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國明確提出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從(cong) 1994年開始實施新的改革戰略,從(cong) 整體(ti) 上推進市場經濟製度的建設。20年過去,中國初步建立起來的新經濟體(ti) 製既有市場經濟因素、又有大量舊體(ti) 製殘餘(yu) ,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體(ti) 製,距離最初的設計還有不小的差別。
艱難的改革曆程印證了諾斯教授路徑依賴的洞見,它警示我們(men) 在改革進程中戒慎戒懼,選擇正確的改革路徑。因為(wei) 保留命令經濟政府配置資源和粗放經濟增長模式的遺產(chan) 雖然為(wei) 短期增長帶來好處,也很容易形成對過渡性經濟體(ti) 製的“路徑依賴”,為(wei) 下一步改革和發展積累困難。諾斯教授曾警告說,一旦路徑被鎖定,像除非經過大的社會(hui) 震蕩,就很難退出了。怎樣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麵深化改革,避免這種結局,是我們(men) 不能不正視和思考的。
如同我們(men) 所知道的,關(guan) 於(yu) 技術演變過程的自我增強和路徑依賴性質的開創性研究,最先是由W. Brian Arthur作出的,他指出,新技術的采用往往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由於(yu) 某種原因首先發展起來的技術通常可以憑借先占的優(you) 勢地位,利用規模巨大促成的單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導致的學習(xi) 效應提高、許多行為(wei) 者采取相同技術產(chan) 生的協調效應、在市場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們(men) 產(chan) 生相信它會(hui) 進一步流行預期等等,實現自我增強的良性循環,從(cong) 而在競爭(zheng) 中勝過自己的對手。
相反,一種具有較之其他技術更優(you) 良的品質的技術卻可能由於(yu) 晚人一步,沒有能獲得足夠的追隨者而陷於(yu) 惡性循環,甚至“鎖定”在某種被動狀態之下,難以自拔。總之,細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況常常會(hui) 把技術發展引入特定的路徑,而不同的路徑最終會(hui) 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諾斯把前人關(guan) 於(yu) 技術演變過程中的自我強化現象的論證推廣到製度變遷方麵來。他指出,在製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這種機製使製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hui) 在往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
所以,“人們(men) 過去作出的選擇決(jue) 定了他們(men) 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迅速優(you) 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弄得不好,它們(men) 還會(hui) 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一旦進入了鎖定狀態,要脫身而出就會(hui) 變得十分困難。正如諾斯所說,既有方向的扭轉,往往要借助於(yu) 外部效應,引入外生變量或依靠政權的變化。在《製度、製度變遷與(yu) 經濟績效》中,諾斯運用這一套分析框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英國和西班牙、英屬北美和西屬拉丁美洲的曆史殊途是怎樣形成的問題。
英國和西班牙都在17世紀遇到了財政危機,都力圖采取與(yu) 選民對話的方式來克服困難,但是到頭來卻得到極不相同的結果:一個(ge) 確立了議會(hui) 的權威和民法體(ti) 係,並在此基礎上迅速走上了繁榮昌盛的道路。另一個(ge) 則一直保持著集中的王權,隻把議會(hui) 當作可有可無的擺設。在後一製度下,人們(men) 雖然麵對人所共知的種種弊端,改革隻在細枝末節上實現,例如,貴族廢棄了帶襞褶的衣領。在現有製度範圍內(nei) 實行的克製財政危機措施是實行價(jia) 格管製,增加稅收和一再把商人的資產(chan) 沒收入官。這些做法導致了西班牙將近三個(ge) 世紀的經濟停滯並使它由一個(ge) 西方世界的頭等強國降為(wei) 二流國家。
無獨有偶,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和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幾乎同時在18世紀末期取得了獨立,19世紀許多拉美國家還製定了類似於(yu) 美國的憲法,但是,結果卻是天差地別。
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樣的差別?諾斯的回答是:英國和西班牙17至19世紀發展過程的差異,主要源於(yu) 它們(men) 所由以出發的初始製度條件極不相同。從(cong) 13世紀開始,英國的民間社會(hui) 和清晰的產(chan) 權製度就逐漸形成,而西班牙在長達幾百年的時期中,有效的土地產(chan) 權製度始終沒有能建立起來,征稅權牢牢地掌握在王室手中,國家轉讓壟斷權成為(wei) 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由於(yu) 有極不相同的原有製度背景,17世紀的英國和西班牙雖然麵對著相同的經濟問題,其製度演變的方向卻大相勁庭,便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至於(yu) 19世紀在兩(liang) 國的美洲殖民地發生的故事,顯然又導源於(yu) 宗主國的當時既存的製度和文化的影響。
我國正在經曆一個(ge) 偉(wei) 大的改革時代。改革,或者說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個(ge) 重大的製度變化過程。這種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這就是說,第一,初始的體(ti) 製選擇會(hui) 提供強化現存體(ti) 製的刺激和慣性,因為(wei) 沿著原有的體(ti) 製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種體(ti) 製形成以後,會(hui) 形成某種在現存體(ti) 製中有既得利益的壓力集團。他們(men) 力求鞏固現有製度,阻礙進一步的改革,他們(men) 也會(hui) 力求使變革有利於(yu) 鞏固和擴大他們(men) 的既得利益。
於(yu) 是,初始的改革傾(qing) 向為(wei) 後續的改革劃定範圍。就像在電腦資料庫中存取文件時,訪查範圍是由初始的路徑選擇決(jue) 定的。如果路徑已經選定了A驅動器,就隻能沿著A盤——A盤中的某一子目錄——存於(yu) 該子目錄中的文件的路徑訪查文件。如果要想訪查在C盤上某一子目錄中的文件,必須首先退出A驅動器,進入C驅動器,然後選取該文件所屬子目錄,最後才能找到該文件。
這樣看來,改革能否成功,能不能實現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目標,把有效率的經濟體(ti) 製建立起來,就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改革者的主觀願望和最終目標,而且依賴於(yu) 一開始時選擇的路徑。哪怕目標是清楚的,具體(ti) 措施的大方向也是正確的,可是隻要在初始的路徑選擇上有一些細微的差錯,在往後的發展中,它會(hui) 按本身的邏輯,偏離原來的目標,演進到遠離原來設計的另一種體(ti) 製去。這是俗話所說的“差之毫厘,遠之千裏”。
在我們(men) 的改革工作裏,常常會(hui) 出現這樣的情況。例如價(jia) 格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實現競爭(zheng) 性部門價(jia) 格的自由化,但是考慮到其他方麵(主要是部分國有企業(ye) )條件尚不具備和保護它們(men) 的既得利益,采取了雙軌並存、逐步過渡的方法。采取這種辦法,一方麵固然使人們(men) 易於(yu) 接受部分放開價(jia) 格的措施,另一方麵卻由於(yu) 部分人可以從(cong) 商品和要素的雙軌價(jia) 格中得到巨額租金而形成某種力圖保持甚至擴大這種尋租環境的壓力集團,形成價(jia) 格製度徹底改革的阻力。
拿企業(ye) 改革來說,從(cong) 改革一開始就設想把國有企業(ye) 改造成為(wei) 獨立的商品經營者。這個(ge) 目標大體(ti) 上是不錯的。但是在70年代末期改革時,為(wei) 了有利於(yu) 推行,采取了在原有企業(ye) 製度不作根本改變的條件下“放權讓利”的辦法。這種做法在當時的確得到了人們(men) 的歡迎,但是一旦選取了這一路徑,放權讓利便以要求進一步放權讓利的形式自我強化。其結果是形成了目前這種一方麵企業(ye) 受到各類上級機關(guan) 的多方麵幹預,缺乏應有的自主權,另一方麵在企業(ye) 治理結構上對“內(nei) 部人控製”失去控製的局麵。其他方麵的改革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整個(ge) 改革的曆程中,我們(men) 都切不可以麻痹大意,千萬(wan) 不要以為(wei) 既然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目標是明確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隻要不斷地“變”下去,或遲或早總會(hui) 實現既定的目標。事實上,如果某一個(ge) 措施有某種偏差,它會(hui) 對後續改革帶來困難,甚至會(hui) 使改革走入死胡同,或者得到南轅北轍的結果。
因此,我們(men) 必須做到以下兩(liang) 點:第一,我們(men) 在作出任何一項改革決(jue) 策時,都要慎之又慎,不僅(jin) 要考慮將要采取的措施的直接後果,還要研究它的長遠影響。不要因為(wei) 取得某些短期效果造成對下一步改革的障礙。例如,過去常常使用的給試點單位“吃偏飯”“給特殊政策”的做法,就常常在取得短期效果的同時,陷於(yu) 長期的被動。
第二,要隨時密切觀察,看改革是否選取了不正確的路徑,或者現時的體(ti) 製已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目標。如果發現了路徑偏離,要盡快采取措施加以糾正,把它拉回到正確軌道上來,以免出現積重難返的情形。例如,由於(yu) 商品價(jia) 格和要素價(jia) 格雙軌並存而形成的“權力攬買(mai) 賣”的尋租環境,就屬於(yu) 這種製度偏離之列。應當及時加以消除。
中國經濟體(ti) 製經過十幾年以“體(ti) 製外”為(wei) 重點的非國有部門改革,現在已經推進到了經濟原有體(ti) 製的核心部分。改革的任務十分艱巨。而前期不規範、不徹底的改革,又使現有體(ti) 製存在許多不利於(yu) 進一步改革的缺陷。可以認為(wei) ,中國經濟體(ti) 製轉軌的臨(lin) 界點麵對著根本性的結構改造。需要政府領導的膽略(在這裏,膽略又是以見識為(wei) 基礎的),不失時機地把現有體(ti) 製中偏離市場經濟目標的部分扭轉過來,把改革滯後的部門的改革迅速抓上去,早日實現向市場經濟的初步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