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wei) 世界中心的曆史一直延續到明代中葉以後。明代中葉成化年間（1465—1487年），在那些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手工業(ye) 部門，在小商品經濟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yi) 萌芽。其後，這種萌芽又進一步發展。但由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特殊的政治、經濟條件，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產(chan) 生過程一直很緩慢。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的資本主義(yi) 工場手工業(ye) 並沒有發展到機器大工業(ye) 階段。在工業(ye) 革命完成以後，英國派遣使團來中國要求開埠通商，當時清政府對此嗤之以鼻並加以拒絕。自此，英國大力鼓勵本國商人與(yu) 中國從(cong) 事非法鴉片貿易，在減少貿易逆差的同時積極備戰。做好各方麵準備之後，借口中國禁止英國商人的非法鴉片貿易，於(yu) 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zheng) ，強行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西方列強仿效英國相繼入侵，中國從(cong) 此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隨之而來的是西方資本的大舉(ju) 進入，破壞了當時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中國被動卷入了近代資本主義(yi) 世界的商品經濟大潮，形成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資本主義(yi) 發展，但西方列強的目的絕不是要把中國變成跟他們(men) 平起平坐的資本主義(yi) 強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men) 的附屬殖民地。由於(yu) 清政府及後來的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列強憑借他們(men) 在政治經濟等方麵強取豪奪的特權，在中國開辦的獨資企業(ye) 迅速發展，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中國各個(ge) 產(chan) 業(ye) 中取得了壟斷地位。列強為(wei) 了實現統治中國的目的，廣泛培植了為(wei) 其服務的買(mai) 辦資本和官僚資本。國民黨(dang) 反動派掌握政權以後特別是在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在美國的支持下，官僚買(mai) 辦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發展異常迅速，並在抗日戰爭(zheng) 勝利以後占據了壟斷地位。而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除個(ge) 別時期外，總體(ti) 發展一直非常緩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更是處於(yu) 停滯和衰敗之中，始終沒有成為(wei) 中國工業(ye) 發展的主要形式。長期在這種內(nei) 外交困的政治經濟形勢之下，推翻列強政治經濟上的控製，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就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

一、代表列強利益的產(chan) 業(ye) 組織在舊中國占據了壟斷地位

帝國主義(yi) 的工業(ye) 資本及其獨資企業(ye) 包括其支持下的官僚資本及企業(ye) 在清朝末年和民國期間的工業(ye) 發展中占統治地位，而民族資本及其企業(ye) 則沒有成為(wei) 中國工業(ye) 經濟的主要產(chan) 業(ye) 組織形式，雖然民族企業(ye) 也組成同業(ye) 聯營，試圖打破帝國主義(yi) 對中國市場的壟斷，但無奈列強工業(ye) 資本過於(yu) 強大且還有政治上的特權支撐。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中國工業(ye) 發展的最基本特征。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yi) 列強在中國的統治造成了中國產(chan) 業(ye) 的極端依附性，而且主要集中在產(chan) 業(ye) 鏈的上遊。在1933年的工業(ye) （包括製造業(ye) 和礦冶業(ye) ）總產(chan) 值中，生產(chan) 資料工業(ye) 產(chan) 值不到30%，消費資料工業(ye) 產(chan) 值占70%以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全國解放。如果就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來說，生產(chan) 資料工業(ye) 的比重還要低些。據統計，1949年，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產(chan) 值中，生產(chan) 資料產(chan) 值隻占18.5%，消費品產(chan) 值占到81.5%。從(cong) 采礦和冶煉的對比來看，采礦比重大，冶煉比重小。從(cong) 礦冶業(ye) 和機器製造業(ye) 的對比來看，礦冶業(ye) 比重大，機器製造業(ye) 的比重極小。據估算，1933年礦冶業(ye) 產(chan) 值占工業(ye) 總產(chan) 值的15%，而機器製造業(ye) 的產(chan) 值隻占0.1%。再從(cong) 機器製造業(ye) 中製造與(yu) 修配對比來看，製造比重低，修配比重高。根據1946—1947年上海機器業(ye) 同業(ye) 公會(hui) 會(hui) 員登記表計算，在708家機器製造廠中，製造兼修配企業(ye) 隻占25%，專(zhuan) 搞修配的企業(ye) 高達75%。這種結構一方麵是帝國主義(yi) 列強掠奪投資場所、原料產(chan) 地和商品售市場的結果，另一方麵也造成了中國工業(ye) 企業(ye) 在技術裝備和原材料等方麵對帝國主義(yi) 的嚴(yan) 重依賴。1933—1936年，中國的鐵礦石出口量占產(chan) 量的比重分別為(wei) 51.37%、72.79%、79.74%和70.81%；鋼鐵進口量相當於(yu) 產(chan) 量的倍數分別為(wei) 0.8、0.9、0.6和0.5。1933年鐵礦石出口量為(wei) 鋼鐵進口量的1.1倍，但鋼鐵進口值為(wei) 鐵礦石出口值的30倍；1934年至1936年這三年中上述這兩(liang) 種倍數之比分別為(wei) 1.4倍 ∶ 27倍、2.1倍 ∶ 15倍、2倍 ∶ 18倍。抗日戰爭(zheng) 以前，機器設備的76%以及車輛船舶的80%，都依賴進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yi) 在能源、交通運輸、郵電業(ye) 、金融業(ye) 和國內(nei) 外貿易方麵都居於(yu) 壟斷地位。抗日戰爭(zheng) 以前，帝國主義(yi) 獨占了煤產(chan) 量的70%、發電量的76%、鐵路裏程的90.7%、關(guan) 內(nei) 外洋航運位83.8%、國內(nei) 航運位的63.1%。民族資本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艱難，為(wei) 了共同應對列強資本入侵，他們(men) 最終結成了同業(ye) 聯營。在中國近代很多行業(ye) 中如棉紗、水泥、火柴、航運、糖業(ye) 等內(nei) 部都出現過類似的壟斷組織，它是中國民族產(chan) 業(ye) 與(yu) 帝國主義(yi) 列強爭(zheng) 奪生存空間、民族產(chan) 業(ye) 抵製外國經濟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是構建市場競爭(zheng) 秩序的必然結果。

近代中國的市場經濟雖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與(yu) 當時西方帝國主義(yi) 國家的市場經濟有很大差別，它是在中國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環境下形成的一個(ge) 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的民族經濟在和列強資本競爭(zheng) 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列強企業(ye) 為(wei) 了占有市場份額，往往借助和利用各種勢力為(wei) 其產(chan) 品傾(qing) 銷服務，依仗其在中國取得的特權，壓迫民族資本企業(ye) 。特別是帝國主義(yi) 國家從(cong) 自由資本主義(yi) 階段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yi) 階段時期內(nei) ，這種經濟壓迫表現得更為(wei) 殘酷。民族資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團結起來，整合內(nei) 部力量，彌合內(nei) 部分歧，共同抵製西方列強的經濟壓迫，這也是中國近代同業(ye) 聯營結成的內(nei) 在動力。盡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業(ye) 經曆了百餘(yu) 年的發展，但無論在工業(ye) 部門結構、工業(ye) 以及發展工業(ye) 需要的基礎設施和金融業(ye) 、商業(ye) 等方麵，還是在工業(ye) 地區布局方麵，都存在極端的不平衡，根本沒有能力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因而在發展工業(ye) 的各項條件上都需要依賴帝國主義(yi) 經濟。

中國工業(ye) 不僅(jin) 極端依賴西方列強，而且還非常落後。在工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中，機器大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很低。抗日戰爭(zheng) 以前，機器大工業(ye) 產(chan) 值隻占工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的10%左右，而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的產(chan) 值占到90%左右。1949年，機器大工業(ye) 也隻占到17%，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占83%。在全部工業(ye) 中，機器大工業(ye) 的比重也很低。據估算，1933年在全部製造業(ye) 總產(chan) 值中，機器大工業(ye) 占27%，手工業(ye) （包括獨立的手工業(ye) 和家庭手工業(ye) ）占到73%。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的1954年，在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中，工場手工業(ye) 數還占總數的79.1%，產(chan) 值占總產(chan) 值的28.6%。在機器大工業(ye) 中，生產(chan) 資料工業(ye) 比重低，消費資料工業(ye) 比重高，東(dong) 南沿海工業(ye) 比重高，內(nei) 地工業(ye) 比重低。這是工業(ye) 落後在工業(ye) 的部門結構和地區布局上的反映。在機器大工業(ye) 中，機械化的程度很低，尤其在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中更為(wei) 突出。據1946—1947年上海機械業(ye) 同業(ye) 公會(hui) 會(hui) 員登記表計算，在708家機器工廠中，平均每個(ge) 工廠有職工21人，機床10.33台，其中擁有5台以下機床的工廠占總廠數的38.28%，擁有6—10台的工廠占35.73%，擁有11—20台的工廠占16.10%，擁有21—50台的工廠占7.63%，擁有51—100台的工廠占1.98%，擁有100台以上的工廠占0.28%。這表明，在上海民族資本主義(yi) 大機器工業(ye) 生產(chan) 中，實際上還是半機械化的生產(chan) 。另外，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集中度也很低，並處於(yu) 不斷下降中。麵粉業(ye) 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最發達的產(chan) 業(ye) 之一。但即便在這樣的行業(ye) 中，在1878—1949年，民族資本新建的部分麵粉工廠，平均每廠職工隻有46.4人，鋼磨6部，生產(chan) 能力1143.7包。其中最高年份的1913年至1921年，平均每個(ge) 工廠也隻有92個(ge) 工人，鋼磨13部，生產(chan) 能力2237.2包。在1921年以後，生產(chan) 規模不斷縮小。到1946—1949年，下降到了最低點，平均每廠職工為(wei) 25.9人，鋼磨3.8部，生產(chan) 能力509.1包。另一個(ge) 嚴(yan) 重的問題是當時中國工業(ye) 企業(ye) 非常初級，不僅(jin) 技術水平很低，而且企業(ye) 的盈利與(yu) 管理水平都很低。技術水平很低，一方麵體(ti) 現在所生產(chan) 的工業(ye) 品技術含量不高，另一方麵是產(chan) 業(ye) 工人技術水平也很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條件下，進口工業(ye) 品技術水平一般都比當時先進水平低得多；而國內(nei) 產(chan) 品技術水平又幾乎處於(yu) 停滯狀態。從(cong) 1912年實行專(zhuan) 利權開始到1936年，中國登記的專(zhuan) 利不過275件，平均每年隻有11件，而且多屬於(yu) 日用品的新式樣，至於(yu) 各種機器及其製造方法等方麵的專(zhuan) 利則極為(wei) 罕見。在中國工業(ye) 企業(ye) 中，懂得自然科學和管理科學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很少，工人大多數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直到1946年（即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平均每萬(wan) 人口中，高等學校學生數有3人，平均每千人口中，中等學校學生數4人，平均每千人口中，小學校學生數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學校畢業(ye) 生也隻有18.5萬(wan) 人，平均每年9250人。其中工科3.2萬(wan) 人，平均每年1600人，財經科1.9萬(wan) 人，平均每年950人。1931—1946年累計中等專(zhuan) 業(ye) 學校畢業(ye) 生為(wei) 54.67萬(wan) 人，平均每年27335人。

帝國主義(yi) 和官僚資本主義(yi) 的工業(ye) 資本都具有壟斷資本主義(yi) 性質。他們(men) 依靠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國工業(ye) 進步的動因消失。在談到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最發達的紡紗業(ye) 情況時，陳真寫(xie) 道，“紡紗無定支”“用棉無規則”“技術少專(zhuan) 家”“工人無訓練”“設備不完全”“物料不考究”“用人無定額”。在官僚資本主義(yi) 的工廠中，官僚作風嚴(yan) 重，企業(ye) 經營管理極為(wei) 腐敗。“綜觀各方對於(yu) 公營事業(ye) 的批評，似乎不外效率太低，服務不周，組織大，浪費太多諸大端”。經濟效益很差，勞動生產(chan) 率低；生產(chan) 成本高，盈利率低。“袒護私人，排斥異己，敷衍上官，營私舞弊，無一不足以嚴(yan) 重降低生產(chan) 效率”。

從(cong) 直接的生產(chan) 過程來看，中國工業(ye) 中的西方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剝削非常之高集中地表現在剩餘(yu) 價(jia) 值率居高不下上麵。據估算，中國工業(ye) 資本的剩餘(yu) 價(jia) 值率，1933年為(wei) 260%，1936年上升到280%，1946年有所下降，仍然高達180%。盡管美國工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比中國高得多，但1947年製造業(ye) 的剩餘(yu) 價(jia) 值率為(wei) 146%，比中國低得多。然而外國帝國主義(yi) 在華資本和官僚資本攫取的剩餘(yu) 價(jia) 值率還要高得多。根據對抗日戰爭(zheng) 前後外國資本經營40多個(ge) 企業(ye) （包括煤礦、電力和紡織工業(ye) 等）的計算，它們(men) 的剩餘(yu) 價(jia) 值率平均高達300%—400%。根據對抗日戰爭(zheng) 勝利後官僚資本經營的5個(ge) 企業(ye) （包括紡織、造紙和煙草公司等）的計算，剩餘(yu) 價(jia) 值率最低的也有316%，最高的達到1734%。中國工業(ye) 剩餘(yu) 價(jia) 值率高，固然同勞動日長、勞動強度大和勞動條件差等因素有關(guan) 係，也與(yu) 勞動力價(jia) 值低、工資低直接相關(guan) 。中國資本價(jia) 值構成高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1933年不變資本與(yu) 可變資本之比為(wei) 98.4∶1.6；1946年仍然為(wei) 97.5∶2.5。在1933年的工業(ye) 生產(chan) 成本中，生產(chan) 工具折舊費占4%，原料、燃料等費用占了87%，工資僅(jin) 占9%。另外，國民黨(dang) 反動統治者長期實行通脹政策，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偽(wei) 法幣發行量增長了1445.65倍，物價(jia) 指數上升了368076.92億(yi) 倍22。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以馬克為(wei) 計算單位的物價(jia) 總指數，比戰前上升了12616億(yi) 倍。而在國民黨(dang) 反動政府統治的上述期間內(nei) ，物價(jia) 指數的上升倍數等於(yu) 當時德國的29.17倍。國民黨(dang) 反動政府推行的惡性通脹政策，在軍(jun) 事上是為(wei) 了支持旨在挽救它的垂危統治的反革命內(nei) 戰，在經濟上則是為(wei) 了對中國人民進行空前未有的掠奪。據計算，官僚資本通過濫發紙幣，從(cong) 中國人民身上搜刮大約150億(yi) 銀元的巨額財富。抗日戰爭(zheng) 勝利以後，國民黨(dang) 反動政府接著發動了全麵的反革命內(nei) 戰並進一步推行惡性通脹政策，物價(jia) 如脫韁之馬，一日數長。正如毛澤東(dong) 主席所總結的：“中國無產(chan) 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yi) 的壓迫、資產(chan) 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yan) 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men) 在革命鬥爭(zheng) 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jue) 和徹底。”

二、加速民族解放的產(chan) 業(ye) 組織在革命根據地不斷壯大

1921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yi) ，打響了武裝反對國民黨(dang) 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從(cong) 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新民主主義(yi) 時期工業(ye) 逐步發展壯大。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的發展，是以革命戰爭(zheng) 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作為(wei) 前提的。同時，又首先服務於(yu) 革命戰爭(zheng) 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需要，包括滿足革命根據地人民生活需要。也正是這個(ge) 根本點決(jue) 定了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的發展首先具有民族解放的顯著特點，不管是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抗日戰爭(zheng) 時期，還是解放戰爭(zheng) 時期，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首先解決(jue) 的是軍(jun) 需供應問題，包括武器、彈藥等軍(jun) 工和軍(jun) 隊給養(yang) 等重要物資。從(cong) 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來看，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和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主要是在經濟落後的農(nong) 村發展起來的。因此，手工業(ye) 占了主要地位，到了解放戰爭(zheng) 時期，隨著大中城市的解放，機器大工業(ye) 才占到重要地位。就經濟成分看，盡管國營工業(ye) 居於(yu) 領導地位，但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和抗日戰爭(zheng) 時期，在數量上並不占優(you) 勢。到解放戰爭(zheng) 快結束時，隨著官僚資本的被沒收，國營工業(ye) 才慢慢占主要地位，合作社工業(ye) 雖然有所發展，但比重不大。民族工業(ye) 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和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所占比重也很小。到了解放戰爭(zheng) 時期，其比重才有明顯上升。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和解放戰爭(zheng) 時期，個(ge) 體(ti) 手工業(ye) 和作為(wei) 個(ge) 體(ti) 農(nong) 民家庭副業(ye) 的手工業(ye) 在比重上才占了顯著優(you) 勢。據不完全統計，1934年3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規模大的國營工廠就發展到33個(ge) ，有2000多工人。主要是軍(jun) 需工業(ye) ，也有一部分民用工業(ye) ，包括兵工、被服、製鞋、印刷、製幣、紡織、縫紉、製毯、製藥、製糖、造紙、煉鐵和農(nong) 具廠等，這些企業(ye) 的組織形式主要是手工工場。1934年2月，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發展到176個(ge) ，有社員32726人，股金58552元。合作社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主要是民用，有幾十個(ge) 品種，采煤、鐵礦石、煉鐵、煉鋼、農(nong) 具、造船、漁具、石灰、磚瓦、陶器、瓷器、木器、篾器、紡織、縫紉、熬鹽、榨油等。由於(yu) 國民黨(dang) 反動派的軍(jun) 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加上三次“左”傾(qing) 路線錯誤，這一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私營工業(ye) 企業(ye) 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抗日戰爭(zheng) 時期，各個(ge) 革命根據地的工業(ye) 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45年，陝甘寧邊區公營工廠發展到101個(ge) ，職工6354人，分別比1937年増長了30多倍和20倍。公營工業(ye) 行業(ye) 眾(zhong) 多，但大部分還是手工工場，機器工業(ye) 所占比例很小。合作社經營的小工廠235家，比1937年増長了4倍多。私營工廠包括紡織工、造紙工、炭工和鹽工在內(nei) ，共有4258職工。私人小手工業(ye) 作坊，僅(jin) 就三邊、隴東(dong) 、綏德三地統計，共有1425家，工人和學徒一起共有3000多人，全邊區在5000人左右。以上各項合計，全邊區工廠和作坊工人應該在16000人以上。此外，全邊區還有從(cong) 事家庭手工業(ye) 的紡織女工合計26萬(wan) 人左右。這些家庭紡織業(ye) 絕大部分都是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發展起來的。在黨(dang) 的正確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在抗日戰爭(zheng) 的艱苦環境下，工業(ye) 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在1948年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wei)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 反對“左傾(qing) ”冒險主義(yi) 》社論中，毛澤東(dong) 主席強調了解放區企業(ye) 的三種組織形式並對它們(men) 的性質、地位與(yu) 作用都做了具體(ti) 闡述，在解放區的公營企業(ye) 與(yu) 合作社經營的企業(ye) 中，企業(ye) 的主人是解放了的人民組織起來的政權與(yu) 合作社，因而在這些企業(ye) 中的工人，本身就是企業(ye) 的主人。在解放區的私營企業(ye) 中，工人有兩(liang) 重地位，一是被剝削者的地位，“勞方”的地位；一是社會(hui) 主人翁的地位，國家政權的領導者的地位。因為(wei) 是被剝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與(yu) 私人資本家有矛盾；但因為(wei) 又是社會(hui) 的主人翁，國家政權的領導者，工人便應該為(wei) 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剝削，使這些私人企業(ye) 能夠進行生產(chan) ，並適當地發展生產(chan) ，以繁榮解放區的經濟，支援前線的勝利，並使新民主主義(yi) 的社會(hui) 因生產(chan) 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據地發展到將來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方向去。振興(xing) 工業(ye) 是爭(zheng) 取戰爭(zheng) 勝利的最首要的任務，也是建設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的最首要的任務。

解放戰爭(zheng) 時期，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建立了國營機器大工業(ye) 。據統計，1949年國家沒收2858家工業(ye) 企業(ye) ，擁有75萬(wan) 產(chan) 業(ye) 工人，國營工業(ye) 產(chan) 值占全國大工業(ye) 產(chan) 值的41.3%。加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yi) 經濟政策得以貫徹執行，加速了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的恢複進程。東(dong) 北、河北和山東(dong) 等地的一些城市解放比較早，這些地方工業(ye) 的恢複情況可以表明這一點。據統計，1948年2月，哈爾濱市登記開業(ye) 的12092私營工業(ye) 企業(ye) 中，獲利的占62%，收支相抵的占30%，虧(kui) 損的占8%。石家莊私營工業(ye) 由1947年解放時的700多家增加到1948年的1700多家。山東(dong) 幾個(ge) 主要城市（青島除外）原有私營輕工業(ye) 廠2906家，到1949年上半年，有2892家都複工生產(chan)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工業(ye) 發展對實現民族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陝甘寧邊區存在的時間長，又相對穩定。因此，其工業(ye) 發展所起的作用表現得比較充分。大力發展邊區工業(ye) ，不僅(jin) 實現了工業(ye) 品基本自給自給，滿足了軍(jun) 需民用；而且穩定了邊區的財政、金融與(yu) 物價(jia) 。尤其是公營工業(ye) 的發展，大大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支出；減少了來自敵占區商品輸入，增加了革命根據地商品的輸出，有利於(yu) 實現貿易收支平衡；增加了市場供應，有利於(yu) 抑製市場物價(jia) 上漲，提高全體(ti) 軍(jun) 民的生活水平。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製度和發展工業(ye) 生產(chan) 的經驗，確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則和製度，培養(yang) 了管理工業(ye) 的幹部。這對於(yu) 新中國成立後工業(ye) 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建立和工業(ye) 生產(chan) 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yi) 。

解放戰爭(zheng) 時期，不僅(jin) 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國營工業(ye) ，促進了機器大工業(ye) 的恢複，從(cong) 而保證了軍(jun) 需民用，還積累了管理機器大工業(ye) 的經驗，對於(yu) 從(cong) 物質上保證解放戰爭(zheng) 的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工業(ye) 發展是與(yu) 貫徹執行毛澤東(dong) 主席提出的一係列發展新民主主義(yi) 經濟的綱領和方針直接相關(guan) 的。重要的有：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nong) 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wei) 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yi) 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ye) ”。新民主主義(yi) 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即“發展生產(chan) 、繁榮經濟、公私兼順、勞資兩(liang) 利”“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力更生”“工業(ye) 的進行需要有適當的計劃”“統一領導，分散經營”“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是我們(men) 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等。這些綱領和方針分別在三個(ge) 階段提出，但其基本精神對發展整個(ge)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的經濟都是有用的；它們(men) 並不都是專(zhuan) 門對發展工業(ye) 而言的，但許多方麵對工業(ye) 也是有效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工業(ye) 的發展，就是在這些綱領和方針的指導下取得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的發展與(yu) 國營工業(ye) 企業(ye) 、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組織與(yu) 管理以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的政策是密切相關(guan) 的。在建立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國營工業(ye) 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管理國營工業(ye) 企業(ye) 的有益經驗，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國營企業(ye) 與(yu) 政府以及主管部門的關(guan) 係。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工業(ye) 的發展，曾經由於(yu) 某種無政府狀態而招致了嚴(yan) 重的浪費。針對這種情況，當時提出要加強工業(ye) 的計劃性。解放區曾經對工業(ye) 企業(ye) 實行多頭的、分散的領導，實踐證明，這是不利於(yu) 工業(ye) 發展的，於(yu) 是提出對工業(ye) 企業(ye) 要實行一元的、集中的領導，即一個(ge) 企業(ye) 由政府的一個(ge) 主管部門領導，還要處理好政府主管機關(guan) 與(yu) 所屬企業(ye) 的財務關(guan) 係。其他還有很多根據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條件提出的管理國營工業(ye) 的各項內(nei) 容，總體(ti) 不一定很完備，在實踐中也並沒有得到全麵的貫徹，但對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工業(ye) 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對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工業(ye) 建設也有重要的意義(yi) 。

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長期發展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實踐中，我黨(dang) 積累了組織和管理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經驗，並形成了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暫行條例或標準章程。中央工農(nong) 民主政府依據各個(ge) 革命根據地多年辦社經驗，於(yu) 1933年9月10日頒發了《生產(chan) 合作社的標準章程》。1939年，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依據各個(ge) 解放區辦社經驗，頒發了《各抗日根據地合作社暫行條例示範草案》。1948年6月華北工商會(hui) 議又製定了《合作社暫行條例草案》。由於(yu) 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zheng) 時期和解放戰爭(zheng) 時期的具體(ti) 情況不同，組織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經驗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雖然三個(ge) 階段手工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暫行條例（或示範章程）在內(nei) 容上是有區別的，但其來自於(yu) 實踐又指導實踐的發展，並對新中國成立後個(ge) 體(ti) 手工業(ye) 合作化運動起了重要的作用。保護民族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是毛澤東(dong) 主席在土地革命時期提出，並在整個(ge)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都一直堅持的一項重要經濟綱領。土地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yi) 路線與(yu) “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路線圍繞這個(ge) 問題展開了尖銳的反複的鬥爭(zheng) 。這條“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路線曾經受到毛澤東(dong) 主席的強烈批判：“我們(men) 對於(yu) 私人經濟，隻要不出於(yu) 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wei) 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占著絕對的優(you) 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nei) 也必然還是優(you) 勢。”毛澤東(dong) 主席在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經驗的基礎上，為(wei) 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又一次強調：“嚴(yan) 肅地堅決(jue) 地保持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共產(chan) 主義(yi) 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hui) 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yi) 成分，並使其有一個(ge) 適當的發展，是我們(men) 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到了解放戰爭(zheng) 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麵臨(lin) 著兩(liang) 個(ge) 重要的新情況：一是全國城市要解放；二是農(nong) 村廣大地區要進行土地改革。這樣，保護民族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dong) 第一次明確地把“保護民族工商業(ye) ”作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把“發展生產(chan) 、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liang) 利”這個(ge) 總目標作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提出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保護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政策是促進資本主義(yi) 工業(ye) 恢複的重要因素，並為(wei) 新中國成立以後製定和貫徹利用、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yi) 的政策積累了經驗。

自近代以來，所有外國侵略勢力，總是同國內(nei) 的腐朽勢力相結合，阻止曆史前進，破壞生產(chan) 力發展。在1840—1949年將近一百年裏，包括外國在華企業(ye) 在內(nei) ，中國幾種主要工業(ye) 品的最高年產(chan) 量是：鋼92萬(wan) 噸，煤6187.5萬(wan) 噸，棉紗244.7萬(wan) 噸，棉布4500.8萬(wan) 匹。新中國成立前的幾種主要工業(ye) 產(chan) 品和世界主要國家同期相比，中國的年產(chan) 量相當於(yu) 外國年產(chan) 量的比率是：電力相當於(yu) 美國的1/35、英國的1/6、日本的1/6；煤炭相當於(yu) 美國的1/9、英國的1/3，與(yu) 日本略同；鋼相當於(yu) 美國的1/87、英國的1/14、日本的1/8。這是一二百年形成的差距，“落後就要挨打”，這是近現代世界的邏輯41。總結這一曆史經驗，毛澤東(dong) 主席得出結論，必須發展現代工業(ye) ，完成自己的工業(ye) 化。他認為(wei) ，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新式工業(ye) 。日本帝國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敢於(yu) 欺負中國，就是因為(wei) 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ye) ，它欺侮我們(men) 的落後。因此，消滅這種落後，是我們(men) 全民族的任務。他強調，“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yi) ，必需有工業(ye) ；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ye) 化。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是要努力於(yu) 中國的工業(ye) 化的”42。而實現國家工業(ye) 化，首要的前提是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他說：“沒有工業(ye) ，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105年的曆史，特別是國民黨(dang) 當政以來的18年的曆史，清楚地把這個(ge) 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ge) 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ge) 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ge) 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ye) ，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

三、新中國建立起公有製占主導的單一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近百年來備受帝國主義(yi) 列強侵略、淩辱和盤剝的中國人民從(cong) 此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真正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曆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為(wei) 中國人民實現夢寐以求的工業(ye) 化理想，創設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伴隨各個(ge)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解放和接收工作的進行，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wei) 代表的官僚買(mai) 辦資本，被陸續收歸人民的國家所有，迅速建立了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強大的國營經濟，成為(wei) 重新啟動國家工業(ye) 化的重要經濟前提。此後三年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民，在內(nei) 政、外交方麵繼續作出巨大努力，進行了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美援朝戰爭(zheng) 和一係列民主改革運動，在穩定和恢複被破壞的國民經濟的同時，為(wei) 經濟建設多方麵進行準備。從(cong) 1953年開始第一個(ge) 五年計劃，重新啟動了中國自己的工業(ye) 化進程。中國的工業(ye) 化是在新的社會(hui) 曆史條件下重新啟動的，中國的工業(ye) 化，隻能是社會(hui) 主義(yi) 類型的工業(ye) 化，不可能采取英美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模式。對此，毛澤東(dong) 主席說得很清楚，“自從(cong)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wan) 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麽(me) 書(shu) 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dong) 西。這些是西方資產(chan) 階級民主主義(yi) 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hui) 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yi) 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men) ，在很長的時期內(nei) 產(chan) 生了一種信心，認為(wei) 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是進步的，他們(men) 成功地建設了資產(chan) 階級的現代國家。……帝國主義(yi) 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wei) 什麽(me) 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men) 活不下去。懷疑產(chan) 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就是這樣，西方資產(chan) 階級的文明，資產(chan) 階級的民主主義(yi) ，資產(chan) 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chan) 。資產(chan) 階級的民主主義(yi) 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yi) ，資產(chan) 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報告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義(yi) 的經濟形態，即國營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合作社是半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加上私人資本主義(yi) ，加上個(ge) 體(ti) 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報告還強調了恢複和發展生產(chan) 的重要意義(yi) ，確定了國營工業(ye) 、私營工業(ye) 和手工業(ye) 等主要生產(chan) 方式。依據報告，工業(ye) 在過渡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所有製工業(ye) ，高度集中的工業(ye) 管理體(ti) 製和企業(ye) 管理製度，恢複和發展國有工業(ye) 的生產(chan) 建設；恢複、改造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和個(ge) 體(ti) 手工業(ye) ；在恢複、發展工業(ye) 和其他社會(hui) 生產(chan) 的基礎上，改善職工的生活。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國家所有製工業(ye) 企業(ye) 、集體(ti) 所有製工業(ye) 企業(ye) 、公私合營工業(ye) 企業(ye) 、私營工業(ye) 企業(ye) 、個(ge) 體(ti) 手工業(ye) 等五種經濟類型工業(ye) 產(chan) 值的絕對額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它們(men) 各自在工業(ye) 總產(chan) 值中所占的比重卻有了不同的變化。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國家所有製工業(ye) 和集體(ti) 所有製工業(ye) 由1949年的31.2%上升到1952年的44.8%；半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公私合營工業(ye) 由1.6%上升到4%，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由48.7%下降到30.6%，個(ge) 體(ti) 手工業(ye) 由23%下降到20.6%45。到“一五”結束時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或基本上是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工業(ye) 在全部工業(ye) 中占了主要地位。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所有製工業(ye) 產(chan) 值占工業(ye) 總產(chan) 值比重，由1952年的41.5%上升到1957年的53.8%，社會(hui) 主義(yi) 集體(ti) 所有製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由3.3%上升到19%，基本上是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公私合營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由4%上升到26.3%，資本主義(yi) 私營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由30.6%下降到0.1%，個(ge) 體(ti) 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由20.6%下降到0.8%46。到1957年，社會(hui) 主義(yi) 的或基本上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重占到99.1%，而資本主義(yi) 經濟和個(ge) 體(ti) 經濟的工業(ye) 產(chan) 值比重隻占0.9%47。1958年開始的工業(ye) 領域的“大躍進”中，各地的“小土群”“小洋群”“五小”企業(ye) 發展迅速，主要是為(wei) 全麵配合完成中央鋼產(chan) 量指標而進行的產(chan) 業(ye) 組織創新，隻是這種創新並沒有真正實現生產(chan) 效率的提高。1964年6月，周恩來主持討論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hui) 關(guan) 於(yu) 試辦托拉斯的報告草稿並做了重要指示。同年8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經委《關(guan) 於(yu) 試辦工業(ye) 、交通托拉斯意見的報告》。報告指出，托拉斯性質的工業(ye) 公司，是社會(hui) 主義(yi) 全民所有製的集中統一管理的經濟組織，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的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和計劃單位。這種社會(hui) 主義(yi) 的托拉斯是用社會(hui) 主義(yi) 的經濟辦法而不是用行政辦法來管理工業(ye) 、交通企業(ye) 的一種組織形式；是按照經濟原則實行科學的、高效率的集中統一領導的一種組織形式；是按照專(zhuan) 業(ye) 化和協作的原則，統一規劃和合理組織生產(chan) 、建設，逐步形成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大中小型企業(ye) 相結合的生產(chan) 體(ti) 係的一種組織形式；是按照生產(chan) 、流通的客觀規律，使產(chan) 、供密切結合起來的一種組織形式。這次按照專(zhuan) 業(ye) 化協作的原則，實行工業(ye) 改組，采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改革工業(ye) 管理體(ti) 製，盡管是初步的嚐試，在處理部門和地方的關(guan) 係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總的效果是好的。從(cong) 試辦的情況來看，托拉斯可以克服多頭領導、分散經營的缺點，從(cong) 而有利於(yu) 在一個(ge) 行業(ye) 內(nei) 集中調度人力、物力、財力，使之發揮更大的經濟效果；有利於(yu) 按照全國戰略布局要求，按照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和綜合利用資源的原則，對全行業(ye) 的廠礦企業(ye) 進行合理的調整和組織生產(chan) ；有利於(yu) 把科學研究和生產(chan) 結合起來，統一組織全行業(ye) 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更快地采用新技術，發展新產(chan) 品，促進產(chan) 品的標準化、係列化；有利於(yu) 廠礦企業(ye) 精簡機構和管理人員，有利於(yu) 減少經營業(ye) 務工作負擔，集中精力管好生產(chan) ；有的托拉斯把產(chan) 品銷售或者原料供應統一經營以後，有利於(yu) 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把產(chan) 、供更緊密地結合起來。1957—1979年，國家所有製企業(ye) 和集體(ti) 所有製企業(ye) 分別從(cong) 4.96萬(wan) 個(ge) 和11.99萬(wan) 個(ge) 增加到8.38萬(wan) 個(ge) 和27.12萬(wan) 個(ge) ，工業(ye) 總產(chan) 值從(cong) 378.5億(yi) 元和134.0億(yi) 元分別增長到3673.6億(yi) 元和1007.7億(yi) 元。

四、改革開放以後加快發展走向複興(xing) 的產(chan) 業(ye) 組織創新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由於(yu) 貫徹執行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1979—1984年中國工業(ye) 獲得了巨大發展。這一時期，以放權讓利與(yu) 簡政放權為(wei) 中心的國有企業(ye) 改革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以公有製為(wei) 主導的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被打破。以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格局初步形成。1978年，在工業(ye) 總產(chan) 值中國有工業(ye) 和集體(ti) 工業(ye) 產(chan) 值分別占76.3%和22.37%，個(ge) 體(ti) 工業(ye) 和以三資工業(ye) 為(wei) 主體(ti) 的其他經濟類型工業(ye) 的產(chan) 值比重均為(wei) 0。到1984年，國有工業(ye) 比重下降到69.1%，集體(ti) 工業(ye) 比重上升到29.71%，個(ge) 體(ti) 工業(ye) 和其他經濟類型工業(ye) 比重分別上升到0.19%和1.01%。這期間集體(ti) 工業(ye) 特別是農(nong) 村鄉(xiang) 鎮工業(ye) 有了迅速的發展，異軍(jun) 突起。1984年工業(ye) 總產(chan) 值比1978年增加了3380.5億(yi) 元。國有工業(ye) 占58.4%，非國營工業(ye) 占41.6%，其中，鄉(xiang) 鎮工業(ye) （包括鄉(xiang) 鎮集體(ti) 工業(ye) 和非集體(ti) 工業(ye) ）占25.3%。企業(ye) 改革開始邁出重要步伐，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起步。1984—1992年，以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格局進一步發展。國有工業(ye) 占工業(ye) 總產(chan) 值比重由69.1%下降到51.52%，集體(ti) 工業(ye) 由29.71%上升到35.07%，個(ge) 體(ti) 工業(ye) 由0.19%上升到5.8%，主要由“三資”企業(ye) 組成的其他經濟類型工業(ye) 由1.01%上升到7.61%。到2001年末，全國共有鄉(xiang) 鎮企業(ye) 2156萬(wan) 家，為(wei) 1990年的115%；從(cong) 業(ye) 人員13086人，為(wei) 1990年的141%；該年實現增加值29356億(yi) 元，占全國GDP的30.6%。伴隨著中央所控製資源逐漸向民間開放，私營企業(ye) 逐漸發展起來。1988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nei) 存在和發展”；1999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則明確指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nei) 的個(ge) 體(ti) 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01年底，個(ge) 體(ti) 私營企業(ye) 達2048萬(wan) 家，占全部企業(ye) 的96.8%，該年實現增加值20238億(yi) 元，淨利潤4337億(yi) 元，實繳稅金1335億(yi) 元，占全部企業(ye) 比重分別為(wei) 68.9%、72.3%和57.8%。隨著公有製企業(ye) 從(cong) 競爭(zheng) 性領域逐漸退出，讓位於(yu) 非公經濟，1999年9月，黨(dang) 的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製的領域應僅(jin) 限於(yu) 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行業(ye) 、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務的行業(ye) 以及支柱產(chan) 業(ye) 和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中的重要骨幹企業(ye) 。因此，在大部分競爭(zheng) 性領域，企業(ye) 間的競爭(zheng) 不斷整合，壟斷競爭(zheng) 的組織形態逐漸形成。隨著改革的深入，由公有製企業(ye) 單一的所有製形式壟斷市場，到國有企業(ye) 和鄉(xiang) 鎮企業(ye) 、私營企業(ye) 等非公企業(ye) 得到發展並在競爭(zheng) 中達到動態均衡。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中國逐步推行了以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方針，經過近22年的發展，以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2000年，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ye) 的工業(ye) 總產(chan) 值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e) 產(chan) 值占47.3%，集體(ti) 企業(ye) 占13.8%，私營企業(ye) 占2.1%，“三資企業(ye) ”占27.3%，混合所有製企業(ye) （包括股份製）占11.8%。同時，現代企業(ye) 製度、宏觀調控體(ti) 製和對外開放的總體(ti) 格局已經初步形成。黨(dang) 首次提出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改革目標，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界定了公有製主體(ti) 地位的含義(yi) 及其實現形式。在確定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同時，提出要把國有企業(ye) 改革作為(wei)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從(cong) 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推進國有企業(ye) 戰略性調整，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ye) 製度以及加強和改善國有企業(ye) 管理。確定集體(ti) 所有製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定非公有製經濟是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1—2011年，中國在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方麵邁出重要步伐。國有經濟推進了以完善現代企業(ye) 製度為(wei) 特征的經濟改革；繼續推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進一步發展以國有經濟為(wei) 主導、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格局。就規模以上工業(ye) 來說，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e) 在主營業(ye) 務收入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50.2%下降到2011年的27.2%，私營企業(ye) 占比由5.7%上升到29.0%，外資企業(ye) 的占比由26.8%下降到25.7%。2020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實現利潤總額64516.1億(yi) 元，比上年增長4.1%（按可比口徑計算）。2020年，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中，國有控股企業(ye) 實現利潤總額14860.8億(yi) 元，比上年下降2.9%；股份製企業(ye) 實現利潤總額45445.3億(yi) 元，增長3.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ye) 實現利潤總額18234.1億(yi) 元，增長7.0%；私營企業(ye) 實現利潤總額20261.8億(yi) 元，增長3.1%。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進一步完善，由主要管企業(ye) 到主要管資本為(wei) 特征的國有企業(ye) 改革已經開始試點。

五、結語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矢誌不渝，推翻了帝國主義(yi) 、封建主義(yi) 和官僚資本主義(yi) 三座大山。在解放區根據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邊領導武裝鬥爭(zheng) ，一邊積極發展生產(chan) ，實現了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形式並存的產(chan) 業(ye) 組織發展格局，為(wei) 打敗日本帝國主義(yi) 和國民黨(dang) 反動統治，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49年，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的曆史，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於(yu) 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yi) 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沒收帝國主義(yi) 、官僚資本主義(yi) 工業(ye) 企業(ye) ，掌握國民經濟命脈；改造民族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和個(ge) 體(ti) 手工業(ye) ，集中力量建設百廢待興(xing) 的新中國，自力更生，創造了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偉(wei) 大成就。打敗了帝國主義(yi) 、霸權主義(yi) 的顛覆、破壞和武裝挑釁，保衛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以公有製占絕對主導地位（或者稱之為(wei) 壟斷地位）的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主要包括國家所有和集體(ti) 所有兩(liang) 種形式。也正是這種占領導地位的公有製，使得中國按照重工業(ye) 化趕超戰略製定產(chan) 業(ye) 組織政策，加快推進中國工業(ye) 化進程，建立起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紮實的工業(ye) 基礎，奠定了中國取得舉(ju) 世矚目成就的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解放思想，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絕無僅(jin) 有的偉(wei) 大建設成就。為(wei) 激勵微觀主體(ti) 的積極性，以公有製為(wei) 主導的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被打破，催生了不同於(yu) 傳(chuan) 統集體(ti) 所有製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和私營企業(ye) 兩(liang) 種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由公有製占主導的單一的所有製企業(ye) 的壟斷，發展到國有企業(ye) 、鄉(xiang) 鎮企業(ye) 與(yu) 私營企業(ye) 等非公企業(ye) 共同發展並在競爭(zheng) 中達到動態均衡。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新時代徹底消除了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隨著新一輪產(chan) 業(ye) 革命與(yu) 數字經濟的興(xing) 起，還將會(hui) 形成新的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進而實現中國經濟運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中國百年產(chan) 業(ye) 組織變遷曆史，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對中國人的欺壓，摧毀了人吃人的舊世界，極大地解放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激發了中國人民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強國的滿腔熱情和熱切行動。通過不斷地摸索、不斷地改革，中國實現了產(chan) 業(ye) 組織形態的創新與(yu) 發展，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道路，極大地提高了生產(chan) 效率，極大地促進了生產(chan) 力水平的提高，未來將加快促進中國高質量發展，早日實現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

 （作者簡介：陳曉東(dong)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工業(ye) 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hui) 副秘書(shu) 長，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秘書(shu) 處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