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發展模式日益從(cong) 投資主導向啟動內(nei) 需拉動的轉變，中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wei) 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僅(jin) 居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由生存性消費向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的躍遷，而且居民日漸擺脫對國際品牌的依賴與(yu) 偏重，轉向認同與(yu) 選擇本土品牌。如國潮消費的興(xing) 起與(yu) 盛行，宣告國民對本土品牌的認同和消費已經超過對國際品牌的選購，預示著我國開始逐漸打破單一的“製造大國”的國際形象，轉向走創新產(chan) 品和創製文化的發展之路。據2019年《“新國貨”消費趨勢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品牌商品的下單金額同比增幅高出國際品牌3%，2018年中國品牌商品的下單金額同比增幅高出國際品牌14%。這充分說明，國產(chan) 品牌不僅(jin) 躋身世界行列，而且日漸成為(wei) 國內(nei) 消費者的“新寵”。之所以國產(chan) 品牌如此受歡迎，除了品牌自身的產(chan) 品質量或高性價(jia) 比獲得國內(nei) 消費者的青睞之外，還在於(yu) 品牌文化充分體(ti) 現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讓消費者獲得了民族認同。

“想象與(yu) 實踐的共同體(ti) ”：民族認同下的消費

社會(hui) 理論學家一再抨擊現代社會(hui) 裏不可阻擋的去魅過程，這種去魅過程被指控導致技術理性在社會(hui) 生活中逐漸取代非工具性的文化邏輯。然而，文化學派或文化社會(hui) 學的研究表明文化邏輯並沒有被排擠出市場，相反，它積極參與(yu) 塑造經濟行為(wei) ，甚至讓經濟變得可行。這一點尤其體(ti) 現在圍繞民族認同而興(xing) 起的國潮消費上。民族認同是指一個(ge) 民族所具有的以區別其他民族的一些穩定的屬性和特征，是此民族的成員之間所具有的相似性。對於(yu) 構成成員而言，民族認同具有不可侵犯的神聖性。作為(wei) 一個(ge) “想象的共同體(ti) ”，民族是一個(ge) 神聖實體(ti) ，是其成員的精神家園和情感歸屬，對成員具有精神的凝聚作用。

耶魯大學文化社會(hui) 學中心教職研究員卡洛·托尼亞(ya) 托指出民族認同的表述具有多樣性，可以大致提煉為(wei) 三種不同的話語表述策略，每一種都探討了國家象征中心的獨特元素。第一種話語表述從(cong) 種族心理學的角度挖掘這種象征中心的核心思想；第二種聚焦於(yu) 民眾(zhong) 的思考作為(wei) 象征中心的“支柱”；第三種把國家的終極思想作為(wei) 象征中心的內(nei) 部架構。這些表述對於(yu) 論述當前圍繞象征中心建構民族認同而興(xing) 起的國潮消費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yi) 。具體(ti) 而言，第一種話語表述強調民族共同的曆史和主要傳(chuan) 統，以探尋民族共同的“文化之根”。對於(yu) 中國而言，這種表述主要依賴於(yu) 兩(liang) 個(ge) 核心故事，以建立起對過去的共同記憶。兩(liang) 個(ge) 故事均耳熟能詳，其中第一個(ge) 故事是關(guan) 於(yu) 中國炎黃子孫的由來與(yu) 神話；第二個(ge) 故事是關(guan) 於(yu) 中國人的共同曆史記憶，涵蓋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曆史，尤其是關(guan) 於(yu) 國民如何抗擊列強侵略，擺脫半殖民地狀態，到抵抗日本入侵，再到建立獨立國家，把中國建設為(wei) 一個(ge) 自由、民主與(yu) 平等的國家等曆史記憶。第二種表述具體(ti) 表現為(wei) 國民通過參與(yu) 公共事務獲得的文化競爭(zheng) 力，強調國民對共同的政治、文化和社會(hui) 事務的參與(yu) ，把國民有關(guan) 理性思考、社會(hui) 想象和承諾聯係起來，作為(wei) 民族認同的資源。第三種表述認為(wei) 中國象征中心的內(nei) 在結構包含和體(ti) 現了中國的終極思想。這些終極思想深刻嵌入到中國的公共文化和公共領域之中。

消費傳(chuan) 統和消費方式構成了民族認同的重要載體(ti) 或材料。消費內(nei) 容和消費模式同民族認同密不可分。具體(ti) 而言，成員的日常消費行為(wei) 是否與(yu) 民族的風俗習(xi) 慣，特別是民族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和核心要素相吻合成為(wei) 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條件。伴隨著消費社會(hui) 的到來，消費的重要性日漸凸顯。正如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韓震所觀察的，“消費已經成為(wei) 塑造和表征人的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的主要因素，成為(wei) 界定人們(men) 的存在、個(ge) 性、政治立場、價(jia) 值觀和文化定位的標誌”。

消費不僅(jin) 是個(ge) 體(ti) 進行自我認同、體(ti) 現自我地位與(yu) 身份的手段，更是個(ge) 體(ti) 建立集體(ti) 認同和群體(ti) 歸屬不可缺少的途徑。通過消費，公民積極參與(yu) 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為(wei) 解決(jue) 國計民生問題獻計獻策，並通過公民與(yu) 機構之間以及公民自身之間持續的理性對話，積極創建民族認同的核心內(nei) 容，持續更新民族認同的實踐軌跡。例如近期河南洪災中，民族企業(ye) 展現出在危難時刻的責任擔當，更是激發出國民對國貨的認同感、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而其他社會(hui) 各界的踴躍捐款與(yu) 訂購國貨商品，也充分詮釋了國民的同胞情義(yi) 和對本土品牌的認同。

通過消費，我們(men) 得以重溫和緬懷特定時期的曆史回憶和集體(ti) 記憶，以此強化民族認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近現代以來，每次國貨運動都與(yu) 民族認同息息相關(guan) 。當麵對列強入侵，或遭受國外經濟封鎖與(yu) 政治威脅時，國貨運動的提倡不僅(jin) 能激發國民的民族情感和反抗外族侵略的決(jue) 心，維護國內(nei) 經濟和扶持民族企業(ye) 更被視為(wei) 國民義(yi) 不容辭的責任與(yu) 義(yi) 務。特別是麵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之西方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yi) ，優(you) 先支持本國產(chan) 品，在此情景之下，中國品牌的打造與(yu) 發展不僅(jin) 關(guan) 係國計民生，更關(guan) 係國家振興(xing) 和國際地位。將中國傳(chuan) 統元素與(yu) 時尚潮流相結合的國潮品牌的創建與(yu) 發展便是為(wei) 迎接這一挑戰，通過創立本土品牌，在激發內(nei) 需、振興(xing) 經濟的同時嚐試創製中國特色消費文化和提高國家地位的重要舉(ju) 措。總之，從(cong) 國貨運動的興(xing) 起到目前國潮消費的流行，本土品牌不僅(jin) 傳(chuan) 載了中國文化的精髓，並通過國民對本土品牌的消費與(yu) 認同使得這些理念深入人心，中國文化的“共同之根”通過國民的日常消費實踐一再傳(chuan) 承並發揚光大。

民族主義(yi) 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wei) ，我們(men) 對民族主義(yi) 的認識必須從(cong) “社會(hui) 基礎”或政治動員的層麵擴展到對其“文化根源”的探討，而文化根源嵌入到人們(men) 的日常消費實踐中。他指出國族性或國族屬性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文化造物，民族乃是“想象的共同體(ti) ”。安德森從(cong) 文化層麵，論述了國家如何通過媒體(ti) 為(wei) 國民塑造了關(guan) 於(yu) 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ti) ”，但其精辟的論述忽略了另外一個(ge) 重要的麵向：國民如何通過他們(men) 的積極參與(yu) ，將想象的共同體(ti) 可視化？也就是說，“想象的共同體(ti) ”的建構離不開國民具體(ti) 的實踐。國民通過采取實際行動，在將“想象的共同體(ti) ”可視化的同時，也在不斷推進民族共同體(ti) 的發展，並為(wei) 之建構或添加新的內(nei) 涵。也就是說，民族觀念與(yu) 民族想象必須通過國民的實踐予以建構和想象，國民並非是被動接受，而是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yu) 其中。正是在這種實踐中，民族國家的認同與(yu) 建構得以最終完成，並不斷更新變化。民族認同既來自於(yu) 國家通過媒體(ti) 所渲染的建構，也通過個(ge) 體(ti) 積極主動的實踐在將想象共同體(ti) 化為(wei) 現實的同時，建構和創製新的共同體(ti) 想象。

國潮流行映射中國從(cong) “製造大國”走向“創造大國”

以上所述，對民族共同體(ti) 的想象與(yu) 建構是群體(ti) 成員通過文化活動、風俗習(xi) 慣與(yu) 消費實踐以表征形式將之建構為(wei) 共同體(ti) 的事物，以此進一步建構為(wei) 集體(ti) 存在，以引發民族認同。這一點典型表現在自近代以來的國貨運動和當前的國潮消費上。國潮是指以本土產(chan) 品和本土品牌為(wei) 載體(ti) ，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或價(jia) 值為(wei) 主要設計理念，並融入國際時尚元素所引領的消費潮流。盡管有些學者將國潮追溯到2000年，有些將之追溯到2018年天貓發起的國潮運動，但筆者認為(wei) ，當今的國潮同以往的國貨運動並沒有本質區別，其區別僅(jin) 僅(jin) 在於(yu) 對潮的理解和表現方式的不同。不同時代提倡的國貨自然有當時為(wei) 人民追崇的潮流或時尚烙印。不同的是，當今的國潮更看重時尚的元素，並注重與(yu) 國際接軌，而以往的國貨運動基本上采取國貨與(yu) 洋貨或敵貨二分法，一味抵製洋貨的影響。不僅(jin) 如此，當今的國潮發生在新一輪的消費轉型背景下，即國民的消費方式由生存性消費轉向發展性消費和享受性消費，因而具有不同於(yu) 以往的國貨運動的新特點：第一，將國際潮流元素融入到本土品牌的打造中；第二，采取當今最新技術，對產(chan) 品本身與(yu) 消費渠道進行創新，以推動中國產(chan) 品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第三，注重中國品味的全方位營造，以便在國際時尚話語體(ti) 係中爭(zheng) 奪“一席之位”。國潮以中國實踐中的美學為(wei) 核心，通過融入國際時尚元素，引起了國民，特別是青年群體(ti) 的追崇。追根究底，國潮的流行主要表現為(wei) 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從(cong) “商戰立國”到“品牌立國”。從(cong) 清末至新中國成立這段時期，國貨運動的發起主要是為(wei) 了抵禦外侵，運動的主要宗旨是圍繞抵製洋貨入侵和商戰立國進行的。追根溯源，國貨運動的發起可以追溯到1905年之前，1905年的反美愛國運動被作為(wei) 國貨運動的起點。為(wei) 了抵製對華歧視性的美國移民入境政策，國內(nei) 外的中國商人在1905年發起了抵製美貨的國貨運動。這次抵製運動不僅(jin) 奏響了反帝國主義(yi) 的序曲，而且促進了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核心的商品銷售行為(wei) 。基於(yu) 這些抵製行為(wei) 的初見成效，如收回了從(cong) 廣州到漢口的鐵路修建權，受到鼓舞的政界人士、商人和學生開始認識到經濟權利對於(yu) 建立一個(ge) 獨立自強國家的重要性，從(cong) 而為(wei) 後續的商戰立國揭開了序幕。反觀這段時期的國貨運動，主要是通過區分國貨/土貨與(yu) 洋貨這種敵我二分法的敘事，在為(wei) 國民提供民族標準的同時，描繪出關(guan) 於(yu) 生活方式的模本（為(wei) 日常消費實踐提供參考與(yu) 監督），從(cong) 而大力宣揚商戰觀念，抵製外國入侵。由此可見，國貨運動一開始便是知識分子與(yu) 民族企業(ye) 家借助於(yu) 廣告等媒體(ti) ，為(wei) 國民提倡新文化藍本和新價(jia) 值標準，使國民在日常消費實踐中實現民族認同，建構民族的想象共同體(ti) 。

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前，救亡圖存是國貨運動的重要議題，那麽(me) 新中國成立後，國貨的提倡無疑具有振興(xing) 經濟、促進國家獨立、富強的重要內(nei) 涵。至20世紀80年代，國貨基本遍及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如具有“為(wei) 國爭(zheng) 光”美譽的英雄牌鋼筆、永久與(yu) 鳳凰牌自行車和蝴蝶牌縫紉機等。然而，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洶湧澎湃的經濟浪潮，崇洋媚外之風逐漸興(xing) 起，一些國民開始盲目追崇國際品牌，似乎國際品牌就是現代、先進、洋氣的化身，而國土品牌便是傳(chuan) 統、落後和土氣的代名詞，無數的本土品牌逐漸喪(sang) 失其價(jia) 值。針對這種危機，早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hui) 的召開開啟了國潮、國風與(yu) 懷舊的序幕，被視為(wei) 國貨再次複興(xing) 的起點。自2008年以來，銘刻一代人曆史記憶的老牌國貨在延續自身品牌底蘊的同時，開始轉變自身，融入當代人的審美元素，實現“華麗(li) 轉身”，如百雀羚和大寶的回歸。與(yu) 此同時，新一批國貨品牌開始誕生，如享有“國貨之光”美譽的國產(chan) 數碼產(chan) 品和華為(wei) 、小米手機等。此二者被學者稱之為(wei) “新國貨”。這些國潮品牌的興(xing) 起，以其高性價(jia) 比、時尚的風格，特別是其蘊含的民族主義(yi) 情懷，日益引起消費者的關(guan) 注與(yu) 認同。國人對本土品牌的青睞已經超過了對國際品牌的“熱愛”，因此2018年被視為(wei) “國潮之年”，“為(wei) 情懷買(mai) 單”成為(wei) 當年的熱門詞匯。

由此可見，國潮消費充分體(ti) 現了我國以品牌立國的決(jue) 心和信心。民族品牌是通過一個(ge) 國家的地理、曆史、藝術和音樂(le) 與(yu) 本國公民或其他國家進行溝通的方式。為(wei) 此，有學者指出，“以2018年為(wei) 界，之前的‘國潮’更多指‘中國+潮牌’，指小眾(zhong) 的、標新立異的設計師品牌，而今天的國潮則更多帶有中國民眾(zhong) 消費行為(wei) 導向，指帶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品牌和本土設計被廣泛的中國民眾(zhong) 所接受，不僅(jin) 是對消費市場狀態的描述，同時更加具有文化意涵，以及對中華文化價(jia) 值的重新評定。”

第二，從(cong) 製造到創造。當今商品的生產(chan) 工序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發達國家掌握了關(guan) 鍵核心技術，並嚴(yan) 密維護這些技術的壟斷性和唯一性，以防止在全球性生產(chan) 和消費鏈中喪(sang) 失中心位置。不僅(jin) 如此，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chan) 模式和消費文化，如美式的商業(ye) 運作、市場管理、零售模式和消費主義(yi) 文化在全球範圍內(nei) 迅速被複製，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模仿這些生產(chan) 模式的同時，也受到消費主義(yi) 符碼及其背後的價(jia) 值觀的影響。消費受眾(zhong) 不僅(jin) 容易背離原有的文化價(jia) 值觀，而且易產(chan) 生錯誤的價(jia) 值觀，導致對西方文化的神化和對自我文化的矮化，引發對民族文化的不自信，進而喪(sang) 失民族認同。

國潮的出現與(yu) 盛行宣告了中國欲告別“製造大國”的單一國際形象，轉向創造本土品牌，走“創造大國”之路。這無疑既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壟斷核心技術的“狼子野心”，又以“中國創造”的國際形象在全球化生產(chan) 和消費鏈中占據“一席之地”；既破除國民對西方消費文化的神化和對西方消費方式的沉湎，又能通過創造本土品牌，弘揚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認同；既能有助於(yu) 國民回歸理性與(yu) 批判精神，又能揚棄全球盛行的，注重高消費和高消耗的效率性消費文化，走一條“通過時間的消耗，在時間的延展中促進內(nei) 在精神充實和自我發展的發展性消費”之路。除此之外，國潮的流行還與(yu) 品牌自身全方麵的中國品味的打造息息相關(guan) 。

打造中國品味體(ti) 係喚起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

品味（taste）被視為(wei) 社會(hui) 等級結構延續自身的基本機製。品味，作為(wei) 常規、實用和習(xi) 慣性的知識，對消費具有重要影響。從(cong) 製度層麵，學者Arel 和Bean將品味概念化為(wei) 一個(ge) 連接實踐與(yu) 美學的話語體(ti) 係（基於(yu) 福柯的製度概念，指的是產(chan) 生自身規律、規定、理性和自證的話語係統），具體(ti) 定義(yi) 為(wei) ：一個(ge) 鬆散構建的規範體(ti) 係，以便將實踐的美學協調在消費文化之中。一個(ge) 品味體(ti) 係可能由一個(ge) 單一的、集中的權威來表達，可能由一個(ge) 跨媒體(ti) 品牌來傳(chuan) 播，也可能由一個(ge) 與(yu) 審美敏感性相關(guan) 的鬆散的媒體(ti) 網絡產(chan) 生。因此，國潮的產(chan) 生與(yu) 盛行來源於(yu) 品牌對中國品味體(ti) 係的全方麵打造所喚起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品味體(ti) 係傳(chuan) 播了對審美秩序的共同理解，而審美秩序塑造了人們(men) 使用物品的方式和含義(yi) 。國潮無疑傳(chuan) 承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審美秩序的表達，而這種審美秩序形塑了國民使用物品的方式和以此表達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內(nei) 涵。

具體(ti) 而言，國潮消費將中國文化中的複古元素與(yu) 潮文化相關(guan) 聯，如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找出吻合當今社會(hui) 精神理念和需求的重要內(nei) 涵，再賦之於(yu) 符合現代審美意涵的創新，進行“現代”的文化表達。如“中國李寧”推出“悟道”球鞋，以儒家文化為(wei) 內(nei) 涵，以中國書(shu) 法藝術為(wei) 表現手法，充分表達了國人“自省、自悟、自創”的精神追求。並且，通過“生活觀念與(yu) 態度”的講述，以文化拚貼和混搭的形式，吸引青年消費者對品牌的認同。針對青年群體(ti) 追求個(ge) 性和創新的特性，對品牌進行年輕化設計，如結合青年群體(ti) 的街頭文化，將帽衫和衛衣等元素引入到品牌設計中，使產(chan) 品體(ti) 現功能性和舒適性的同時，契合青年群體(ti) 看重文化內(nei) 涵和追求民族認同的內(nei) 在需求。總之，國潮是以時尚消費為(wei) 驅動，以品牌消費為(wei) 基本形式，將我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西方潮流文化相結合，並以新媒體(ti) 為(wei) 傳(chuan) 播渠道，進而實現社會(hui) 認同和個(ge) 性彰顯的一種消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國潮消費所體(ti) 現的不僅(jin) 僅(jin) 是如英國伯明翰學派或後伯明翰學派所論述的文化拚貼（bricolage）（各種文化風格混搭在一起）和對青年亞(ya) 文化的收編，而是充分體(ti) 現了葛蘭(lan) 西論述的創製文化（to make culture）。據譯者張君玫所言，台灣學界將葛蘭(lan) 西的hegemony翻譯成“霸權”或“文化霸權”是對葛蘭(lan) 西原意的誤導。“霸權”兩(liang) 字意味著一種強迫的支配，模糊了葛蘭(lan) 西所要強調的共識性和自願性。因而張君玫認為(wei) 其中最貼近（雖然仍未能完全傳(chuan) 達）葛蘭(lan) 西題旨原義(yi) 的，應該是“主導權”或“文化主導權”。Hegemony是社會(hui) 支配團體(ti) 在全社會(hui) 所施加貫徹的力量，一種文化權力或詮釋世界的權力，無需透過法律的強製力，而是透過學校、家庭、教堂與(yu) 媒體(ti) 等領域的力量來加以傳(chuan) 播灌輸。對於(yu) 葛蘭(lan) 西來說，國家的直接支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法律與(yu) 秩序的維持，除此之外，仍必需仰賴市民社會(hui) 中的文化主導權力量。無疑葛蘭(lan) 西的文化主導權理論對於(yu) 解釋國潮消費文化具有啟迪意義(yi) 。

從(cong)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強調要大力宣傳(chuan) 知名自主品牌，提高自主品牌影響力，到2017年國務院批準將每年5月10日設立為(wei) “中國品牌日”，再到2018年“中國李寧”品牌榮登紐約時裝周秀台引爆國內(nei) 外，國潮的興(xing) 起與(yu) 流行說明從(cong) 政府到媒體(ti) ，再到民族企業(ye) 都企圖克服西方式效率性消費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建立中國文化主導權，走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由此，國潮消費中預示著美好生活方式的新內(nei) 涵：第一，克服西方發達國家注重效率性消費的發展模式，真正轉向發展性消費軌道上來。從(cong) 國潮消費的發展和盛行中可以發現，中國未來的發展必定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以中國文化精髓作為(wei) 發展的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注重關(guan) 係的和諧和人事間的均衡，這無疑導向通過對時間的消耗提升人內(nei) 在精神充實的發展性消費。注重關(guan) 係和諧、人的內(nei) 在精神的充實和人的全麵發展，無疑是社會(hui) 發展的宗旨和最終目的。可以預見在不遠的未來，中國將實現第五次消費升級，其主要表現為(wei) 個(ge) 體(ti) 如何對時間的消耗而充實和完善內(nei) 在。

第二，東(dong) 方式美感愉悅將成為(wei) 日常生活的主流。針對日益富裕的社會(hui) ，西方不少學者預言，伴隨著社會(hui) 整體(ti) 富裕程度的提高，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正變得日趨美感化，美感愉悅作為(wei) 社會(hui) 行為(wei) 的標準變得更加重要。實現這一過程的不言自明和毋庸置疑的前提便是社會(hui) 普遍的富足和對短缺的克服。基於(yu) 此，人們(men) 才可能對他人、對事物和整個(ge) 世界采取中立和非功利態度，也使得社會(hui) 交往和社會(hui) 活動變得更自由和更自主，社會(hui) 生活更具有遊戲色彩，人可能成為(wei) “遊戲人”。“任何自由或自主活動的形式都可以稱為(wei) 遊戲。它還可以完全吸收；沒有任何物質利益與(yu) 它相聯，人們(men) 也不期望從(cong) 中獲得任何實際利益。”國潮的興(xing) 起標誌著東(dong) 方式的美學不僅(jin) 成為(wei) 國民日常生活的主流，也將影響全球社會(hui) ，成為(wei) 現代文化多樣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事實上，現代社會(hui) 中文化和社會(hui) 的豐(feng) 富性已經將被認為(wei) 是集體(ti) 性的、典範的、獨立的美學領域轉化為(wei) 日常社會(hui) 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社會(hui) 學學者尤卡·格羅瑙所言，傳(chuan) 播品味的現代時尚機製提供了具有社會(hui) 捆縛作用的有效的趣味標準，建立在個(ge) 人“偏好”和這種趣味共同體(ti) 成員的趣味選擇基礎之上。“這種‘趣味共同體(ti) ’的特征是它處於(yu) 一種不斷產(chan) 生和消亡的狀態。品味的標準也在永遠地發生變化——但它們(men) 仍然能在一個(ge) 迅速變化的社會(hui) 中建立秩序”，而“共同感”每天都在最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和最紛繁的社交世界的禮儀(yi) 中產(chan) 生和傳(chuan) 播。當然，如何克服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生硬地與(yu) 品牌文化嫁接，找到詮釋中國文化和價(jia) 值觀念的最佳契合點，充分展示中國文化的最大價(jia) 值和最大魅力值得進一步研究。

（作者為(wei) 中國農(nong) 業(ye) 大學人文與(yu) 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