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區域一體(ti) 化”作為(wei) 重要的國家戰略，既出於(yu) 現實需要，也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依據和基礎。具體(ti) 可從(cong) 三個(ge) 方麵來看。

大致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長三角地區是江南的核心區域。江南作為(wei) 一個(ge) 區域概念，在曆史上有一個(ge) 演變過程。從(cong) 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江南，包括了長江中下遊以南、嶺南以北的廣闊地域。長江下遊南部地區雖然也屬江南範圍，但更多時候被稱作江東(dong) 或江左。這是因為(wei) ，長江在安徽蕪湖與(yu) 江蘇南京之間驟然改變流向，呈西南—東(dong) 北狀，而曆史上的蕪湖曾是兩(liang) 岸往來的主要渡口，北方人視渡江為(wei) 向東(dong) ，而非向南。所以以這一段長江為(wei) 標準確定東(dong) 西和左右（周振鶴：《釋江南》，《中華文史論叢(cong) 》第49輯，1992年）。

隋唐以後，江南地區的概念逐漸明朗化，大致包括自今湖南西部東(dong) 至大海的長江南部地區。由於(yu) 區域內(nei) 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幾個(ge) 區域亞(ya) 塊。以今天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為(wei) 中心的太湖周邊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大致相近，氣候溫潤，水網密布，魚米豐(feng) 饒，經濟發展最為(wei) 迅速，文化事業(ye) 蒸蒸日上，加上山川秀麗(li) 、風物清嘉，備受矚目，江南的內(nei) 涵隨之變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範圍大致包括太湖流域的蘇州、鬆江（今上海）、常州、嘉興(xing) 、湖州、杭州六府以及太倉(cang) 州，或加進江寧（今南京）、鎮江二府，成八府一州之地（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這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筆者認為(wei) ，這八府一州應是江南的核心區域，從(cong) 經濟、文化聯係角度而言，其邊緣區域應該包括浙東(dong) 地區、蘇中地區、皖南區域。而這一劃分就基本與(yu) 現今所說的長三角地區重合了。所以，盡管長三角內(nei) 部也存在地理情況、經濟發展程度的差別，但相對於(yu) 中國的東(dong) 部與(yu) 西部、南方與(yu) 北方的差別而言，這種內(nei) 部差異就不明顯了。

曆史發展的共同基礎。從(cong) 曆史發展脈絡來看，長三角地區的文化具有共同源頭。大致而言，浙東(dong) 地區的原始文化一般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而差不多同一時期在太湖流域則有馬家浜文化。這兩(liang) 個(ge)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盡管存在不少差別，但由於(yu) 地理環境相近，表現出的文化麵貌有很多相似之處。距今五千年前後，今天的江、浙、滬地區大都處於(yu) 良渚文化範圍，表現在人們(men) 的生產(chan) 、生活方麵的文化麵貌基本相同。從(cong) 良渚文化的空間分布和發現遺址看，當時良渚古國隻有一個(ge) 中心，即良渚古城。遍布江浙各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大型玉器琮與(yu) 璧。按照《周禮》中的說法，“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祭祀天地是一種特權，隻有掌握權力的人才能進行。日本學者在比較了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為(wei) 權力象征的玉琮後認為(wei) ，它們(men) 絕大多數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們(men) 製作，由良渚的貴族集團派送、饋贈給各個(ge) 地方，以這樣的方式承認各地貴族的地方治權，換取他們(men) 對“中央”的認同和支持，從(cong) 而達到對各地方實行某種程度統治的目的（趙輝：《良渚的國家形態》，《中國文化遺產(chan) 》2017年第3期）。

在良渚文明的故地後來出現了吳、越兩(liang) 個(ge) 國家。大致在夏朝的中前期，夏禹的後人在浙江的會(hui) 稽地區（今紹興(xing) ）建立了越國，這是當地出現的第一個(ge) 國家政權，故後世將浙江的地域文化概稱為(wei) 越文化。大約在3000年前的商代末年，西北地區周族的太伯、仲雍“南奔荊蠻”，得到土著民眾(zhong) 的支持，建立了號稱“勾吳”的國家。由於(yu) 這是蘇南地區出現最早的國家政權，故後世將蘇南的地域文化（含上海地區）稱為(wei) 吳文化。吳、越兩(liang) 國經過長期發展，在各自開疆拓土的過程中發生了衝(chong) 突，終於(yu) 在春秋時期上演了吳越爭(zheng) 霸的活劇。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帶兵進攻越國，遭到大敗，自己也因傷(shang) 勢過重而亡。其子夫差繼位後，經過三年的勵精圖治，攻克越國都城，僅(jin) 給越國保留了浙東(dong) 地區的一小塊土地，越王勾踐親(qin) 自來到吳國服役三年。此後吳國把主要精力放到北上中原的爭(zheng) 霸戰爭(zheng) 中。當時吳國的大臣伍子胥多次反對北上中原，主張滅掉越國，其理由主要是吳、越兩(liang) 國“同氣共俗”，吳國得其民可以驅使、得其地能夠使用。與(yu) 此不同的是，北方的諸侯國耕作方式不同、語言不通、風俗不同，很難統治。可見，吳、越地區環境相同、土壤相同、語言相同、風俗相同，雖處於(yu) 兩(liang) 個(ge) 政權的統治之下，實際在地域上是一體(ti) 的。然而吳王夫差沒有接受伍子胥的勸諫，一心北上爭(zheng) 霸。而歸國以後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經過近二十年的休養(yang) 生息、勵精圖治，終於(yu) 在公元前473年滅了吳國。吳地處於(yu) 越國的統治之下，越國的地域範圍大致上相當於(yu) 現在的長三角地區。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在長江下遊地區設立會(hui) 稽郡，領有吳、越兩(liang) 國大部分的地域。東(dong) 漢末年，群雄並起，孫堅父子據有江東(dong) ，建立吳國，使天下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局麵。當時的江東(dong) 包括了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地區。以後政權都大力經營江南地區，使得江南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開始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曆程。在此過程中，長三角地區經濟、文化高度融合，頻頻以“江南”概念出現在文人筆端和史書(shu) 之中，如唐代著名文人韓愈曾說，“當今賦出於(yu) 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說明江南地區逐漸成為(wei) 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尤其隨著大運河的開通，運河成為(wei) 連接南北的主要交通動脈，使得南方與(yu) 北方之間的聯係得到加強，而長三角地域內(nei) 部的整合也在加速，經濟文化一體(ti) 化的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而長三角地域內(nei) 部的互動與(yu) 整合，可用以下例子說明。

其一，邊緣與(yu) 中心的互動——以徽州與(yu) 蘇南為(wei) 例。相對於(yu) 太湖流域而言，安徽徽州處於(yu) 江南地區邊緣。明清時期，蘇南地區商品經濟發達，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前來淘金，其中以徽州地區的商人人數最多、勢力最大、活動最為(wei) 頻繁。他們(men) 以從(cong) 事棉布業(ye) 、絲(si) 綢業(ye) 、糧食業(ye) 、木材業(ye) 、典當業(ye) 等為(wei) 主要生業(ye) 。以典當業(ye) 為(wei) 例，不僅(jin) 南京、蘇州等大城市的典當業(ye) 由徽商把持，甚至各個(ge) 縣城、市鎮亦是如此。史書(shu) 記載，清初江陰縣的典當鋪，大半由徽商所開；清初常熟縣城有38家徽州典商。範金民教授斷言，“遍地徽商之語用之於(yu) 明清江南是最符其實的”（範金民：《國計民生：明清社會(hui) 經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因為(wei) 徽商人多勢眾(zhong) ，財力很強，在蘇南地區的城市、市鎮創建了很多同鄉(xiang) 會(hui) 性質的工商業(ye) 組織——會(hui) 館，如南京有新安會(hui) 館、徽州會(hui) 館、新歙會(hui) 館、安徽會(hui) 館等，蘇州有徽郡會(hui) 館、安徽會(hui) 館等。即便是在縣城、市鎮也有不少，如吳江縣盛澤鎮有徽寧會(hui) 館等。據《明清蘇州工商業(ye) 碑刻集》所收《徽寧會(hui) 館碑記》所說：“凡江浙兩(liang) 省之以蠶織為(wei) 業(ye) 者，俱萃於(yu) 是（指盛澤）……皖省徽州、寧國二郡之人服賈於(yu) 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澤尤匯集之處也。”徽商等商幫將江南核心地區的絲(si) 織品和棉布等商品運銷各地，將外地商品如糧食等運往江南各城鎮，既加強了江南地區內(nei) 部的商品流通和經濟整合，也促進了全國統一市場的逐漸形成。

其二，中心地域內(nei) 的互動——以上海與(yu) 蘇南為(wei) 例。明清時期，蘇州不僅(jin) 是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重要經濟中心。時人稱，“人間都會(hui) 最繁華，除是京師吳下有”。京師指北京，吳下即指蘇州。而當時的上海，不過是僻處海濱的一個(ge) 小鎮。上海的崛起，先是因為(wei) 被選為(wei) 通商口岸，繼而在太平天國時期獲得快速發展。上海被選為(wei) 通商口岸，與(yu) 蘇州作為(wei) 經濟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據記載，清朝嘉慶末年，英國東(dong) 印度公司為(wei) 了擴大對華貿易，曾設想在廣州以外另辟一個(ge) 通商口岸，但公司內(nei) 部對於(yu) 開設地點發生了嚴(yan) 重分歧。東(dong) 印度公司的著名中國問題專(zhuan) 家塞繆爾·鮑爾（Samuel Ball）曾專(zhuan) 門撰文，分析指出蘇州是中國貨物最大的市場，而上海是蘇州的門戶，力主將通商口岸設在上海，認為(wei) “上海作為(wei) 一個(ge) 貿易口岸，其重要性取決(jue) 於(yu) 蘇州府”，“對進口貿易來說，蘇州府或許是全中國最適宜的地點”（李榮昌：《上海開埠前西方商人對上海的了解與(yu) 貿易往來》，《史林》1987年第3期）。正因為(wei) 有這樣的前提，鴉片戰爭(zheng) 後上海成為(wei) “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就順理成章了。1860年前後，太平天國軍(jun) 隊從(cong) 南京一路向東(dong) ，開辟蘇福省，占蘇南及浙江一部分地區，迫使官僚富豪、地主士紳攜家逃往上海，帶來大量資金，為(wei) 上海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在上海的帶動與(yu) 影響下，周邊城市如寧波、無錫、蘇州、常州等也積極發展近代企業(ye) ，使得長三角地區成為(wei) 中國近代化的中心地區。

由上可知，長三角地區的內(nei) 部整合早已開始，經濟聯係不斷加強，中心與(yu) 邊緣、中心城市與(yu) 周邊城鎮乃至鄉(xiang) 村腹地之間存在著密切互動，一體(ti) 化的趨勢事實上早就啟動。

相通的地方語言。從(cong) 曆史上來看，長三角地區的語言以吳語為(wei) 主，還有北方語言係統的江淮官話以及南方地區的閩南話、閩東(dong) 話和少數民族語言等。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應與(yu) 曆史上的多次移民密切相關(guan) 。吳語分布的區域，大致包括江蘇南部，上海及其轄區，浙江全境，浙江與(yu) 江西、福建毗鄰地區，以及安徽皖南一部分地區（傅國通等：《吳語的分區（稿）》，《方言》1986年第1期）。可以看出，其地域範圍基本與(yu) 長三角地區重合。雖然由於(yu) 時空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吳語區內(nei) 部的空間差異，但總體(ti) 而言，吳語區的地域文化可以用吳越文化概括。而吳越文化的區域範圍也大體(ti) 上是長三角的範圍。

 (作者係蘇州大學社會(hui) 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