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作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強盛期，既是中國社會(hui) 的轉型期，也是中國文化整合期。

鹹陽—西安，在戰國秦漢時期作為(wei) 文化重心和行政中樞，形成輝煌的曆史影響。古來常以“鹹陽”“長安”為(wei) 一地。《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記載：“（高帝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le) 宮成，丞相已下徙至長安。”司馬貞《索隱》寫(xie) 道：“按：《漢儀(yi) 注》高祖六年，更名鹹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扶風渭城，本鹹陽地，高帝為(wei) 新城，七年屬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chuan) 》又明確說：“長安，故鹹陽也。”在漢代人的意識中，“鹹陽”“長安”從(cong) 其空間位置而言，原本可以說是一體(ti) 的。其實這一地方，還有周人在豐(feng) 鎬的文化積累。

《長安碎影》這本書(shu) 試圖從(cong) 幾個(ge) 以往人們(men) 關(guan) 注不多的側(ce) 麵描畫鹹陽—西安地方在秦漢時期的文化麵貌，期望進一步有益於(yu) 對於(yu) 秦漢曆史文化的總體(ti) 認識和全麵說明。這一願望的實踐，也有將考察視野擴展至整個(ge) 秦漢社會(hui) 的努力。就社會(hui) 文化的觀察而言，有對高層政治的關(guan) 注，也多涉及社會(hui) 平民，亦包括勞動階級。

本書(shu) 大略回顧了鹹陽—長安這一秦漢文明燦爛時代政治經濟重心區的文化創造、文化積澱與(yu) 文化輻射。有關(guan) 鹹陽“冀闕”、《燕丹子》“機發之橋”、秦宮苑“漆娥之台”、始皇“逢盜蘭(lan) 池”、胡亥望夷宮“祠涇”，以及長安“少年”“惡少年”等主題的考察，都可以看作對近年城市史興(xing) 起的學術動向的一種響應。古言“秦城”“漢寢”，強調秦漢京都輝煌的物質文化遺存及其體(ti) 現的政治文明象征。雖然我們(men) 的考察視角狹仄，立意淺陋，揭示某些曆史文化層麵的發掘，也許還有學術透視的意義(yi) 。

曾經在“鹹陽”“長安”有所表現的曆史人物，商鞅、孟嚐君、燕太子丹、秦始皇、秦二世、劉邦、項羽、呂後、賈誼、司馬遷、漢武帝、陳皇後等，《長安碎影》對於(yu) 他們(men) 的言行也有涉及。當然隻是片斷的剪影。但是如“秦客公孫鞅”出使楚國的行跡，可以說是新的發現。若幹沒有留下名姓的人物，他們(men) 在“鹹陽”“長安”的曆史表演，也對相關(guan) 曆史記憶有所提示。例如秦始皇“微行鹹陽”意外遭遇的“蘭(lan) 池”“盜”，例如史稱“五陵”“英俊”，以及成為(wei) 漢王朝都市治安難題的“浮遊”“浮末”“少年”“惡少年”們(men) 。

本書(shu) 收入《踏行秦始皇直道》一文。原文為(wei) 我主編的《“秦直道”叢(cong) 書(shu) 》的“著書(shu) 者說”。秦始皇直道是從(cong) 北邊長城防線通向關(guan) 中行政中樞地方甘泉—鹹陽方向的交通大道，以最高等級的工程遺存，可以看作秦政的紀念。這套叢(cong) 書(shu) 中，張在明研究員著《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交稿最早。張在明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ce) 》以工作認真、質量上乘受到考古文物界一致讚譽。他主持發掘的“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被評為(wei) 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因主持秦直道考古的突出貢獻，張在明成為(wei) 公認的秦漢交通考古的功臣。我們(men) 是西北大學考古專(zhuan) 業(ye) 77級同班同學，除徒步考察秦直道南段外，還曾經以多種交通方式一同進行過灙駱道遺跡、武關(guan) 道遺跡、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的實地考察。秦嶺南北，漢江上下，陝甘之間，以及少華岩麓，壺口驚濤，雲(yun) 陽張飛廟，龍門太史祠……多少次大嶺密林揮汗，剪燈夜語舉(ju) 觴。幾天以前，在明因病醫治無效，安詳辭世。未能長安送行，深心不勝悲痛！謹以此片斷文句以寄追念，並訴哀思。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