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涉獵的中國經濟問題

實際上，不僅(jin) 《國富論》闡述的經濟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和實踐領域發生了深刻影響，而且斯密在《國富論》中具體(ti) 論及中國經濟問題共30餘(yu) 處，總結和概括《國富論》中對中國經濟問題的闡述，主要有以下三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

1.用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案例描述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

《國富論》幾乎涉獵了所有的現代經濟學命題，而後來的經濟學家主要是對這些命題進行細化、深化和係統化的研究。比如，《國富論》通過描述當時古代中國經濟繁榮的景象，提出了大國經濟發展格局的雛形。斯密寫(xie) 道：“中國幅員是那麽(me) 廣大，居民是那麽(me) 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chan) 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是這個(ge) 廣大國內(nei) 市場，就夠支持很大製造業(ye) 。”“假設能在國內(nei) 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yu) 各地的國外市場，那麽(me) 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ye) 的生產(chan) 力。”

這兩(liang) 段話蘊含著三個(ge) 假設：一是大國人口眾(zhong) 多和幅員遼闊，擁有極為(wei) 廣闊的國內(nei) 市場，可以支撐製造業(ye) 的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二是國內(nei) 各區域間改善交通條件，特別是重視水運交通，有利於(yu) 形成廣闊的國內(nei) 市場；三是通過發展對外貿易利用國外市場，可以擴大市場範圍，從(cong) 而增加製造業(ye) 發展空間。顯然，第一個(ge) 假設是講以國內(nei) 市場為(wei) 主體(ti) 的國內(nei) 經濟循環；第二個(ge) 假設是講改善國內(nei) 市場和國內(nei) 循環的交通條件；第三個(ge) 假設是講發展對外貿易的國際經濟循環。綜合起來，就是一幅以國內(nei) 市場為(wei) 主體(ti) ，同時利用國外市場的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的圖景，這也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

斯密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繁榮的描述和讚揚，散落在《國富論》的各個(ge) 篇章裏，概括起來包括：

其一，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國富論》第一篇就寫(xie) 道：“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斯密認為(wei) ，“一國繁榮最明確的標識，就是居民人數的增加”，那時的中國不僅(jin) 人口眾(zhong) 多，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勤勉，耕作技術好，這是對古代中國的客觀評價(jia) 。同時，斯密將中國與(yu) 歐洲進行比較：“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jia) 格，大相懸殊。中國的米價(jia) 比歐洲國家的小麥價(jia) 格低廉得多。”由於(yu) 生活資料的價(jia) 格低廉，更加有利於(yu) 人口增長。“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jia) 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由於(yu) 皇室和富豪儲(chu) 藏大量的金銀，致使貴金屬價(jia) 格高。

其二，中國當時的國內(nei) 交通便利，水運發達。《國富論》寫(xie) 道：“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當時中國的交通條件超過歐洲，公路很發達，水運交通更加發達。“中國東(dong) 部各省也有若幹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著，擴大了內(nei) 地航行的範圍。”由於(yu) 自然條件好，加上政府組織修繕，形成了便利的交通，從(cong) 而降低貨物的運輸費用。“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nei) 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所需費用，既較歐洲為(wei) 少，其大部分製造品的真實價(jia) 格與(yu) 名義(yi) 價(jia) 格，就更加降低。”斯密認為(wei) ，行政當局負責是中國交通便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國，“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liang) 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朝廷要求各省疆吏努力沿河修路，官吏在這方麵的作為(wei) 和績效成為(wei) 升遷的一大標準。

其三，中國當時的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發達。農(nong) 業(ye) 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經濟的重要基礎，“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nong) 業(ye) ，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you) 先農(nong) 業(ye) 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nong) 業(ye) 勞動者的境遇卻優(you) 先於(yu) 技工。在中國，每個(ge) 人都想占有若幹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中國的君主，收入的絕大部分都是得自地稅或地租。中國“雖然沒有比較豐(feng) 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方麵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wei) 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製造業(ye) 更為(wei) 進步”。中國的陶瓷業(ye) 發達，特別受歐洲的上流社會(hui) 青睞，在歐洲的消費額增長迅速。

2.用製度因素解釋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國富論》不僅(jin) 描述中國古代經濟繁榮的狀況，而且指出了中國古代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問題，從(cong) 製度因素分析了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是從(cong) 分配不公和閉關(guan) 鎖國兩(liang) 個(ge) 方麵作出解釋。“中國似乎長期處於(yu) 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製，那麽(me) 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不但受到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製約，而且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的製約。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舊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將會(hui) 阻礙新生產(chan) 力的發展，但它總是被一種新的生產(chan) 力所打破。

在斯密看來，貧富懸殊是不利於(yu) 經濟增長的。那時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勞動者難於(yu) 贍養(yang) 家屬，“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mai) 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場內(nei) 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wei) 搜尋，或者說，為(wei) 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dong) 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奴。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過剩食物，於(yu) 是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產(chan) 額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競求的金銀寶石”。中國封建王朝的帝王更是掌握巨額的財富，“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chan) 物的十分之一構成。不過，這所謂十分之一，從(cong) 寬估算，以致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chan) 物的三十分之一”。用經濟學原理分析，當時中國的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既不利於(yu) 人口的增長和消費規模的擴大，又不利於(yu) 調動勞動者的生產(chan) 積極性，自然會(hui) 阻礙經濟發展。

《國富論》認為(wei) ，當時的中國執行閉關(guan) 鎖國政策阻礙經濟發展。由於(yu) 近代國外通商原則以一切鄰國陷於(yu) 貧困境況為(wei) 目標，所以使國外貿易陷於(yu) 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視的地位。“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予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中國和古埃及、古印度三個(ge) 被一切記載推為(wei) 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主要擅長農(nong) 工業(ye) ，他們(men) 的國外貿易並不繁榮。“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他們(men) 的剩餘(yu) 生產(chan) 物，主要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他們(men) 需要的白銀等物品。本來可以通過對外經貿活動，學習(xi) 世界上其他各國技術上、產(chan) 業(ye) 上的各種改良。“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men) 除了模仿他們(men) 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hui) 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men) 自己。”封建王朝的閉關(guan) 自守法律製度和政策，也成為(wei) 長期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

3.用經濟理論揭示古代中國經濟運行機製的特殊現象

斯密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源於(yu) 對商業(ye) 社會(hui) 的研究，而商業(ye) 社會(hui) 應該是追求物質利益，討價(jia) 還價(jia) 和自由貿易的社會(hui) ，因而需要通過自我利益為(wei) 動機、以價(jia) 格信號為(wei) 指導的市場機製去調節經濟資源的配置。在《國富論》這部著作中，斯密談到一些古代中國違背價(jia) 格和價(jia) 值規律的現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以及報酬結構與(yu) 產(chan) 業(ye) 結構的關(guan) 係，實際上是用市場經濟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國經濟運行機製存在的特殊問題。

一是勞動者報酬低，難以支撐經濟發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國勞動者報酬過低，古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但是勞動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卻很少。“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liang) 個(ge) 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jia) 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不如歐洲勞動者。”斯密認為(wei) ，如果一個(ge) 國家長期“陷於(yu) 停滯狀態，我們(men) 就不能希望在那裏找到極高的工資”。他將中國與(yu) 歐洲做比較：“就生活資料價(jia) 格說，中國與(yu) 歐洲有很大的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jia) 格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wei) 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者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社會(hui) 進步和經濟繁榮，“勞動的真實價(jia) 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是以補償(chang) 勞動價(jia) 格的增高而有餘(yu) ”。

二是古代中國的技工報酬更低：不利於(yu) 製造業(ye) 發展。《國富論》認為(wei) ，“中國和印度農(nong) 村勞動者的地位與(yu) 工資，都比大多的技工和製造工人高。”與(yu) 歐洲比較，“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you) 於(yu) 農(nong) 業(ye) 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nong) 業(ye) 勞動者的境遇卻優(you) 於(yu) 技術”。斯密指出，這種工資結構與(yu) 產(chan) 業(ye) 結構相聯係，它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的發展，卻不利於(yu) 製造業(ye) 的發展。這裏講的是勞動者報酬結構與(yu) 產(chan) 業(ye) 結構的關(guan) 係，這種情況應該是真實的，中國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業(ye) 者，生活狀況和工作環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別是采礦工人和冶煉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卻獲得最低的報酬，這應該是中國古代製造業(ye) 沒有形成大產(chan) 業(ye) 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認為(wei) ：“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yu) 製造業(ye) 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chan) 業(ye) ，比較不利於(yu) 農(nong) 業(ye) ，即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采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比較不利於(yu) 製造業(ye) 和國外貿易。”這就深刻地揭示了經濟思想影響經濟政策的作用，以及經濟政策影響產(chan) 業(ye) 結構的作用。

對斯密所論中國經濟問題的理解

綜上所述，斯密在《國富論》中從(cong) 諸多方麵闡述和分析了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經濟現象。接下來，我們(men) 應該進一步理解三個(ge) 問題，即斯密為(wei) 什麽(me) 要研究中國經濟現象，斯密對中國經濟現象的描述是否客觀真實，以及斯密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問題相關(guan) 論述的意義(yi) 。

《國富論》寫(xie) 作的時代是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向商業(ye) 社會(hui) 和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所以斯密不僅(jin) 要利用英國和歐洲等新興(xing) 資本主義(yi) 國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當時的中國和印度等傳(chuan) 統經濟發達國家的背景材料。斯密出生在蘇格蘭(lan) 法夫郡的柯科迪，這是一個(ge) 活躍的國際港口，聚集著各種經貿信息，他後來到過格拉斯哥大學和牛津大學，倫(lun) 敦和愛丁堡城。1763年，英國財政大臣查爾斯·湯魯德請斯密伴隨年輕的巴克盧公爵遊曆歐洲，在圖盧茲(zi) 和巴黎度過了一段時間。斯密的這種經曆為(wei) 他了解英國和歐洲的社會(hui) 經濟狀況提供了條件。中國是作為(wei) 傳(chuan) 統經濟極為(wei) 發達國家的典型而進入斯密的研究視野，他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圖書(shu) 館查閱資料以及傳(chuan) 教士和旅遊者的傳(chuan) 聞。斯密多次談及：“今日旅行家關(guan) 於(yu) 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yu) 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麽(me) 區別。”“關(guan) 於(yu) 那裏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chuan) 教士。”

《國富論》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描述，從(cong) 總體(ti) 上是符合事實的，而且是在重農(nong) 主義(yi) 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體(ti) 現了他對當時中國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肯定以及對封建王朝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抨擊。斯密多次談到，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在公元10—15世紀早期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就高於(yu) 歐洲；從(cong) 13—18世紀，中國長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穩定增長。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學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國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經落後於(yu) 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後被英國超過，公元1750年之前中國的生活水平整體(ti) 上已經落後於(yu) 西歐。所以，斯密認為(wei) ，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與(yu) 馬可·波羅的十三世紀末期到中國的記述幾乎沒有區別。斯密在第九章論重農(nong) 主義(yi) 中對中國重視農(nong) 業(ye) 和經濟繁榮的狀況進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閉關(guan) 鎖國和勞動者報酬低，也是比較客觀的。馬克思也曾經批評過中國曆史上的閉關(guan) 鎖國和安於(yu) 現狀：“一個(ge) 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yu) 現狀，人為(wei) 地隔絕於(yu) 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從(cong) 而演奏了一曲“奇異的悲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頁）。

學習(xi) 《國富論》中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描述和分析，對於(yu) 我們(men) 客觀地認識古代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國家興(xing) 盛以及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借鑒價(jia) 值。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了中國古代經濟繁榮的景象，揭示了人口眾(zhong) 多、土地遼闊、交通便利和以廣大國內(nei) 市場支撐製造業(ye) 發展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他強調了加上世界其餘(yu) 各地的國外市場提升製造業(ye) 的生產(chan) 力。這就說明，以國內(nei) 市場為(wei) 主體(ti) ，同時利用好國外市場的“雙循環”，乃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格局，它體(ti) 現了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古代中國在唐宋時期是比較開放的，但後來因為(wei) 種種原因漸漸封閉了，從(cong) 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國古代的大國繁榮景象之後，轉而批評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封閉，認為(wei) “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除了模仿鄰國日本以外，沒有機會(hui) 模仿其他外國。他認為(wei) ，如果中國人經營國外貿易的話，“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hui) 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yu) 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chan) 業(ye) 上其他各種改良”。可見，開放是大國經濟崛起和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古代曾經依托大國市場優(you) 勢創造了唐宋經濟繁榮的局麵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經濟封閉也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在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