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於(yu) 元末大起義(yi) 之中的明朝，在完成統一之後，又實現了近三百年的長治久安。如果從(cong) 更長的時段來看，明朝的穩固統治與(yu) 其對社會(hui) 政治的改造關(guan) 聯甚大。在這一重構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儒學士人扮演著較前代更為(wei) 重要的角色。他們(men) 不僅(jin) 構成文官集團的主要來源，而且成為(wei) 民間社會(hui) 的價(jia) 值引導者。士人在明朝社會(hui) 政治中的這種結構性位置，使他們(men) 得以深度參與(yu) 國家治理。基於(yu) 此，明朝士人的從(cong) 政精神不僅(jin) 關(guan) 係到社會(hui) 風氣的好壞，更關(guan) 係到時代的治亂(luan) 。然而，從(cong) 政精神雖具主觀性，卻是統治方略、政治製度、社會(hui) 交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明朝建立之際的政治架構及其對士人從(cong) 政意識的形塑

元朝是儒學士人政治地位較為(wei) 低落的時期。在元明之際的政局中，儒學士人多被各地割據勢力所網羅，不少士人懷有濟世之誌或功業(ye) 之心。然而隨著割據勢力的覆滅，依附其上的士人又成為(wei) 政治鬥爭(zheng) 的犧牲品。即便隱居不仕者，也難以逃避戰亂(luan) 的波及。時人以“元季擾攘，鄉(xiang) 人角力，儒家子弟，率被戕滅”（柯暹：《東(dong) 岡(gang) 集》卷七《宏岡(gang) 阡表》）來總結這一時期儒學士人的生存處境。

明朝建立後，從(cong) 政仍然具有較高的政治風險。洪武二十一年（1388）新科進士解縉受到明太祖的問詢，即日上疏萬(wan) 言，述及當時人人自危的窘迫：“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嚐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yu) 世，複及其鄉(xiang) ，終始如一者也。”（《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chuan) 》）明太祖屢興(xing) 大獄，株連常達萬(wan) 人之多，這些大案雖然並非直接針對士人階層，但入仕者受到牽連的不少，未入仕者也在其威壓之下。在《大誥三編》的記載中，被處決(jue) 、流放的進士、監生便有數十人。再如明初士林領袖宋濂，屢被推為(wei) 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不敢稱其姓氏，皆尊稱“太史公”，外國貢使亦知其盛名，多次問候起居，高麗(li) 、安南、日本的使者還會(hui) 采購其文集。即便宋濂地位如此之高，一旦其長孫坐胡惟庸黨(dang) ，明太祖便打算置之於(yu) 死地，後來由於(yu) 皇後、太子的力救，才轉而將其安置於(yu) 茂州。宋濂的遭遇印證了解縉“無一日無過之人”的論斷。作為(wei) 入仕時日尚淺的新科進士，解縉的認識顯然並非來自其仕宦經曆，而是源於(yu) 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普遍觀感。

儒學士人在元朝長期受壓製的曆史經驗，加上元明之際的動亂(luan) 經曆與(yu) 明初的高壓政治氛圍，使其對政治參與(yu) 保有謹慎態度。這一點恰恰又是明太祖希望著力改變的。作為(wei) 出自民間的君主，明太祖對元朝複雜來源的官吏不恤民眾(zhong) 有著切身體(ti) 會(hui) ，故而構想以儒學士人作為(wei) 官僚的主要來源。對於(yu) 拒絕出仕的士人，明太祖則予以嚴(yan) 懲。據《大誥三編》記載，儒生夏伯啟叔侄自殘身體(ti) 以逃避入仕，明太祖對其施以刑罰，並明確表示這一處置是為(wei) 了杜絕仿效之風。在明太祖的理解中，出仕是士人的義(yi) 務，士人並沒有選擇權。

為(wei) 此，明太祖構建了士人出仕的製度化途徑，恢複了科舉(ju) 製度。早在洪武三年（1370）即明太祖稱帝的第三年，明朝便開科取士，在各地舉(ju) 辦鄉(xiang) 試，中舉(ju) 者於(yu) 次年齊聚京師會(hui) 試。此後作為(wei) 優(you) 待政策，連續三年舉(ju) 辦鄉(xiang) 試，中舉(ju) 者不必參加會(hui) 試即可獲得授官資格。然而，與(yu) 明太祖的預想不同，他所期待的賢德名士很少應試，所取者多是後生少年。於(yu) 是，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停開科舉(ju) 。

盡管科舉(ju) 舉(ju) 辦之初未能選拔到所期待的人才，明太祖仍然對民間儒士抱有很高的期待。他曾下詔征召“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歲在六十至七十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至六十者，於(yu) 六部及布政、按察兩(liang) 司用之。耆儒鮑恂、餘(yu) 詮、全思誠、張長年等人已經九十餘(yu) 歲，還被征召至京，命為(wei) 文華殿大學士。《明史·選舉(ju) 誌》說：“山林岩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yu) 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明太祖推行薦舉(ju) 製、征召民間儒士，其目的並非僅(jin) 限於(yu) 崇敬學問、敦化風俗，而是將儒士視作具有治理能力的官僚，將其安置在實權崗位上。儒士的起家官職居然可以是尚書(shu) 、侍郎、副都禦史、僉(qian) 都禦史、大理少卿、應天府尹、國子祭酒、各地布政使等實權高官。《明史·選舉(ju) 誌》在列舉(ju) 了大量人員名單後稱“此皆可得而考者也”，以說明這一現象的普遍與(yu) 真實。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間（1380-1382）明太祖特置四輔官，啟用儒士王本、杜斅、趙民望、吳源任職，授予他們(men) 協讚政事的權力，以彌縫廢除中書(shu) 省後的權力間隙。但這四人皆是起自田家的老儒，惇樸無他長，並不熟悉政務，四人致仕後不久，明太祖罷廢四輔官。

明太祖啟用民間儒士參與(yu) 治國理政的嚐試雖然未必成功，但明朝堅持了以儒學士人充任文官的組織路線，這成為(wei) 明朝士人參政的製度土壤，塑造了明朝士人的政治主體(ti) 感與(yu) 社會(hui) 責任意識。

理學思想與(yu) 明朝官僚士大夫的朝堂政治

自明太祖起，曆代皇帝都奉程朱理學為(wei) 正統。明朝科舉(ju) 將四書(shu) 納入命題範圍，五經也多采用宋儒傳(chuan) 疏。但是，這種尊奉基於(yu) 實用原則，即培養(yang) 符合國家官僚體(ti) 製運作的人才，對於(yu) 學術思想中威脅皇權的部分，皇權則保持了足夠的警惕。明太祖不僅(jin) 罷免了孟子配享祭孔的資格，還命劉三吾修《孟子節文》，刪去《孟子》中“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規定科舉(ju) 不得在此八十五條內(nei) 命題。

除了朝廷維護理學價(jia) 值外，明朝前期的儒家學派也多躬行程朱之學而不敢逾越。如“河東(dong) 學派”的開創者薛瑄、“崇仁學派”的核心人物吳與(yu) 弼，皆持這樣的立場。薛瑄影響力甚大，“關(guan) 中之學”的周蕙為(wei) 其再傳(chuan) 弟子，呂柟則為(wei) 其四傳(chuan) 弟子。

經由理學的價(jia) 值橋梁，朝廷、官僚與(yu) 科舉(ju) 士人之間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理念，這成為(wei) 明朝各方政治溝通的觀念平台。明武宗駕崩後，明世宗以外藩繼位，由此麵臨(lin) 祭祀生父的禮製問題。盡管部分士人如張璁、桂萼等人支持明世宗祭祀生父，但多數官僚士大夫在首輔楊廷和的領導下持反對立場。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等幾任內(nei) 閣首輔因異議而先後去職。“大禮議”事件的性質較為(wei) 複雜，但從(cong) 士人的立場來看，則體(ti) 現了他們(men) 維護價(jia) 值理念、敢於(yu) 進諫的從(cong) 政精神。

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科舉(ju) 官僚常以價(jia) 值共識為(wei) 基礎，在行動上表現出一致性。如萬(wan) 曆年間的“國本之爭(zheng) ”。首輔申時行請求冊(ce) 立太子，明神宗寵愛鄭妃，私意傾(qing) 向於(yu) 立鄭妃之子為(wei) 儲(chu) 君，這便與(yu) 嫡長子繼承的禮製傳(chuan) 統有所衝(chong) 突。在十多年的時間裏，官僚士大夫與(yu) 明神宗反複鬥爭(zheng) ，迫使其立長子為(wei) 太子。在這一事件中，申時行等幾任首輔因持調和立場而招致官僚士大夫不滿，被迫下台。官僚士大夫憑借所秉持的儒家政治理念遏製皇帝的私心，展現了現實政治鬥爭(zheng) 中的道義(yi) 力量，從(cong) 而激勵了士大夫清流勢力的集聚。

共同的價(jia) 值理念不僅(jin) 用以維護製度傳(chuan) 統，而且還用以維係清流勢力自身的凝聚力。同在萬(wan) 曆年間，士林中聲譽很高的沈鯉入閣，時任首輔沈一貫擔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於(yu) 是借“楚宗案”“妖書(shu) 案”打擊沈鯉勢力。在這一鬥爭(zheng) 中，都禦史溫純等人遏製了沈一貫的攻勢，並在主持京察時黜退其黨(dang) 。盡管溫純此後被迫致仕，但沈一貫則受到士林輿論的責難。從(cong) 政是否公允是當時士林輿論所秉持的評議標準。

明朝士人的從(cong) 政精神鮮明地體(ti) 現在東(dong) 林黨(dang) 人身上。東(dong) 林領袖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倡導以理學矯正時弊。從(cong) 萬(wan) 曆末年至天啟年間，東(dong) 林黨(dang) 人頻頻表達政治主張，維係了光宗、熹宗的大統。與(yu) 此同時，權閹魏忠賢在明熹宗乳母客氏的支持下控製內(nei) 廷並結成閹黨(dang) ，自內(nei) 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dang) 。魏忠賢門下黨(dang) 羽有“五虎”“五魁”“十狗”“十孩兒(er) ”“四十孫”之稱。天啟四年（1624），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客氏和閹黨(dang) 的讒言下，明熹宗退回上疏，嚴(yan) 斥楊漣。此後，七十多名東(dong) 林黨(dang) 人前赴後繼彈劾魏忠賢。閹黨(dang) 隨即展開報複，將東(dong) 林黨(dang) 人貶黜殆盡，主要人物楊漣、左光鬥、魏大中等更是身陷囹圄，死於(yu) 獄中。在江南的高攀龍等人也遭構陷，高攀龍在被捕前自盡，繆昌期、周順昌等六人被押解入京。盡管深陷獄中，繆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繆昌期傳(chuan) 》）。周順昌“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複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麵，罵益厲”（《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順昌傳(chuan) 》）。天啟七年（1627）明熹宗駕崩後，繼位的明思宗清除閹黨(dang) ，東(dong) 林黨(dang) 人才得以平反昭雪。

士林重心下移與(yu) 明朝地方士人的政治參與(yu)

大致從(cong) 憲宗成化年間開始，明朝士林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此前士林領袖多為(wei) 台閣官僚，此後轉為(wei) 享有民間聲譽的思想家或才子。這既與(yu) 社會(hui) 思想逸出理學範圍有關(guan) ，也與(yu) 地方社會(hui) 的活躍有關(guan) 。

陳獻章（白沙）被看作明代思想史的重要轉折人物，他的活動多在成化、弘治年間。陳獻章雖為(wei) 吳與(yu) 弼弟子，但思想已從(cong) 理學歧出，其學被稱為(wei) “江門心學”。陳獻章弟子湛若水更是心學代表人物。同為(wei) 吳與(yu) 弼弟子的胡居仁，雖對陳獻章多有質疑，但其“餘(yu) 幹之學”也非固守理學，而與(yu) 心學多所牽涉。同出吳與(yu) 弼門下的婁諒為(wei) 王守仁所親(qin) 自拜謁，其思想對陽明心學的形成有發端之效。

明代中後期的學術主流是王守仁（陽明）的“姚江之學”。士大夫學術思潮歧出程朱理學的過程也是士林重心由朝堂向民間下移的過程。王守仁弟子王艮秉持平民立場開創“泰州學派”，門下傳(chuan) 人有羅汝芳（近溪）、顏鈞（山農(nong) ）以及再傳(chuan) 弟子何心隱等著名人物。李贄所撰《焚書(shu) 》《藏書(shu) 》等著作影響巨大。盡管李贄為(wei) 此死於(yu) 獄中，著作也遭朝廷禁毀，但其思想仍在士人乃至民眾(zhong) 中廣泛傳(chuan) 播。顧炎武說：“雖奉嚴(yan) 旨，而其書(shu) 之行於(yu) 人間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書(shu) ，往往收藏，至今未滅”（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八《李贄》）。

隨著士林重心的下移，地方社會(hui) 的活力也隨之被激發。地方士人的活動逐漸越出學術思想、民間輿論的範圍，卷入地方政務甚至是朝堂鬥爭(zheng) 之中。嘉靖年間嚴(yan) 嵩專(zhuan) 權，何心隱利用道士藍道行以乩術為(wei) 明世宗所幸，授以秘計離間明世宗與(yu) 嚴(yan) 嵩的關(guan) 係，在倒嚴(yan) 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崇禎年間蘇州、鬆江等地文社聯合成立複社，以繼承東(dong) 林精神自任。諸多江南名士的加入為(wei) 複社帶來了崇高的聲譽，也使其具有政治影響力。首輔溫體(ti) 仁厭惡複社勢力，支持複社的官僚與(yu) 反對者之間反複糾葛。在複社領袖張溥等人的運作下，張溥座主周延儒得以入閣為(wei) 首輔，與(yu) 複社相善的鄭三俊、劉宗周、範景文、倪元璐等人也得以起自廢籍重任要職。地方士人在中晚明的政壇中展現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作者為(wei)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