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為(wei) 中心，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財政思想和實踐貫穿的基本邏輯。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及進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充分運用財政工具，發揮財政綜合平衡的政府職能作用，努力改變中國麵貌和改善人民生活。在艱苦的根據地建設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依靠人民發展經濟，確保革命戰爭(zheng) 所需資金，並盡力改善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在外部帝國主義(yi) 包圍的惡劣國際環境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執政黨(dang) 領導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確立了以經濟建設支出為(wei) 重點的財政格局，財政支出逐漸涵蓋各項經濟社會(hui) 事業(ye)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財政支出結構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優(you) 化，民生得到較大改善。隨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新時代，我國全麵深化財政體(ti) 製改革，開創了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財政新局麵，正在朝著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前進。

財政理論來自財政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調適和發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來的財政思想與(yu) 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基本理論建設的寶貴財富。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麵深化，原有的理論體(ti) 係不能完全滿足現實需要，學界從(cong) 財政基礎理論、應用理論等方麵進行了有益探索，取得很多具有創新意義(yi) 的理論突破。堅持“人民財政”這一重要理論範疇，仍是解決(jue) 現今財政實踐中諸多問題的強有力思想武器。顧龍生主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經濟思想史：1921—2011》，全麵闡述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來的經濟思想及其演變過程。趙淩雲(yun) 等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經濟工作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經濟工作取得舉(ju) 世矚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yu) 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閆坤主編的《新中國財政學研究70年》提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革命時期樹立的“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財政理念與(yu) 當前滿足社會(hui) 公共需要的公共財政理念、與(yu) 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引領的現代財政製度有異曲同工之處”。以人民為(wei) 中心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根本價(jia) 值取向，規定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財政工作的基本方向。新中國成立之初，老一輩財政理論工作者就提出，人民財政是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財政的特征。在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進程中，從(cong) 政治立場到具體(ti) 財政實踐，是認識、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的螺旋式上升探索過程。本文試圖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來麵對不同時期的曆史任務，如何將“以人民為(wei) 中心”理念貫徹到財政實踐和理論建設之過程，進行曆史和學理的考察，為(wei)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理論創新，提供更為(wei) 自覺的思想資源。

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創建與(yu) 財政目標

謀求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堅持的偉(wei) 大目標。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一個(ge) 綱領》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hui) 的階級區分消除為(wei) 止”。中共二大綱領進一步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yi) 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此前，各種理論和實踐活動都在尋求救亡之路，隻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找到了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道路。先獲得民族解放，然後實現人民幸福，這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發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沒有把人民幸福簡單地視為(wei) 人民生存和生活問題，而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思想武器，指出當時中國民生凋敝的根源是封建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的壓迫，提出要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必須反帝反封建。惲代英指出，中國貧窮落後是因為(wei) 帝國主義(yi) 的經濟壓迫，以致本國產(chan) 業(ye) 無法發展。要救國救民，必須先打破帝國主義(yi) 的經濟壓迫。他提出，“收回關(guan) 稅主權，酌加入口關(guan) 稅，取消賠款，核減外債(zhai) ”。中共中央機關(guan) 報《向導》創刊號發刊詞指出：“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於(yu) 時局的主張》，係統提出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財政主張。這份宣言旗幟鮮明地宣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無產(chan) 階級的先鋒軍(jun) ，為(wei) 無產(chan) 階級奮鬥，和為(wei) 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黨(dang) ”，並針對當時的國情，提出了十一條政策主張。在財稅方麵，該主張提出，“改正協定關(guan) 稅製，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chang) 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肅清軍(jun) 閥，沒收軍(jun) 閥官僚的財產(chan) ，將他們(men) 的田地分給貧苦農(nong) 民”，“定限製租課率的法律”，“廢止厘金及其他額外的征稅”，“征收累進率的所得稅”等。這些主張也寫(xie) 到了同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的宣言中。1925年1月，中共四大專(zhuan) 門作出了關(guan) 於(yu) 農(nong) 民運動的決(jue) 議，提出反對土豪劣紳、反對預征錢糧、拒交不法征收、取消普遍的苛捐雜稅、加征殷富捐所得稅等主張。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伊始，就把謀求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的奮鬥目標，鮮明地體(ti) 現在自己的財政政策上。

與(yu) 此同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深入工廠和農(nong) 村，領導了波瀾壯闊的工人和農(nong) 民運動，要求改革財政體(ti) 製，為(wei) 工農(nong) 爭(zheng) 取權益。為(wei) 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1922年5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hui) ，號召組織全國勞動者同盟。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發表《告農(nong) 民書(shu) 》，提出組織農(nong) 民協會(hui) ，農(nong) 協應有議定最高租額及最低穀價(jia) 之權，動用地方公款設立鄉(xiang) 村農(nong) 民無利借貸局，禁止私人積穀居奇，反抗各種苛捐雜稅及預征錢糧。1927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發布《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土地問題黨(dang) 綱草案》，主張完全廢除軍(jun) 閥政府的一切賦稅，革命政權重新製定單一的統一稅製，稅收的一部分應當用作鄉(xiang) 村的公費。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創立初期，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結合當時中國實際情況，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財政主張，並通過組織工人和農(nong) 民運動，為(wei) 廣大人民爭(zheng) 取生存權利。在革命鬥爭(zheng) 過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財政思想逐步從(cong) 反對苛捐雜稅、領導人民抗稅，發展到爭(zheng) 取無產(chan) 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工農(nong) 民主政府，廢除舊的苛捐雜稅，建立新的財稅製度和機構。

二、根據地財政實踐與(yu) 財政思想的初步構建

在革命根據地建設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始把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財政理念和目標付諸實踐。先後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guan) 於(yu) 經濟政策的決(jue) 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明令廢止一切苛捐雜稅，實施統一的累進稅，豁免工人、鄉(xiang) 村與(yu) 城市貧苦群眾(zhong) 家庭的納稅，取消農(nong) 民與(yu) 城市貧民的各種高利貸債(zhai) 務，實行統一貨幣製度，幫助全體(ti) 勞苦群眾(zhong) ，減輕城市貧民房租。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以下簡稱“二蘇大會(hui) ”）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dong) 係統總結了根據地財經工作，並對財政思想進行了初步提煉，提出通過促進經濟發展、增加財稅收入並節省使用的大政方針。毛澤東(dong) 指出，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群眾(zhong) 生活的領導者與(yu) 組織者，應切實幫助人民的生產(chan) 和生活，保障人民的利益，激發人們(men) 的勞動熱情。他還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代表著人民的根本利益，與(yu) 人民呼吸相通。“隻有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才是為(wei) 了民眾(zhong) 政權與(yu) 民眾(zhong) 利益的政策”。

陳潭秋在1934年的《秋收糧食動員的總結》中提到，當時工人農(nong) 民主動要求不要減免稅優(you) 惠，以充裕紅軍(jun) 給養(yang) ，開辟荒地和種植棉田的群眾(zhong) 也要求放棄免稅政策。各縣紅軍(jun) 家屬關(guan) 於(yu) 不免土地稅的要求未被批準後，就將免繳的稅額甚至更多的穀子以借穀為(wei) 名交給政府，並將借據退還，無論如何也要繳納土地稅以支援革命戰爭(zheng) 。正如毛澤東(dong) 在二蘇大會(hui) 報告中指出的，蘇區稅收工作依靠的是農(nong) 民的革命熱忱，黨(dang) 的革命事業(ye) 是與(yu) 人民的未來緊密相連的。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革命根據地發動群眾(zhong) ，打土豪分田地，興(xing) 辦公營經濟，發展合作社經濟。即使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仍堅持通過免費發種子、分配耕牛農(nong) 具、發放農(nong) 業(ye) 貸款，以及興(xing) 辦中小型水利工程，幫助個(ge) 體(ti) 農(nong) 民發展生產(chan) 。1932年，江西廣昌縣工農(nong) 民主政府在新安投資興(xing) 建一座水利工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還大力興(xing) 辦各種社會(hui) 事業(ye) ，如創辦紅軍(jun) 教導隊、列寧小學、養(yang) 老院、救濟委員會(hui) 等。當時，國民黨(dang) 政府對根據地嚴(yan) 密封鎖，造成鹽、布、西藥奇缺，蘇區政府打破封鎖，從(cong) 國民黨(dang) 統治區運來食鹽、布匹等必需品，首先分配給人民。這些財政支出和建設都是在國民黨(dang) 不斷進行武裝圍剿的非常情況下實施的，而且革命根據地普遍創立在貧困地區。正是由於(yu) 堅定的信念，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把民生財政放在重要位置，充分體(ti) 現了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財政收支嚴(yan) 重不平衡的情況下，根據地政府堅持節儉(jian) 原則，各級機關(guan) 發起節儉(jian) 競賽，想方設法減少機關(guan) 支出，同時努力從(cong) 各方麵減少農(nong) 民的稅收負擔，如設定起征點、推行累進稅製等製度，以及實施各種稅收減免政策。長岡(gang) 鄉(xiang) 的群眾(zhong) 說：“共產(chan) 黨(dang) 真正好，什麽(me) 事情都替我們(men) 想到了。”在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財政理念下，中央蘇區的生產(chan) 發展了，財政收入也增長了。1933年中央蘇區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平均增產(chan) 一成半，1934年也是大豐(feng) 收。陸定一在《兩(liang) 個(ge) 政權，兩(liang) 個(ge) 收成》中介紹到，在1934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下，由於(yu) 國民黨(dang) 統治區和中央蘇區采取了不同的財政政策，出現了不同的景象。國民黨(dang) 統治區，不僅(jin) 正規的田賦逐年增加，還有大量的苛捐雜稅、豪紳地主的高利貸。國民黨(dang) 官僚軍(jun) 閥不僅(jin) 不積極救災，還夥(huo) 同地主奸商趁火打劫，在報紙上封鎖災荒消息。麵對人口一萬(wan) 萬(wan) 以上的無衣無食災民，國民黨(dang) 政府撥款100萬(wan) ，平均每個(ge) 災民隻有9厘大洋。而蘇區實行認真提高勞苦工農(nong) 群眾(zhong) 生活水平的政策，不僅(jin) 分地給農(nong) 民，還積極領導土地建設、興(xing) 修水利和植樹造林，動員廣大人民參加生產(chan) 突擊自救，蘇區的春耕運動猶如盛大節日。各鄉(xiang) 還組織了開荒大隊，開墾大量荒地。雖然也遇到了旱災，但蘇區政府動員有水區域和缺水區域的農(nong) 民互助抗旱，到秋收時不僅(jin) 沒有減產(chan) ，還比去年增收了一成。

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高舉(ju) 全民抗戰大旗，號召“築成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正式更名為(wei) 陝甘寧邊區政府。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軍(jun) 隊改編為(wei) 八路軍(jun) 和新四軍(jun) ，開赴抗日前線，深入敵後，開辟廣大的抗日根據地，在艱苦環境中得到人民衷心的擁護和支持，隊伍不斷壯大。與(yu) 國民黨(dang) 的片麵抗戰不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抗戰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戰爭(zheng) 的全麵抗戰路線，並將之貫徹到財政政策中。毛澤東(dong) 指出：“戰爭(zheng) 的偉(wei)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yu) 民眾(zhong) 之中。”為(wei) 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而建立的“三三製”抗日民主政權，從(cong) 製度上為(wei) 黨(dang) 外人士進入政權並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雖然在財經方針上作了若幹讓步，但仍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抗戰初期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廢除苛捐雜稅。1939年，中共陝甘寧邊區黨(dang) 委第二次代表大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jue) 議》，提出使邊區人民豐(feng) 衣足食的目標。1942年，在邊區財政最困難的時刻，毛澤東(dong) 發表《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他指出，財政工作第一位的是予，第二位才是取。“我們(men) 的第一個(ge) 方麵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dong) 西，而是給人民以東(dong) 西。我們(men) 有什麽(me) 東(dong) 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chan) ，增加他們(men) 的物質福利”。“不顧人民困難，隻顧政府和軍(jun) 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dang) 的思想，我們(men) 決(jue) 不能承襲”。“雖在困難時期，我們(men) 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shang) 。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yang) 民力。”他還多次指出，“我們(men) 這個(ge) 隊伍完全是為(wei) 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wei) 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辦法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改良工人和下級官兵的待遇，優(you) 待抗日軍(jun) 人家屬，救濟災民難民等等。政府的財政應該放在合理負擔即有錢出錢的原則上。”

為(wei) 解決(jue) 財政困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持“取之於(yu) 己”，即從(cong) 自身想辦法，努力節省，自力更生，豐(feng) 衣足食，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chan) 運動。陝甘寧邊區的行政費用，到1943年壓縮到僅(jin) 占財政支出的1.35%（見表1），同時還要盡最大努力減輕老百姓負擔。陝甘寧邊區農(nong) 民交的公糧，1941年占糧食產(chan) 量的13.85%，此後3年逐年下降，分別為(wei) 11.14%、10.16%和8.83%。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減少行政支出和生產(chan) 自給的辦法，減輕了人民負擔，凝聚了民心。謝覺哉在《再談救國公糧》一文中提到，當時老百姓到縣政府說：“你看公家那樣困難，今年連衣服都不發了……多出一點糧不成問題。隻要八路軍(jun) 保住邊區，我們(men) 稠吃稀吃就餓幾頓也不要緊。”

解放戰爭(zheng) 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經濟方針是積極發展解放區生產(chan) 、支持革命戰爭(zheng) 和提高人民群眾(zhong) 生活水平。毛澤東(dong) 在中共七大上號召共產(chan) 黨(dang) 人“全心全意地為(wei) 人民服務”，“一切從(cong) 人民的利益出發”。這一原則也體(ti) 現在財政方麵。為(wei) 了做好巨額戰爭(zheng) 經費的籌集與(yu) 保障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平衡，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展了整頓鄉(xiang) 村財政等工作。在東(dong) 北地區，“經過整頓，大部分地區的村款負擔控製在15%—20%之間，這對於(yu) 減輕農(nong) 民負擔、集中力量支援前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麵對巨大戰爭(zheng) 消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仍然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各解放區都采取了緊縮措施，厲行節約，盡量減輕人民負擔，稅收不僅(jin) 沒有增加，還進行了調減。毛澤東(dong) 要求，財政工作“一定要作到，人民雖處戰爭(zheng) 環境，而生活仍能改善”，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把握好“軍(jun) 民兼顧，公私兼顧，生產(chan) 和節約並重”的原則。1946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guan) 於(yu) 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掀起土地革命高潮。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給農(nong) 民分配土地的同時，還在非常緊張的財政中，拿出資金改善農(nong) 業(ye) 技術、興(xing) 修水利灌溉工程，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農(nong) 民發展生產(chan) 和支援解放戰爭(zheng) 的積極性，各個(ge) 解放區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大豐(feng) 收。廣大農(nong) 民積極組織運輸隊，將糧食、被服等物資送上前線，為(wei) 人民解放戰爭(zheng) 提供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這一時期人民的最大願望是民族獨立和翻身解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首要任務是取得革命戰爭(zheng) 的勝利，財政工作首先要保障革命戰爭(zheng) 的供給。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堅持將人民根本利益作為(wei) 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努力在保障革命戰爭(zheng) 的同時改善人民生活。考慮到革命根據地多為(wei) 貧困地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發展國民經濟的角度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發展生產(chan) 、開辟財源，再通過財政政策幫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促進經濟更好發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提出節省方針，以“取之於(yu) 己”之道減輕人民負擔，進一步發展為(wei) “精兵簡政”，通過財政管理促進行政的統一和高效，全麵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這些都為(wei) 新中國的財政思想與(yu) 實踐，提供了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有益經驗。

三、新中國成立後的財政建設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思想的探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現了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財經自主，使中國人民從(cong) 根本上擺脫了帝國主義(yi) 的掠奪和壓榨；統一了全國財經，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一次財政統一，從(cong) 中央到地方建構了統一、完整、高效的財政體(ti) 係；廢除了各種苛捐雜稅，將在國民黨(dang) 苛捐雜稅中苦苦掙紮的民族工業(ye) 和廣大人民解放出來。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適應計劃經濟體(ti) 製的生產(chan) 建設型財政，在恢複經濟、保障國家安全、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的進程中，對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國民經濟恢複時期（1949—1952）。由於(yu) 抗美援朝戰爭(zheng) 的爆發，我國的軍(jun) 事經費不得不在財政支出中占據很大比重，但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正確領導下，我們(men) 在戰爭(zheng) 期間實現了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在討論新中國第一個(ge) 政府預算的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指出：“國家的預算是一個(ge) 重大的問題，裏麵反映著整個(ge) 國家的政策，因為(wei) 它規定政府活動的範圍和方向。”新中國財政的變化，首先反映在預算結構上。雖然戰爭(zheng) 還在繼續，國防費用支出占1950年國家預算的41.1%，但經濟建設經費占比達25.5%，科教文衛事業(ye) 費占11.1%。相比解放戰爭(zheng) 後期，國民黨(dang) 政府用於(yu) 發展國家生產(chan) 、國民教育和保健事業(ye) 的財政支出，已經被軍(jun) 費擠壓到僅(jin) 為(wei) 2%—3%。新中國在此時采取了把國民黨(dang) 舊政權遺留黨(dang) 政軍(jun) 人員“包下來”的政策，所以1950年的行政費占到財政支出的19.3%，此後逐年減少。這體(ti) 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人民政府對經濟建設、社會(hui) 發展和教育衛生事業(ye) 的重視，凸顯了政府預算的人民性。抗美援朝戰爭(zheng) 爆發後，黨(dang) 中央確定了“邊抗、邊穩、邊建”的財經工作方針，在保障前線供給的同時，盡力保障恢複國民經濟的需要。1951年全國財政總支出中的國防支出占43.0%，但經濟建設支出提高至28.7%（見表2）。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人民政府用很短的時間統一了財經管理體(ti) 製，調整工商業(ye) ，恢複市場秩序，改善民生，大力恢複和發展科教事業(ye) 。到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chan) 量達到3278億(yi) 斤，超過戰前最高年產(chan) 量16.9%，成功解決(jue) 了5.7億(yi) 人口的吃飯問題。全國大中小學在校學生分別增長了63%、148%、110%。所有高等學校、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和工農(nong) 速成學校學生的生活費用，已由國家提供。

二是“一五”計劃時期（1953—1957）。以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為(wei) 起點，國家製定貫徹“一化三改”社會(hui) 主義(yi) 過渡時期總路線，逐步建成了計劃經濟體(ti) 製。麵對帝國主義(yi) 武裝侵略威脅和經濟封鎖，當時首要的任務是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盡快實現工業(ye) 化，國家財政的重點是為(wei) 工業(ye) 化和國防建設提供保障。如何解決(jue) 人民長期利益與(yu) 當前利益的矛盾，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與(yu) 消費的比例關(guan) 係，成為(wei) 當時財政理論探討和財政實踐的重要問題。周恩來指出，經濟建設從(cong) 根本上是為(wei) 了人民福利，在建設過程中要考慮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集體(ti) 利益和個(ge) 人利益之間的關(guan) 係。他強調，“我們(men) 的一切工作都是為(wei) 了人民的。我們(men) 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為(wei) 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毛澤東(dong) 多次指出，一定要兼顧好國家、集體(ti) 和個(ge) 人三方麵的利益。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hui) 第24次會(hui) 議上，他將加快工業(ye) 化喻為(wei) “大仁政”，將人民當前利益喻為(wei) “小仁政”，強調兩(liang) 者必須兼顧，但重點放在“大仁政”。在1956年八大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提出積累率可以搞得低一些，“竭澤而漁”不好，“藏富於(yu) 民”要好一些。

在世界經濟史上，西方各國在實現工業(ye) 化的過程中，一方麵通過對外侵略掠奪籌集資金，一方麵通過關(guan) 稅保護等產(chan) 業(ye) 政策，保護本國產(chan) 業(ye) 發展。對於(yu) 仍處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新中國來說，在不通過對外掠奪籌集資金的情況下，發展重工業(ye) 隻能通過內(nei) 部積累，既要提高積累率，又要厲行節約。作為(wei) 戰時財政思想的延續，厲行節約有了更加豐(feng) 富的內(nei) 容，不僅(jin) 包含精兵簡政，還向提高財政管理水平方向發展。“一五”期間，國家財政為(wei) 工業(ye) 化籌集建設資金達124175億(yi) 元，有力地保證了“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而人民負擔不僅(jin) 沒有增加，還有所下降。農(nong) 業(ye) 負擔占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的比重，從(cong) 1952年的7.1%下降至1957年的6.4%；城市職工年均工資，由1952年的446元提高至1957年的637元；在提高農(nong) 產(chan) 品收購價(jia) 格、增加農(nong) 民收入的同時，保持市場零售價(jia) 穩定，城鄉(xiang) 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穩步提升。相比之下，蘇聯的初期工業(ye) 化付出了農(nong) 業(ye) 發展嚴(yan) 重滯後的經濟社會(hui) 代價(jia) 。這一時期，我國還進行了稅製探索。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2年9月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hui) 議,旨在簡化稅製和保稅，但其中的“公私一體(ti) 納稅”引起了大的爭(zheng) 議。1953年，財經管理進而提出“區別對待，繁簡不同”的原則，在稅收政策上支持國家工業(ye) 化戰略和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後來受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管理體(ti) 製“非稅”思想的影響，稅收製度又走向了極端簡化。

三是“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58—1965）。1958年，黨(dang) 的八大二次會(hui) 議通過了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總路線，反映廣大人民群眾(zhong) 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由於(yu) 片麵追求發展的高速度，製定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以“大躍進”群眾(zhong) 運動方式搞經濟建設，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等嚴(yan) 重困難。積累率從(cong) 1958年初的24.9%，急速提高至1959年的43.8%，1960年仍保持在39.6%的高水平（見圖1）。加上1959—1961年遭受嚴(yan) 重自然災害，以及1961年中蘇關(guan) 係惡化，蘇聯撤回專(zhuan) 家、撕毀援華合同，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生產(chan) 大幅下降，國民經濟增長高積累率的弊端更加暴露。1960年，黨(dang) 中央適時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適當控製重工業(ye) 發展速度，對積累和消費關(guan) 係、國民經濟農(nong) 輕重部門關(guan) 係進行調整。這一時期因“急於(yu) 求成”走了一些彎路，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根本宗旨沒有改變，其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但好的出發點還需要認識和遵循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自身的規律，否則就會(hui) 遇到挫折。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學從(cong) 國情出發，探索如何更合理地調節國民經濟結構和社會(hui) 結構，初步建構起財政收支綜合平衡的比例關(guan) 係，推動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跳出蘇聯財政學框架，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逐步形成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治國理財思想，包括國家分配論、綜合平衡論、國力論等財政基礎理論。

四是“文革”時期（1966—1976）。國家財政在此期間受到很大幹擾，但仍排除各種困難，支撐經濟社會(hui) 的正常運轉，對關(guan) 係人民生計的農(nong) 業(ye) 、交通等領域給予很大支持。早在1956年，中央政府就開始在財政體(ti) 製上嚐試向地方政府放權，希望跳出以高度集中管理為(wei) 特點的蘇聯計劃管理模式。但在既有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上，計劃經濟體(ti) 製下的行政性放權，往往“一放就亂(luan) ，一收就死”。“文革”時期，財政體(ti) 製先後進行7次變動，但始終未能走出這個(ge) 怪圈。

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政府財政工作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存在一定失誤，但出發點都是為(wei) 了服務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和建設事業(ye) 之大局，其中的教訓成為(wei) 積累經驗、升華理論的寶貴財富。新中國成立時麵臨(lin) 的最重要的任務是，貧窮落後的農(nong) 業(ye) 大國如何在較短時間內(nei) 實現工業(ye) 化，加之外部強大帝國主義(yi) 封鎖圍剿的國際環境，決(jue) 定著年輕的人民共和國能否生存的國家安全，成為(wei) 首當其衝(chong) 的重大問題，因而加快建設重工業(ye) 和現代國防工業(ye) 成為(wei) 最緊迫的曆史任務。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與(yu) 人民保持同甘共苦的魚水關(guan) 係，領導人民正確處理眼前問題與(yu) 長遠根本利益的關(guan) 係，緊緊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的信任和支持，百折不回地在克服困難中探索前行。如處理積累與(yu) 消費關(guan) 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國家安全和發展視為(wei) “大仁政”，不得不采取高積累政策壓低消費，通過人民節衣縮食發展重工業(ye) 和國防工業(ye)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身先士卒吃苦在前的先鋒帶頭作用，使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優(you) 越性得以充分發揮。我國在這一時期不僅(jin) 建立起獨立和相對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還在國防尖端技術方麵取得了重大成就，進而在政治、經濟和國防建設等領域全方位地增強了綜合國力。

四、改革開放以來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構建與(yu) 民生財政理念的踐行

隨著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的召開，黨(dang) 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鄧小平提出：“不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在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逐步推進經濟社會(hui) 發展轉型，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及與(yu) 其相匹配的公共財政框架模式，財政體(ti) 製逐漸轉向適應公共財政需要、全方麵改進民生。

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1978—1992），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成為(wei) 這一時期的首要工作，作為(wei)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突破口，財政體(ti) 製改革為(wei)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社會(hui) 轉軌作出了重要貢獻。1978年改革開放的初衷，來自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78—1984年，城鎮職工的工資水平提高了60.6%；1979—1982年，國家持續提高部分農(nong) 副產(chan) 品的收購價(jia) 格，平均增長24.8%，大幅提高了農(nong) 民的收入水平。為(wei) 了鞏固工農(nong) 聯盟，使城鄉(xiang) 居民真正感受到收入上漲而帶來的獲得感，國家財政拿出大量補貼穩定物價(jia) 。1979年，國家財政支出僅(jin) 1274億(yi) 元，其中的153億(yi) 元用於(yu) 增加工資和價(jia) 格補貼，對調動人民群眾(zhong) 的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財政體(ti) 製改革還通過對企業(ye) 留成、減稅等讓利方式，分擔工資福利上漲給企業(ye) 帶來的成本壓力。鄧小平號召領導幹部發揚黨(dang) 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切實關(guan) 心群眾(zhong) 生活”，催生了人民主體(ti) 基於(yu) 自身當下利益的動力機製。財政體(ti) 製改革相機漸進拉開。通過“分灶吃飯”激發地方財政活力，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國企改革也從(cong) 擴權試點逐步推開，通過利潤留成、企業(ye) 基金製給企業(ye) 放權讓利，再通過兩(liang) 步“利改稅”、承包製、利稅分流，逐步理順國家和企業(ye) 的關(guan) 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ti) 製，雖有一度適應落後國家在帝國主義(yi) 包圍中，為(wei) 生存發展艱難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所需的必然性，但也抑製了人民個(ge) 體(ti) 參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的積極性，致使人民生活改善緩慢，促進人民福祉全麵發展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財政體(ti) 製改革重塑國家、集體(ti) 與(yu) 個(ge) 人利益關(guan) 係，讓個(ge) 人、企業(ye) 和地方政府同時成為(wei) 市場導向改革具有活力的利益主體(ti) ，競爭(zheng) 機製的引入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提高了經濟效率，做大了經濟“蛋糕”。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ye) 、一部分工人農(nong) 民通過勤奮勞動先富起來，鄧小平這一“先富帶動後富”的戰略構想，生動體(ti) 現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在財政收入規模有限的情況下，我國逐步加大教科文衛投入，推進社會(hui) 保障體(ti) 製建設，財政支出結構中的社會(hui) 保障支出總額不斷擴大。其間政府一度不顧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差異使勞動時間分配在產(chan) 業(ye) 部門間既有的不平衡比例關(guan) 係，希望通過“價(jia) 格闖關(guan) ”理順價(jia) 格關(guan) 係、深化價(jia) 格改革，但卻引發了通貨膨脹及社會(hui) 穩定問題。總體(ti) 來看，我國通過探索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在調控宏觀經濟方麵已初見成效，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僅(jin) 沒有降低，還有所提高。

在改革開放的第二階段（1992—2002），黨(dang) 的十四大明確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了財政改革的要求。1994年分稅製財政體(ti) 製改革成功，初步搭建起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財政管理體(ti) 製和稅收製度，為(wei) 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財政能力的提升，增強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實施各項政策的能力，為(wei) 民生保障提供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1998年，全國財政工作會(hui) 議正式提出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奮鬥目標，公共財政開始從(cong) 理念走向現實。保障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順利改革的公共財政建設展開，科教文衛社會(hui) 保障等支出不斷擴大。國家財力的增長與(yu) 集中（見圖2），增強了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下，重新界定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優(you) 化支出結構成為(wei) 可能。國家財政逐步從(cong) 生產(chan) 及競爭(zheng) 領域轉移至社會(hui) 公共領域。社會(hui) 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對社會(hui) 保障基金的補助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的占比，從(cong) 1998年的0.19%提高到2002年的2.35%。財政支出體(ti) 製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從(cong) 各個(ge) 環節提高了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在改革開放的第三階段（2002—2012），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wei) 統領，圍繞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共財政思想得以發展。2003年以來，財政部門陸續出台了一係列以保障人民群眾(zhong) 生活需要和提高人民綜合福利水平為(wei) 目標的財稅政策措施，不斷調整和優(you) 化支出結構，持續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著力構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製，民生財政不斷取得標誌性成就。2005年12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十九次會(hui) 議審議決(jue) 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nong) 業(ye) 稅條例》，標示農(nong) 村財政從(cong) 取到予的完全轉型。截至2008年6月底，全國31個(ge) 省、市、自治區實現了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製度全覆蓋。2012年，我國已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GDP占比達4%的曆史性目標。 

2005年10月，黨(dang) 的十六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發展目標。2006年10月，黨(dang) 的十六屆六中全會(hui) 進一步提出健全公共財政體(ti) 製，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加大財政在教育、衛生、文化、就業(ye) 再就業(ye) 服務、社會(hui) 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hui) 治安等方麵的投入。2007年10月，黨(dang) 的十七大要求“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ti) 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ti) 係”。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在全國城鄉(xiang) 有計劃地鋪開。公共財政建設使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逐步完善，城鄉(xiang) 社會(hui) 救助體(ti) 係基本建立，城鄉(xiang) 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為(wei) 了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國家不斷完善財政體(ti) 製，增強地方財政實力，按照“存量不動、增量調整”方針，將增量部分通過轉移支付用於(yu) 協調地區間財力差異，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12年，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達45361.68億(yi) 元，為(wei) 當年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的80.75%，占地方財政支出的42.32%。

五、新時代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財政理念與(yu) 紮實推進共同富裕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已進入新時代。黨(dang) 的十八大提出，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ti) 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ti) 係，構建地方稅體(ti) 係，形成有利於(yu) 結構優(you) 化、社會(hui) 公平的稅收製度。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提出深化財稅體(ti) 製改革的要求，將財政定位提高到“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曆史新高度，強調“科學的財稅體(ti) 製是優(you) 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hui) 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製度保障”，提出建立“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製、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的現代財政製度目標。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ti) 製改革總體(ti) 方案》，明確財稅體(ti) 製改革的工作部署，啟動了全方位、多層次、縱向化的財政體(ti) 製深化改革。

這一時期是我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關(guan) 鍵時期。財政在有序推動稅收、預算、財政事權與(yu) 支出責任劃分等各項改革，加快現代財政製度建設的同時，加大了民生領域的投入，不斷增進人民福祉。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為(wei) 適應生產(chan) 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在基本經濟製度建設中要求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這種情況會(hui) 自發產(chan) 生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市場經濟“馬太效應”，導致我國地區、城鄉(xiang) 、行業(ye) 、群體(ti) 間的貧富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使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受到嚴(yan) 重挑戰。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反複強調，要注意防止社會(hui) 貧富兩(liang) 極分化。“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jue) 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liang) 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增長，我國逐步加大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力度。進入新時代，黨(dang) 中央將消除農(nong) 村絕對貧困，上升到必須解決(jue) 的首要重大問題。2013年11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湖南湘西調研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論述。2014年3月，習(xi) 近平參加兩(liang) 會(hui) 代表團審議時，進一步闡發了精準扶貧的論斷和要求。財政部門隨之不僅(jin) 持續加大投入力度，還推動製度創新，逐步構建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財政綜合扶貧政策體(ti) 係，積極探索資產(chan) 收益扶貧，確保脫貧攻堅戰取得重大勝利。截至2020年11月23日，中國832個(ge) 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2012年以來，城鄉(xiang)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貼標準和覆蓋範圍不斷提升，到2017年末，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13億(yi) 多人口，基本實現全民醫保。在教育領域，財政性教育經費的GDP占比自2012年以來持續保持在4%以上。財政部門在“保基本”的基礎上不斷優(you) 化支出結構，通過擴大覆蓋麵和補短板，保障教育公平，促進教育事業(ye) 改革和發展，在完善義(yi) 務教育的同時，加大對學前教育、高中教育、職業(ye) 教育、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實現公共財政的全覆蓋。在生態環境領域，國家先後設立大氣汙染防治資金、重金屬汙染防治專(zhuan) 項資金、土壤汙染防治資金，不斷加大投入，支持打好大氣、水、土汙染防治“三大戰役”；持續加大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力度；在標準支出中增加生態環保因素，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全覆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等政策。到2020年，我國財政節能環保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2.57%。（見表3）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的增長，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投入不斷擴大，基本實現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使廣大人民的生活家園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人民群眾(zhong) 的幸福感獲得感日益增強。

2020年以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經濟社會(hui) 發展帶來極大衝(chong) 擊。麵對衝(chong) 擊和壓力，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集中領導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人民至上的顯著優(you) 勢，國家財政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上發揮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截至2021年6月底，全國新冠肺炎確診住院患者結算總醫療費用28.37億(yi) 元，醫保負擔16.31億(yi) 元，確診患者人均醫療費用約2萬(wan) 元，全部由國家承擔；截至2021年7月25日，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已累計檢測新冠病毒核酸樣本逾22億(yi) 人份，接種新冠病毒疫苗15.5億(yi) 劑次，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在財政收入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堅持政府帶頭過“緊日子”，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積極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轉型，順利複工複產(chan) ，成為(wei) 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ti) 。中國還力所能及為(wei) 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截至2021年6月，共為(wei) 受疫情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抗疫以及恢複經濟社會(hui) 發展提供了20億(yi) 美元援助，向150多個(ge) 國家和13個(ge) 國際組織提供了抗疫物資援助，向100多個(ge) 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5.2億(yi) 多劑疫苗，累計組派33批抗疫醫療專(zhuan) 家組赴31個(ge) 國家協助抗疫。 

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財政思想與(yu) 實踐的啟示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wei) 中國人民謀幸福，為(wei) 中華民族謀複興(xing) ”，“全黨(dang) 同誌一定要永遠與(yu) 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wei) 奮鬥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宏偉(wei) 目標奮勇前進。”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財政思想與(yu) 實踐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以積極主動的作為(wei) ，為(wei) 國理財，為(wei) 民服務，發展經濟，服務大局，改進民生，不斷提高人民群眾(zhong) 的生活水平。

（一）統籌人民長期利益與(yu) 當前利益的財政基礎理論

馬克思設想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勝利後發展的未來新社會(hui) ，其物質前提是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高度發展的工業(ye) 化社會(hui) 。但是，進入帝國主義(yi) 時代，無產(chan) 階級革命首先在其全球統治鏈條最薄弱的環節及世界矛盾的焦點地區取得突破，無論蘇聯還是此後建立的大多數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當時都處於(yu) 資本主義(yi) 比較不發達的甚或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這就給紅色政權的財政工作提出了兩(liang) 重任務，既要推翻舊政權，廢除苛捐雜稅，為(wei) 人民提供必要的福利，又要完成落後地區舊資產(chan) 階級革命無法實現的反帝反封建任務，還要在革命勝利後及時開啟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進程中，補解放落後生產(chan) 力、實現工業(ye) 化的課。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肩負的雙重使命，既要在政治革命統率下完成不斷變革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社會(hui) 革命，又要充分利用新生產(chan) 關(guan) 係推動生產(chan) 力的發展，還要防範財政集中管理出現的浪費和腐敗，這給誕生於(yu)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紅色政權財政資源的有效聚集和管理，帶來了巨大壓力。早在蘇區建設的瑞金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就初步形成了“經濟—財政—經濟”的財政收支關(guan) 係範式。1942年，毛澤東(dong) 兼任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主任，領導對財經問題的調查研究，親(qin) 自探尋財政發展規律。他在給謝覺哉的信中提出，財經“規律性或決(jue) 定點”的第一點就是發展經濟，隨即總結為(wei)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以解決(jue) 財經緊缺問題。毛澤東(dong) 進一步指出，“中國一切政黨(dang) 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yu) 中國人民的生產(chan) 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chan) 力的，還是解放生產(chan) 力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跳出了單純財政觀點，把發展生產(chan) 力、生產(chan) 力的所有製關(guan) 係和人民財政內(nei) 在地緊緊結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的基本原理，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在財政建設和財政學方麵的重要結晶。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國家財政—經濟發展—民生福利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從(cong) 各個(ge) 經濟領域社會(hui) 再生產(chan) 諸環節的綜合平衡關(guan) 係中，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基本規律的實現形式。盡管處於(yu) 有限資源的緊約束中，但在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保護下，新中國通過財政集中資源，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和國民經濟體(ti) 係。在這樣的物質、製度和理論的基礎上，站起來的新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富起來的新飛躍，通過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直至消滅剝削、達到共同富裕。這個(ge) 時期人民財政的公益性作用更加突顯，對創造經濟長期快速穩定增長的中國奇跡起到了支撐和保障作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下財政的雙重使命，在於(yu) 調節好人民長期利益與(yu) 當前利益的平衡關(guan) 係，從(cong) “兼顧公平與(yu) 效率”到“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再到“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強化財政轉移支付的精準扶貧，如期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為(wei) 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在生產(chan) 力落後困境中，依靠財政保障作用，發展市場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國方案。

（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公共產(chan) 品供給模式是推動共同富裕的製度優(you) 勢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公共產(chan) 品供給模式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革命、建設到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為(wei) 人民服務思想貫穿始終，與(yu) 西方公共產(chan) 品理論有著本質區別。革命戰爭(zheng) 時期，毛澤東(dong) 曾先後三次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國民黨(dang) 的財政政策進行對比，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財政建設成功的原因就是從(cong) 人民利益出發，第一位的是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首先幫助人民發展生產(chan) 。毛澤東(dong) 要求共產(chan) 黨(dang) 員下決(jue) 心長期到民眾(zhong) 中去，“挽著農(nong) 民的手，問他們(men) 痛苦些什麽(me) ”，關(guan) 心解決(jue) 群眾(zhong) 生活的一切實際問題。這與(yu) 西方財政學從(cong) 市場失靈的邏輯出發、不得不提供一定公共產(chan) 品的主張根本不同。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是根本不關(guan) 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hui) 迫使它去關(guan) 心”。資本主義(yi) 在生產(chan) 社會(hui) 化與(yu) 生產(chan) 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製約下，被迫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其資金和實物都來自社會(hui) 剩餘(yu) 勞動，通過稅收強製性地把資本家占有的剩餘(yu) 價(jia) 值，轉化為(wei) 以資本發展為(wei) 中心的民眾(zhong) 基本生存需要，推崇小政府理論，以維持資本主義(yi) 再生產(chan) 的公共秩序，而資本家認為(wei) 這是在掠奪私人財產(chan) 。西方社會(hui) 福利經濟學主張的公共產(chan) 品供給，根本目的是維持資產(chan) 階級統治、鞏固資本主義(yi) 製度。

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公共產(chan) 品建設，從(cong) 中國作為(wei) 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的國情出發，堅持“盡力而為(wei) ，量力而行”的原則。這主要體(ti) 現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財政職能方麵，是解決(jue) 好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抓手。基本公共服務作為(wei) 政府主導，保障全體(ti) 人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要，與(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即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2021年春，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20個(ge) 部門印發《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旨在兜住兜牢基本民生底線，為(wei) 國家提供公共服務項目劃定標準、界定範圍、明確責任，不僅(jin) 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的重要舉(ju) 措，也是我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次重大製度創新，更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對新時代社會(hui) 主義(yi) 公共財政建設與(yu) 發展提出了新任務新挑戰。這就要求在一係列急需統籌解決(jue) 的社會(hui) 經濟問題中，發揮公共財政應有的再分配穩定器作用。這些問題包括，城鎮化工業(ye) 化發展不平衡產(chan) 生的改革成果共享和代價(jia) 分擔，在不同規模收入群體(ti) 中分布的差異；公共服務體(ti) 製及基礎設施建設長期存在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東(dong) 部沿海地區與(yu) 中西部等其他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中央與(yu) 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的中央與(yu) 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統一；防止脫貧後出現返貧現象；反腐鬥爭(zheng) 的長期性；等等。完善現代財政製度，強化其保障社會(hui) 公平的再分配功能，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

（三）建立現代財政製度是更好發揮財政職能作用的必然要求

20世紀60年代，鄧子基綜合國內(nei) 財政理論文獻的觀點和分歧，提出應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加強對財政一般是否為(wei) 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中介的定位研究。他進而認為(wei) ，財政隻能是經濟基礎的範疇，並以新中國當時國家直接組織國營經濟再生產(chan) 的財政特殊性作為(wei) 論證的有力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輪“利改稅”改革舉(ju) 措，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下的國有企業(ye) 已成為(wei) 自負盈虧(kui) 的獨立法人，不再是國家直接組織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現代財政製度建設問題被推向理論和實踐的前沿。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財政實踐中一直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早在1932年，中央蘇區財政人民委員部就提出，“財政是國家的命脈”。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dong) 專(zhuan) 門指出，國家預算反映整個(ge) 國家的政策，規定政府活動的範圍和方向。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將財政定位為(wei) “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要求建立現代財政製度。這是一條與(yu) 西方現代財政製度方向完全不同的路徑，通過由國體(ti) 決(jue) 定的政體(ti) 財政的自我約束，推動依法理財的製度建設，堵塞漏洞並不斷打擊貪汙腐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根據地時期就已建立包括預算編製及其審查、執行、審計、決(jue) 算製度，以及民眾(zhong) 合理負擔的稅收製度，並且通過一係列開源節流措施，為(wei) 財政體(ti) 製改革釋放更大空間。延安時期的“精兵簡政”，不僅(jin) 減輕了人民負擔，還打造了職能清晰、政令統一的財政管理體(ti) 製，克服了官僚主義(yi) ，提高了行政效能。改革開放之初，以財政的放權讓利為(wei) 突破口，逐步建立了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當前，麵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社會(hui) 主義(yi) 財政正在探索從(cong) 貨幣收支和實物供給兩(liang) 個(ge) 方麵，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在高質量發展中紮實推進共同富裕製度建設的道路。

（作者：閆坤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史衛係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