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價(jia) 奏報與(yu) 雨澤奏報係統共同組成了清代荒政信息收集係統

民生問題對於(yu) 清朝統治者來說格外重要。為(wei) 了有效地進行救災工作，清朝政府規定各地地方官員必須收集糧價(jia) 、氣候和降雨的信息，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嚴(yan) 重缺糧，然後研究如何作出反應。這些信息的收集和傳(chuan) 送、整理、分析在清代變得格外困難，因為(wei) 清代中國有一千多萬(wan) 平方公裏的疆域，四億(yi) 多人口，各地情況千差萬(wan) 別。

為(wei) 此，清朝政府大大改進了前代的信息收集係統，建立了全國性的糧價(jia) 奏報係統，以全麵掌握各地的糧價(jia) 動態。同時，也建立了全國性的雨澤奏報係統，以預測和核實從(cong) 各地收集到的糧價(jia) 信息。清朝朝廷和地方官吏都有對氣候的目測記錄（即用尺量雪深和雨水入土深度的記錄）。這些資料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逐日的晴雨記載，稱作“晴雨錄”；一類是逢雨、逢雪時的奏報，稱作“雨雪分寸”。此外，尚有旱、澇災情的奏報。

清朝的糧價(jia) 和雨澤奏報有經常奏報和不規則奏報兩(liang) 種形式。經常奏報要經過州縣到行省層層上報的一套程序。州縣等地方上的奏報有旬報和月報之分，而且旬報、月報都有不同的格式。督撫上報中央則是按月奏報，以奏折、清單、夾片三種形式並舉(ju) ，沒有固定的格式要求，或繁或簡，對通省雨雪情況進行說明。

不規則奏報則沒有固定的奏報人員、程序、時間和格式。皇帝同時布置這些相互獨立的奏報渠道，可以從(cong) 不同來源獲得相關(guan) 的信息。皇帝把這些信息進行核對、分析和判斷，以得到可靠的信息。對於(yu) 各地奏報不及時或者奏報不實的官員，皇帝經常進行追查，有的被嚴(yan) 加議處。特別是雍正時期，處罰非常厲害。所以，中央政府獲得信息基本可靠。總的來看，康、雍、乾三朝糧價(jia) 奏報製度運行狀況最好；清代後期則經常出現連續幾個(ge) 月價(jia) 格記錄相同的情形，數據可靠性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糧價(jia) 奏報與(yu) 雨澤奏報係統共同組成了清代荒政信息收集係統。糧價(jia) 奏報和雨澤奏報兩(liang) 個(ge) 子係統互相配合，互相檢驗，清朝政府就能夠比較準確地知道全國各地在某一個(ge) 時期，收成怎麽(me) 樣，遭災地區遭災的程度怎麽(me) 樣，由此才能決(jue) 定需要救濟多少人，用什麽(me) 方式去救濟。這個(ge) 荒政信息收集係統運行了兩(liang) 百多年，留下了巨量的信息。

通過不斷改進，清朝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有效和最完備的民生福利信息收集係統。這個(ge) 係統使得清代中國有能力建立一個(ge) 巨大而複雜的結構，以在廣大的範圍內(nei) 影響人民的生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ei) ，這個(ge) 結構運作得相當有效，從(cong) 而大大減輕了自然災害對普通人民的打擊。這樣規模的信息數據收集與(yu) 利用，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絕無僅(jin) 有的。

這個(ge) 奏報係統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專(zhuan) 設機構或人員執行經常的查核工作。

盡管在不同時期的執行中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清代的信息收集係統依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曆史上災害不斷，一次重大災荒的後果往往不亞(ya) 於(yu) 一場戰爭(zheng) 。正是因為(wei) 有了這個(ge) 係統，清朝政府所做的救災工作，從(cong) 規模和效果上來說，在當時的世界上很難有其他國家能夠相比。

清前期的196年間救荒用銀約為(wei) 4.5億(yi) 兩(liang) 。這筆巨大的開支，是維護社會(hui) 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一個(ge) 重要的方麵。魏丕信在其專(zhuan) 著《18世紀中國的官僚機構和荒政》一書(shu) 中總結說：在17世紀至19世紀中期，中國人口經曆了巨大的變動。造成這種變動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wei) 原因，或者說這是二者相互結合、相互影響的後果。在二者之間，自然因素可能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國主要地區在氣候、水資源方麵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季風無規律，主要江河水流量變化無常，河流上遊水土流失導致下遊河道淤積與(yu) 洪水泛濫，等等，都是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表現為(wei) 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導致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不確定性。

如果不采取措施，那麽(me) 重大自然災害就會(hui) 引起“生存危機”，從(cong) 而對社會(hui) 經濟造成重大衝(chong) 擊。但是與(yu) 近代以前的歐洲相比，清代中國有一個(ge) 顯著特點，即擁有一個(ge) 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及一個(ge) 成熟的和穩定的官僚製度。這一點，正是中國具有比歐洲更強的抗災能力的關(guan) 鍵之所在。

中國國家組織的救災活動，不僅(jin) 周密詳盡，而且已經製度化。清代中國如何從(cong) 事各種大型的救災活動呢？一方麵，無論從(cong) 政府能夠配置於(yu) 此方麵的人員來看，還是從(cong) 國家所控製的資源來看，清代官僚機器都顯得很虛弱；另一方麵，在人力和資源的組織與(yu) 動員方麵，清代中國卻具有一種相當明顯的才幹，因此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這兩(liang) 方麵的反差，頗令人感到驚訝。特別是在1720年前後到19世紀初的一個(ge) 世紀中，賑災活動組織得相當好，政府與(yu) 官僚都能投入大量的精力與(yu) 財力去賑災，並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清代在一定階段把百姓（特別是農(nong) 民）的物質福利作為(wei) 事關(guan) 社稷安危要解決(jue) 的頭等問題。為(wei) 了社會(hui) 秩序的安定，國家製定了相對係統的政策以穩定若幹重要民生物資（特別是糧食）的供給，並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幹預食物供給狀況。保障百姓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men) 成為(wei) 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清代中國雖然不是韋伯所說的“福利國家”，但也是一個(ge) “務實性”的國家。

魏丕信關(guan) 於(yu) 清朝是一個(ge) “務實性”國家的觀點很有意思。正是這種務實性，使得清朝在“長18世紀”（即從(cong) 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時期）中在經濟方麵表現良好，成為(wei) 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ti) 。而在造成這個(ge) 事實的多種原因中，一個(ge) 全國規模、詳細而相對可靠的信息收集係統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我們(men) 可以下結論說：在清代前半期，有效的信息收集係統是達到較好的國家治理的關(guan) 鍵之一。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