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國是一個(ge) 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的經濟體(ti) ，不管國際經濟如何，隻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hui) 穩定發展。”對於(yu) 中國經濟的前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很有信心。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反複、供應鏈緊張、大宗商品上漲等因素影響了全球經濟。2022年，中國經濟將如何繼續前行、穩中求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麽(me)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又是如何理解新發展格局的?為(wei) 什麽(me) 發展中經濟體(ti) 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製定政策，難以追趕發達國家?而美國近期透露的加息意向，會(hui) 不會(hui) 影響中國的金融風險?

　　近日，在新書(shu) 《中國經濟的前景》(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際，林毅夫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zhuan) 訪，分享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在他看來，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仍有巨大潛力。在外銷增長預期下滑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采取必要的宏觀政策措施、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新基礎設施建設，消除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相信2022年，我國經濟將保持穩定和增長。”

　　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hui) 穩定、發展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並倡導的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理論。當前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製度、文化作為(wei) 前提，而新結構經濟學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林毅夫認為(wei) ，這套理論的暗含前提與(yu) 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一致，能更好地幫助外界認識、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麵臨(lin) 的機遇和挑戰，更好地幫助它們(men) 解決(jue) 問題。

　　林毅夫：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2020年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那麽(me) ，如何才能實現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呢?從(cong) 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最重要的是必須發展好經濟，讓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經濟體(ti) 量不斷變大，從(cong) 而使經濟體(ti) 量在世界的占比提高、服務業(ye) 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增加。這樣，國際循環的比重就會(hui) 下降，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越來越高。

　　這是因為(wei) 現代製造業(ye) 規模經濟很大，國內(nei) 經濟的體(ti) 量越大，國內(nei) 消化的能力就會(hui) 越強，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就會(hui) 越大;同時，服務業(ye) 中許多屬於(yu) 不可貿易，服務業(ye) 占比越高，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也會(hui) 越大。國內(nei) 經濟體(ti) 量的擴大和服務業(ye) 占比的提高都有賴於(yu) 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我國被稱為(wei) 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時期，出口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當年我國的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為(wei) 2099美元，經濟規模占全世界的比重為(wei) 5.3%，我國服務業(ye) 占經濟總量的41.8%，出口則占國民生產(chan) 總值的35.4%，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為(wei) 64.6%。到2019年，我國的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達到10098美元，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從(cong) 2006年的5.3%上升至2019年的16.4%，我國服務業(ye) 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從(cong) 41.8%上升到53.6%，出口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降為(wei) 17.4%，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上升到82.6%。將來，隨著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會(hui) 逐步逼近至20%、25%，服務業(ye) 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也會(hui) 逐漸向70%、80%逼近，國內(nei) 循環的比重也就會(hui) 從(cong) 2019年的82.6%，逐漸趨近90%，甚至更高，國內(nei) 循環的主體(ti) 地位也就會(hui) 更為(wei) 加強。

　　那麽(me) ，如何才能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經濟體(ti) ，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經濟要發展好，各個(ge) 地區應該按照比較優(you) 勢來發展產(chan) 業(ye) ，這樣生產(chan) 出來的產(chan) 品才能在國內(nei) 國際市場有競爭(zheng) 力，有競爭(zheng) 力的產(chan) 品不僅(jin) 要賣到國內(nei) 市場，也要賣到國際大市場，沒有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產(chan) 品和資源則需要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來提供，所以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按照比較優(you) 勢發展的前提，也是提高收入水平，進一步加強國內(nei) 大循環主體(ti) 地位的必要條件。

　　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是與(yu) 時俱進的論斷，也是正本清源。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被描述為(wei) 出口導向，如果出口減少了，難免會(hui) 影響發展的信心。既然我國是一個(ge) 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的經濟體(ti) ，不管國際經濟如何，隻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hui) 穩定發展。

　　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cong) 一個(ge) 貧窮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家，發展成為(wei) 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製造業(ye) 第一大國，可謂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但其間國際上也充斥著“中國崩潰論”。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經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來看，反思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思潮並進行理論創新很有必要。這既可以幫助我們(men) 洞悉國際上主流經濟學理論適用的局限性，也有利於(yu) 我們(men) 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實現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夢想，並講清楚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背後的道理、學理和哲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wei) 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背後肯定有其道理。對於(yu) 發展中國家而言，隻要把闡述發達國家成功道理的理論學會(hui) ，拿回來應用，就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ye) 化、現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從(cong) 戰後學習(xi) 西方先進產(chan) 業(ye) 的舊結構主義(yi) 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習(xi) 西方先進市場製度的新自由主義(yi) ，皆是如此。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70多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到底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0多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中，到目前為(wei) 止隻有2個(ge) 從(cong) 低收入躋身到高收入經濟體(ti) 行列。1960年有101個(ge) 中等收入經濟體(ti) ，到2008年，這其中隻有13個(ge) 進入高收入階段，其中8個(ge) 或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chan) 國，另外5個(ge) 是日本和亞(ya) 洲“四小龍”。

　　由此可見，經過70多年的努力，200多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中至少有180個(ge) 仍未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過多年的研究，我發現一個(ge) 事實，即至今沒有一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製定政策，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願望;少數幾個(ge) 發展或轉型比較成功的經濟體(ti) ，推行的主要政策從(cong) 當時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這些思路清晰、邏輯嚴(yan) 密、很有說服力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決(jue) 問題時顯得蒼白無力?為(wei) 什麽(me) 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製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屢屢失敗?

　　分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以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技術或製度等結構為(wei) 學習(xi) 借鑒的目標，並以總結發達國家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技術和製度等結構為(wei) 暗含前提的理論為(wei) 指導，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在結構差異的內(nei) 生性，於(yu) 是，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難免出現“南橘北枳”的困境。

　　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運行至關(guan) 重要，教科書(shu) 裏討論的金融製度安排一般都是發達國家適用的製度安排，包括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公司債(zhai) 等。這種製度安排適合發達國家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情況，企業(ye) 的生產(chan) 活動和技術創新需要大量資本投入、風險非常大的金融需求。

　　可是，在發展中國家70%～80%的生產(chan) 活動集中在小型的農(nong) 戶和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企業(ye) 。生產(chan) 用的技術一般是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也是相對成熟的產(chan) 品，需要的資本規模較小，風險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問題方麵，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經濟學的教科書(shu) 僅(jin) 依賴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大銀行、公司債(zhai) 等，就會(hui) 發現實體(ti) 經濟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沒有辦法服務於(yu) 實體(ti) 經濟。但是，發展中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時一般被建議按現代金融學的理論去照搬發達國家的金融製度安排。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wei) 理論的暗含前提，並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wei) 最優(you) 的、發展的目標。經濟學理論應當在我國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要求從(cong) 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成敗經驗和問題來總結出新的理論，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的內(nei) 生差異性，並了解這種內(nei) 生的差異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林毅夫：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dong) 亞(ya) 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ti)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ti) 行列。

　　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經濟增長是一個(ge) 技術不斷創新、產(chan) 業(ye) 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製度安排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必然會(hui) 伴隨著諸多外部性和協調的市場失靈問題，因此，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以發揮企業(ye) 家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的積極性，也要有有為(wei) 的政府來克服市場失靈，提供或協調基礎設施和製度的不斷完善。隻要我們(men) 利用好市場和政府兩(liang) 隻手的作用，充分發揮我國的發展潛力，那麽(me) ，應該能夠保持較快、較高質量的發展，在2025年左右跨過12535美元的門檻，成為(wei) 一個(ge) 高收入國家。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ti) 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jin) 10多億(yi) 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wei) 其他50多億(yi) 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feng) 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yu) 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美國真相：民眾(zhong) 、政府和市場勢力的失衡與(yu) 再平衡》(以下簡稱《美國真相》)中把美國現在的經濟、社會(hui) 、政策問題分析得鞭辟入裏，深入剖析了美國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源。美國現行的政治體(ti) 製被極少數的權貴階層綁架，表麵上美國是一人一票，實際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書(shu) 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體(ti) 製被權貴階層的利益綁架，貧富差距擴大、產(chan) 業(ye) 空心化、中產(chan) 階級不斷縮小等問題越來越嚴(yan) 重，進而由內(nei) 部矛盾衝(chong) 突激化導致民粹主義(yi) 抬頭。斯蒂格利茨教授開出的診斷和藥方非常到位，但遺憾的是，在美國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

　　麵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大流行傳(chuan) 染病，以及氣候變暖、金融危機等問題，都需要協調全世界各國的努力來克服，美國作為(wei) 當今世界第一號強國，應該是這一方麵的積極推動者。問題是，美國內(nei) 部的經濟問題不能解決(jue) ，導致它不顧全球領導職責，隻關(guan) 心自己國內(nei) 的問題，進而導致全球性危機無法得到有效協商應對。而且，美國內(nei) 部的經濟、社會(hui) 、政治矛盾重重，麵對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其他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沒有信心以真正公平競爭(zheng) 的方式來應對，不斷為(wei) 自己內(nei) 部的問題尋找替罪羔羊，並利用自身的科技、軍(jun) 事霸權來抑製中國的發展，置公平競爭(zheng) 於(yu) 不顧。

　　我非常讚成斯蒂格利茨教授對美國問題的看法，從(cong) 新結構經濟學來看，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創新、產(chan) 業(ye) 不斷升級，是不斷創造新知識並運用到生產(chan) 中，促使勞動生產(chan) 率不斷提高。這個(ge) 過程之中，需要通過市場競爭(zheng) 來激勵創新，並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同時還需要政府主動克服市場失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或提供各種適宜的製度安排，包括為(wei) 走在技術前沿的產(chan) 業(ye) 提供基礎科研支持。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讓所有人在發展過程中受益。政府和社會(hui) 就不僅(jin) 要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等弱勢群體(ti) 有所幫助，還要防止金融寡頭、科技寡頭對財富的壟斷。這就不僅(jin) 需要有效的市場，還需要有為(wei) 的政府，“兩(liang) 隻手”都要用。

　　美國自1776年建國後一直是一個(ge) 市場經濟國家，重點是怎麽(me) 處理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對此，美國有兩(liang) 派觀點，一派是亞(ya) 曆山大·漢密爾頓提倡政府要積極有為(wei) ，另一派是托馬斯·傑斐遜為(wei) 代表的“傑斐遜主義(yi) ”，強調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有句俗語說“謊話講一千次，自己都會(hui) 相信”。美國建國以後，“傑斐遜主義(yi) ”主導話語權，“漢密爾頓主義(yi) ”主導決(jue) 策權，但是，由於(yu) 美國不斷宣稱“傑斐遜主義(yi) ”，後來自己也相信了，“裏根主義(yi) ”和上一任的總統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謊話。於(yu) 是，美國在裏根總統之後也推行了新自由主義(yi) ，導致了《美國真相》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惡化、寡頭壟斷、政府被權貴利益集團綁架等問題。

　　相對於(yu) 美國而言，中國比較幸運，在轉型的時候雖然也借鑒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但在改革中一直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yu) 時俱進，從(cong) 而避免了新自由主義(yi) 的弊端，得以在轉型過程中維持宏觀穩定，經濟快速發展。

　　當然，我們(men) 也還要不斷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製度。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四個(ge) 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wei) 政府更好結合”;黨(dang) 的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確定發展的目的是要讓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美好，整體(ti) 經濟、社會(hui) 發展都以人民的利益為(wei) 出發點。我相信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避免美國金融、科技寡頭壟斷綁架政治體(ti) 製的問題，從(cong) 而避免像美國這樣，作為(wei) 頭號強國，被自身的內(nei) 部問題困擾，放棄了應有的全球領導權和領導風範，無法為(wei) 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甚至成為(wei) 全球問題的製造者。

　　2022年中國經濟展望

　　林毅夫：穩中有進。2021年，我國實現了第一個(ge) 百年奮鬥目標，邁向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在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li) 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麵對新冠肺炎疫情嚴(yan) 重衝(chong) 擊，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ti) 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觀政策應對力度，紮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麵落實“六保”任務，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經濟穩步恢複，複工複產(chan) 逐月好轉，三大攻堅戰紮實推進，經濟結構持續優(you) 化，產(chan) 業(ye) 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持續加快，新工業(ye) 革命穩步推進，改革開放繼續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中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這充分表明中國經濟是具有韌性的，也是穩中有進的。

　　林毅夫：目前發達國家疫苗接種已經接近全民，發展中國家則隻有少數人得到接種，因此，在2022年可能會(hui) 出現發達國家開始複蘇，而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還在一波又一波疫情防控的緊張情勢之中。對於(yu) 我國而言，發達國家因為(wei) 生產(chan) 恢複，依賴對我國的出口你以為(wei) 維持民生的需求可能減少，發展中國家則忙於(yu) 疫情防控，經濟發展受阻，對我國的產(chan) 品需求也可能疲軟。在外需減弱的情況下，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將主要依靠國內(nei) 市場和需求。

　　林毅夫：2021年的經濟增長是在2020年2.3%低增長基數上的反彈，2022年是在2021年較高增長基數上的增長，因此，略低於(yu) 2021年的增長率是正常現象。

　　2022年國際上可能出現增長的分化，發達國家完成了全民接種疫苗，在2022年下半年有可能生產(chan) 生活開始恢複正常，但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疫苗接種的人口比例很低，新冠肺炎疫情仍將不時暴發。2022年，在外銷增長預期下滑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采取必要的逆周期宏觀政策措施、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新基礎設施建設，消除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相信2022年，我國經濟將保持穩定和增長。

　　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我國還有巨大的產(chan) 業(ye) 升級和技術創新空間，也就是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有充足的資源來挖掘增長的潛力，以及有較充分的就業(ye) ，來保證收入和消費的增長。

　　林毅夫：外需不足、經濟下行的時候是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好時機，尤其是那些能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瓶頸、提高未來經濟增長的投資。政府投資增加，對資本品的需求便會(hui) 增加，就業(ye) 就會(hui) 增加，民眾(zhong) 對未來的預期也會(hui) 變好，經濟增長會(hui) 加快，從(cong) 而實現一種良性循環。這就是我提出的 “超越凱恩斯主義(yi) ”的想法。

　　(注：“超越凱恩斯主義(yi) ”是林毅夫將中國政府從(cong) 1997年東(dong) 亞(ya) 金融危機以後開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歸納總結後提出的概念，強調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主要是選擇能夠提高生產(chan) 率的投資項目，用在解決(jue) 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

　　林毅夫：如果2022年美聯儲(chu) 進行加息的話，這就意味著美元資本會(hui) 流回本國，將導致其他國家麵臨(lin) 一些問題，尤其是金融已經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在管理他們(men) 的資本賬戶時會(hui) 麵臨(lin) 一些挑戰，甚至引發金融危機。所幸，我國一直對資本賬戶保持著必要的管理，因此美元加息對我國可能的衝(chong) 擊會(hui) 得到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