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偉(wei) 大成就，有當時的時代精神為(wei) 條件，而司馬遷的文化理想、學術資質、曆史理念與(yu) 人生意誌，也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實踐，以行跡之遙遠，旅程之漫長，特別是與(yu) 史學考察相結合，從(cong) 而在史學史記錄中顯出特別的光輝。與(yu) 曆代史家比較，司馬遷作為(wei) 特別重視行走的曆史學者，對於(yu) 曆史現場有親(qin) 近真切的體(ti) 驗，其曆史感覺逸致超絕，其曆史記錄具體(ti) 真實，其曆史理解也十分準確高明。司馬遷的行旅生活與(yu) 他的學術努力及文化貢獻的特殊關(guan) 係，能夠為(wei) 我們(men) 的讀書(shu) 思考與(yu) 學術進取提供積極的啟示。

“二十”出遊與(yu) “奉使”西南之行

司馬遷自述生平，回顧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hui) 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yu) 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e)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ang) 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次長途行走，司馬遷從(cong) 秦地出發，向東(dong) 方與(yu) 東(dong) 南方向遊曆考察。中華文明早期形成的重點地帶均一一行曆。對於(yu) 各地文化名城、曆史勝跡，則“齊、魯之都”，以及“鄒、嶧”，“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裏尋訪。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回顧自己“二十而南遊江、淮”，長途輾轉，最終“過梁、楚以歸”之後，又寫(xie) 道：“於(yu) 是遷仕為(wei) 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司馬遷的這次行程體(ti) 驗，使他對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遙遠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

秦兼並巴蜀，建設了關(guan) 中與(yu) 蜀中兩(liang) 處“天府”，取得了向東(dong) 擴張的堅實有力的經濟後援。特別是與(yu) 楚國對抗，因此而占有優(you) 勢地位。巴蜀在戰國後期以及秦代和楚漢相爭(zheng) 時代的經濟作用顯著。而漢初又發育出富有的工商經濟。漢武帝時代從(cong) 這裏起始，開始探尋絲(si) 綢之路的“西夷西”方向。

這些曆史現象在《史記》中都有明確具體(ti) 的記述，體(ti) 現出司馬遷對巴蜀及“西南夷”曆史文化的熟悉。這應當與(yu) 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實踐有關(guan) 。王國維總體(ti) 評價(jia) 了司馬遷的出行：“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nei) ，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

曆史的實地訪問與(yu) 曆史現場的考察

司馬遷走了那麽(me) 多地方，他在萬(wan) 裏行途中，並不是一般的旅行遊覽。他的每一步行程，都是其學術生命的一部分。司馬遷遊蹤萬(wan) 裏的實踐，實際上可以說是與(yu) 現代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除了《史記·太史公自序》有關(guan) “二十”出遊的回顧之外，司馬遷曾經在《史記》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說到通過行旅實踐艱苦的史學考察曆程。例如，在《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的最後，司馬遷寫(xie) 道：“餘(yu) 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dong) 漸於(yu) 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在傳(chuan) 說中“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對當地“長老”進行以口述史學為(wei) 形式的訪古調查。

《史記·孟嚐君列傳(chuan) 》中說“薛”地民風自有區域文化個(ge) 性，於(yu) 是“問其故”。此外，《史記·魏世家》說“秦之破梁”，“墟中人”“說者”有自己的理解。這些都是實地訪問得到的信息。“問其故”以及對“說者”言辭的記錄與(yu) 分析，是司馬遷史學行旅的重要任務。《史記·河渠書(shu) 》作為(wei) 最早的水利史文獻，是在現場考察的基礎上撰述完成的。“餘(yu) 從(cong) 負薪塞宣房”，是親(qin) 身參加抗洪搶險工程的實踐。

古來英雄名士的遺跡，包括古都城、古戰場，司馬遷的實地考察體(ti) 會(hui) 融入了他的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曆史記述，提升了他的曆史說明。如《史記·伯夷列傳(chuan) 》：“太史公曰：餘(yu) 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zhong) 雲(yun)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lun) 詳矣。餘(yu) 以所聞由、光義(yi) 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

對於(yu) 孔子這樣的文化巨人，司馬遷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講業(ye)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ang) 射鄒、嶧”，考察其事跡，體(ti) 會(hui) 其精神之外，《史記·孔子世家》還寫(xie) 道：“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xiang) 往之。餘(yu) 讀孔氏書(shu) ，想見其為(wei) 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i) 禮其家，餘(yu) 祗回留不能去雲(yun) 。天下君王至於(yu) 賢人眾(zhong) 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chuan) 十餘(yu)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yu) 夫子，可謂至聖矣！”作為(wei) 曆史學者，對孔學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會(hui) 因現場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謂“至聖”的讚美，後世得以繼承。

對於(yu) 曆史文化信息之“世之傳(chuan) ”者，司馬遷有所采納，但是也進行了認真的考量和思索。如《史記·魏世家》寫(xie) 道：“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yu) 亡，餘(yu) 以為(wei) 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nei) ，其業(ye) 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知司馬遷的實地調查，在傾(qing) 聽當地民間聲音之外，還加入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司馬遷行旅感念涉及秦朝史跡的，有《史記·蒙恬列傳(chuan) 》所說：“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wei) 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對蒙恬等人嚴(yan) 肅的曆史批評，是在考察秦朝長城和直道之後形成的真知。這裏所發布的重要史論，有長久的影響。胡亥明確取得帝位繼承權後，蒙恬被迫吞藥自殺，臨(lin) 終前有關(guan) 於(yu) 主持修築長城與(yu) 直道“絕地脈”，可能“罪於(yu) 天”的感歎。對於(yu) 所謂“絕地脈”，司馬遷發表的否定性意見，體(ti) 現了他清醒的曆史認識。

山川行曆與(yu) “文氣”養(yang) 成

司馬遷遠程行旅的意義(yi) ，文論家和史論家多以為(wei) 有益於(yu) 其精神與(yu) 文氣的涵養(yang) 。《史記》非凡文化品質的形成，確實與(yu) 作者的行旅體(ti) 驗有關(guan) 。

蘇轍曾經寫(xie) 道：“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yang) 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yu) 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淩稚隆《史記評林》卷首引馬存語，又是這樣評價(jia) 司馬遷出遊的：“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他說，司馬遷的出行並不是簡單地為(wei) 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為(wei) 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wei) 書(shu) 。”根據這樣的總結，司馬遷的行跡均有助於(yu) 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間，萬(wan) 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wei) 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wan) 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yu) 其書(shu) 而觀之，豈不信矣！”

司馬遷遠遊，百千路徑，萬(wan) 裏山川，四方傳(chuan) 統，九州民風，當然有益於(yu) 《史記》這部巨著文采神韻的煥發，同時，這位偉(wei) 大史學家的辛苦行旅，其文化意義(yi) 是複雜的，其文化作用也是多方麵的。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