiang) 轉型的唯一歸屬，對於(yu) 城鄉(xiang) 問題的討論過多地關(guan) 注如何實現城市化，城市是要素流向的唯一去處，城市化率的提高作為(wei) 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唯一指標。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國在城鄉(xiang) 融合階段更應注意城鄉(xiang) 之間的聯係和相互依賴性，促進城鄉(xiang) 之間的要素流動和經濟、社會(hui) 互動，從(cong) 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xiang) 融合思維轉變。
其次，探索中國不同類型區域的城鄉(xiang) 融合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路徑。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階段差異極大，城鄉(xiang) 差別特征明顯，應該探索不同區域城鄉(xiang) 融合的路徑。在都市圈，城鄉(xiang) 之間差距已經縮小，地方發展實力和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力強，這些區域可以實行都市圈範圍內(nei) 從(cong) 城市到鄉(xiang) 村的城鄉(xiang) 融合。在大城市，城市中心區極化很強，鄉(xiang) 村衰敗明顯，應實行市區與(yu) 郊區的空間融合、要素再配置與(yu) 產(chan) 業(ye) 再分工，促進城鄉(xiang) 連續體(ti) 的建設。在廣大的縣域，縣政府的財政能力並不強，經濟輻射力不足，應該實行縣城與(yu) 延伸區的融合以及重點鄉(xiang) 鎮和部分村莊的城鄉(xiang) 融合的節點建設。中國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是一個(ge) 漫長的進程，切不可急於(yu) 求成造成事倍功半，一定要因地施策，探尋符合實際的城鄉(xiang) 融合策略。
再次，構建促進城鄉(xiang) 融合的發展政策。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城鄉(xiang) 融合發展的關(guan) 鍵是建立起一整套的城鄉(xiang) 融合政策，包括城鄉(xiang) 一元的人口管理製度、城鄉(xiang) 平等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城鄉(xiang) 統一的土地市場、城鄉(xiang) 統一的發展規劃等，鄉(xiang) 村被賦予與(yu) 城市平等的發展權，要素被允許在城鄉(xiang) 之間自由流動，進而實現城鄉(xiang) 融合發展。城鄉(xiang) 二元製度是阻礙中國城鄉(xiang) 融合的最重要因素。城鄉(xiang) 二元戶籍製度與(yu) 社會(hui) 保障製度阻礙了人口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的自由配置，剝奪了農(nong) 民的城市權利，進城農(nong) 民終將回到鄉(xiang) 村，也阻礙了人口從(cong) 城市向鄉(xiang) 村的遷移;二元土地製度對鄉(xiang) 村發展權施加製約，集體(ti) 土地進行非農(nong) 建設受到製度層麵的製約，鄉(xiang) 村非農(nong) 發展權利受限，農(nong) 民大規模離土出村形成了大量宅基地的空置，但當前宅基地入市製度還未完全打通，造成了資源的閑置與(yu) 浪費;農(nong) 地製度對農(nong) 業(ye) 發展方式轉型造成阻礙，中國農(nong) 業(ye) 還蘊藏著大量人口，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率較低，如何通過農(nong) 地製度改革促進中國農(nong) 業(ye) 轉型升級是當前中國城鄉(xiang) 轉型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之一。必須對中國城鄉(xiang) 二元分割的製度進行改革，打破製約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合理配置的製度約束，賦予鄉(xiang) 村和城市同等的發展權。繼續深化戶籍製度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改革，通過賦予進城農(nong) 民工享受與(yu) 城市居民平等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加強農(nong) 民工職業(ye) 培訓，以及配套集體(ti) 土地權利退出機製等方式促進進城農(nong) 民工高質量市民化。改革城鄉(xiang) 二元土地製度，通過土地製度改革，促進城鄉(xiang) 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吸引人口、資本等要素下鄉(xiang) ，開放農(nong) 村發展權。深化農(nong) 地製度和農(nong) 業(ye) 經營體(ti) 係改革，進一步深化農(nong) 地三權分置改革，促進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要素的高效配置，實現農(nong) 業(ye) 的轉型升級。
(注和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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