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共同富裕問題，經濟學家圈日前對話了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先生，以下為(wei) 全文。

　　經濟學家圈：最近財經委會(hui) 上再次提及了共同富裕問題，您現在怎樣看待共同富裕這個(ge) 話題呢?

　　宋曉梧：共同富裕是我黨(dang) 為(wei) 人民服務宗旨的本質體(ti) 現。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央提出構建共享社會(hui) ，實現共同富裕，這對於(yu) 我們(men) 實現“兩(liang) 個(ge) 百年”的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和長遠的曆史意義(yi) 。概括說，實現共同富裕既是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舉(ju) 措，也是維護社會(hui) 中長期穩定的重要環節，更是堅定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信仰的群眾(zhong) 基礎。鄧小平同誌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最後也是要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我們(men) 黨(dang) 一直堅持的目標，從(cong) 來沒有放棄過。

　　經濟學家圈：如何正確理解共同富裕呢?

　　宋曉梧：既然我們(men) 黨(dang) 一直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問題現在會(hui) 引起社會(hui) 的廣泛關(guan) 注?這要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的社會(hui) 經濟狀況。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下，我們(men) 在比較長的時間形成了一種平均主義(yi) 大鍋飯的分配機製，那時企業(ye) 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ye) 大鍋飯，抑製了企業(ye) 和職工的積極性，經濟發展速度也比較慢。改革開放是從(cong) 培育國有企業(ye) 成為(wei) 市場主體(ti) ，職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起步的，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要素參與(yu) 分配、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體(ti) 製。打破平均主義(yi) 大鍋飯，企業(ye) 和職工的積極性得到釋放，要素參與(yu) 分配進一步調動了社會(hui) 各方麵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生產(chan) 力，為(wei) 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條件。

　　4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績，同時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中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包括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ti) 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一個(ge) 嚴(yan) 重的問題，也是現在群眾(zhong) 很不滿意的問題。

　　現在中央強調共同富裕，實現小平同誌說的先富幫後富，實現共同富裕。應當說，這是早就既定的目標。在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新階段中央突出共同富裕，絕不是回到平均主義(yi) 大鍋飯。自十五大以來，黨(dang) 的多個(ge) 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堅持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2019年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將“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並列，上升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去年中央還發了文件，提出進一步完善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隻要堅持這三項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堅持勞動力等生產(chan) 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就不會(hui) 重蹈平均主義(yi) 大鍋飯覆轍。

　　同時我想強調指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不是平均主義(yi) 大鍋飯，而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胡潤2020全球富豪榜》資料顯示，雖然在財富總額方麵，美國富豪比中國多了6.587萬(wan) 億(yi) 美元，但中國的十億(yi) 美元級富豪有799位，比美國還多173個(ge) 。同時我國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還有6億(yi)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是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作為(wei) 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經濟學家圈：您怎樣看待最近幾年的基尼係數數據?

　　宋曉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左右我國基尼係數曾高達0.49，其後逐步回落，近幾年在0.46左右，還略有所回升。基本的判斷就是在高位波動略有回升。世界範圍看，我國屬於(yu) 收入分配差距最高組別。對此群眾(zhong) 是很不滿意的。國家發改委體(ti) 改研究所的《體(ti) 製與(yu) 管理》2021年第7期公布了2020年改革民意問卷調查數據。關(guan) 於(yu) 收入分配這一項，認為(wei)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占37.7%，比較大的占45.6%，兩(liang) 者合計為(wei) 83.3%。我在擔任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時，五年兩(liang) 會(hui) 的民意調查，收入分配差距大都入選不滿意項目的前三位。可以說，多年來的民意調查結果與(yu) 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反差很大。這也正說明中央強調提出共同富裕符合人民群眾(zhong) 的迫切期盼。

　　經濟學家圈：在新階段如何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呢?

　　宋曉梧：第一，堅持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製度。

　　為(wei) 什麽(me) 要重申這一問題?因為(wei) 有文章提出，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初級階段就要結束了。中國將進入社會(hui) 主義(yi) 中級階段、高級階段。而中、高級階段的標誌就是公有製占比越來越大，按勞分配占比越來越大。我認為(wei) 在未來一個(ge) 較長的曆史時期內(nei) ，要堅持中央提出的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基本經濟製度。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比。1992年至2010年，按政府、企業(ye) 、居民三大部門分類，我國居民收入占比一直處於(yu) 下降趨勢，且幅度較大，如2000年至2010年這一階段，居民收入占比初次分配下降7.08個(ge) 百分點，經過再分配，下降幅度增加到9.35個(ge) 百分點。2010年到2020年，我國初次和再次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約4.5個(ge) 百分點。為(wei) 此一些官員和學者就說我國工資增長過快、居民收入過高了。但從(cong) 中長期看，1992—2020年總計，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占比依然下降了3.8個(ge) 百分點。這說明在還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空間。

　　二是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居民收入中，勞動報酬份額占80%以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整體(ti) 呈下降趨勢，2008年之後有所回升，但至今仍低於(yu) 90年代初期，這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我國勞動報酬與(yu) 歐美國家同一經濟發展時期相比，我國勞動報酬也處於(yu) 中等水平。“十四五””及今後一個(ge) 時期，必須堅持多勞多得原則，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從(cong) 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分配差距。進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guan) 係和企業(ye) 生產(chan) 經營效益的工資決(jue) 定機製，包括勞動報酬增長機製和薪酬支付保障機製。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完善勞動力需求方和勞動力供給方的工資集體(ti) 協商機製，同時參照市場工資水平，合理調整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職工的勞動報酬。

　　三是構建發揮各類生產(chan) 要素活力的分配體(ti) 製，強化以增加知識價(jia) 值為(wei) 導向的收入分配激勵機製。讓資本、管理、技術以及數據等要素在生產(chan) 經營中更加活躍起來，使企業(ye) 家、職業(ye) 經理人、科研技術人員和職業(ye) 技能人員的各種創造潛能得以充分發揮，並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

　　第二，打破城鄉(xiang) 行政分割，加快農(nong) 民工市民化進程。

　　2.9億(yi) 農(nong) 民工，占城鎮總就業(ye) 人數4.4億(yi) 的66%。一次分配方麵，農(nong) 民工工資被壓得這麽(me) 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yu) 城鄉(xiang) 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政府在這方麵應該有所作為(wei) 。與(yu)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我們(men) 還沒有很完善地培育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還存在體(ti) 製、機製障礙。政府在進一步培育勞動力市場方麵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城鄉(xiang) 勞動力不能合理自由流動，導致雙軌就業(ye) 體(ti) 製，過分壓低了農(nong) 民工工資。這是一次分配問題，解決(jue) 這一問題，政府責無旁貸。但政府幹預一次分配的方向不是單純采用行政手段要求提高某一群體(ti) 的收入，而是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一國公民的平等就業(ye) 權利。前些年還有地方政府的GDP 競爭(zheng) ，競相壓低本地工資水平以吸引投資，在勞動報酬與(yu) 資本收益之間偏向資本。對這些問題，不能用一句“一次分配交給市場”就搪塞過去了。

　　一是暢通農(nong) 民工在城鎮落戶的渠道。去年中央出台了《關(guan) 於(yu) 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ti) 製機製的意見》提出要深化戶籍製度改革，暢通落戶渠道。“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放開放寬除個(ge) 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製，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製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ye) 創業(ye) 、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yu) 常住人口掛鉤機製，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落實上述政策措施，將加快農(nong) 民工市民化進程，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意義(yi) 重大。

　　二是增加農(nong) 民工、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性收入。土地要素的城鄉(xiang) 二元分割至今仍嚴(yan) 重製約了農(nong) 民工和農(nong) 民的總體(ti) 收入。有資料顯示，因為(wei) 大量農(nong) 民工常年外出，各地農(nong) 村的農(nong) 房空置率普遍在20%以上，沿海很多地方普遍在40%左右，典型案例最高達70%。農(nong) 村宅基地流轉不暢，導致農(nong) 民財產(chan) 性收入無法提高。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文件提出，要“賦予農(nong) 民更多的財產(chan) 權利”，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再次提出增加居民的財產(chan) 性收入。提高農(nong) 民工和農(nong) 民的收入，需要進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鄉(xiang) 行政分割局麵，將附著在宅基地和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巨大潛在財富轉化為(wei) 農(nong) 民工和農(nong) 民可以平等交易的財產(chan) 權益。多個(ge) 研究報告指出，這個(ge) 數量比農(nong) 民工打工收入還要高。

　　三是優(you) 化個(ge) 體(ti) 從(cong) 業(ye) 者就業(ye) 環境。農(nong) 民工有60-70%在個(ge) 體(ti) 工商從(cong) 業(ye) ，要麽(me) 自己是體(ti) 工商戶，要麽(me) 在個(ge) 體(ti) 工商戶打工，現在很多地方以整頓市容等措施，實際壓縮了個(ge) 體(ti) 工商戶的生存空間。

　　第三，以提高公平性為(wei) 基點，深化基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改革。

　　以國家立法實施的基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調節一次分配差距，是所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作法。應當進一步加大基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共濟性，這對提高國內(nei) 廣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水平，平抑貧富差距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是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方向。在一次分配差距很大的情況下，二次分配應該縮小一次分配的差距。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針對平均主義(yi) 盛行的社會(hui) 背景，曾提出把一次分配的激勵原則引入二次分配，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hui) 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創造了高速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逐步積累了許多問題，其中十分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及今後一個(ge) 時期的基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改革，應強調並提高其公平性、共濟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實現共享發展。

　　二是盡快實施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全國統籌，平衡各地畸輕畸重的企業(ye) 養(yang) 老保險繳費負擔，並促進全國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關(guan) 於(yu) 這方麵，“十四五”規劃已經定了，但現在阻力比較大，要打破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還需做出艱苦努力。其實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參與(yu) 企業(ye) 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調研時，就有一些新興(xing) 的效益好的行業(ye) 或企業(ye) 反對加入地方統籌，認為(wei) 自己的行業(ye) 、企業(ye) 是所謂“貢獻戶”，老行業(ye) 、老企業(ye) 是“受益戶”。現在說職工基本老保險全國統籌是在地方之間實行“南水北調”的論調，不過是聲階提高了的老調重彈。

　　三是視經濟社會(hui) 發展情況，逐步調整並縮小城鄉(xiang) 之間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基本社會(hui) 保障待遇差別。針對當前一些同誌仍然片麵強調在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改革中突出激勵機製，主張提高個(ge) 人賬戶占比的觀點，需要強調指出，基本社會(hui) 保障最重大的項目--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改革的方向也應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提高其公平性和共濟性。目前一個(ge) 突出問題是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連續多年調整費率與(yu) 提高發放標準，統籌賬戶占比下降，同時個(ge) 人賬戶記賬利率由2-3%上調至6%以上，進一步帶來了再分配效應下降，再提高個(ge) 人賬戶占比，必然進一步擴大一次分配差距。

　　第四，提高直接稅比重，發揮稅收平抑貧富差距的作用。

　　我國個(ge) 人所得稅中，工資、勞務及個(ge) 體(ti) 工商戶生產(chan) 經營所得占比高達70.3%，利息、股息、紅利及財產(chan) 轉讓所得僅(jin) 占27.2%。此外，勞動報酬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而資本所得隻有20%的稅率，且我國的直接稅種中，目前主要針對流量收入，調節存量財產(chan) 差距的房地產(chan) 稅、遺產(chan) 稅等多年醞釀，遲遲未見出台。長期積累，對居民的財富差距必將起放大作用。人民銀行調查報告提供的數據，目前份額最高的20%家庭的資產(chan) 占全部家庭資產(chan) 的63%，而最低20%家庭僅(jin) 占2.6%。

　　一是進一步完善個(ge) 人所得稅製度。擴大綜合征收範圍，實行家庭申報製度，並適當降低勞務所得最高邊際稅率，加大對短期資本利得、財產(chan) 交易所得的調節力度。實行累進性稅率製的個(ge) 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很強的正向調節作用，但我國個(ge) 人所得稅幾經提高起征點，雖然減輕了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對促進消費起到一定作用，同時應當看到，這一措施致使目前個(ge) 人所得稅覆蓋麵過窄、收入規模過小、占比過低，嚴(yan) 重限製了其收入分配正向調節作用的發揮。“十四五”時期不宜再提高個(ge) 人所得稅起征點。

　　二是穩妥開征房產(chan) 稅。目前房價(jia) 過高，居民房貸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擠占了居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購房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3年的7.3%上升為(wei) 2019年的26.7%。為(wei) 抑製商品房的投資行為(wei) ，在總結一些城市探索房產(chan) 稅經驗的基礎上，“十四五”時期應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科技，盡快摸清居民住房實際情況，穩妥啟動開征房產(chan) 稅。房產(chan) 稅的主要征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製，起征點也可以適時調整。

　　三是研究開征遺產(chan) 稅和贈與(yu) 稅。遺產(chan) 稅是世界各國調節財富差距的常用手段。開征遺產(chan) 稅的時間，荷蘭(lan) 1598年、英國1694年、法國1703年、美國1788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國1906年。我國在1996年八屆人大四次會(hui) 議批準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就明確提出要逐步開征遺產(chan) 和贈與(yu) 稅，2013年經國務院同意發布的《關(guan) 於(yu) 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若幹意見的通知》第15條再次明確提出“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chan) 稅問題”。但至今遺產(chan) 稅沒有出台，且爭(zheng) 議很大。我國已經出現了數量龐大的擁有巨額資產(chan) 的家庭，這就具備了開征遺產(chan) 稅和贈與(yu) 稅的條件。

　　我認為(wei) 在這次共同富裕討論中，紮紮實實研究怎麽(me) 把房產(chan) 稅、財產(chan) 稅、贈與(yu) 稅等稅種建立起來，如何加快農(nong) 民工市民化進程，這是真正幹實事，是力爭(zheng) 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wei) 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用不著又從(cong) 大同世界和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論起，在內(nei) 涵外延和倫(lun) 理道德方麵爭(zheng) 論不休。現在引起熱議的第三次分配，從(cong) 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如果沒有遺產(chan) 稅、贈與(yu) 稅，僅(jin) 靠宣傳(chuan) 號召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有了遺產(chan) 稅、贈與(yu) 稅的平台，再給予慈善事業(ye) 和其他社會(hui) 公益事業(ye) 的稅收優(you) 惠，建立有利於(yu) 慈善組織健康發展的體(ti) 製機製並加強監督管理，三次分配才能走上正軌。

　　經濟學家圈：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什麽(me) ?

　　宋曉梧：經濟發展的目標比較好確定，如翻兩(liang) 番，GDP增長或人均GDP增長幅度等等。共同富裕可否也明確幾個(ge) 大的衡量指標?現在共同富裕的內(nei) 容十分寬泛，如果從(cong) 主攻方向是解決(jue) 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入手，我認為(wei) 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具體(ti) 目標的。當然，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也很多，有的很學術化，如基尼係數、泰爾指數、五等分法，以及基於(yu) 五等分法的阿魯瓦利亞(ya) 指數、收入不良指數等等。根據國內(nei) 外相關(guan) 資料，我拋磚引玉，提出以下幾個(ge) 方麵的度量指標，供大家批判。

　　一是城鄉(xiang) 差距縮小到1.5：1以下。浙江2020年的城鄉(xiang) 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可能全國最小，1.9:1，有的縣接近1.5:1。但從(cong) 全國看，目前還在2.6:1左右。二是行業(ye) 差距縮小到2.5：1以內(nei) 。2019年從(cong) 行業(ye) 門類看，最高行業(ye) 職工平均年收入是161352元，最低行業(ye) 職工平均年收入是39340元，兩(liang) 者相差4.1倍。如暫把農(nong) 林牧副漁行業(ye) 剔除，則最高最低行業(ye) 差距也在3.2倍。三是地區差距。不再用地區人均GDP作為(wei) 衡量區域是否協調發展的指標，主要看地區之間是否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平抑城鄉(xiang) 差距也有十分重要作用。四是中等收入群體(ti) 達到7億(yi) ，占總人口的50%以上，目前中等收入群體(ti) 大約在4億(yi) 左右。五是最重要的指標，即通過二次分配，全國的基尼係數下降到0.35以內(nei) 。到2035年或2050年，以上幾個(ge) 主要指標基本實現了，是否可以說我們(men) 初步構建了共享社會(hui) ，達到了共同富裕? (實習(xi) 生王知予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