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政策研究曆史上，杜潤生是一位貢獻卓著的重要人物。杜潤生對於(yu) 政策研究的建樹，既表現於(yu) 上世紀八十年代農(nong) 村改革初期，他主持起草五個(ge) 中央一號文件；也表現於(yu) 五十年代農(nong) 業(ye) 合作化時期，他輔佐鄧子恢試圖糾正毛澤東(dong) 的激進政策而被貶斥；還表現在戰爭(zheng) 時代和建國之初，他對於(yu) 土地改革政策的調研探索，受到毛澤東(dong) 讚賞。 

杜潤生精於(yu) 報告寫(xie) 作和文件起草，也是難得一見的演講家，其良好文風堪稱典範。他的文章，內(nei) 容平實，文字洗練，“不晦於(yu) 深，不墜於(yu) 淺”，或長或短，皆如行雲(yun) 流水。

 他讀書(shu) 多，學問好，但在文章中從(cong) 來不“掉書(shu) 袋”，不尋章摘句以炫弄博學。讀他的文章，經常感覺到，他無意於(yu) 故作驚人之語，但卻往往語出驚人；他的講話，慢條斯理，有時甚至細聲細語，但卻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他既善於(yu) 三言兩(liang) 語，點到為(wei) 止；也善於(yu) 長篇大論，出口成章，一氣嗬成。有時候作一場報告四個(ge) 小時，聽者卻依舊興(xing) 味盎然，視同享受。 

關(guan) 於(yu) 怎樣做政策研究，杜潤生既有豐(feng) 富生動的經驗分享，也有深邃曠遠的理性闡發。本文結合作者本人在九號院的工作經曆，試圖梳理分析杜潤生關(guan) 於(yu) 政策研究的精神追求、理念理論和方法原則。 也許可以說，杜潤生是在致力於(yu) 開辟政策研究的新傳(chuan) 統。他的一係列觀點表述和行動探索，對於(yu) 當下的智庫建設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價(jia) 值。

 一、九號院裏聽“精神” 

1982年8月，我進入九號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書(shu) 記處農(nong) 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nong) 村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兩(liang) 個(ge) 機構合署辦公，杜潤生擔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書(shu) 處。1989年下半年，這兩(liang) 個(ge) 機構相繼被撤銷。

九號院時期，我作為(wei) 秘書(shu) 處工作人員，有多種機會(hui) 直接為(wei) 杜潤生服務。杜潤生經常召集、主持各種會(hui) 議，這些會(hui) 議規模不等、層次不同，包括農(nong) 口部長、省市領導的匯報討論、各類專(zhuan) 家學者座談、來自縣鄉(xiang) 的基層官員座談、乃至機關(guan) 內(nei) 部工作會(hui) 議等等。 由於(yu) 秘書(shu) 處崗位職責所係，我經常在這些會(hui) 議上服務，有機會(hui) 聽杜潤生的各種談話和講話，並在他的直接指示下，處理一些具體(ti) 事務。從(cong) 初入九號院至今，時間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然而當初的很多工作情景，甚至於(yu) 杜潤生的言談、表情和舉(ju) 止，卻依然如在眼前。 在九號院工作的後兩(liang) 年，我對秘書(shu) 處工作萌生倦意，曾要求轉崗到專(zhuan) 題研究部門，也曾要求去做內(nei) 部刊物編輯，卻都沒有成功。現在想來，秘書(shu) 處工作雖非研究一線，但是就政策研究的見識和修煉而言，也有很多獨特優(you) 勢。 農(nong) 研室撤銷後的一段時間裏，杜潤生成為(wei) 清查處理的對象，麵臨(lin) 著作為(wei) 黨(dang) 員能否登記的問題。當時，王鬱昭主任主持清查處理和善後工作，我是王鬱昭的秘書(shu) 。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對杜潤生有了另一種接觸和了解。 九十年代上半葉，我們(men) 仍然在九號院辦公，杜潤生、王鬱昭、朱厚澤、吳像等人經常相約一起到地方調研，就像一個(ge) 調研小分隊。在這種情況下，我隨同他們(men) 出差，為(wei) 他們(men) 跑前跑後地服務，參加各種會(hui) 議，在火車、汽車、飯桌和會(hui) 議上，也參與(yu) 他們(men) 的閑談。這種生活對於(yu) 我來說是重要的學習(xi) 熏陶。 在我的印象中，整個(ge) 九號院時期，杜潤生經常強調研究人員的曆史使命感和工作精神。在宣布農(nong) 研室和農(nong) 研中心成立的第一次全體(ti) 人員會(hui) 議上，杜潤生說：“我們(men) 的任務明確，就是要探索研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農(nong) 民走什麽(me) 樣的道路，製定什麽(me) 樣的方針政策。這都是帶戰略性的問題。每個(ge) 人要有曆史使命感，要樹立一種目標。” 

杜潤生提出，要以“三種精神”作為(wei) 對每個(ge) 工作人員的要求：“第一是要有獻身精神，希望大家不計個(ge) 人利益，為(wei) 農(nong) 民獻身；第二要有民主精神，要群言堂，不能一言堂，大家暢所欲言，隻有搞好民主，機關(guan) 的水平才能不局限於(yu) 領導人本人的水平；第三，要有科學精神，即克服思想中的慣性，實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身麵貌來了解事物。” 

杜潤生要求，九號院要把這三種精神，作為(wei) 單位工作的檢驗標準。他提出，他本人作為(wei) 領導，以“三種精神”要求大家，也請大家以“三種精神”要求他。

 在一般情景下，關(guan) 於(yu) “三種精神”的表述，難免給人以假大空之嫌，像是一種空泛的號召，但是，在1980年代的時代背景下，在當年九號院的特定場景中，再聯係到九號院內(nei) 部的政策研究活動，特別是杜潤生個(ge) 人在政策研究中的努力，“三種精神”這樣看似一般化的口號，背後卻頗有實在的內(nei) 容。 

二、談智庫建設——“要辦成知識庫，不要辦成貨棧” 

在部署九號院機關(guan) 工作的時候，杜潤生多次從(cong) kaiyun官方地址發展的宏大曆史背景出發，討論智庫機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說：“我們(men) 的國家機關(guan) ，發號施令的人應該少一點，搞調查研究的人，應該多一點”。“每個(ge) 領導者都不可能長期專(zhuan) 注一件事，對於(yu) 某件事常常接觸一下又放下。靠一年僅(jin) 來接觸幾次就來解決(jue) 問題是危險的。

 因此，必須有一批固定的專(zhuan) 業(ye) 化人員，對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進行經常性的、持續的調查研究工作。”“要防止領導者個(ge) 人的偏好引起政策的偏離，就要注意發揮調研和谘詢機構的作用；要有這方麵的稱職的專(zhuan) 門機構”。 

九號院機構成立之初，杜潤生提出，農(nong) 研室“是中央的知識庫，也可以說是智力機構”。他指出：“我們(men) 要注意知識積累，建立‘知識庫’,多儲(chu) 藏點東(dong) 西。而不要辦成簡單的‘貨棧’，今天進貨，明天批發。這個(ge) 機構應該是一個(ge) 知識的倉(cang) 庫，保存各種材料，隨時備用。” 

從(cong) 這段話可以看出，杜潤生意在把九號院機構建設成為(wei) 一個(ge) 高水平的智庫機構。他提出智庫要避免辦成“貨棧”，也是有感於(yu) 曆史上一些黨(dang) 政研究機構的缺陷。或者說，他是在努力吸取由於(yu) 政策研究係統缺陷，而誤導政策的曆史教訓。

 對於(yu) 九號院機構的設計，他曾數次向當時主管的國務院副總理萬(wan) 裏匯報，親(qin) 自擬寫(xie) 了“農(nong) 村政策研究室組織要點”，並報送萬(wan) 裏、趙紫陽和胡耀邦審定 為(wei) 了辦好九號院智庫，杜潤生強調“機關(guan) 對內(nei) 要開放，對外也要開放”。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九號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工作機製，成為(wei) 一個(ge) 富有活力、促進創新的政策研究機構。 對內(nei) ，九號院建立了高度靈活的內(nei) 部組織結構。九號院的內(nei) 部機構，我們(men) 通常稱為(wei) “三室六組”：

 “室”是行政部門，是編製內(nei) 的局級機構，即辦公室、資料室和聯絡室。辦公室負責秘書(shu) 行政工作，下設秘書(shu) 處、行政處、機要處、人事處等單位；資料室負責資料信息服務工作，後來從(cong) 農(nong) 村信息聯係點發展分化出農(nong) 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和統計分析室。聯絡室負責外部研究力量的組織協調，設課題委托處、成果處、辦事處等單位。

 “組”是研究單位，按照研究課題設立六個(ge) 組，分別是綜合組、體(ti) 製組、生產(chan) 結構組、流通組、戰略策劃組、理論組。1987年春天，在杜潤生的親(qin) 自倡導主持下，經過全機關(guan) 人人參與(yu) 的大討論，根據新的農(nong) 村改革形勢和任務，九號院重新調整了研究組的設置。

 九號院內(nei) 部的職務體(ti) 係也高度靈活，用今天的觀點來看，甚至是有些混亂(luan) 。其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wei) ：“行政職務與(yu) 級別分離”，“專(zhuan) 業(ye) 職務和行政職務並行”。 即研究人員分別按局級、處級等相應待遇，如“副處級研究員”“正局級研究員”，但是，級別與(yu) 具體(ti) 職務並不對應，如“研究組”組長可以由副局級研究員擔任，後期甚至有正處級研究員擔任組長，而正局級研究員可能是組員。 1987年下半年，九號院內(nei) 部開始評定專(zhuan) 業(ye) 技術職稱。這樣，那些行政級別較低的研究人員，則可以按照專(zhuan) 業(ye) 職稱相應提升工資等待遇。

對外，九號院建立了強大而廣泛的研究網絡，實現了自身研究力量與(yu) 社會(hui) 力量的有效整合。農(nong) 研中心設有理事會(hui) 和評議委員會(hui) 。 理事會(hui) 主要由有關(guan) 黨(dang) 政部門負責人、科研機構負責人和若幹著名專(zhuan) 家學者組成，杜潤生擔任主任。理事會(hui) 每年開一次會(hui) 議，主要討論農(nong) 村研究的重大選題和方向性問題。 評議委員會(hui) 主要由相關(guan) 領域的專(zhuan) 家學者組成，負責研究成果的評審。農(nong) 研中心還從(cong) 高校和科研機構、黨(dang) 政官員中，聘請了特約研究員、通訊研究員，總數約有百人。

 九號院的工作氛圍相當寬鬆開放。現在人們(men) 還在津津樂(le) 道的是：當時內(nei) 部稱呼很少稱職務，人們(men) 習(xi) 慣稱杜潤生為(wei) “老杜”，而不是“杜主任”或“杜老”。其他主任和秘書(shu) 之間的稱呼也是如此，例如，經常有秘書(shu) 稱自己的主任為(wei) “老劉”，主任則稱自己的秘書(shu) 叫“小王”。這當然是整個(ge) 八十年代高層政治生態的特色，但在九號院內(nei) 部，這種輕鬆氣氛尤為(wei) 突出，言論空間的寬鬆，更加可以想見。 有九號院的同事當時到杜潤生的辦公室，可以說是“推門就進”，此話雖然不無誇張，但是大體(ti) 屬實。客觀上來說，這種情況與(yu) 單位裏人員數量少有一定關(guan) 係。我剛到九號院工作時，機關(guan) 大概隻有五六十人，即便七年後解散時，也隻有一百二三十人。 但是，這種寬鬆氛圍的出現，有賴於(yu) 杜潤生的工作作風，是他在刻意營造一種自由寬鬆、暢所欲言的氛圍。這也許可以說體(ti) 現了他所說的“民主精神”。他在一次會(hui) 上說：“我多年來的體(ti) 會(hui) 是，思想不能近親(qin) 結婚，而是要遠緣雜交，互相交鋒。這就需要民主的氣氛，每個(ge) 人都參與(yu) ，都充分發表意見。否則是很危險的。”

盡管九號院內(nei) 的自由氛圍如此濃烈，杜潤生仍然不滿意。1984年初，在九號院工作人員會(hui) 議上，他指出：“我們(men) 的機關(guan) 作風不生動，不主動，還有官僚主義(yi) 習(xi) 氣，多年來形成的機關(guan) 化作風要改變，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學的、戰鬥的作風，機關(guan) 要對內(nei) 對外開放，要是一個(ge) 大熔爐，能沸騰、活躍起來，使每一個(ge) 人能得到訓練。既要保證個(ge) 人正常發展，又要保證整體(ti) 的協同效益。我們(men) 不提倡封建人身依附，不是等級製，是崗位分工不同。幹群之間不是貓鼠關(guan) 係，而是平等關(guan) 係”。現在，很多人回憶起九號院，常常首先提到的是那種寬鬆、活潑、創新的氛圍環境。 

九號院的經驗顯示，成功的政策製定過程應當是開放的過程。開放型政策研究需要以開放型政治過程為(wei) 依托，而政策研究的開放性，又進一步促進政治過程的開放性。這或許是八十年代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 

三、談調查方法——“要有客觀態度，要拉長線” 

杜潤生重視深入農(nong) 村搞調查，重視從(cong) 基層收集信息，這種工作作風，從(cong) 他在國家農(nong) 委工作時期就開始形成了。1979年初，國家農(nong) 委成立，杜潤生擔任副主任，主管政策研究。在他的主導下，農(nong) 委政策研究室組織在校大學生利用假期回農(nong) 村調查，稱為(wei) “百村調查”。 

當時，九號院動員組織北京高校的在校生回村調查，給這些大學生補貼回家路費，有時還給學生們(men) 開介紹信。九號院當時有些年輕同事，就是因為(wei) 在學校讀書(shu) 時參加這樣的調查而被分配進來。農(nong) 研室成立後，農(nong) 村調查進一步規模化、常態化，並成立了專(zhuan) 門機構。 

杜潤生談調查方法，首先從(cong) 強調調查的極端重要性開始。在一次會(hui) 議上，杜潤生談到課題委托工作，他明確要求：“所有的委托研究課題，都要到農(nong) 村做實地調查，不做調查的研究課題，就不要委托”。為(wei) 了強調調查的極端重要性，他用開玩笑的口吻繼續說；“不做調查的課題，如果要委托也不要委托別人，可以統統委托給我”。 

為(wei) 什麽(me) 要重視調查？杜潤生主要是從(cong) 曆史的教訓中，說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1983年3月，在全國農(nong) 村信息點工作座談會(hui) 上，他說：“回顧過去，我們(men) 可以看到，凡是注重調查研究的時期，就是我們(men) 的工作最健全的時期；凡是不注意調查研究的時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時期，主觀主義(yi) 、教條主義(yi) 、保守主義(yi) 、冒險主義(yi) 都出來了”。 

“多少年來，對於(yu) 我們(men) 幹擾的問題，是調查材料的取舍問題。任何搞調查的人的思想，都不免受當時輿論的支配，免不了迎合性。因此，過去形成一種說好一切都好，說壞一切都壞的狀況。去年起草文件時，我專(zhuan) 門把公社化時期的調查研究材料拿出了兩(liang) 大本看了看，上邊把那時發生的事說得一無缺點，一切都好，一切都發展，事實上並非如此。可見取舍材料是很關(guan) 鍵的。” 怎樣才能做好調查？杜潤生經常強調的是兩(liang) 點：第一要有客觀性，第二要有長期性。 

關(guan) 於(yu) 在調查過程中要堅持客觀性的態度，杜潤生說：“搞調查研究就要盡量客觀一點。不要隨便舍棄不支持你的見解的東(dong) 西，也不要專(zhuan) 門去找那種事實。任何一個(ge) 概念，一個(ge) 規律，一個(ge) 法則，都不會(hui) 和客觀事實完全吻合。不能說我講了一句話，到處都適用。” 

他還專(zhuan) 門講到如何處理在調查過程中獲得的材料：“概念和材料不要絕對化，調查研究也不能絕對化。也許你舍棄的材料，恰恰就是我們(men) 最需要研究的問題。因此，我們(men) 搞調查研究，不要害怕不符合既定模式，既有的觀念，既成的理論，調查結果與(yu) 既定的結論觀點可以是不一樣的。” “不要一發現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東(dong) 西，就批評人家觀點不對。如果我們(men) 搞調查研究，不能拋棄一些過時的個(ge) 別結論，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方麵，這樣的調查材料無助於(yu) 指導變革”。

關(guan) 於(yu) 調查工作要長期堅持，杜潤生指出調查要“長期化、係統化”。他強調做調查要注意長期積累。他說：“我們(men) 的調查研究要拉長線，不是隻拉短線。有些材料是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為(wei) 以後使用準備的。” 1983年初，九號院開始部署在全國每個(ge) 省選取十個(ge) 左右的村作為(wei) 調查基地，同時，在全國19個(ge) 地區57個(ge) 縣設立長期信息點。在這次工作會(hui) 議上，杜潤生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要在黨(dang) 政係統之外，單獨建立自己的信息聯係點。 他說：“建立信息點是一個(ge) 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來自基層。通過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經過加工，如果經過縣、地區、省逐級加工，費時太長，而且可能有失真之處。我們(men) 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這就是原來建立信息點的本意”。 針對參加會(hui) 議的有些地方官員提出，需要中央發文件專(zhuan) 門部署再啟動的建議，他說：“大家反映目前搞力量不夠，機構人員不定不好搞。這當然有道理。不過這件事最好早些準備，準備越早越好。全國搞三百多個(ge) 村的調查研究，早一點部署為(wei) 好。不一定非要等中央發指示不可。中央總是說要調查研究，沒有任何文件上說不要搞調查研究，不要先行試點。所以不要等中央文件再幹”。（杜潤生文集上冊(ce) ，第131頁）。 

杜潤生對研究人員提出調查方麵的嚴(yan) 格要求：新來機關(guan) 的青年，每年至少到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半年。他說：“不這樣親(qin) 身體(ti) 驗，就不了解農(nong) 村，就不夠格做農(nong) 村工作”；他還提出，機關(guan) 的青年人要一個(ge) 月舉(ju) 行一次報告會(hui) ，每個(ge) 人要報告自己一個(ge) 月以來的調查研究新發現。1982年秋天，九號院曾經下派人員到安徽鳳陽縣掛職副鄉(xiang) 長。我本人曾報名，但是沒有獲準，秘書(shu) 處派了別的同事去。 

杜潤生不僅(jin) 要求九號院工作人員經常深入農(nong) 村搞調查，而且他自己就是做農(nong) 村調查的榜樣。根據高文斌秘書(shu) 的記錄，從(cong) 1980年到1984年間，杜潤生走遍了全國25個(ge) 省240個(ge) 縣。 他下農(nong) 村調查，走街串巷，深入農(nong) 戶，很少兩(liang) 三天就回北京，經常下去一次就是十來天，有時候一次外出調研就達到一個(ge) 月的時間。在外地出差的時候，經常晚上還要開座談會(hui) 。有的偏遠地方，他有意重複去調研，過兩(liang) 年去一次，通過前後對比發現問題和經驗。 杜潤生的這種調查方法，與(yu) 現在的高級幹部下基層調研，顯然有多方麵的不同。一個(ge) 七十歲的老人，以這樣的方式做農(nong) 村調查，凝聚了一種特殊的精神。 當年九號院能起草出至今備受稱道的五個(ge) 一號文件，紮實的基層調查是重要基礎。正如在杜潤生追思會(hui) 上，有學者所指出的：好的政策文件，不是閉門造車寫(xie) 出來的。

 四、談研究方法——“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 

在多種場合，杜潤生經常闡述他關(guan) 於(yu) 研究方法的經驗和觀點，告訴大家怎樣在調查基礎上展開研究。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潤生結合政策研究中的常見問題，特別要求大家在研究中避免犯兩(liang) 種錯誤： 第一，注意避免政策意見的一麵倒。他告誡大家，研究中要注意正反兩(liang) 方麵的意見，不能被單方麵意見所左右。 他講到：“調查完了要注意研究，研究的時候，要注意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意見。要搞點逆向推理法。這樣幹有什麽(me) 好處，換一種辦法又有什麽(me) 壞處？當你提倡一件事情的時候，就要注意為(wei) 什麽(me) 有人反對，他的根據是什麽(me) ；當你反對一件事情的時候，要注意研究為(wei) 什麽(me) 有人支持，它為(wei) 什麽(me) 能夠產(chan) 生，為(wei) 什麽(me) 能夠發展。 比如‘大鍋飯’是怎麽(me) 產(chan) 生的？因為(wei) 它反映了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一部分農(nong) 民的要求。鐵飯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觀根據。改變它，要有一個(ge) 分寸。鐵飯碗要反對，但是沒有一個(ge) 飯碗也不行。去掉鐵飯碗隻能改變幹不幹一個(ge) 樣，至於(yu) 飯碗總要有一個(ge) 。總之，調查研究也要開創新局麵，把它作為(wei) 社會(hui) 科學的科學實驗來搞”。

 第二，注意避免政策意見先入為(wei) 主、一成不變。他告誡大家，政策觀點的形成，對於(yu) 問題的認識，是個(ge) 不斷修正的過程，不要被第一次的認識所束縛。他反複提醒說：“千萬(wan) 不要固定第一次對於(yu) 事務的認識，那往往是錯誤的，一定要在不斷地學習(xi) 實踐，聽取不同意見中進行修正，最後的結論往往和你第一次的認識完全不同”。 從(cong) 基本研究方法來說，杜潤生經常強調的是思維方式問題，即處理好“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guan) 係問題。在很多次會(hui) 議上，特別是對年輕研究人員提出工作要求的時候，杜潤生反複告誡大家要多用“歸納法”。 1984年2月，在中國農(nong) 業(ye) 發展戰略討論會(hui) 上，杜潤生在講話中重點討論了研究方法問題，他強調政策研究要“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

他指出，歸納法和演繹法是兩(liang) 種論據不同的推理、證明方法。演繹法是根據一般原理推論、證明特殊事實的方法，其思維過程是從(cong) 一般到個(ge) 別；歸納法是用大量特殊事實推論、證明一般原理的方法，其思維過程是由個(ge) 別到一般。歸納和演繹是互相聯係，互相補充，密不可分的。” 為(wei) 什麽(me) 要多用歸納法?杜潤生從(cong) 兩(liang) 方麵進行闡述:

 一方麵，所以要強調歸納法，是因為(wei) “新事物層出不窮，有了歸納法，就可以隨時把新事物的發展變化，納入我們(men) 的視野之內(nei) ，避免犯教條主義(yi) 錯誤，對廣大中國土地上發生的新事物給以確切評價(jia) ，用大量經驗豐(feng) 富我們(men) 的理論。實踐永遠是生動的、常青的，永遠是走在理論前麵的。有些新事物雖然本身沒有多大力量，還不普遍，還沒有起到左右全局的作用，但它有一種指路的作用”。 

另一方麵，所以強調歸納法，是因為(wei) “我們(men) 過去分析問題時沿用演繹法，有不甚妥當的地方。把固定於(yu) 自己頭腦中的個(ge) 別結論，當做指導一切的原則前提，用於(yu) 推斷一切。在前提不定的條件下，應用演繹法代替了真正的綜合”。 在談這個(ge) 問題的時候，他列舉(ju) 了曆史上一些由於(yu) 忽視從(cong) 生活中歸納提煉，而是從(cong) 理論條條出發來製定政策，而導致的嚴(yan) 重失誤。 杜潤生討論研究方法的時候，不僅(jin) 重視一般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而且重視權威機構或領袖人物的研究方法。在他看來，權威機構和領袖人物重視研究方法尤其重要。

1997年2月，在農(nong) 業(ye) 合作化問題座談會(hui) 上，他專(zhuan) 門談到這個(ge) 問題。他指出，人類社會(hui) 必須有權威性機構和領袖人物，以保證公共事務的正常運行。但權威效應有可能是正麵的，也有可能是負麵的。這種差異取決(jue) 於(yu) 決(jue) 策之前，是否充分占有信息，從(cong) 而做出正確判斷。情況不明決(jue) 心大，是違背科學決(jue) 策原則的。可是，任何機構和領袖占有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信息是無限的。

 五、談思想方法—“我沒有主義(yi) ，有主義(yi) 也是經驗主義(yi) ” 

“主義(yi) ”之爭(zheng) 貫穿百年中國近代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在研究工作中，較少正麵討論這個(ge) 問題。大致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杜潤生關(guan) 於(yu) 主義(yi) 的思考不斷深化。 他認為(wei) ，“主義(yi) ”問題意思不大，還是應該多做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多討論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安排。早年關(guan) 於(yu) 家庭承包的“主義(yi) ”之爭(zheng) ，隨後關(guan) 於(yu) 私人能否購買(mai) 拖拉機、可否準許雇工等問題，都有很多引經據典、一本正經的“主義(yi) ”之爭(zheng) ，當時非常嚴(yan) 肅，後來感到可笑。 他多次說：“我沒有自己的什麽(me) 主義(yi) ，有主義(yi) 也是經驗主義(yi) ”。他在表述自己“沒有主義(yi) ”時，還引用了鄧小平的話。“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隻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麽(me) 主義(yi) 都可以”。（杜潤生文集下冊(ce) ，山西出版集團，2008年7月第一版第1464頁）

 杜潤生說“我沒有自己的主義(yi) ”，這種表述簡單而樸素，但是卻含義(yi) 深刻。我認為(wei) ，這是帶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任何理論體(ti) 係或者“主義(yi) ”都隻能解釋局部社會(hui) 問題，因此都是有局限、有缺陷的，所以，理論體(ti) 係應該是開放的、發展的，應該是基於(yu) 生活現實的變化而不斷改進的。 

正是從(cong) 這個(ge) 角度出發，杜潤生更認同“經驗主義(yi) ”。在我看來，杜潤生所說的經驗主義(yi) ，既有西方現代經驗主義(yi) 哲學基礎，同時又基於(yu) 對中國社會(hui) 發展改革現實問題的觀察和思考。進一步說，杜潤生的“沒有主義(yi) ”或者是“經驗主義(yi) ”，不僅(jin) 是一種哲學觀點，或者具體(ti) 來說是一種認識論立場，同時也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主張。 因為(wei) 沒有既定的“主義(yi) ”，所以需要從(cong) 現實經驗的觀察考量中，形成認識判斷，做出政策選擇。由此更加可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杜潤生特別強調歸納法。 在經驗論者看來，對事物因果關(guan) 係作出判斷的基本途徑，就是經驗，歸納是經驗的推理，或者說，歸納法是經驗主義(yi) 的邏輯基礎。 再進一步說，因為(wei) 一切都是基於(yu) 現實的經驗總結，則經驗主義(yi) 立場，又可以衍生出新的懷疑論。正是基於(yu) 這樣的理念和理論立場，所以杜潤生具有開放、包容的心態襟抱，善於(yu) 營造自由寬鬆的研究工作環境。

 從(cong) 根本上說，杜潤生“沒有自己的主義(yi) ”，其實也是一種主義(yi) 。正是因為(wei) 沒有“主義(yi) ”，才使得他拒絕任何僵化的意識形態思維，以包容、寬鬆為(wei) 領導風格，造就了九號院生動活潑、暢所欲言的工作氛圍，使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都能夠充分交流表達。 

當年的九號院領導人中，其實不獨杜潤生如此，王鬱昭、朱厚澤、吳象、張根聲、劉堪等人，就思想風格來說，都屬於(yu) 所謂“沒有主義(yi) ”的人。如果從(cong) 深處探究，包容寬鬆不僅(jin) 是一種心態胸懷和個(ge) 人品行，更是一種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 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ge) 生機勃發的時代，在kaiyun官方地址史上顯然屬於(yu) 黃金歲月，正在引起人們(men) 越來越高的研究興(xing) 趣。在本人看來，探討這個(ge) 時代的改革業(ye) 績和政策研究，無法不關(guan) 注杜潤生。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