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明，我不是1984年莫幹山會(hui) 議的發起者或組織者，隻是一名普通的參與(yu) 者，正如我在一首回憶莫幹山會(hui) 議的小詩中所寫(xie) ：“憶得當年山上會(hui) ，諸君翹楚我相隨。”隻不過後來，我又自覺自願地成為(wei) 這段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結合自己的親(qin) 曆和所掌握的文獻、史料所再現的莫幹山會(hui) 議的前前後後。

會(hui) 前，kaiyun官方地址麵臨(lin) 三大焦點

莫幹山會(hui) 議召開前，國內(nei) 麵臨(lin) 三大焦點。第一個(ge) 焦點，當時中國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正麵臨(lin) 曆史性轉型。從(cong) 空間來看，這個(ge) 轉型是由農(nong) 村轉向城市。中國的改革是從(cong) 農(nong) 村起步的，以1978年安徽農(nong) 民首創的“大包幹”製（包幹到戶）為(wei) 標誌掀起農(nong) 村改革，隨後中央將這一安徽實踐概括成“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並向全國推廣。到1984年，經過五六年的改革，農(nong) 村這條線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農(nong) 村改革的勢頭推進到城市改革中去。1984年1月，小平同誌第一次到南方視察，在親(qin) 身感受了深圳的發展變化後，他提筆寫(xie) 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men) 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顯然，這一題詞指出了中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開創改革開放事業(ye) 尤其是城市改革新局麵的問題，既是一個(ge) 戰略提升，也預示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正麵臨(lin) 一個(ge) 新的曆史關(guan) 頭。

第二個(ge) 焦點，就是隨之而來的理論創新和戰略思維問題。為(wei) 此，中央決(jue) 定於(yu) 1984年10月召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圍繞“改革從(cong) 農(nong) 村走向城市”這一重大命題，討論並作出《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這是kaiyun官方地址史上第一個(ge) 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作為(wei) 一個(ge) 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的製訂就涉及用什麽(me) 理論來支撐它的問題。也就是說，是按照傳(chuan) 統的計劃經濟的理論還是按照新穎的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理論來進行？這裏麵臨(lin) 一個(ge) 重大的理論選擇。實際上，圍繞這一重大理論選擇的基礎研究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在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學者在研究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理論問題，我所在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也參與(yu) 其中。1981年我們(men) 所承擔了國家 “六五”期間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理論依據研究》，我的老師穀書(shu) 堂教授主持這項課題，並帶領楊玉川和我參與(yu) 課題研究。1983年，我們(men) 完成並上報了一份16萬(wan) 字的課題研究報告——《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和價(jia) 值規律》。報告係統闡述了“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理論，主張“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應以社會(hui) 主義(yi) 和商品經濟與(yu) 價(jia) 值規律理論作為(wei) 依據”。對於(yu) 這一理論主張，當時國內(nei) 政界學界既有不謀而合者，也有持不同見解者。反對者明確提出：“絕不能把我們(men) 的經濟概括成商品經濟”，否則“必然會(hui) 削弱計劃經濟”。總之，當時對這兩(liang) 種改革理論的爭(zheng) 論是相當激烈的。1984年6月，《決(jue) 定》的初稿“出爐”。此稿即是按照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思路來寫(xie) 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胡耀邦看後很不滿意，指出要對起草組進行調整並重寫(xie) 《決(jue) 定》報告稿。第三個(ge) 焦點，就是來自改革實踐中重大問題的倒逼。改革開放五六年來，實踐中雖取得許多成就，但遇到的問題也不少（如價(jia) 格問題、國企問題、金融問題等），甚至還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來，怎麽(me) 迎難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實實在在的解決(jue) 方案。綜合上述這些背景，應該說，是大曆史、大時代為(wei) 當時中青年經濟學者的“發聲”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

改革大業(ye) 匹夫有責，

多股“中青年力量”匯集發聲

多年後，莫幹山會(hui) 議被認為(wei) 是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的“第一次集體(ti) 發聲”。當時，中國的經濟學界中有三股中青年力量嶄露頭角，頗受關(guan) 注。第一股力量，是在京中央和國家部委相關(guan) 研究機構以及掛靠於(yu) 相關(guan) 部委的研究組織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農(nong) 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nong) 村發展研究中心為(wei) 代表（因其位於(yu) 北京西黃城根南街九號而被稱為(wei) “九號院”）。當時“九號院”的“掌門人”是杜潤生，在他周圍聚攏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等等。第二股力量，來自相關(guan) 大學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如北大、清華、人大、南開、複旦等，湧現出了一批很有想法和闖勁的中青年經濟學者。第三股力量，來自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及各地方社科院的中青年研究隊伍。例如，莫幹山會(hui) 議的發起人朱嘉明、黃江南，就是中國社科院工業(ye) 經濟係畢業(ye) 的研究生——及至會(hui) 議召開時，朱嘉明已經到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並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黃江南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工業(ye) 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這些來自不同係統、不同方麵的中青年經濟工作者有一個(ge) 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men) 深深紮根於(yu) 中國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說。例如，“九號院”致力於(yu) 研究“三農(nong) ”問題並提出了很多獨到見解，成為(wei) 當時中國農(nong) 村改革決(jue) 策研究的中樞智庫。又如，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黃江南在《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調整與(yu) 改革若幹階段問題的看法》（《紅旗》（內(nei) 部文稿）1981年第10期）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為(wei) 中央所重視的建議，“改革四君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黃江南（按當時《紅旗》（內(nei) 部文稿）發表文章的作者順序排列）也因此得名，並成為(wei) 當時中青年力量的象征。當時，走向思想解放的學術氛圍也為(wei) 中青年力量的發聲創造了機遇。例如，1983年2月，“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全國《資本論》學術討論會(hui) ”在廈門召開，我當時有幸參會(hui) ，有一批比我還年輕的朋友也出現在這一學術會(hui) 上。會(hui) 上由北大蕭灼基教授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李成勳先生組織，舉(ju) 辦了一個(ge) 幾十人的“青年代表座談會(hui) ”，對於(yu) 開始聚集的中青年力量而言，可以說是“初露鋒芒”。總之，當時的情況是，國家對改革發展的智力支撐有現實需求，而三股中青年力量則能夠形成一個(ge) 合力來給予智力供給。可以說，供需雙方的真誠碰撞共同形成了那個(ge) 時代的風雲(yun) 際會(hui) ，而這些都為(wei) 召開莫幹山會(hui) 議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辦會(hui) 特色：民辦官助，以文選人

“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hui) ”的名稱及會(hui) 議地點“莫幹山”，最早是由朱嘉明、劉佑成（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黃江南、張鋼（《經濟學周報》）等討論提出的。隨後，1984年2月，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和孫皓暉（長篇曆史小說《大秦帝國》作者）在浙江杭州進行了“最初商議”。會(hui) 議的醞釀與(yu) 我所在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青年學者也有一些瓜葛。1984年夏，朱嘉明、黃江南、張鋼等來我們(men) 所做學術交流時，向所裏李羅力、杜廈、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者會(hui) 議的設想，我們(men) 聽後都很高興(xing) 並表示支持。隨後，正是在“從(cong) 天津回北京的火車上”，他們(men) 形成了比較清晰的構思，並起草了關(guan) 於(yu) 召開“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會(hui) 議”的有關(guan) 材料。回顧起來，莫幹山會(hui) 議是一次“民辦官助”的會(hui) 議。即：由中青年經濟學者自民間發起、新聞單位和地方研究機構出麵主辦、中央和國家有關(guan) 部門相關(guan) 人員以個(ge) 人身份參與(yu) 和支持；會(hui) 議的宗旨是“為(wei) 黨(dang) 和國家獻計獻策”，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開會(hui) 必須得有主辦單位，光有個(ge) 人身份不行。關(guan) 鍵時刻，經濟日報社社長兼總編安崗和副總編輯丁望擔當主辦，發揮了關(guan) 鍵作用。除《經濟日報》外，《經濟學周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等媒體(ti) 和研究機構也先後參與(yu) 作為(wei) 聯合主辦單位。這就形成了後來說的“中央級新聞單位和地方研究機構出麵主辦”的會(hui) 議模式。此外，當時“九號院”的農(nong) 研中心還為(wei) 此專(zhuan) 門撥出一萬(wan) 元人民幣作為(wei) 對會(hui) 議經費的支持，這也是“民辦官助”的一個(ge) 典型例子。1984年6月12日，在總編輯安崗、副總編輯丁望的主持下，《經濟日報》發布了《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hui) ，廣泛征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wei) 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稱：“將於(yu) 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hui) ’。討論的中心內(nei) 容是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cong) 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wei) 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hui) 議。”這一消息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幾不講”（不講學曆、不講職稱、不講職業(ye) 、不講名氣、不講關(guan) 係）和以文選人的模式。正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這份唯才是舉(ju) 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網羅天下英才的氣勢，著實令人耳目一新。從(cong) 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兩(liang) 個(ge) 多月，會(hui) 議籌備組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1300多篇論文，平均每天20餘(yu) 篇。作者中既有專(zhuan) 業(ye) 的理論研究者，也有來自各條戰線基層、利用業(ye) 餘(yu) 時間從(cong) 事理論研究的青年， 他們(men) “位卑未敢忘憂國”， 體(ti) 現了願為(wei) 改革貢獻才智的強烈使命感。為(wei) 保證會(hui) 議按流程順利進行，會(hui) 議成立籌備工作組，組長張鋼，副組長徐景安（國家體(ti) 改委）、黃江南。籌備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學者承擔，其中論文評審是重頭戲。論文評審組組長為(wei) 王小魯（中國社會(hui) 科學雜誌社）、周其仁（中國農(nong) 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為(wei) 朱嘉明、盧邁（北京經濟學院）、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魯負責基本理論方麵，周其仁負責農(nong) 業(ye) 經濟方麵，朱嘉明負責工業(ye) 經濟方麵，盧邁負責財金商經方麵，宋廷明和高粱負責宏觀經濟體(ti) 製改革方麵。後來隨著來稿踴躍，閱稿隊伍又有所擴大。

經過兩(liang) 個(ge) 月認真的“以文選人”的工作，截至8月中旬，參會(hui) 代表名單塵埃落定。除通過論文入選的代表以外，還有一部分是發起、組織、籌備會(hui) 議的中青年學者和少數當時已經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兩(liang) 部分正式代表共計124人。我曾對這124名代表作過結構分析。按係統分：高等學校38人，占30%；中國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屬事業(ye) 性研究機構18人，占14%；黨(dang) 政機關(guan) 幹部20人，占16%；企業(ye) 界12人，占10%；此外還有新聞界等8人，占6%。按地區分：北京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此外來自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代表也較多，如浙江10人、廣東(dong) 8人；陝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區也有一定數量的代表參加，如陝西6人。8月底，整個(ge) 籌備工作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準備上山。

風雲(yun) 際會(hui) 莫幹山，不為(wei) 山水為(wei) 改革

莫幹山會(hui) 議的正式會(hui) 期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會(hui) 議地點在莫幹山450號，它原是山上的一個(ge) 天主教教堂，後遭火損，現已重建。出席會(hui) 議的除前述124位代表外，還有中央有關(guan) 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會(hui) 議領導小組成員、新聞界代表、浙江省有關(guan) 方麵負責人等，共計180餘(yu) 人。與(yu) 會(hui) 者中，浙江省方麵的負責人包括時任浙江省省長、省委副書(shu) 記薛駒，中共浙江省顧問委員會(hui) 副主任崔健，省委常委、宣傳(chuan) 部長羅東(dong) 等；在中央和國家有關(guan) 部門工作的有王岐山（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農(nong) 村政策研究室）、左芳（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研究室）、賈春峰（中宣部理論局）、閻淮（中組部青幹局）、李英湯（中央辦公廳）等；此外，還有幾位不在上述名單之列但實際上也曾參會(hui) 並起了重要作用的，如孔丹（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hui) 主任張勁夫秘書(shu) ）、李湘魯（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秘書(shu) ）等。為(wei) 保證會(hui) 議順利舉(ju) 行，還專(zhuan) 門成立了一個(ge) 11人領導小組，由發起單位的領導組成，包括《經濟日報》總編輯安崗和副總編輯丁望、《經濟學周報》社長馮(feng) 蘭(lan) 瑞和主編王瑞蓀等。領導小組下設秘書(shu) 處，負責日常會(hui) 議討論的組織和運轉，成員主要包括會(hui) 議的發起、組織等幾位核心人物。張鋼任秘書(shu) 長，劉佑成、徐景安、黃江南任副秘書(shu) 長，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魯等為(wei) 主要成員。開幕會(hui) 上，有關(guan) 各方相繼講話，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經濟學周報》主編王瑞蓀和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賈春峰的致辭。王瑞蓀說：

這次會(hui) 議是新中國成立35年以來第一次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的學術討論會(hui) ，是在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深入發展、經濟科學研究十分活躍的情況下召開的。

改革實踐提出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從(cong) 理論上和實踐上給予回答。

我們(men) 希望會(hui) 議能夠體(ti) 現出講求實際、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能夠體(ti) 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的民主精神；能夠體(ti) 現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團結精神；能夠體(ti) 現出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

賈春峰在題為(wei) 《時代的召喚　崇高的責任》的發言中說：

“大變革要注重理論的大發展，也必然促進理論的大發展。”

“對於(yu) 改革實踐提出的許多課題，在過去的書(shu) 本上是找不到現成結論和具體(ti) 答案的。這就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yu) 錯綜複雜、急劇變化的現實經濟生活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從(cong) 而作出新的理論概括。

這種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學工作，要有獻身精神、求實態度、創新勇氣和科學的思維方式，絕不能複述已有的結論，或者在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機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實踐日新月異，現實生活在大踏步前進。”

這番話聽後令人深感責任重大，上莫幹山不是來遊山的，而是要為(wei) 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ye) 拿出真知灼見。

掛牌討論，七組爭(zheng) 鳴

好擂連台，五大成果

9月3日開幕大會(hui) 之後即進入分組討論，共分七個(ge) 組。七組議題幾乎覆蓋了城市改革各大命題——當時改革的重點，成為(wei) 會(hui) 議的“骨架”。

第一組——宏觀組，主要討論當時經濟體(ti) 製改革中“最熱點”的問題：價(jia) 格改革的基本戰略；

第二組——企業(ye) 組，主要討論工業(ye) 管理體(ti) 製和企業(ye) 活力，聚焦國企改革；第三組——開放組，主要討論對外經濟開放，這也是我本人所在的組；

第四組——流通組，主要討論發揮中心城市功能；

第五組——金融組，主要討論金融體(ti) 製改革；

第六組——農(nong) 村組，主要討論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結構變動，以及農(nong) 村經濟體(ti) 製改革與(yu) 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接口；

第七組——理論組，主要討論經濟體(ti) 製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商品經濟、所有製、政府經濟職能等。實際上，莫幹山會(hui) 議是中青年們(men) 圍繞改革的各種決(jue) 策需求，從(cong) 改革理論和實踐思路的供給角度提出建言。會(hui) 議的一大成功之處在於(yu) 上述每個(ge) 組裏都有一兩(liang) 個(ge) 核心人物，並由在該領域素有研究的青年學者或專(zhuan) 家來當組長，而並非看其身份或資曆。這樣，這些人能夠在討論中發揮好組織、引導、總結等作用。分組討論打破傳(chuan) 統的會(hui) 議模式，會(hui) 上不準念稿，不作空泛議論，而是緊緊圍繞專(zhuan) 題，開門見山、各抒己見，討論激烈時還出現“搶話筒”現象，現場頗為(wei) “熱鬧”。會(hui) 風方麵，莫幹山會(hui) 議的一大發明是“掛牌討論”。任何人都可以提議討論某個(ge) 問題並陳述理由，隻要經過大會(hui) 學術組認可，即可掛牌討論，如“本組定於(yu) 某時某地討論某個(ge) 問題……”的告示。會(hui) 議期間，大會(hui) 會(hui) 務組還印發類似簡報類的“會(hui) 議情況”，交流各組討論的信息，加上會(hui) 風自由、開放、平等，各種交流、“打擂”頻繁，因此盡管有組別之分，但與(yu) 會(hui) 者對其他組的討論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

就我掌握的情況來看，可把莫幹山會(hui) 議研討的內(nei) 容及其對決(jue) 策的貢獻歸納成五大議題和五大成果。第一，價(jia) 格改革：“放調結合”成為(wei) 最大亮點。莫幹山會(hui) 議召開的背景是中國開始從(cong) 農(nong) 村改革轉入城市改革，想要按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規律辦事，首要問題是價(jia) 格改革怎麽(me) 辦，這也是當時中央最關(guan) 注的問題之一。恰在1984年9月上旬，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在給中央常委的報告中提出，在經濟體(ti) 製改革的三個(ge) 重要問題中，價(jia) 格改革是重中之重，並且目前國內(nei) 正處在“價(jia) 格改革的黃金時代”。顯然，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大勢”對如何進行價(jia) 格改革提出了巨大的“決(jue) 策需求”，而對“供給方”——在莫幹山上的年輕人而言，“價(jia) 改向何處去”也成為(wei) 討論最熱烈、也最富有成果的專(zhuan) 題，並從(cong) 而成為(wei) 會(hui) 議的一大亮點。在“山上”，圍繞價(jia) 格改革的主要議題主要有三個(ge) ：一是關(guan) 於(yu) 價(jia) 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現實迫切性。對於(yu) “價(jia) 格體(ti) 係必須改革”這一點，與(yu) 會(hui) 者均有共識。二是關(guan) 於(yu) 價(jia) 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及其理論依據。一種主張是“以計劃價(jia) 格為(wei) 主體(ti) ”同時“放開部分價(jia) 格”，另一種則側(ce) 重於(yu) 強調“導入市場機製”。

三是關(guan) 於(yu) 價(jia) 格改革的路徑。這也是會(hui) 議討論最深入、爭(zheng) 論也最激烈的問題，

主要形成了三種意見：一是主張“以調為(wei) 主”，即以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調節為(wei) 主，同時放開一部分小商品的價(jia) 格；

 

二是主張“以放為(wei) 主”，即以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決(jue) 定價(jia) 格，政府則主要對一些關(guan) 係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商品進行調節；

 

三是主張“調改結合”，這派意見是在“調”“放”激辯的背景和過程中產(chan) 生的，主張調放結合，雙軌運作，並行不悖。

上述三種觀點的代表人物分別為(wei) 田源、張維迎、華生與(yu) 何家成等。
會(hui) 後，會(hui) 議副秘書(shu) 長徐景安以各方討論意見為(wei) 基礎，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題為(wei) 《價(jia) 格改革的兩(liang) 種思路》的報告。報告中提出“上述兩(liang) 種思路，側(ce) 重點有所不同，但並不互相排斥和對立，在改革中可把‘調’與(yu) ‘放’結合起來，能放的先放，能調的先調，互相促進、相輔而行。”實踐表明，在調放結合、雙軌推進改革思路的形成過程中，無論是“以調為(wei) 主”，還是“以放為(wei) 主”，還是“調改結合”或“放調結合”，都從(cong) 不同方麵、程度作出了貢獻。如果從(cong) 更寬廣的視野來審視中國價(jia) 格雙軌製的改革思路，可以說是“上（中央決(jue) 策層）下（各方建言）結合”的成果，而這其中也毫無疑問凝聚了莫幹山上的集體(ti) 智慧結晶。第二，對外開放：以擴大開放倒逼全麵深化改革。除了價(jia) 格改革激辯之外，還有一組討論也十分活躍，這就是“對外開放組”，筆者當時在該組。當年該組被戲稱為(wei) “當代洋務派”，實則讚其有國際視野、開放意識強之意。加之多數組員此前曾對深圳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地區做過實際調查和理論研究，因此討論的焦點已不拘泥於(yu) 要不要擴大對外開放，而是如何進一步實施擴大開放的戰略。如果說價(jia) 格改革是從(cong) 國內(nei) 經濟體(ti) 製入手的“內(nei) 生性”變革思路，對外開放組則可被視為(wei) 是“外生性”的改革思路，其背景是對小平同誌1984年春在深圳特區視察時進一步擴大開放思想的呼應。

 對外開放組由朱嘉明主持，議題主要有三個(ge) ：一是關(guan) 於(yu) 沿海地帶的開放戰略。與(yu) 會(hui) 代表就如何使中國自南向北沿海地帶形成一個(ge) “既有分工又有聯係的有機結構與(yu) 係統”提出了建議，例如“東(dong) 部沿海城市的開放戰略”就是在這次會(hui) 上提出的。其建議的主旨是結合各沿海開放城市及其內(nei) 部的經濟開發區的自身優(you) 勢來進行戰略鋪陳，從(cong) 而形成一個(ge) 整體(ti) 的中國地域開放大係統。二是關(guan) 於(yu) 沿海開放城市的全麵深化改革問題。會(hui) 議討論後形成了《以沿海開放地帶為(wei) 先導 推動我國經濟體(ti) 製的全麵深化改革》的討論綜述（實際也是一個(ge) 總體(ti) 方案）。該方案的價(jia) 值在於(yu) ，其視野沒有局限在沿海幾個(ge) 城市怎麽(me) 開放的問題，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以沿海城市的開放來推動我國全方位開放和體(ti) 製的全麵深化改革。亮點有二：

（1）“先導”論。強調以東(dong) 部沿海城市的開放為(wei) 先導，來帶動整個(ge) 中國的開放；

 

（2）“倒逼”論。以全麵開放來推動（或者說“倒逼”）全國經濟體(ti) 製的全麵深化改革。

經大會(hui) 領導小組研究後，對外開放組這篇綜述作為(wei) 《會(hui) 議情況》第一期印發，可見這個(ge) 議題的分量，也足見該組在會(hui) 議上的活躍程度。
三是關(guan) 於(yu) 沿海地區開放與(yu) 內(nei) 地協調發展問題。就這一點會(hui) 上展開了“梯度推移”理論和“反梯度”理論之爭(zheng) 。

“梯度推移”（以上海的部分朋友為(wei) 代表）主張：由上海等東(dong) 部沿海城市先行開放，先從(cong) 海外引進先進技術、管理模式和資金，然後再將這些先進的技術、經驗依次向中部、西部推移；

 

“反梯度”（以內(nei) 蒙古黨(dang) 委研究室郭凡生等為(wei) 代表）則主張：在當前世界經濟密切廣泛聯係的大形勢下，搞梯度推移已經不合時宜，可以直接將其引進到中西部地區。

在這兩(liang) 種意見得到盡情表達的基礎上，組長朱嘉明在專(zhuan) 題報告中指出：“沿海對外開放，內(nei) 地也應對外開放，是一個(ge) 大宏觀決(jue) 策，需要國家統籌考慮。”
   第三，農(nong) 村改革：以農(nong) 促城、城鄉(xiang) 互動。在“山上”，對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改革發展的討論比較深入且居於(yu) 前沿。其中原因，一是時勢使然。會(hui) 議之前，以聯產(chan) 承包為(wei) 特征的中國農(nong) 村改革已經取得突出進展，同時麵臨(lin) 下一步農(nong) 村改革何去何從(cong) 的新形勢，迫切需要在係統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可供決(jue) 策參考的思想認識和解決(jue) 辦法。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二是會(hui) 上主要成員來自“九號院”——當時中國農(nong) 村發展問題決(jue) 策研究團隊中堪稱“翹楚”的一股力量。該組的討論始終圍繞“供決(jue) 策參考”展開。討論在三個(ge) 議題上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首先，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改革和發展總體(ti) 形勢的判斷。討論後認為(wei) ：現在農(nong) 村改革如火如荼已經連續幾年，而城市和大工業(ye) 中長期受到束縛和掣肘的巨大生產(chan) 力也開始釋放，因此接下來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是如何將這兩(liang) 股能量合流，將農(nong) 村在經濟體(ti) 製、產(chan) 業(ye) 結構改革中的新戰略與(yu) 城市工業(ye) 化相結合，相互激發以實現以農(nong) 促城、城鄉(xiang) 互動。這也是“九號院”青年學者由“村”進“城”研究整個(ge) 國家宏觀戰略開始的標誌。其次，改革農(nong) 產(chan) 品購銷體(ti) 製。這一點上的首要問題是糧食流通體(ti) 製改革，會(hui) 上提出應改變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建設新型糧食流通渠道和糧食部門經營模式，也就是要把市場因素引進到糧食流通體(ti) 製中來。再次，變革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結構。會(hui) 上提出：在鄉(xiang) 鎮企業(ye) 異軍(jun) 突起的背景下，現在農(nong) 村裏已經不光有農(nong) 業(ye) ，還有工業(ye) 、服務業(ye) ，因此需要改革農(nong) 村的產(chan) 業(ye) 結構。即使農(nong) 業(ye) ，除了發展糧食作物以外，還要發展多種作物，以優(you) 化農(nong) 作物結構。討論成果最後由王岐山、周其仁執筆完成題為(wei) 《改革糧食購銷體(ti) 製和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結構》的報告並報中央。3個(ge) 月後，1985年剛開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農(nong) 村進行第二步農(nong) 產(chan) 品的統派購製度改革”。

第四，金融改革：主張建立“資本市場”。金融組對金融體(ti) 製改革尤其是銀行體(ti) 製改革和發行股票問題頗為(wei) 積極，這也是本次會(hui) 議觸及的較為(wei) 敏感和富有挑戰性的議題之一。從(cong) 議題設置來看，該組從(cong) “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和商品生產(chan) 對金融提出了哪些最為(wei) 迫切的要求”“我國應建立什麽(me) 樣的金融體(ti) 係”“當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環節”等問題入手，重點討論“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問題，隨後即進入開放金融市場所引發的“股份經濟”問題。六年後，直到1990年，新中國第一個(ge) 股票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才正式創辦。當時在“山上”年輕人提出“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設想，令人耳目一新。

第五，國企改革：聚焦自負盈虧(kui) 。與(yu) 價(jia) 格改革和對外開放戰略相聯的是企業(ye) 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ye) （當時稱“國營企業(ye) ”）的改革。會(hui) 議組織者在確定選題時意識到，價(jia) 格改革和對外開放需要相應的微觀基礎，那就是國有企業(ye) 必須成為(wei) 自負盈虧(kui) 的市場主體(ti) 。唯有此，才能對價(jia) 格信號和國內(nei) 外市場作出理性反應。圍繞此問題，討論中較有進展的要點有三：一是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戰略目標。會(hui) 上就此明確提出以國有企業(ye)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作為(wei) 改革目標。二是關(guan) 於(yu) “利潤留成”和“股份製”兩(liang) 種改革方式。圍繞國企改革的戰略目標提出了帶有過渡性、階段性的改革措施——“利潤留成”，可讓企業(ye) （作為(wei) 經營者）和國家（作為(wei) 所有者）進行利潤分成。針對此方式未觸及企業(ye) 所有權問題，有論者提出了轉變國有企業(ye) 產(chan) 權結構、實行“股份製”的建議，主張吸收非國有資本（異質產(chan) 權）或者其他國有企業(ye) 的資本（同質產(chan) 權）來搞股份製。三是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破產(chan) ”。針對這個(ge) 一直是國有企業(ye) “禁區”的話題，這次會(hui) 上則突破性地提出：既然要搞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那麽(me) 企業(ye) 既要“負盈”，也要“負虧(kui) ”，“長期虧(kui) 損怎麽(me) 辦”？該破產(chan) 就破產(chan) 。企業(ye) 自負盈虧(kui) 這個(ge) 題中應有之義(yi) ，被鮮明提了出來（緊接著沈陽防爆器材廠破產(chan) 案例出現於(yu) 中國東(dong) 北）。除上述議題外，莫幹山會(hui) 議還討論了關(guan) 於(yu) 發揮中心城市功能問題、關(guan) 於(yu) 政府經濟職能問題以及基本理論組討論的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理論問題等。可惜對於(yu) 與(yu) “人的發展”相關(guan) 的公平與(yu) 效率關(guan) 係，以及收入分配和社會(hui) 保障問題（如浙江大學姚先國提交的《社會(hui) 主義(yi) 勞動基金的兩(liang) 重性與(yu) 我國工資改革》等），沒有顧及討論，有點遺憾。

銘記莫幹山，承傳(chuan) 精氣神

關(guan) 於(yu) 莫幹山會(hui) 議的成果和價(jia) 值，可以從(cong) 以下四個(ge) 方麵來看：第一，為(wei) 中央改革決(jue) 策獻計獻策。具體(ti) 方式，一是“傳(chuan) ”，二是“寫(xie) ”。“傳(chuan) ”指的什麽(me) ？莫幹山會(hui) 議期間，有兩(liang) 位“神秘人物”曾“秘密上山”。這兩(liang) 位並不在我保存的180餘(yu) 位與(yu) 會(hui) “名單”之列。在會(hui) 議期間一天傍晚時分他們(men) 坐車上山，約集部分會(hui) 議代表座談討論，參加者有王岐山、馬凱、周其仁等等，隨後帶著大家的討論甚至是辯論意見和會(hui) 議簡報等文字材料連夜下山。事後知道，他們(men) 分別是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hui) 主任張勁夫同誌的秘書(shu) 孔丹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秘書(shu) 李湘魯。多年後，孔丹曾在我參加的一次會(hui) 上說：

“當時，勁夫同誌正好在‘山下’——杭州，為(wei)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做調研。我和‘山上’開會(hui) 的一些年輕朋友熟悉，於(yu) 是就自告奮勇上山‘打探消息’，下山後立即向勁夫同誌匯報。勁夫同誌聽後很感興(xing) 趣，不久就在杭州約見了會(hui) 議部分‘主力’成員。我當年摸黑上山又趕著召集開會(hui) ，會(hui) 後已經是後半夜了，立即下山，所以連莫幹山長什麽(me) 樣都沒看清。”

這是“傳(chuan) ”。孔丹和李湘魯“臨(lin) 門一腳”起了很大作用。“寫(xie) ”，指的什麽(me) ？莫幹山會(hui) 議結束後，根據討論的情況，由會(hui) 上幾位“主力”成員（包括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黃江南、周其仁、蔡重直、田源、華生、杜廈等等），負責起草擬向高層匯報的專(zhuan) 題報告。經過幾天“連軸轉”，於(yu) 9月15日完成八份專(zhuan) 題報告（包括《價(jia) 格改革的兩(liang) 種思路》《與(yu) 價(jia) 格改革相關(guan) 的若幹問題》等），並派代表向張勁夫做了匯報。張勁夫聽後於(yu) 9月20日首先批示：

“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hui) 上提出的‘價(jia) 格改革的兩(liang) 種思路’，極有參考價(jia) 值。”

繼之，10月10日國務院主要領導人批示：

“‘價(jia) 格改革的兩(liang) 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jue) 問題。

    第二，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走向深化。莫幹山會(hui) 後不久，《經濟日報》從(cong) 9月25日到10月11日接連開辟五個(ge) 專(zhuan) 版，以《探討經濟改革中的理論問題——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hui) 論文摘登》為(wei) 主題選登了會(hui) 議18篇理論文章。9月25日，兩(liang) 篇：郭振英《自負盈虧(kui) 與(yu) 企業(ye) 擴權》、吳克《計劃管理中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杆》；9月28日，四篇：常修澤《從(cong) 蛇口工業(ye) 區的開發得到的啟示》，郭凡生《談談技術的梯度推移規律》，夏禹龍、譚大駿、陳平、蔡乃中《沿海開放地帶的戰略地位》，陸丁、張一寧《引進外資引力何在》；9月29日，三篇：周小川、樓繼偉(wei) 、李劍閣《價(jia) 格改革無需增加財政負擔》，張維迎《價(jia) 格體(ti) 製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田源、陳德尊《關(guan) 於(yu) 價(jia) 格改革思路的思路》；10月4日，三篇：張寶通《聯產(chan) 承包製適合當前生產(chan) 力狀況》、張太平《農(nong) 村家庭經濟及其發展趨勢》、王長遠《縣級經濟管理體(ti) 製改革的趨勢》；10月11日，六篇：郝一生、杜廈《搞好沿海開放城市的產(chan) 業(ye) 配置》，夏禹龍等《借鑒特區形式，開發新興(xing) 工業(ye) 》，朱嘉明、何偉(wei) 文《引進先進技術與(yu) 保護民族工業(ye) 》，金岩石《內(nei) 地資源開發與(yu) 沿海對外開放》，沈水根《對外開放與(yu) 人民幣匯兌(dui) 製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建立我國的金融中心》等。這些涉及改革發展重要理論問題的會(hui) 議成果，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前夕全麵經濟體(ti) 製改革決(jue) 定正在起草和討論之時，排炮般密集火力發出，打開了對改革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思路，特別是關(guan) 於(yu)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財政金融體(ti) 製改革、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以及所有製關(guan) 係改革等。隨後，另有更多青年經濟學者積極發表文章闡釋觀點，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青年經濟學者從(cong) 事深度學術研究的熱潮。其帶來的新鮮的思想空氣，對當時和此後中國經濟理論界乃至思想界產(chan) 生了不小的影響。

第三，促進中青年經濟工作者隊伍的成長。回過頭看，莫幹山會(hui) 議作為(wei) 改革開放一個(ge) 有代表性的新生事物，對“八十年代新一輩”的崛起起了助推作用。首先，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視下，一批中青年在會(hui) 後進入改革的決(jue) 策或研究部門一顯身手，為(wei) 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國家體(ti) 改委專(zhuan) 門成立了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所，吸納部分“上山者”（如剛從(cong) 西北大學經濟係畢業(ye) 的研究生張維迎）參加。除中央外，地方政府也注重發揮青年學者的作用。例如莫幹山會(hui) 議之後，河南省委書(shu) 記劉傑、省長何竹康專(zhuan) 程到北京邀請莫幹山會(hui) 議骨幹組成河南谘詢團，團員包括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等。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在汪道涵領導下，委托經濟日報社組成“上海經濟工程組”（即上海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谘詢顧問團）。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四人——杜廈、李羅力、金岩石和我有幸應邀成為(wei) 組員，研究上海的振興(xing) 與(yu) 發展方略。其次，直接催生《中青年經濟論壇》創刊。根據莫幹山會(hui) 上商量的意向，會(hui) 後不久，由中青年自己創辦的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於(yu) 1985年4月在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刊。這家民間學術刊物以京津滬為(wei) 核心，聚集了全國各地有影響力和活動力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它的橫空出世標誌著中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有了自己的學術陣地，也成為(wei) 當時頗有影響的經濟理論刊物之一。再次，促進新人才進一步湧現。1985年4月，參照莫幹山會(hui) 議模式召開的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hui) 在天津舉(ju) 行。筆者受命擔任論文評審組組長，與(yu) 另一組長金岩石等十幾位青年學者一起，在《紅旗》雜誌社地下室招待所內(nei) 精心審稿，從(cong) 2615篇論文中選出125位作者。與(yu) 會(hui) 者有30多位近三成作者是參加過莫幹山會(hui) 議的“雙連冠”，包括馬凱、田源、貝多廣、盧健、孫鴻武、劉安、朱嘉明、華生、李克華、李羅力、李劍閣、李曉西、杜廈、時正新、何家成、陳申申、陳曉梅、周其仁、張鋼、張少傑、張向榮、張寶通、張維迎、周小川、金岩石、郝一生、楊海田、郭凡生、高粱、夏小林、徐景安、梁秩森、黃維德、常修澤、蔣躍、樓繼偉(wei) 、蔡重直。其餘(yu) 七成多代表則是“新人”，如馬飆、馬建堂、王戰、馮(feng) 侖(lun) 、劉偉(wei) 、朱民、盧中原、宋國青、李江帆、李維森、沈驥如、吳曉求、卓勇良、洪銀興(xing) 、陳宗勝、陳琦偉(wei) 、逄錦聚、唐傑、郭振英（論文入選1984年莫幹山會(hui) 議，但本人未“上山”）、郭樹清等（以姓氏筆畫為(wei) 序），上述入選論文後來被收入論文集《騰飛的構想》。我想，這裏的“騰飛”除了指國家之外，又何嚐不是指與(yu) 會(hui) 每個(ge) 人事業(ye) 的“騰飛”呢。

第四，形成一代“莫幹山”式的新文風、新會(hui) 風。中國長期存在 “官本位”“等級製” “唯學曆論”“關(guan) 係學”等社會(hui) 陋習(xi) ，以及“念稿式”的僵化會(hui) 風和“黨(dang) 八股”的文風。莫幹山會(hui) 議采取“以文選人”“幾不講”的做法，向長期存在的上述僵化風氣提出了顛覆性挑戰，這些唯才是舉(ju) 的做法為(wei) 千萬(wan) “草根”有為(wei) 青年打開了上升通道，對改革開放時代的選人機製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自由討論、“掛牌討論”等做法，鼓勵學術爭(zheng) 鳴，注重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這股追求真理的會(hui) 風對於(yu) 日後的學術研究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正如莫幹山會(hui) 議與(yu) 會(hui) 者、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賈春峰在《理論界，一股新風撲麵來》中所說：

“當我聽到那些富有哲理和激情的發言時，閱讀到那些來自改革第一線的調查報告時，似乎有一種清新的空氣迎麵而來。”

有人問什麽(me) 是莫幹山精神，我認為(wei) 至少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是時代擔當的精神，第二是改革創新的精神，第三是自由爭(zheng) 鳴的精神，這些都是莫幹山會(hui) 議的寶貴財富。
2012年起，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hui) 國際合作中心發起並組織了六屆新莫幹山會(hui) 議，用實際行動將莫幹山精神予以延續，我也參加了2012、2013、2014和2017四屆新莫幹山會(hui) 議，頗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之感。而今，在kaiyun官方地址發展的新時代，衷心期待當年“莫幹山”的這股精氣神能得到傳(chuan) 承和弘揚。

口述者係1984年莫幹山會(hui) 議親(qin) 曆者，現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兼莫幹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