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men) 麵前的就好像是一個(ge) 先驗的結構了。這一點對我們(men) 讀書(shu) 治學是很有啟發意義(yi) 的。胡適也說過，對於(yu) 一個(ge) 研究者來說，學問的進步也主要體(ti) 現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材料的積聚與(yu) 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yu) 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黨(dang) 史研究者也不例外。

一般方法：“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

毛澤東(dong) 在《實踐論》一文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個(ge) 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nei) 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feng) 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這裏說的雖是馬克思主義(yi) 認識論的一般原理，但同樣也是我們(men) 在解讀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去粗取精”。就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形成問題、提煉觀點、建構解釋的基本素材，但在我們(men) 所搜集的史料中，最後被作為(wei) “證據”使用的材料，也隻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司馬光在作《資治通鑒》前，先寫(xie) 一個(ge) 長編，據說他的底稿，就曾堆滿十九間屋。他要是把十九間屋的底稿全印出來，一定不會(hui) 有人看。所以如何由十九間屋的底稿做成長編，然後再由長編做成後來的《資治通鑒》，就有一個(ge) 材料取舍的問題。梁啟超說：“普通有一種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資料，不肯割愛。但欲有好的著作，卻非割愛不可。我們(men) 要去其渣滓，留其菁華。”

由此可見，解讀史料首先就要學會(hui) “去粗取精”。也就是說，在一組同類的材料中，我們(men) 要選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材料，而那些與(yu) 主題關(guan) 係不大或全然無關(guan) 的材料，無論它本身如何珍貴，都必須舍棄。

第二，“去偽(wei) 存真”。這既是考證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讀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讀”與(yu) “考證”畢竟不同。一般說來，考證史料的真偽(wei) ，隻是完成任務的一半，還有一半則屬於(yu) 解讀工作，如分析作偽(wei) 者的動機，以及真偽(wei) 之間的聯係，等等。梁啟超說：“偽(wei) 事與(yu) 偽(wei) 書(shu) 異，偽(wei) 書(shu) 中有真事，真書(shu) 中有偽(wei) 事也。事之偽(wei) 者與(yu) 誤者又異，誤者無意失誤，偽(wei) 者有意虛構也”。

比如，陳公博、張國燾、王明等一些黨(dang) 史人物的回憶錄，一般被視為(wei) “偽(wei) 書(shu) ”，但其中也有“真事”；而斯諾的《西行漫記》，一般被視為(wei) “真書(shu) ”，但其中也有不實記載。例如書(shu) 中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ge) 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ge) 蘇維埃政府選舉(ju) 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但杜修經證實，他當時並未作過蘇維埃主席一事。杜修經說：“實際上沒有那回事……我沒當過蘇維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澤東(dong) 同誌說錯了，還是斯諾訪問時記錯了。”

由此可見，“去偽(wei) 存真”也需辯證分析，加以區別對待。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這一現象聯係到那一現象，這種方法要求我們(men) 不能孤立地看一種史料，而應把一類史料聯係起來作全麵考察。在黨(dang) 史研究中，運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讀史料，關(guan) 鍵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間的相同點、聯係點和差異點。找出相同點，可以通過不同史料互相印證，來增強我們(men) 認識問題的準確性；找出聯係點，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史事演化的過程，以及曆史的各個(ge) 側(ce) 麵；而找出差異點，則可以提示我們(men) 更深入地研究問題。

比如，關(guan) 於(yu) 陳獨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說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辭海》中的“陳獨秀”辭條說是1880年，1980年版《周恩來選集》（上卷）和1981年版《劉少奇選集》（上卷）也持這一說法。而1980年出版的《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一書(shu) 則說是“一八七九年陰曆八月生”。後來研究者查閱《陳氏宗譜》，才知其生於(yu) 清光緒五年（1879年），這也與(yu) 1937年陳獨秀寫(xie) 的《實庵自傳(chuan) 》說法一致。這樣陳獨秀的確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第四，“由表及裏”。即從(cong) 現象看本質，要透過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抓住其內(nei) 部本質的必然的聯係。毛澤東(dong) 說：“我們(men) 看問題必須要看它的實質，把它的現象隻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就曆史研究而言，運用“由表及裏”的方法，就是要從(cong) 眾(zhong) 多資料中抽出曆史理論來。但這種工作隻有借助邏輯思辨力，並在辯證法的指導下才能完成。對此，翦伯讚曾有過一個(ge) 形象的比喻，他說：“最初，是把各組史料加以提煉，由一千條史料中抽出一百條，一百條中抽出十條，十條中抽出一條，這一條，就是一千條史料中提煉出來的精髓。再把這一條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學高溫之下加以蒸發便汽化為(wei) 曆史原理。”

在人類發展史上，達爾文就做過類似的工作。梁啟超說：“達爾文養(yang) 鴿蒔果數十年，著書(shu) 數十萬(wan) 言，結果不過是詒吾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ge) 大字而已。然而試思十九世紀學界中，若少卻此八個(ge) 大字，則其情狀為(wei) 何如者？”而在中共黨(dang) 史上，鄧小平也做過這樣的工作。他說：“毛澤東(dong) 思想是個(ge) 體(ti) 係”，它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四個(ge) 大字”；“過去我們(men) 打仗靠這個(ge) ，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ge) ”。

特殊方法：“曆史鉤沉法”、“剝繭抽絲(si) 法”、“通盤聯絡法”

就黨(dang) 史研究而言，我們(men) 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觀和方法論。除此之外，還應當重點把握以下三種方法。

第一，“曆史鉤沉法”，即重新尋出業(ye) 已沉沒的史實。但“曆史鉤沉法”也不同於(yu) 一般的史實考證，它更類似於(yu) 胡適所說的“實驗的方法”。其實質是依據新問題，查找新證據。

比如，1949年雲(yun) 南金平縣發生過一次暴動，但關(guan) 於(yu) 它的日期卻有兩(liang) 種觀點，一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前，一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不僅(jin) 是一個(ge) 黨(dang) 史研究問題，而且還關(guan) 係到一些幹部離休還是退休。最初查到一份證據支持後一種觀點，這就是金平一名地下黨(dang) 員當年寫(xie) 的報告，說明暴動時間是1949年10月15日。但持前一觀點的人並不認可，因為(wei) 這名地下黨(dang) 員沒有參加暴動，所以日期不可靠。接著又找線索，有人回憶暴動當晚縣裏有個(ge) 張姓人家孩子滿月，並有地下黨(dang) 員前往參加酒會(hui) 。研究者到張家落實結果，問明不是過滿月，而是過周歲，時間是1949年11月15日。大多數人覺得這個(ge) 結果可信，但反對者仍不信服。於(yu) 是繼續找線索，發現一個(ge) 鎮長是在暴動這天被殺的。而研究者又在舊檔案中，查到一份鎮長簽發的公文表格，時間是1949年11月8日，上麵還有鎮長蓋的印章，證明在11月8日以前他並沒有死。究竟是哪一天，他們(men) 又找到鎮長的墓碑，記載其死於(yu) 農(nong) 曆1949年9月25日，即公曆1949年11月15日。由此可見，隻有通過這種福爾摩斯式的“訪案”，才能尋得多條線索證實，這次暴動的確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

第二，“剝繭抽絲(si) 法”，即通過一層層剝繭，一根根抽絲(si) ，以發掘史料的意義(yi) 。在此過程中，一定要摒棄已有的成見。倘若發現前人記載有誤，我們(men) 不但不可盲從(cong) ，而且應當改正。其實，在黨(dang) 史資料中，這種不實記載也在所難免。比如，講成功，好像就沒有失誤；講錯誤，好像就沒有成績；講英雄，好像就沒有缺點；講壞人，好像一直就壞，從(cong) 未幹過一件好事；或是根據“需要”，伴隨政治氣候的變化，對研究對象作拔高或貶低。先是“任性”地評判，然後又“任性”地翻案，這樣隻會(hui) 使黨(dang) 史學蒙上一層反複無常的外表。對此，我們(men) 是需要引以為(wei) 戒的。

但是說起容易做來難。因為(wei) 在精密的考證以外，我們(men) 還需具備以下兩(liang) 個(ge) 條件。一是要有善於(yu) 懷疑的精神。堅信所有人，都要接受曆史的裁判，所以他們(men) 的“證詞”也隻是一種陳述，不能理所當然地成為(wei) “證據”。二是要有放下主觀的勇氣。正如朱子所說：學者觀書(shu) ，“大概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隻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隻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第三，“通盤聯絡法”，即將同類分散的史料聯絡起來，以顯現其意義(yi) 。因為(wei) 有許多史實，在散落零亂(luan) 時，看不出它們(men) 的價(jia) 值，但一經聯絡，意義(yi) 便極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間，上海郊區一共發生六次農(nong) 民暴動。若分開來看似乎沒有意義(yi) ，但聚在一起就會(hui) 發現問題。因為(wei) 有五次省委沒有批評，隻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評了，而且還特別嚴(yan) 厲。但是比較起來，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厲害的，也不是損失最慘重的，為(wei) 什麽(me) 上級隻對它作嚴(yan) 厲批評呢？於(yu) 是再分析六次暴動的時間和背景。前三次發生在第一次“左”傾(qing) 錯誤時，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會(hui) 批評；而後兩(liang) 次是貫徹“立三路線”的，所以也沒批評。隻有第四次發生在第一次“左”傾(qing) 錯誤糾正後，“立三路線”尚未形成時，因此才受到省委的嚴(yan) 厲批評。這樣一類比分析，對於(yu) 我們(men) 研究中共黨(dang) 史的史事原委，意義(yi) 就很大了。

語境分析：將史料置於(yu) “曆史”和“史學”的雙重語境中

解讀史料，除運用上述方法以外，我們(men) 還需考慮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可以說，一切史料都是曆史的產(chan) 物，都打上了“占主要地位的社會(hui) 經濟關(guan) 係的印記，並背負著與(yu) 這些關(guan) 係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包袱’”。因此，隻有將史料置於(yu) “曆史”和“史學”的雙重語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確切含義(yi) 。

首先，要從(cong) 特定的“曆史”語境來解讀史料。解讀史料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從(cong) “現在”回到“過去”，重現曆史的“場景”，重構曆史的“話語”。否則，我們(men) 領會(hui) 其“言下之意”尚且困難，更不用說它的“弦外之音”了。這尤其表現在對書(shu) 信和日記一類史料的解讀中。因為(wei) 它們(men) 往往夾雜著隱語，甚至還有許多暗指和曲筆，有些內(nei) 容隻有接受方才能意會(hui) ，其隱含之義(yi) 外人無從(cong) 知曉。因此解讀這類材料，必須事先深入了解當事人的經曆或習(xi) 慣，以及通信人之間的關(guan) 係或交往等背景知識，否則就隻能像看天書(shu) 一樣。

在黨(dang) 史資料中，上述情況也很突出。比如，1924年9月，中共中央製定一個(ge) 黨(dang) 內(nei) 文件，叫《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青年團中央關(guan) 於(yu) 民校工作合作辦法》。我們(men) 若脫離曆史的“語境”，就不理解“民校”所指為(wei) 何物。其實，當時正處國共合作期間，“民校”指的就是“國民黨(dang) ”。因為(wei) 在中共話語中，“國民黨(dang) 是C.Y.（青年團）的預備學校，C.Y.是C.P.（共產(chan) 黨(dang) ）的預備學校”。所以在革命團體(ti) 內(nei) ，它以國民黨(dang) 為(wei) 第一級，稱之“民校”；以青年團為(wei) 第二級，稱之“中學”；以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第三級，稱之“大學”或“西校”。這一方麵是由於(yu) 黨(dang) 所處的特殊環境，對文件和稱謂必須“加密”處理；另一方麵也因為(wei) 黨(dang) 當時還保留著濃鬱的“學生”氣息。

其次，要從(cong) 特定的“史學”語境來解讀史料。我們(men) 知道，“曆史事實從(cong) 來不會(hui) ‘純粹地’呈現在我們(men) 麵前”，它們(men) “通常是通過記錄者的心靈折射出來的”。這如同司法審判時不會(hui) 原封不動地照錄被審者所說的話，法庭的書(shu) 記員甚至當場就開始整理口述的內(nei) 容，使之符合語法結構。不過在這個(ge) 環節上，史料尚可大體(ti) 保留自己的“原生態”。但當法庭總結陳詞時，“書(shu) 記員”還必須依照現行法律的規定格式，對他的“記錄”作重新加工。這時史料就會(hui) 因這種“規定格式”，而失去它的“原生態”。因此解讀史料的另一項工作，就是重構曆史的觀念，並在特定的史學語境中，打撈那些已經被格式化的內(nei) 容。

當然，從(cong) 特定“語境”解讀史料，我們(men) 還需掌握一些必要的“社會(hui) 常識”，否則也難以從(cong) 中獲得準確信息。比如，一些地名的古今稱謂，這是我們(men) 考察黨(dang) 史人物活動，閱讀中共文件特別是電文時需要掌握的知識。還有一些人物的表字別號，也是必備的知識。因為(wei) 中共早期人物還較為(wei) 傳(chuan) 統，常以字號代名，且彼此稱兄道弟，不像後來以“同誌”相謂。如果缺乏這方麵知識，就無法確知黨(dang) 史資料中所提到的人和事。

此外，一些社會(hui) 風俗，我們(men) 也要有所了解。比如，舊社會(hui) 有句俗語：“窮不離卦攤，富不離藥罐，不貧不富，不離當鋪。”因為(wei) 窮人想富，常花小錢，算算何日發財；富人怕死，常吃補藥，以求延年益壽；而一般人家雖無大錢，但多少也有兩(liang) 個(ge) 值錢的物什，所以一時救急便去當鋪，等有錢時再贖回來。這也就是中共黨(dang) 員在革命年代，常以卦攤、藥店和當鋪作為(wei) 掩護的一個(ge) 重要原因。而研究者如果缺乏這些知識，就無法“重現”一些黨(dang) 史事件的曆史“場景”。總之，解讀史料，我們(men) 要學會(hui) “穿越”，習(xi) 慣於(yu) 超越時空的往來穿行。正如翦伯讚指出的：“不鑽進史料中去，不能研究曆史；從(cong) 史料中跑不出來，也不算懂得曆史。”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