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任能治理國家是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非常重視的重大問題。唐太宗作為(wei) 中國曆史上的一代明君，非常重視官吏選任與(yu) 國家治理的關(guan) 係，他經常強調，“為(wei) 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特別是唐太宗革故鼎新，在官吏選任上極力推行“製度忠誠”原則，對唐初的國家治理起到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王者須為(wei) 官擇人”

唐太宗鑒於(yu) 前代政治上的“私人忠誠”對社會(hui) 所造成的嚴(yan) 重危害，在選官用人方麵非常重視“製度忠誠”原則，強調必須遵循“天下為(wei) 公，無私於(yu) 物”的“至公之道”，即以國家利益為(wei) 重，不徇私情。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中書(shu) 令房玄齡奏請為(wei) 秦王府舊部未得官者授以官職。太宗說：“知君人者，以天下為(wei) 公，無私於(yu) 物。朕與(yu) 公等，衣食出於(yu) 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yu) 上，而上恩未被於(yu) 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wei) 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麵尚自相親(qin) ，況舊人而頓忘也，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問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耶？”他指出天下為(wei) 公，無私於(yu) 物，選擇賢才為(wei) 官，造福百姓，才能使政治風氣從(cong) 私人利益轉向人懷公心。

同年，唐太宗因魏徵的推薦提拔杜正倫(lun) 為(wei) 兵部員外郎時對他說：“朕舉(ju) 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yu) 宗室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ju) 者。”提拔杜正倫(lun) 並非出於(yu) 自己的私人利益，沒有要求杜正倫(lun) 報答提拔的私恩，而是勉勵他要做官為(wei) 公，做有利於(yu) 百姓的事。

貞觀六年（公元 632 年）唐太宗對魏徵說，“古人雲(yun) ，王者須為(wei) 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為(wei) 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唐太宗說的“王者須為(wei) 官擇人”，即強調君主選拔官員是為(wei) 國家擇人，而非為(wei) 自己圖報私恩而用人。

唐太宗在用人上不徇私情不顧私恩的另一麵則是重視製度忠誠，唯才是舉(ju) ，量能授職。如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下屬，但是唐太宗見他才堪大任，便不計前嫌，委以重任。魏徵也不負其望，剛正不阿，敢於(yu) 犯顏直諫，及時諍諫匡正太宗政令的誤差，對貞觀之治發揮了重要作用。唐太宗除了重用早年就追隨他的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名臣外，還根據“製度忠誠”的原則，重用和他沒有任何私人關(guan) 係分屬不同政治軍(jun) 事集團的各種人才如魏徵、薛萬(wan) 徹、岑文本、戴胄、張玄素、秦叔寶、程知節、李靖、尉遲敬德、張亮、馬周、劉洎等人。貞觀時期可謂人才濟濟，群賢畢至，為(wei) 貞觀之治的形成起到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非常重視在製度建設方麵完善選官的“製度忠誠”，從(cong) 根源上防範濫用選官權出現的吏治腐敗，這主要體(ti) 現於(yu) 他對科舉(ju) 製的重視。

隋唐之前，選官製度有世襲製、任子製、察舉(ju) 、征辟製、九品中正製等，這些製度的一個(ge) 共同特點就是缺乏操作性很強的客觀標準，當政者在官吏選任上可以上下其手，選擇自己的親(qin) 信為(wei) 官，這是當時造成選官腐敗政治黑暗的主要原因。

隋唐建立科舉(ju) 製以後，沿用1300餘(yu) 年，其嚴(yan) 格的考試程序和操作性強的客觀標準，體(ti) 現了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在較大程度上保障了選官用人的“製度忠誠”，對中國古代的廉政建設和政治文化以及整個(ge) 社會(hui) 曆史產(chan) 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

科舉(ju) 製在隋煬帝大業(ye) 年間首創，但初創的隋朝科舉(ju) 製度，規模較小。唐朝建立以後，唐高祖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參照隋朝製度繼續推行科舉(ju) ，至五年之後的玄武門之變高祖退位，取士不多，在製度上的建樹亦少。

對早期科舉(ju) 製的完全確立和發展真正起到重大影響的是唐太宗。貞觀初年，唐太宗和臣僚討論官員選拔問題，對以前朝代所實行的選官製度進行了分析，認為(wei) 漢代“辟召”製度、曹魏“九品中正製度”都存在很多的弊病，已經不能繼續使用，決(jue) 定將科舉(ju) 製度作為(wei) 官員選拔的基本製度，並對此前的科舉(ju) 製度作了改進，將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shu) 、明算等作為(wei) 常設的考試科目。

唐太宗通過推行科舉(ju) 製度，為(wei) 吸取讀書(shu) 人進入仕途廣開門路，所以參加科舉(ju) 考試的人越來越多。通過科舉(ju) 考試選拔了大批英才充實到中央和地方官吏隊伍，因此貞觀一朝人才薈萃。貞觀初年太宗看到新科進士從(cong) 端門經過時曾高興(xing) 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稱新進士為(wei) 天下英雄，對眾(zhong) 多的人才不是因為(wei) 私恩而是通過公開考試為(wei) 朝廷所用而欣喜。科舉(ju) 製在貞觀年間得以鞏固和發展，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取士製度。

不問親(qin) 疏，唯才是用，從(cong) 製度建設上防範選官腐敗

唐太宗對隋朝滅亡的原因有深刻的認識，深知選官腐敗任人唯親(qin) 以利益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結成的官僚集團管理天下大事，勢必造成紀綱不立、法製敗壞、貪汙腐敗、政治黑暗、國家分裂的嚴(yan) 重後果。所以要以製度忠誠的原則選拔任用有才能的人來治理國家，“朕方選天下之才，為(wei) 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用人不計私人利益，不徇私情，使得一些希圖通過私人關(guan) 係獲取政治利益的人有所收斂。

為(wei) 了有利於(yu) 國家治理，他堅持“惟才行是任”，不拘一格選拔官員。不少才行出眾(zhong) 的官員受到重用，因此政治風氣大為(wei) 好轉。他在位期間，任命了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岑文本等著名的賢相。並多次頒布詔書(shu) 征求賢才，還要求身居要職的宰相也把主要精力用於(yu) 選拔人才。他將都督、刺史的姓名寫(xie) 在屏風上，經常查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yu) 名下”，以便於(yu) 黜陟。貞觀年間，官吏貪贓枉法者，必無赦免，因此，“官吏多自清謹”。

“私人忠誠”原則勢必造成官員冗濫的困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員太多，十羊九牧，大大加重了百姓負擔。在“製度忠誠”原則下選任官員，有利於(yu) 精簡冗員。貞觀元年太宗對房玄齡等大臣說：“致治之本，惟在於(yu) 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wei)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房玄齡秉承旨意，對在朝各部官員進行裁並，中央政府的官員僅(jin) 六百四十三人，隻有隋朝的四分之一。精吏簡政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綜上所述，唐太宗繼位以後，總結曆史經驗，不問親(qin) 疏，唯才是用，選任了眾(zhong) 多優(you) 秀官員，重視推動科舉(ju) 製的發展，從(cong) 製度建設上防範選官腐敗。唐太宗用人之道所遵循的“製度忠誠”原則現今仍有可貴的借鑒意義(yi) 。

（作者為(wei)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