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絕不僅(jin) 僅(jin) 是我們(men) 這些知識分子的覺醒，它首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是全體(ti) 中國人民的覺醒，是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覺醒。”在長篇曆史小說《覺醒年代》（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尾聲，作者龍平平借青年毛澤東(dong) 之口亮明主旨，水到渠成。掩卷沉思，知識分子、工人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覺醒，歸根結底，都得益於(yu) 文化覺醒，“所謂文化覺醒，不是簡單意義(yi) 上的思想觀念變化，而是喚醒沉睡或被束縛的自我意識，對世界、民族和個(ge) 人前途命運進行科學理性地自覺認知和踐行追求”。這部70萬(wan) 字的皇皇巨著告訴我們(men) ：沒有啟蒙思想、開啟民智、改造社會(hui) 的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沒有文化覺醒，就沒有中華民族百年來從(cong)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wei) 大巨變。

中華文化綿延不絕，中國曆史常讀常新。小說《覺醒年代》濃墨重彩的是1915年《青年雜誌》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機關(guan) 刊物期間新文化運動的前因後果，各大曆史事件，各色階層人物，各方政治勢力，各種思潮主義(yi) ，魚龍混雜，眾(zhong) 聲喧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好幾年。而在這“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的時代，始終貫穿著一個(ge) 醒目的主題，那就是文化的衝(chong) 突與(yu) 覺醒，這種衝(chong) 突與(yu) 覺醒既存在於(yu) 本國舊文化與(yu) 新文化之間，也存在於(yu) 本國文化與(yu) 外國文化之間，前者決(jue) 定了我們(men) 究竟要建設怎樣的中華文化，後者決(jue) 定了我們(men) 究竟要走怎樣的中國道路，二者的根本旨歸在於(yu) 喚醒沉睡的中國雄獅，讓中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讓中華民族得以複興(xing) 。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是在古與(yu) 今、新與(yu) 舊文化的論爭(zheng) 中一點點地確立起來的。在大變革大轉折時代，破舊立新是大勢所趨，厚今薄古是時代所向。小說尊重曆史並力求還原曆史，有意將新舊文化人物對照刻畫，以呈現當時文化衝(chong) 突的激烈性與(yu) 複雜性。究竟如何看待文化的古與(yu) 今、新與(yu) 舊？在“北上風雲(yun) ”一章，蔡元培和陳獨秀有一番對話，很有意味。陳獨秀和辜鴻銘的爭(zheng) 吵，讓蔡元培想起思想自由、百家爭(zheng) 鳴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zheng) 鳴，各種思想的大撞擊引發出了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造就了後來大秦帝國集權政治的鼎盛期，中國曆史完成了一次大轉折”。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蔡元培，努力將北大打造成古與(yu) 今、新與(yu) 舊各種思想百家爭(zheng) 鳴的大舞台，為(wei) 新文化的誕生培植沃土，由此推動社會(hui) 和政治的革新。陳獨秀認為(wei) 新文化的倡導要“以與(yu) 舊文化的決(jue) 裂為(wei) 基礎”，而蔡元培則認為(wei) ，“文化是割不斷的。新文化隻能在舊文化的繈褓裏生長，是對舊文化的揚棄和革新”。文化是次第相續、舊中出新、古為(wei) 今用的，這是一種合乎作者心意的辯證統一的文化觀，連“桀驁不馴”的陳獨秀也心悅誠服。正是這種“兼容並包”的文化主張，使得新舊文化、古今文化得以化幹戈為(wei) 玉帛，同台競技，百家爭(zheng) 鳴，保證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和一體(ti) 化，合力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和思想的繁榮，以文化的覺醒有力地推動了社會(hui) 和政治的變革，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yi) 。

小說最大的特色在於(yu) ，沒有平麵化地再現這些彪炳史冊(ce) 的曆史文化人物，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立體(ti) 形象地表現他們(men) 自身豐(feng) 富矛盾的文化特質。表麵上看，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傳(chuan) 統知識分子是舊文化的衛道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現代知識分子是新文化的先覺者，他們(men) 因為(wei) 文化立場的差異而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事實上，在他們(men) 身上都集中體(ti) 現出中國“士”文化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陳獨秀身為(wei) “青年導師”，高舉(ju) 科學和民族的大旗，以倡導新文化、宣傳(chuan) 新思想、培養(yang) 新青年為(wei) 己任，讚成學術尊孔，反對政治尊孔，卻無法改掉封建家長的專(zhuan) 製作風，導致父子間多年隔閡；作為(wei) “首舉(ju) 義(yi) 旗的急先鋒”，胡適既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又恪守中式的倫(lun) 理規範，在新倫(lun) 理和舊道德之間苦苦掙紮；拖著小辮子的辜鴻銘雖保皇複古，心高氣傲，卻堅決(jue) 高揚“中國人的精神”，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盡管對新文化不以為(wei) 然，卻堅決(jue) 不做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事，持守名士風度。小說對這些新舊知識分子的群像描摹恰到好處、栩栩如生，既細致地勾畫出他們(men) 的鮮明個(ge) 性，更深情禮讚他們(men) 所共有的錚錚風骨，正是由於(yu) 他們(men) 自身的文化衝(chong) 突與(yu) 覺醒，直接喚醒了毛澤東(dong) 、周恩來、陳延年、陳喬(qiao) 年、鄧中夏、趙世炎、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自我意識，自覺對民族、國家和個(ge) 人命運進行科學理性的認知和追求，才有了後來的新中國——這是一種精神的感召，更是一種文化的傳(chuan) 承。

中國道路的選擇，是在曲折深重的失敗和屈辱中、在中外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一步步摸索尋找得來的。鴉片戰爭(zheng) 之後，經曆器物革命、製度革命的相繼失敗，軍(jun) 閥割據混戰，共和名存實亡，到頭來中國還是積貧積弱的國家，在外交上更是備受欺淩、任人宰割，雖為(wei) 戰勝國，卻“淚灑凱旋門”。麵對經濟、文化、製度、思想上的落後，迫切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提高中國人的素質。由此，《新青年》擔負起開民智、造新人的重任，尋找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理論，來取代統治中國三千年的封建禮教。

是的，“尋找”正是這部小說敘事的核心動力。一群仁人誌士殫精竭慮地尋找科學真理、先進文化，尋找拯救中國的新出路，雖九死其猶未悔。走美國道路，還是走俄國道路？選擇溫和改良，還是選擇暴力革命？走資本主義(yi) 道路，還是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選擇無政府主義(yi) ，還是選擇馬克思主義(yi) ？作者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事實和曆史給予回應：“強權戰勝公理”的屈辱，工讀互助社的失敗，病入膏肓、民不聊生的慘痛現實，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台等，無不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的曆史必然性。誠如小說中李大釗所言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產(chan) 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鬥爭(zheng) 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chan) 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追求複興(xing) 的道路上不斷覺醒的必然產(chan) 物。”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是“南陳北李”上下求索之後的選擇，更是曆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正是文化的覺醒讓我們(men) 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yi) 思想和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同時一開始就明確“中國黨(dang) 和俄國黨(dang) 可以結盟，但不可以合體(ti) ”，從(cong) 而葆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和中華文化的獨立性，百年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奮鬥曆程，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道路選擇和文化覺醒的深遠影響與(yu) 重大意義(yi) 。

撫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和那些文化啟蒙的英雄獲得圖像化再生，而長篇小說《覺醒年代》則再次讓我們(men) 沉浸在字裏行間，想象和體(ti) 驗曆史風雲(yun) 與(yu) 文化苦旅。當曆史行進到新時代，我們(men) 依然需要汲取的是“覺醒年代”的愛國精神和文化自信。正如作者龍平平所說：“愛國家，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傳(chuan) 統。愛國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行為(wei) 。當精神演變為(wei) 行為(wei) 時，愛國就成為(wei) 一種力量。這力量巨大無邊，能驚天地，能泣鬼神，能扭轉乾坤！上下五千年，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曆史文明的國家，蓋源於(yu) 我們(men) 有愛國的傳(chuan) 統。愛國，是生生不息地長在中國人心裏的不斷的根、不滅的魂！”

愛國是一種文化，文化是一種精神。文化興(xing) 則國家興(xing) ，文化強則民族強。麵對越來越複雜的世界格局，麵對西方文化的步步緊逼，我們(men) 迫切需要再次召喚建設國家的愛國心和自覺心，需要更加堅定的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這是新時代青年必須擁有的文化覺醒。社會(hui) 主義(yi) 絕不會(hui) 辜負中國，中國也絕不會(hui) 辜負社會(hui) 主義(yi) 。行進在宏闊而壯麗(li) 的新征程上，新時代的文化覺醒必將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江飛，係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hui) 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