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評《史記》為(wei)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一評語大多被理解為(wei) ：史家絕唱，指其史學價(jia) 值；無韻離騷，指其文學價(jia) 值。而如果從(cong) 《史記》的“史鏡”功能來體(ti) 認魯迅的評斷，則能感悟到另一點，就是《史記》對社會(hui) 治理的啟發意義(yi) 。

　　《史記》創作的直接驅動力量，就是家國憂思。毫無疑問，司馬遷著《史記》，是將其國家治理理想借修史這種方式載錄下來，以昭明後世，太史公自序中所謂“通古今之變”，亦更多指通古今治亂(luan) 之變。其實，《史記》中比較啟人心智的成分，也就是這些浸透在文字中的治亂(luan) 興(xing) 衰智慧。
　　“本紀”是《史記》五大主體(ti) 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司馬遷寄寓其中的為(wei) 政觀，值得深入研究和闡釋。
　　《史記》中《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距司馬遷時代久遠，司馬遷擇取史料，主要依據《尚書(shu) 》等文獻，如《夏本紀》的主體(ti) ，便為(wei) 《尚書(shu) 》中“禹貢”一文之全錄。
　　司馬遷選擇史料，大多以為(wei) 後世提供治亂(luan) 興(xing) 衰借鑒為(wei) 旨趣。如《五帝本紀》，基本為(wei) 五帝身世品德介紹與(yu) 如何對國家機構和官吏進行管理的描述。五帝的德性描述，塑造的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樣的道德之君的形象；在五帝治理天下行為(wei) 的描述中，對製度的描述尤為(wei) 注重，如官吏設置、巡狩、軍(jun) 製等。五帝注重設立官製，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這是華夏初祖最早的製度設計努力，司馬遷用詳細的筆觸還原了這個(ge) 過程。華夏初祖在設立製度的最初，就力圖保持官製的廉潔，並將這一點置於(yu) 重要地位，如黃帝時的“置左右大監，監於(yu) 萬(wan) 國”的吏治監督製度，舜時的“鞭作官刑”的腐敗懲戒製度，都是力求保證官吏廉潔的重要舉(ju) 措。對於(yu) “禹”，司馬遷專(zhuan) 設《夏本紀》一章，其中不僅(jin) 全部引用《尚書(shu) 》“禹貢”這一對中國“九州”作最早區劃的文獻，而且，對禹保持官製廉潔的措施同樣多有觸及，如“六府甚修，眾(zhong) 土交正”，即掌管貢賦的六府，能很好地履行職責，所有的土地都可征收賦稅，對財賦係統氣正風清的局麵，就有生動的記載。最值得指出的是，命皋陶“作士以理民”，即以法治國，皋陶的理念是：“始事事，寬而粟，柔而立，願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強而義(yi) ，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yan) 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luan) 天事。”皋陶認為(wei) 有“九德”的人，即具備寬厚而嚴(yan) 肅、溫和而堅定自立、隨和而莊重、有治理才能而又莊敬、和順而剛毅、正直而溫和、不拘小節而又有節操等品行的人，可以擔任官職。而“直而溫，簡而廉”的標準，正是對居官者的正直、廉潔要求，隻有廉、直等德性要求都具備了，才能出現“百吏肅謹”的廉潔氛圍。當然，皋陶對失“九德”之人，又製定了“五刑五用”的刑措製度，以之整肅吏治。這些史料的選擇，呈現出這樣一個(ge) 曆史現象：中國古代具有以法治吏，關(guan) 注製度作用的傳(chuan) 統。
　　《殷本紀》的主角是成湯、盤庚、武丁。成湯有“網開三麵”“德及禽獸(shou) ”的“至德”之治，主張“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即以水映照自己的容貌，以老百姓的反應映照治理是否清明，這樣的民本思想，生動表明如何保證官吏的廉潔，是他設立製度的重要努力方向。成湯主張“為(wei) 善者皆在王官”，強調官吏的德性修養(yang) ，同時他更注重強化治吏，對瀆職者嚴(yan) 懲：“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盤庚與(yu) 武丁有兩(liang) 個(ge) 非常相似的特點：其一，都是中興(xing) 之君，是殷道複興(xing) 者；其二，都尊成湯之德，是成湯為(wei) 政思想的延續者，是成湯製度的繼承者，他們(men) 注重吏治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司馬遷在《殷本紀》結尾處，著墨較多的是商紂王這個(ge) 反例，但是細加品讀，就能發現，司馬遷更多指出了商紂王為(wei) 政行為(wei) 中的用吏失察。商紂不僅(jin) 棄用西伯昌、比幹、商容、微子、箕子等賢臣，“而用費中為(wei) 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qin) 。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商紂王統治後期，已經沒有足夠多的、相對廉潔的吏僚資源來支持他的統治，因此商朝便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終點。
　　周代是開始注重大規模建立製度的時代，在《周本紀》中，司馬遷指出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古公亶父為(wei) 周族帝王係列中較早的代表，與(yu) 後稷、公劉、季曆、周文王、周武王等都是德政施行者，是他開始進行了“五官”，即司徒、司馬、司空等製度設置。及至周代，華夏文明已經又繼續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不僅(jin) 需要成熟的製度來維係國家發展，更有前朝積累的製度經驗可供借鑒。據《周禮》一書(shu) 中的記載，不僅(jin) 天官、地官等大的官係之間互有約束，而且在每一官係的內(nei) 部都設置“會(hui) 計”等環節實現監察。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通過約束和監督來保證官製的廉潔，進而實現整個(ge) 國家統治行為(wei) 的順暢。在《周本紀》中，司馬遷特意選擇了《尚書(shu) 》“呂刑”一文，彰顯周族統治者對吏治廉潔的熱望。呂侯作修刑辟，直接原因就是為(wei) 了整肅吏治。“呂刑”言：“五過之疵，官獄內(nei) 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所謂“五過”，即指執法官吏畏懼權勢、收受賄賂的五種行為(wei) ，這些行為(wei) 都要受到嚴(yan) 厲懲處。因為(wei) 執法官吏的腐敗更為(wei) 可怕，更需警惕。
　　司馬遷安排了《秦本紀》與(yu) 《秦始皇本紀》這樣比較大的篇幅，來記錄這個(ge) 地處偏遠西北的牧馬小國如何吞滅六國完成統一。在秦國壯大的曆程中，起關(guan) 鍵作用的其實是秦穆公、秦孝公這些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穆公重用五羖大夫百裏傒和蹇叔等賢能之人當政，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帶來了相對清正廉明的官場風氣。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商鞅以法治秦，同樣以法治吏，他注意到吏治腐敗無處不在，所以在《商君書(shu) ·禁使第二十四》中言：“今恃多官眾(zhong) 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wei) 利也；而丞、監亦欲為(wei) 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jin) 存之治也。”所以，隻有以法治吏，“罰重，爵尊；賞輕，刑威”，才能保證為(wei) 政環境的廉潔。同樣，《史記·商君列傳(chuan) 》記載了商鞅因太子犯法而以黥刑處罰其師公孫賈的事情，商鞅首倡“王子犯法，與(yu) 庶民同罪”的主張，不僅(jin) 強化了律法的公正，而且對吏治極有意義(yi) 。可以說，商鞅變法，不僅(jin) 促生了一個(ge) 強大的秦王朝，而且，他所主張的吏治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後世朝代的統治者，並逐漸固化為(wei) 製度。所以，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專(zhuan) 設禦史大夫一職，行使專(zhuan) 門的監察職能。至此，中國古代曆史上的廉潔治理，又增添了一種比較有力的製度保障，在《史記》中，關(guan) 於(yu) 禦史大夫行使監察職能糾察貪吏的記載，亦不少見。
　　從(cong)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開始，曆《呂太後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孝武本紀》，司馬遷記載的是西漢時期的政治風景。漢雖襲秦製，但有了進一步的完善，如設立禦史大夫、禦史中丞、司隸校尉、刺史、郡守、縣令長、廷掾等官職，製定“刺史六條”“禦史九條”等專(zhuan) 門監察法令，都是有漢一代形成的吏治製度。《史記》中詳細記載了漢代為(wei) 治吏而作出的努力，如劉邦，由叔孫通複興(xing) 禮製，禮法並行，約束群吏的行為(wei) ，而《呂太後本紀》記載的呂太後家族的覆亡，即誅除諸呂，將其視作一起極為(wei) 重大的吏治整肅事件，也言之成理。司馬遷之後載錄的文帝、景帝之紀，雖然簡略，但追求廉潔為(wei) 政的做法，一樣有跡可循，如《孝文本紀》載：“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孝文帝認為(wei) ，法律公正，老百姓就誠實；定罪恰當公允，老百姓就服從(cong) 。官吏是管理老百姓的人，是使老百姓走向良善的引導者，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導百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給百姓治罪，這是害了老百姓，使善良百姓變成暴徒。文帝對律法的理解、對法與(yu) 吏關(guan) 係的看法，都透露出西漢的統治者時時都在為(wei) 政廉潔上動腦筋。
　　《史記》“本紀”中的為(wei) 政思想，包括設立廉製、以法治吏、加強官吏的德性修養(yang) 等，均是中國古代傳(chuan) 統治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史傳(chuan) 文，史鑒後世，明者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