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馬遷認為(wei) “利”是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並肯定求利、謀富是人的天性和自然之理，是人“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在《貨殖列傳(chuan) 》開篇，司馬遷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老子心目中排斥仁義(yi) 、擯棄富貴的小國寡民社會(hui) 是不切實際的。接著又指出自有史記載以來，人就有“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希望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麵生存狀態更好一點，所以追求物質利益的滿足、貪圖安逸是人共同的欲求，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自然。司馬遷分析了各個(ge) 階層、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男男女女所從(cong) 事的所有活動的根本動機，認為(wei) 他們(men) 無一不在追求財富和利益。因此，他描繪了一幅生動形象、奔放深刻的眾(zhong) 生求利圖：“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那些“深謀於(yu) 廊廟，論議朝廷”的賢人，“守性死節，隱居岩穴”的隱士，“攻城先登，臨(lin) 陣卻敵”的士卒，“攻剽椎埋，劫人作奸”的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的俠(xia) 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遊閑公子，“不避猛獸(shou) ”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nong) 工商等等百工之人，都是為(wei) 了獲取更多的財富和利益。千乘之王，萬(wan) 家之侯，百室之家乃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此。

其次，司馬遷認為(wei) “利”不僅(jin) 具有社會(hui) 價(jia) 值，能夠影響甚至決(jue) 定人們(men) 的物質生活、社會(hui) 地位，還具有道德價(jia) 值，是倡導和實踐仁義(yi) 道德的基礎。人求利的欲求和天性，如無形的手一般，驅使眾(zhong) 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進而推動農(nong) 工商虞的發展，使得國家強盛、百姓富庶，最終達到“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的效果。因此，對於(yu) 這種欲求，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yu) 之爭(zheng) 。關(guan) 於(yu) 財富對社會(hui) 地位的影響，司馬遷曾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wan) 則仆”，這是說人們(men) 對於(yu) 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往往會(hui) 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hui) 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hui) 被人役使，多出萬(wan) 倍的就會(hui) 為(wei) 人奴仆，敏銳地洞察到了社會(hui) 關(guan) 係背後的經濟關(guan) 係的重要性。有著千金、萬(wan) 金收入的庶民，雖然並無官職，但其吃穿用度等物質層麵的享樂(le) 堪比封君甚至王者，這即是所謂的“素封”。此外，司馬遷在繼承管子思想的基礎上，還提出了“禮生於(yu) 有而廢於(yu) 無”“人富而禮義(yi) 附”的著名觀點，從(cong) 道德產(chan) 生的根源和前提上為(wei) 富正名，強調利以生義(yi) 。他說範蠡便是“富好行其德”的典範，他曾三次獲得千金之財，兩(liang) 次分於(yu) 貧賤之交與(yu) 同姓無房兄弟。經商致富的子貢，在獲得了“國君無不分庭與(yu) 之抗禮”的待遇後才進一步促使孔子之名、孔子之學的布揚天下。在《平準書(shu) 》中，司馬遷又以文景之治為(wei) 證，在極力渲染漢興(xing) 七十年的盛況之後強調指出，“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yi) 而後絀恥辱焉。”對於(yu) 普通人來講，人隻有富裕起來，才會(hui) 懂得禮義(yi) ，才有餘(yu) 力去倡導、推行和實踐仁義(yi) ，實現精神境界的升華。

再次，司馬遷認為(wei) 對“利”的追求必須受到“義(yi) ”的限製，否則“利”就會(hui) 變成“害”，成為(wei) 社會(hui) 的禍亂(luan) 之源。他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yu) 政，不妨百姓，取與(yu) 以時而息財富”，隻要不危害政治、傷(shang) 害百姓，就應該因民所欲，鼓勵人們(men) 在與(yu) 生俱來的求利、求富欲望下謀取財富。“不害於(yu) 政，不妨百姓”即是司馬遷為(wei) 求“利”活動所設定的價(jia) 值標準。在此基礎上，司馬遷提出著名的“三富論”，將致富途徑分為(wei) 高低不同的三個(ge) 層麵，所謂“本富為(wei) 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及畜牧業(ye) 的生產(chan) 致富，是最為(wei) 推崇的。末富是指從(cong) 事商業(ye) 、運輸、服務業(ye) 等行業(ye) 致富，是第二等的。通過作奸犯科等不正當手段致富的奸富是最下等、最不道德的方式。為(wei) 了倡導人們(men) 以正當的方式致富，即“以義(yi) 取利”，司馬遷曆數了當時各地賢人致富的不同道路，以供後人參考。他們(men) 有靠冶鐵致富的，如蜀地趙氏和程鄭；有販賣糧食致富的，如宣曲任氏；等等。這些人所在行業(ye) 不同，求富方式各異，但卻都依靠自己出奇製勝的絕技妙招以合乎道義(yi) 的方式而發家致富。

與(yu) 傳(chuan) 統儒家重義(yi) 輕利不同，司馬遷在尚“義(yi) ”、先義(yi) 後利的同時，還立足於(yu) 社會(hui) 發展和現實人生，揚棄其中的迂遠空疏之處而成一家之言，特別強調了“利”的重要性，順應人們(men) 的求利欲望，鼓勵人們(men) 以正當的方式求利，顯得更為(wei) 客觀、率真和務實，從(cong) 而建構起其頗具遠見的義(yi) 利理論，對人們(men) 如何正確看待義(yi) 利的關(guan) 係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yi) 和參考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