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多生多育、多子多福的觀念根植於(yu) 中國人心中。子嗣的綿延關(guan) 係著血脈傳(chuan) 承和家族的興(xing) 旺，維係著古代社會(hui) 運轉、推動農(nong) 耕文明的發展。因此，在曆史上的大多數朝代，官方都不遺餘(yu) 力地鼓勵生育，以充足的勞動力勸課農(nong) 桑。

施民以惠的鼓勵政策：生育獎勵與(yu) 賦役減免

先秦時期，崇尚“地大國富，人眾(zhong) 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官方已有婚配、生育、養(yang) 育的鼓勵政策。管仲在齊國推行“九惠之教”，其中，“二曰慈幼”，設“掌幼”官員管理，針對士民有幼弱子女卻無力供養(yang) 的情況，規定養(yang) 育三個(ge) 幼兒(er) 可免除“婦征”，養(yang) 育四個(ge) 幼兒(er) 時全家免除征賦，養(yang) 育五個(ge) 幼兒(er) 時官府還派一個(ge) 保姆，並供給糧食，直到幼兒(er) 成長，能自理生活。管仲的人口政策促進了齊國的人口增長，最終國富兵強、稱霸諸侯。春秋末期，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規定：“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除了為(wei) 分娩的婦女派醫生，他還製定了獎賞標準：“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yu) 之母；生二子，公與(yu) 之餼”。這一係列鼓勵生育的政策，對越國國力迅速恢複，最終滅吳，成就霸業(ye) ，發揮了巨大作用。

西漢初年，秦末戰亂(luan) 使得人口凋敝，嚴(yan) 重影響經濟恢複和社會(hui) 穩定，百姓的徭役負擔沉重，如不服役，則需折錢交官。漢高祖針對這種狀況，規定生一個(ge) 孩子可免徭役2年，這項政策激發了人民生養(yang) 子女的積極性，大大促進了漢初的人口恢複，也有利於(yu) 分擔徭役。兩(liang) 漢交替間，人戶幾乎減半。東(dong) 漢章帝詔令產(chan) 子者免除三年徭役，並賜予“胎養(yang) 穀”三斛，免除其丈夫一年徭役。此外，孤兒(er) 和父母無力撫養(yang) 的嬰兒(er) ，由國家供養(yang) 。這對經曆西漢末年動蕩後，東(dong) 漢王朝的人口增殖和經濟恢複，起到積極作用。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戰亂(luan) 頻仍，人民頻死。西晉武帝鹹寧元年（275年）規定“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複”，即一家生育五個(ge) 女孩可免除徭役。北魏、北周亦有寬徭薄賦，以減輕百姓負擔，促進人口增長、地區安定的認識和政策，即所謂“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唐代，沿承和堅持鼓勵婚配、優(you) 待生育的政策，始終如一。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詔：“宜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之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對於(yu) 家境貧困、婚配困難之人，要求“親(qin) 近及鄉(xiang) 裏富有之家”幫扶，“資送以濟”。唐太宗還鼓勵“鰥夫續娶”，寡婦再嫁，但並非強製政策，目的重在促進生育、增殖人口，對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社會(hui) 安定，起到積極作用。

明代，官府對大齡男女婚配問題很重視，鼓勵“各處民間男女三十以上、無力備禮婚者，依洪武年間教民榜例，省令裏老人等於(yu) 各該得過人戶內(nei) 勸諭賑給，量出所有，互相自助以成婚配”。官府還對生育多胞胎的家庭予以獎勵。洪武七年（1374年），“應天府上元縣民史廣妻李氏一產(chan) 三男，事聞，給賜錢六千，俾求乳母養(yang) 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河南衛軍(jun) 王狗兒(er) 妻周氏一產(chan) 三男，事聞，遣行人給賜鈔十錠，米五石”。自此，“命給衣鈔”“鈔米如例”，成為(wei) 明代獎勵生育多胞胎家庭的定製。

清初，鑒於(yu) 賦役製度繁雜混亂(luan) ，弊端叢(cong) 生。康熙五十年（1711年）決(jue) 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將丁稅按地畝(mu) 征收。雍正年間將“攤丁入畝(mu) ”推行全國。賦役製度的改革，廢除了通行千年的人頭稅，減輕了無地、少地農(nong) 民的生育負擔，使清代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推動經濟和社會(hui) 快速發展，奠定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基礎。

治民以罰的措施：強製“催婚嫁”“促生育”

通觀中國古代社會(hui) ，曆朝曆代政府對古已有之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思想多持肯定態度，既有鼓勵政策，也有在一定曆史時期強製“催婚嫁”與(yu) “促生育”的措施。

先秦時期，墨子有謂“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按照墨子的主張，如果婚後三年生一子，早婚十年便可多生三個(ge) 孩子，實行早婚可使人口倍增。由於(yu) 古代醫療水平的限製，嬰幼兒(er) 夭折率很高，加上自然災害、戰爭(zheng) 與(yu) 疫病的影響，早婚早育對人口生育率的提高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而在生產(chan) 力低下的古代，大量增加勞動人口，是補足生產(chan) 力欠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多數朝代都有著強製早婚、限製及懲處晚婚的法令和政策。春秋末年，越王勾踐為(wei) 了複仇大業(ye) ，需越國快速增殖人口，在鼓勵生育的同時，還規定“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的強製性措施。

秦漢時期堅持這種強製政策。西漢政府鑒於(yu) 秦末戰亂(luan) 造成的人口凋敝，規定不分男女，年齡超過15歲，需繳納人頭稅，每人每年120錢，稱“算賦”；若女子15歲仍未出嫁，需加倍繳算賦，每超過5年加征一級；若女子30歲還未嫁，每年就需繳算賦600錢。惠帝時更嚴(yan) 格規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按5倍罰征人頭稅。一般的家庭無法承受算賦加征帶來的沉重負擔，隻得早早將女兒(er) 嫁出去。

西晉時期，官府急於(yu) 解決(jue) 東(dong) 漢末年以來戰亂(luan) 導致的人口銳減問題，強製早婚的措施簡單粗暴。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詔令“製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即地方長官對超過17歲而未出嫁的女子強行婚配。南北朝時期，強製早婚的措施依然嚴(yan) 苛。北齊武平七年（576年），“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以重刑迫使年輕女子早婚。

唐太宗時力圖改變前代簡單粗暴的強製婚育政策，規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這也是在既麵臨(lin) 人口增殖壓力又不敢粗暴施政的情況下的一種政策調整，州縣出麵幹涉，難免強製之意。唐玄宗時，則變通為(wei) 降低婚育年齡，“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齡。

宋代的婚齡也沿襲了唐玄宗時的規定。按照古人的觀念，“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方才具備生育能力。這一時期的法定婚齡提前至尚不具備生育能力的年齡，說明官方希望用強製的辦法盡早實現婚育。明清時期，婚育年齡又恢複到遵循傳(chuan) 統的“凡庶人娶婦，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不過，超過成婚年齡而未婚有違禮法，民間女子的實際初婚年齡一般早於(yu) 14歲。

中國古代有效生育政策的核心

縱觀中國曆史上有效的生育政策的核心，主要在於(yu) ：

賞罰兼施。中國古代農(nong) 耕文明，使得曆朝曆代的生育政策以增殖人口、充足勞動力為(wei) 目標。曆代統治者均明白這是治國的重要方麵，“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因此中國古代的生育政策，既有獎勵措施又有強製措施。戶口增減也是多數朝代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唐代把戶口增減放在地方官考績的第一位，宋代也規定“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為(wei) 黜陟”。賞罰兼施，雙管齊下，以達到政策目標。

婚育並重。家庭是人類繁衍的基本單位，婚配與(yu) 生育是人口生產(chan) 的兩(liang) 大環節，也是實現社會(hui) 穩定的重要方麵。曆代官方往往二者並重，從(cong) 強化婚配著手，通過物質獎勵與(yu) 賦役減免，促使民眾(zhong) 多生多育，以達到增加人口、恢複和發展經濟、穩固政權的目的。

與(yu) 民休息。減輕百姓負擔，生育政策才能有效發揮作用。曆代王朝多采用獎勵生育、減免賦役的政策，實質是輕徭薄賦，配合人口增殖，快速恢複生產(chan) 、穩定社會(hui) ，才能從(cong) 根本上減輕人民負擔，休養(yang) 生息，方能政權穩固。否則，百姓負擔過重，即使國家有鼓勵生育的措施，仍是治標不治本，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

如今，適齡婚育、優(you) 生優(you) 育的現代婚育觀念深入人心，但曆史上促進生育的傳(chuan) 統仍可為(wei) 我們(men) 提供經驗和教訓。顯然，減輕人們(men) 的生活負擔，降低婚配、生育成本，合理的生育政策是經濟與(yu) 社會(hui) 均衡發展的支撐與(yu) 核心內(nei) 容，隻有政策、社會(hui) 和經濟各環節協調，方能實現民族發展與(yu) 社會(hui) 進步。

（作者為(wei)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