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發展政策的演進和啟示
發稿時間：2022-04-18 10:51:52 來源：《產(chan) 業(ye) 經濟評論》 作者：江飛濤
實現工業(ye) 化、建設成為(wei) 發達的工業(ye) 國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必由之路，是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及眾(zhong) 多仁人誌士奮力以求的偉(wei) 大夢想。新中國成立以來，將馬克思主義(yi) 工業(ye) 化理論與(yu) 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道路。在黨(dang) 的領導下，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就，中國已經成為(wei) 工業(ye) 第一大國，建立了全世界最為(wei) 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極大地增強了綜合國力與(yu) 國防力量，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與(yu) 生活質量。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集曲折過程與(yu) 輝煌，成就於(yu) 一身，積累了豐(feng) 富、寶貴的曆史經驗。因此，回顧新中國工業(ye) 化思想與(yu) 工業(ye) 化政策的演進脈絡，係統總結寶貴經驗，將有助於(yu) 中國建設製造強國，續寫(xie)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色新型工業(ye) 化新篇章。
一、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黨(dang) 在工業(ye) 化方麵的思考與(yu) 初步實踐
盡管啟動並推進工業(ye) 化的實踐是從(cong) 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的，但對中國“變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為(wei) 先進的工業(ye) 國”問題的認識與(yu) 探索，卻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就開始了。黨(dang) 自成立之初，就認識到發展工業(ye) 、實現工業(ye) 化是實現獨立富強的必由之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hui) 曾就“以農(nong) 立國”抑或“以工立國”展開了一場思想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黨(dang) 的早期領導人物惲代英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若不發展工業(ye) ，將成為(wei) 一個(ge) “永隻得以原料供給其所謂母國的殖民地”。毛澤東(dong) 在1944年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yi) ，必須有工業(ye) ；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ye) 化”，並提出“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是要努力於(yu) 中國的工業(ye) 化”的口號。同年，劉少奇也指出，“我們(men) 中國之所以弱，也就是因為(wei) 我們(men) 還隻有很少的工業(ye) ，我們(men) 還不是一個(ge) 工業(ye) 國。要中國強盛起來，也必須使中國變成工業(ye) 國”。1949年3月，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確定了中國革命勝利後使中國逐步由農(nong) 業(ye) 國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把中國建設成為(wei) 偉(wei) 大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戰略任務。
黨(dang) 在民主革命探索與(yu) 實踐發展中，對中國國情與(yu) 時代特征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隻有通過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與(yu) 國家統一之後，才能為(wei) 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掃清政治上的障礙。毛澤東(dong) 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沒有一個(ge) 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ye) ”。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指出，“使中華民族來一個(ge) 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wei) 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ge) 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麵，造成由農(nong) 業(ye) 國變為(wei) 工業(ye) 國的先決(jue) 條件。而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勝利後如何實現工業(ye) 化，毛澤東(dong) 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義(yi) 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幹年內(nei) 逐步建立重工業(ye) 和輕工業(ye) ，使中國由農(nong) 業(ye) 國變為(wei) 工業(ye) 國。”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毛澤東(dong) 將是否有利於(yu) 中國工業(ye) 發展作為(wei) 製定各項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在黨(dang) 所領導的根據地，實施了保護私營工商業(ye) 和發展公營工商業(ye) 的政策。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爭(zheng) 取國家獨立與(yu) 民主解放的同時，就已經開始發展工業(ye) 的初步嚐試。1931年10月，官田兵工廠在江西建立；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並製定了工業(ye) 政策和勞動政策。王新哲（2021）的研究指出，“根據不完全統計，到1934年2月，中央革命根據地17個(ge) 縣的手工業(ye) 合作社有176個(ge) ，規模較大的國營工廠有33家”。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為(wei) 了適應抗戰的需要，中共中央製定了相應的工業(ye) 政策，一方麵大力發展軍(jun) 事工業(ye) ，滿足軍(jun) 事鬥爭(zheng) 的需求；另一方麵積極發展民用工業(ye) ，滿足邊區及根據地軍(jun) 民生活及軍(jun) 事鬥爭(zheng) 的需要。抗日戰爭(zheng) 時期，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工業(ye) 得到了快速發展。以陝甘寧邊區為(wei) 例，1938年邊區產(chan) 業(ye) 工人為(wei) 700人，五年後邊區工人已發展到12000人。隨著解放戰爭(zheng) 的節節勝利，黨(dang) 開始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工業(ye) 企業(ye) ，為(wei) 新中國開展大規模工業(ye) 化進行準備工作。
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於(yu) 中國的工業(ye) 化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yu) 大膽的探索，並提出了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化道路的初步思考。概述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化道路，主要有三層含義(yi) ：第一，通過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為(wei) 中國工業(ye) 化發展創造必要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第二，通過工業(ye) 化建設，實現農(nong) 業(ye) 國向工業(ye) 國的轉變，奠定新民主主義(yi) 過度到社會(hui) 主義(yi) 的物質基礎。第三，吸收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積極成果，創造獨具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yi) 模式推動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
二、改革開放前的工業(ye) 發展政策：計劃經濟體(ti) 製下工業(ye) 發展模式的引入與(yu) 調整
（一）1949-1965年：從(cong) 借鑒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工業(ye) 發展政策的探索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此我國拉開了獨立自主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和工業(ye) 化建設的曆史序幕。建國初期，正值美蘇爭(zheng) 霸的冷戰時期，國內(nei) 經濟經曆長期的戰爭(zheng) 耗損後百廢待興(xing) ，以毛澤東(dong) 為(wei) 核心的黨(dang) 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ti) 在新民主主義(yi) 時期就高度重視工業(ye) 化政策的推行，在為(wei) 新中國製定的建國綱領中，從(cong) 一開始就將實現工業(ye) 化和工業(ye) 現代化作為(wei) 非常重要的目標。在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共同綱領》中，《總綱》明確提出我國要“發展新民主主義(yi) 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nong) 業(ye) 國為(wei) 工業(ye) 國”的任務，而關(guan) 於(yu) 恢複和發展工業(ye) 生產(chan) 問題，則強調“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恢複和發展重工業(ye) 為(wei) 重點，例如礦業(ye) 、鋼鐵業(ye) 、動力工業(ye) 、機器製造業(ye) 、電器工業(ye) 和主要化學工業(ye) 等，以創立國家工業(ye) 化的基礎。同時，應恢複和增加紡織業(ye) 及其他有利於(yu) 國計民生的輕工業(ye) 的生產(chan) ，以供應人民日常消費的需要”。
經過三年的初步調整，1952年，當我國基本完成國民經濟的恢複任務之後，黨(dang) 中央針對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如何進行工業(ye) 化建設這個(ge) 具體(ti) 問題進行多方論證，出於(yu) 對國際國內(nei) 形勢的綜合考慮，我國在工業(ye) 化路徑上選擇模仿蘇聯工業(ye) 化模式，致力於(yu) 發展完備的重化工業(ye) 體(ti) 係，確定走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的工業(ye) 化道路。1953年，在黨(dang) 和國家規定的第一個(ge) 五年計劃中，提出的基本任務就是要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ge) 建設單位為(wei) 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ge) 建設單位組成的重工業(ye) 和國防工業(ye) 建設，從(cong) 而建立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的初步基礎。在將重工業(ye) 發展作為(wei) 首要任務的“一五”計劃（1953-1957年）中，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工業(ye) 化思想得到充分體(ti) 現，在蘇聯援建的這些項目中，由能源工業(ye) 、原材料工業(ye) 和機器製造工業(ye) 組成的重工業(ye) 就占到147項，而輕工業(ye) 隻占3項。在各部門基本建設投資的427.4億(yi) 元中，工業(ye) 投資為(wei) 248.5億(yi) 元，占到58.2%；在工業(ye) 基本建設投資中，重工業(ye) 又占到88.8%。從(cong) 計劃的執行效果來看，從(cong) 1953-1957年間，社會(hui) 總產(chan) 值中第一產(chan) 業(ye) 所占比重由41.1%下降至33.5%，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由43.1%上升到51.2%，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由15.8%下降為(wei) 14.3%。其中，重工業(ye) 的發展最快，對第二產(chan) 業(ye) 增長的帶動也最為(wei) 明顯，重工業(ye) 產(chan) 值從(cong) 168億(yi) 元增加到317億(yi) 元，增長了88%，占整個(ge) 工業(ye) 的比重從(cong) 37.3%上升至45%；輕工業(ye) 產(chan) 值從(cong) 282億(yi) 元增加到387億(yi) 元，增長37%，占整個(ge) 工業(ye) 的比重下降至55%。“一五”計劃期間，重工業(ye) 的快速增長初步扭轉了我國長期以來重工業(ye) 比重過低、基礎薄弱的情況。然而，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造成輕工業(ye) 發展緩慢，輕重工業(ye) 比例失衡越來越嚴(yan) 重，其次，對農(nong) 業(ye) 的有所忽視，導致工農(nong) 業(ye) 比例也開始失調。在1956年黨(dang) 的“八大”前後，毛澤東(dong) 同誌對我國在“一五”計劃期間執行蘇聯工業(ye) 化模式中暴露的缺陷進行思考，提出要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能避免蘇聯彎路的工業(ye) 化道路。自此，我國開啟了一段對工業(ye) 化道路進行自主探索的時期。
1958年，進入第二個(ge) 五年計劃（1958-1962年）時期，受“左”傾(qing) 思想的影響，我國並沒有堅持落實“八大”對“二五”計劃基本任務的切實設定，即繼續進行以重工業(ye) 為(wei) 中心的工業(ye) 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的鞏固基礎。而是急於(yu) 求成、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錯誤地發動了以鋼為(wei) 綱的工業(ye) “大躍進”（1958-1960年），這使得我國剛剛恢複起步的國民經濟遭遇重創，長期來看，還給我國的工業(ye) 生產(chan) 建設造成了嚴(yan) 重的後果，具體(ti) 表現在：第一，工業(ye) 與(yu) 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比例嚴(yan) 重失調。工業(ye) 生產(chan) 建設“大躍進”對資金、產(chan) 品和人力的高指標超過了國家財力的合理範疇，破壞了財政應有的平衡，擠占了農(nong) 業(ye) 和交通運輸業(ye) 的發展空間，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衡，特別是工農(nong) 業(ye) 比例嚴(yan) 重失衡，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急劇下降，農(nong) 業(ye) 部門無法繼續為(wei) 工業(ye) 建設提供應有的產(chan) 品和人力支持。第二，工業(ye) 部門內(nei) 部各種比例關(guan) 係失衡。（1）在以鋼為(wei) 綱方針指導下，著重發展鋼鐵、電力、機械等部門，輕工業(ye) 所需原料供給不足，導致其產(chan) 值嚴(yan) 重下降，發展過分落後於(yu) 重工業(ye) 生產(chan) ，重工業(ye) 與(yu) 輕工業(ye) 比例嚴(yan) 重失衡。（2）重工業(ye) 內(nei) 部投資大、周期長的采掘工業(ye) 嚴(yan) 重落後於(yu) 冶煉等加工工業(ye) ，表現為(wei) 采掘工業(ye) 和加工工業(ye) 比例關(guan) 係嚴(yan) 重失調。（3）而加工工業(ye) 內(nei) 部各環節之間也存在各種矛盾，表現為(wei) 配套設備轉產(chan) 主機，不能成套供應，維修跟不上生產(chan) 需要等。第三，工業(ye) 生產(chan) 建設經濟效益極其低下。“大躍進”中片麵追求多、快、高指標，工業(ye) 生產(chan) 秩序混亂(luan) ，企業(ye) 管理製度廢弛，不僅(jin) 導致工業(ye) 產(chan) 品（如當時生產(chan) 出來的大部分鋼材和生鐵不合格）的質量低下，此外，各項工程建設使用劣質材料，存在嚴(yan) 重的質量和安全隱患，經濟效益大幅度下降。
三年“大躍進”嚴(yan) 重破壞了國民經濟以及工業(ye) 部門內(nei) 的各種比例關(guan) 係，導致國家經濟秩序紊亂(luan) ，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大幅下降。為(wei) 了扭轉這種混亂(luan) 局麵，黨(dang) 中央在1961年初的八屆九中全會(hui) 中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於(yu) 整個(ge) 國民經濟來說，“調整”的中心在於(yu) 努力加強農(nong) 業(ye) 戰線，堅決(jue) 縮短工業(ye) 生產(chan) 建設路線。1962年9月召開的黨(dang) 的八屆十中全會(hui) 最終將“以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以中央為(wei) 主導”確立為(wei) 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從(cong) 1963年到1965年是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階段，到1965年，工業(ye) 生產(chan) 建設基本完成了八字方針的任務，走上正軌。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有了新的增長，得到較為(wei) 全麵的發展，不僅(jin) 包括石油、化工、電子、原子能、導彈工業(ye) 在內(nei) 的重工業(ye) 和國防工業(ye) 有了突出增長，而且如棉紡等輕工業(ye) 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工業(ye) 產(chan) 品質量普遍提高，1965年生鐵合格率達到99.85%，鋼材合格率達到98.39%，棉布一等品率達到97.4%。工農(nong) 業(ye) 比例和工業(ye) 部門內(nei) 部比例得到改善，如工業(ye) 總產(chan) 值與(yu) 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的比例關(guan) 係從(cong) 1960年的78.2∶21.8調整為(wei) 1965年的62.7∶37.3；工業(ye) 部門內(nei) 部輕工業(ye) 與(yu) 重工業(ye) 的占比從(cong) 1957年的53.1∶46.9，下降為(wei) 1960年的33.3∶66.7，恢複到1965年的50.4∶49.6，基本達到可以適應客觀需要的比例關(guan) 係水平。
這一時期，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的第一代領導集體(ti) 領導我國在工業(ye) 化道路上經曆了從(cong) 一開始的新民主主義(yi) 時期工業(ye) 恢複階段，到借鑒和模仿蘇聯工業(ye) 化模式，再到進行中國自主的工業(ye) 化模式探索，雖然走了一些彎路，但是在整體(ti) 上建立起了相對完整的獨立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為(wei) 我國進一步的工業(ye) 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二）1966-1978年：工業(ye) 發展進程中的艱難探索
1966年，周恩來總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一次會(hui) 議工作報告中，確定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nei) ，把我國建設成為(wei) 一個(ge) 具有現代農(nong) 業(ye) 、現代工業(ye) 、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hui) 主義(yi) 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從(cong) 第三個(ge) 五年計劃開始分兩(liang) 步走實現目標：第一步，建立一個(ge) 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第二步，全麵實現農(nong) 業(ye) 、工業(ye) 、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自1966年8月的黨(dang) 的八屆十一中全會(hui) 召開以後，我國進入了特殊的十年政治動蕩時期，國家在工業(ye) 方麵的政策持續性遭到破壞，對於(yu) 工業(ye) 化建設的目標比較混亂(luan) ，這期間我國的工業(ye) 化建設再次遭受巨大的挫折，國家經濟秩序相當紊亂(luan) ，我國的工業(ye) 化在曲折中前進。
1977年，我國開始著手對工業(ye) 企業(ye) 進行恢複性整頓。1978年4月，中共中央頒布《關(guan) 於(yu) 加快工業(ye) 發展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草案）》，緊接著在1978年12月召開的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上，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hui) 議閉幕式上發表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曆史性決(jue) 策，將黨(dang) 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隨後，中國開始逐步在社會(hui) 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製，投資主體(ti) 與(yu) 經濟決(jue) 策呈現多元化的局麵，傳(chuan) 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急需提出一種以新的經濟管理體(ti) 製。這是我國工業(ye) 化政策史上的一個(ge) 具有深遠意義(yi) 的重大轉折，自此我國工業(ye) 化進程在尊重市場經濟秩序的前提下開啟了一段新的探索。
三、改革開放後的工業(ye) 發展政策：走向市場與(yu) 開放的工業(ye) 化道路
（一）1979-1993年：改革開放初期工業(ye) 發展政策的調整
1979年4月，黨(dang) 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hui) 議，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著手對工業(ye) 經濟進行調整：降低工業(ye) 生產(chan) 的發展速度；壓縮削減國家預算中的基本建設項目；加快發展輕工業(ye) ，調整輕工業(ye) 和重工業(ye) 之間的比重，輕工業(ye) 產(chan) 值在工業(ye) 總產(chan) 值中的比重從(cong) 1978年的42.2%上升到1980年的46.9%；調整重工業(ye) 內(nei) 部結構，減少一些消耗高、質量差的產(chan) 品，增產(chan) 一些適銷對路的產(chan) 品，這些產(chan) 品多為(wei) 人民生活急需的產(chan) 品。在1982年12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五次會(hui) 議上，我國明確“六五”計劃（1981-1985）的基本任務，就是在繼續貫徹執行八字方針的前提下，保持工業(ye) 生產(chan) 適當的發展速度，嚴(yan) 格控製固定資產(chan) 投資的總規模，把發展消費品生產(chan) 放在重要地位，注重輕紡工業(ye) 增長，在調整重工業(ye) 結構的同時，使重工業(ye) 生產(chan) 從(cong) 下降轉為(wei) 上升。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隨著開放發展的工業(ye) 化戰略，中國開始采取一係列引入市場機製的改革開放舉(ju) 措，使國民經濟迅速活躍起來，對傳(chuan) 統的計劃管理體(ti) 製也帶來挑戰。如何調節體(ti) 製之外的經濟活動，成為(wei) 當時經濟管理部門重點考慮的問題。三資企業(ye) 的快速發展布局促使我國提出逐步放開的外貿管理方案，如外貿進出口經營權從(cong) 中央下放到地方再逐步向非外貿係統的製造業(ye) 企業(ye) 開放。公有製經濟相比非公有製經濟的比重也有所下降，逐漸形成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所有製結構。
1984年，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指提出，中國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國家計委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意見為(wei)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接受，在當年黨(dang) 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新的經濟運行機製，總體(ti) 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的機製”，“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guan) 係，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hui) 環境，以此引導企業(ye) 正確地進行經營決(jue) 策。實現這個(ge) 目標是一個(ge) 漸進過程，必須為(wei) 此積極創造條件”。中國開始進入以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取向的工業(ye) 經濟建設起步和全麵展開階段。
然而，在1984至1988年期間，處於(yu) 體(ti) 製轉軌初期的我國政府由於(yu) 經驗缺乏，經曆了一段放權過度導致經濟發展過熱失控的階段。1984年國務院授予銀行信貸自主權，銀行為(wei) 了擴大1985年的信貸限額，在1984年年末過度發放固定資產(chan) 貸款，造成投資失控。作為(wei) 應對，1986年我國執行了財政、金融雙收緊政策，從(cong) 而國民經濟和工業(ye) 建設發展過熱狀況有所緩解，但是1987年我國對經濟調整工作估計過於(yu) 樂(le) 觀，工業(ye) 建設在1988年再次出現高速增長，進而國民經濟發展過熱導致工業(ye) 結構的失衡以及經濟秩序的混亂(luan) 。
1989年11月召開的十三屆五中全會(hui) ，做出《關(guan) 於(yu) 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jue) 定》，開始對工業(ye) 經濟相關(guan) 總量進行控製，並且對工業(ye) 經濟內(nei) 部結構進行調整。首先大幅壓縮投資的需求，進而削減投資規模；其次通過調整投資結構，進而調整改善國民經濟的產(chan) 業(ye) 結構，具體(ti) 表現為(wei) 加快農(nong) 業(ye) 、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的增長速度，抑製加工工業(ye) 的增長速度，對工業(ye) 及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的比例結構進行調整。1992年，我國工業(ye) 經濟建設調整初見成效，工業(ye) 增加值和主要產(chan) 品量高速增長，輕重工業(ye) 比例保持相對協調的發展趨勢，職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消費品市場得到發展。
這個(ge) 階段的市場化改革，不僅(jin) 在宏觀經濟上有助於(yu) 工業(ye) 化進程的推進，而且在微觀層麵上，也促進了工業(ye) 企業(ye) 的健康發展。為(wei) 了提高國營大中型工業(ye) 企業(ye) 的市場活力，我國從(cong) 1985年至1992年間，出台了一係列突破傳(chuan) 統的承包經營責任製，讓企業(ye) 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的政策措施。1985年9月，國務院批準了《關(guan) 於(yu) 增強大中型國營工業(ye) 活力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1986年12月，國務院做出了《關(guan) 於(yu) 深化企業(ye) 改革、增強企業(ye) 活力的若幹規定》；1991年，國務院提出增強國營大中型企業(ye) 活力的11條政策措施；1992年7月，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製工業(ye) 企業(ye) 轉換經營機製條例》。這些文件為(wei) 工業(ye) 企業(ye) 等微觀主體(ti) 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營商環境，有助於(yu) 工業(ye) 企業(ye) 進一步改進經營管理機製，增強市場活力。
（二）1994-2001年：基於(yu) 市場經濟體(ti) 製工業(ye) 發展政策的形成與(yu) 發展
1992年10月，黨(dang) 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決(jue) 定。1993年11月，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中國開始全麵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決(jue) 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在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下，推動我國的工業(ye) 經濟建設。1994年4月，國務院發布《90年代國家產(chan) 業(ye) 政策綱要》（簡稱《綱要》），這是中國頒布的第一部基於(yu) 市場機製的產(chan) 業(ye) 政策。《綱要》明確提出，製定國家產(chan) 業(ye) 政策必須遵循“符合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原則。《綱要》中對於(yu) 工業(ye) 經濟發展的措施重點包括：切實加強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ye) ；積極振興(xing) 支柱產(chan) 業(ye) ，特別是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製造和建築業(ye) 等；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調整貿易結構，大力提高出口效益，鼓勵進口新技術和相關(guan) 的關(guan) 鍵設備、關(guan) 鍵零部件；產(chan) 業(ye) 組織政策旨在促進企業(ye) 合理競爭(zheng) 、現規模經濟和專(zhuan) 業(ye) 化協作，產(chan) 業(ye) 技術政策方麵旨在促進應用技術開發、鼓勵科研與(yu) 生產(chan) 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廣、推動引進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產(chan) 業(ye) 布局政策旨在逐步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yu) 欠發達地區的差距、形成地區間專(zhuan) 業(ye) 化分工協作。
這一階段，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初步確立，總體(ti) 開放的格局形成。從(cong) 國際上來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開放格局下對外經濟的增長成為(wei) 我國工業(ye) 結構優(you) 化升級的新動力，這不僅(jin) 促使我國更多地利用外部資源，推動要素結構升級，而且通過出口規模的提高，拉動社會(hui) 需求結構的升級，為(wei) 我國進一步的對外開放，加入WTO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從(cong) 國內(nei) 來看，我國工業(ye) 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功實現“軟著陸”。投資品和消費品都出現了供求平衡或供大於(yu) 求的結構，這是我國工業(ye) 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點。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取得進展，一方麵，重工業(ye) 得到較快發展，早期由於(yu) 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ye) 發展滯後所產(chan) 生的“瓶頸”製約得以緩解。2000年重工業(ye) 產(chan) 值占工業(ye) 總產(chan) 值比重從(cong) 1993年的53.4%上升到60.2%，輕工業(ye) 占比從(cong) 46.6%下降到39.8%。另一方麵，工業(ye) 政策對高新技術開發的重視，使得高技術產(chan) 業(ye) 有了較快發展，比重上升，2000年高技術產(chan) 業(ye) 增長值占製造業(ye) 產(chan) 值比重從(cong) 1992年的1%上升到約9%。
（三）2002-2011年：全麵對外開放與(yu) 新型工業(ye) 化道路的提出
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之內(nei) ，在國際國內(nei) 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我國進入了以小康社會(hui) 為(wei) 目標的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經濟建設新時期。國際上，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程加速，工業(ye) 企業(ye) 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yu) 國際分工，逐漸融入製造業(ye) 全球生產(chan) 體(ti) 係。中國企業(ye) 在引進國外資源和技術的同時，在國內(nei) 市場上也麵臨(lin) 著越來越多的國外企業(ye) 或產(chan) 品的競爭(zheng) 。國內(nei) 來看，我國在這個(ge) 時期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肯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工業(ye) 政策上，提出了走新型工業(ye) 化道路的戰略方針，並且開始注重工業(ye) 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與(yu) 發展。
2002年，黨(dang) 的十六大召開，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現代市場體(ti) 係”，要“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2003年10月，黨(dang) 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其中明確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ye) 活力和競爭(zheng) 力”，對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目標進行了係統規劃。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後，我國對外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我國工業(ye) 化以及工業(ye) 結構變遷的路徑發生重大變化，對外貿易額的增長以及外商投資的上升促使我國新一輪工業(ye) 結構快速升級，出口工業(ye) 產(chan) 品中製成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chan) 品比例顯著上升，工業(ye) 經濟內(nei) 部重工業(ye) 比重大幅提升。
上世紀末，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世界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國際背景下，我國確立了信息化和工業(ye) 化並舉(ju) 的發展方針，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1997年9月，在黨(dang) 中央召開的十五大會(hui) 議上，報告中提出堅持科教興(xing) 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這表明我國已經開始重視科技創新在工業(ye) 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我國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ye) 化道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ye) 化，以工業(ye) 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you) 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ye) 化路子”，“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chan) 業(ye) 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chan) 業(ye) 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我國在加強新型工業(ye) 化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注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致力於(yu) 從(cong) 以勞動密集型為(wei) 主向以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為(wei) 主進行轉型。
隨著中國工業(ye) 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過於(yu) 依賴技術引進與(yu) 技術模仿的工業(ye) 技術發展路徑的弊端開始顯現，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循環之中。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發生重大突破，新一輪科技革命引起全球經濟發生深刻變化。創新作為(wei) 世界各國發展的主要動力，成為(wei) 國際競爭(zheng) 博弈的主要焦點。而此時中國高技術產(chan) 業(ye) 發展滯後，自主創新能力弱，國際上麵臨(lin) 發達國家在科技與(yu) 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方麵占有巨大優(you) 勢的壓力。因此，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成為(wei) 推動工業(ye) 化深化發展的重要任務。黨(dang) 的十六大把創新作為(wei) 推動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驅動力量，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思想。十七大報告中，黨(dang) 中央明確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wei) 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guan) 鍵。黨(dang) 中央在2006年1月做出《關(guan) 於(yu) 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jue) 定》，2006年2月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用15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wei) 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我國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方針下，繼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此外，為(wei) 構築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國際競爭(zheng) 優(you) 勢，開始加大在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領域的規劃和投入。2009年1月14日，國務院會(hui) 議首先審議通過了汽車、鋼鐵產(chan) 業(ye) 調整振興(xing) 規劃，隨後國務院又先後通過了紡織、裝備製造、船舶、電子信息、石化、輕工業(ye) 、有色金屬和物流業(ye) 等八個(ge) 產(chan) 業(ye) 的調整振興(xing) 規劃。2010年9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guan) 於(yu) 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決(jue) 定》，對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概念進行了界定並選擇了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等七個(ge) 產(chan) 業(ye) 作為(wei) 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2012年7月，國務院又發布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規劃》，對重點發展領域及其重點發展方向、主要任務、重大工程進行了部署。這個(ge) 階段，我國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升級速度整體(ti) 加快，工業(ye) 化與(yu) 信息化融合進一步加深，高技術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占工業(ye) 總產(chan) 值的比重從(cong) 2002年的不到9%上升到2011年的10.5%。
四、新時代工業(ye) 發展政策的新發展：向工業(ye) 強國邁進（2012-至今）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工業(ye) 化政策尤為(wei) 注重工業(ye) 的發展質量，更為(wei) 突出工業(ye) 由大到強轉變的重要性，開始製定並全麵推進製造強國戰略。2015年，《中國製造2025》發布，其以“創新驅動，質量為(wei) 先，綠色發展，結構優(you) 化，人才為(wei) 本”為(wei) 基本方針，將創新置於(yu) 重要位置，明確了需要扶持的重點領域為(wei)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chan) 業(ye)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yu) 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10個(ge) 領域。《中國製造2025》的發布，表明中國正式開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為(wei) 全麵推進製造強國戰略，中國設立了國家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引導基金，並相繼發布了11個(ge) 配套的實施指南、行動指南和發展規劃指南，包括國家製造業(ye) 創新中心建設、工業(ye) 強基、智能製造、綠色製造、高端裝備創新等5大工程實施指南，發展服務型製造和裝備製造業(ye) 質量品牌2個(ge) 專(zhuan) 項行動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產(chan) 業(ye) 、醫藥工業(ye) 和製造業(ye) 人才4個(ge) 發展規劃指南。
圍繞推進製造強國戰略，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製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ye) ，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ti) 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chan) 業(ye) 邁向全球價(jia) 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幹世界級先進製造業(ye) 集群”。近年來，中美之間的貿易衝(chong) 突加劇，中國與(yu) 發達經濟體(ti) 之間的科技與(yu) 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加劇，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後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麵臨(lin) 調整，黨(dang) 中央根據新的發展形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四個(ge) 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進一步深化了製造強國戰略，並加強了部署，在其第八章“深入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中，從(cong) “加強產(chan) 業(ye) 基礎能力建設”、“提升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動製造業(ye) 優(you) 化升級”、“實施製造業(ye) 降本減負行動”四個(ge) 方麵全麵推進製造強國戰略。
進入新時代以來，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促進創新仍然是中國工業(ye) 化政策的重要組成。相繼出台了《關(guan) 於(yu) 大力推進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若幹政策措施的意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國務院關(guan) 於(yu) 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國務院關(guan) 於(yu) 強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推進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深入發展的意見》等一列政策。《十四五規劃綱要》則進一步優(you) 化和完善了支持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一方麵提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加快關(guan) 鍵核心技術創新應用，增強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壯大產(chan) 業(ye) 發展新動能”，另一方麵提出要“在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yu) 儲(chu) 能等前沿科技和產(chan) 業(ye) 變革領域，組織實施未來產(chan) 業(ye) 孵化與(yu) 加速計劃，謀劃布局一批未來產(chan) 業(ye) 。”後者的提出，意味著在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高新技術領域，中國將采用更為(wei) 主動、更為(wei) 前瞻性的戰略，力圖未來在新的關(guan) 鍵性領域實現超越與(yu) 引領。
圍繞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工業(ye) 高質量發展，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ti) 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作為(wei) 主攻方向”。工業(ye) 是實體(ti) 經濟的構成主體(ti) ，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動工業(ye) 高質量發展成為(wei) 進入後新時代工業(ye) 化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堅持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優(you) 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you) 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十四五規劃綱要》則強調，“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提升供給體(ti) 係的韌性和對國內(nei) 需求的適配性”。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工業(ye) 化進程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19年，中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進一步上升至28.1%，連續10年保持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地位，500種主要工業(ye) 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chan) 量位居全球第一。工業(ye) 創新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2019年，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的研發投入強度已達到1.32%，製造業(ye) 創新網絡初步形成，2020年，在世界知識產(chan) 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中國已上升至第14位。而從(cong) 製造業(ye) 內(nei) 部結構來看，高技術製造業(ye) 、裝備製造業(ye) 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工業(ye) 增加值的比重已分別上升至14.4%、32.5%，內(nei) 部結構持續優(you) 化。中國工業(ye) 品在全球市場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工業(ye) 產(chan) 品出口覆蓋近200個(ge) 國家和地區，出口額占我國總出口金額的71%，高鐵、核電、衛星等成體(ti) 係走出國門。
五、啟示
中國的工業(ye) 化與(yu) 工業(ye) 現代化進程，是在黨(dang) 的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具體(ti) 國情相結合，不斷探索、實踐與(yu) 發展中國特色工業(ye) 化道路的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黨(dang) 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社會(hui) 主要特征與(yu) 主要矛盾的變化，審時度勢，順應經濟發展與(yu) 工業(ye) 化的基本規律，及時製定、部署與(yu) 調整工業(ye) 化戰略，不斷調整與(yu) 完善工業(ye) 化相關(guan) 政策，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型工業(ye) 化道路，並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偉(wei) 大成就，積累了豐(feng) 富而又寶貴的經驗。
第一，堅持理論聯係實際、事實求是，在不同曆史發展階段適時調整工業(ye) 化戰略。在中國工業(ye) 化進程中，導全國人民將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於(yu) 社會(hui) 發展的一般規律、工業(ye) 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與(yu) 中國的具體(ti) 實踐相結合，從(cong) 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黨(dang) 提出了新民主主義(yi) 工業(ye) 化道路的初步構想。新中國成立之初，經過新民民主主義(yi) 時期工業(ye) 恢複階段，開始借鑒和模仿蘇聯工業(ye) 化的模式，並逐漸轉到探索中國自主的工業(ye) 化模式。1966-1978年期間，中國工業(ye) 化政策的持續性遭到破壞，工業(ye) 化建設遭受巨大挫折。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工業(ye) 化進程開始加速。改革開放初期，黨(dang) 中央調整了工業(ye) 化政策，更加注重消費品工業(ye) 的發展，並開始推行開放發展的工業(ye) 化戰略。1993年11月，中國開始全麵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改革，開始在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下，推進我國的工業(ye) 建設。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工業(ye) 化進程嵌入全球價(jia) 值產(chan) 業(ye) 鏈，對外貿易額的增長以及外商投資的上升推動我國工業(ye) 結構快速升級。而“中國特色新型工業(ye) 化道路”的提出，中國更為(wei) 注重工業(ye) 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工業(ye) 結構的轉型。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工業(ye) 化政策的側(ce) 重點逐漸轉變為(wei) 推動中國從(cong) 工業(ye) 大國向工業(ye) 強國的轉變，實施製造強國戰略，更加重視以創新推動工業(ye) 的高質量發展以及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中國工業(ye) 化的深化發展帶來持久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逐步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體(ti) 製，著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同時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培育了大量市場主體(ti) ，極大地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ti) 的活力與(yu) 企業(ye) 家精神，為(wei) 中國的工業(ye) 化進程提供了全麵、多元化與(yu) 持續的動力（黃群慧，2019）。中國政府還不斷建設與(yu) 完善基礎設施體(ti) 係，在科學技術研究方麵不斷加大投入，建立並不斷完善工業(ye) 技術研發與(yu) 擴散公共服務體(ti) 係，鼓勵企業(ye) 加大研發投入與(yu) 技術創新，為(wei) 中國工業(ye) 化深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在自立自強的前提下，堅持開放發展。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建項目為(wei) 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開放國內(nei) 市場，積極吸引外國企業(ye) 投資，引進了大量先進技術與(yu) 管理經驗，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技術能力、管理能力與(yu) 創新能力。與(yu) 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yu) 國際市場競爭(zheng) ，融入全球分工體(ti) 係和全球價(jia) 值鏈，加強與(yu) 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為(wei) 中國由工業(ye) 大國向工業(ye) 強國轉變提供了廣闊市場和強大動力。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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