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涉及國家的富裕與(yu) 貧窮。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要富裕得多。例如，意大利和美國要比埃塞俄比亞(ya) 和墨西哥富裕得多。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國家間的貧富差異？我論述了地理在國家間貧富差異方麵的作用，給出了這一問題的部分答案。在此，我將討論答案的另一部分。這一部分內(nei) 容比前關(guan) 於(yu) 地理作用的內(nei) 容更會(hui) 受到經濟學家的關(guan) 注。
       經濟學家提供的常規答案涉及人類的製度。一些人類製度在激勵公民參與(yu) 生產(chan) ，並且進而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方麵的確卓有成效，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另有一些製度卻在打消人民的生產(chan) 積極性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結果是，很大程度上導致國家走向貧窮。
       經濟學家們(men) 引用了許多極具說服力的例子，來說明製度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拿兩(liang) 個(ge) 可比的國家做比較。通常情況下，配對做比較的國家相互毗鄰，擁有極其相似的環境，以前曾經是一個(ge) 國家；但是，它們(men) 現在各自成為(wei) 獨立的國家，實行不同的社會(hui) 製度，其結果是兩(liang) 個(ge) 國家擁有財富的多少也大不一樣。這些案例說明，製度作用對財富產(chan) 生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在國家之間的地理差異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地理差異的情況下依然如此。有三組這類例子經常被引用：躍居第一世界生活水準的韓國，其財富與(yu) 極端落後的朝鮮之間的差異；前西德的財富與(yu) 經濟水平低下的前東(dong) 德之間的差異，甚至在德國柏林牆倒塌多年後的今天，前東(dong) 德的經濟水平相對低的狀況還是沒有完全消除；第三組是同樣位於(yu) 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奧拉島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西部的海地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東(dong) 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國雖然絕對不是一個(ge) 富裕的國家，還隻是一個(ge) 發展中國家，但卻比海地要富裕六倍。

 毋庸置疑，對這些案例的研究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製度的不同能夠導致巨大的國家財富差異，這種差異甚至在地理環境方麵毫無差異的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經濟學家對了這一發現進行概括總結，繼而得出結論，認為(wei) 製度是國家間貧富差異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因素。這一結論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說明為(wei) 什麽(me) 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在第一章，我給出了有理有據的詮釋，說明為(wei) 什麽(me) 地理因素對於(yu) 國家間的貧富差異也具有重要意義(yi) 。經濟學家們(men) 還對他們(men) 稱之為(wei) “良好製度”的概念給出精確的定義(yi) 和具體(ti) 的論述。這一術語的意思是：經濟的、社會(hui) 的以及政治的製度，能夠激勵人民以個(ge) 體(ti) 身份積極從(cong) 事生產(chan) ，以便積累國家財富。
經濟學家們(men) 對何為(wei) 良好製度做了充分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遴選出至少十幾種典型的良好製度。現在，我就開始談談這十幾種良好製度。有一點我要說明，我並不打算把它們(men) 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也就是說，我首先談到的良好製度並不比我後來談到的更為(wei) 重要。
        一、良好製度的一個(ge) 明顯例子就是沒有腐敗，特別是沒有政府的腐敗。假如一個(ge) 人清楚地確信他或她能夠擁有自己努力工作的結果，那麽(me) 這個(ge) 人就更容易受到激勵去積極努力地工作。但是，假如這些努力工作的成果極有可能因政府官員的腐敗或者企業(ye) 腐敗而減少或者被挪用，那麽(me) 情況就正好相反。
       二、良好製度保護私有財產(chan) 權，防止政府沒收或者私人盜竊，這一點也與(yu) 沒有腐敗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再者，假如政府製定的法律允許沒收你們(men) 的勞動成果，抑或，假如其他人可以竊取你們(men) 的勞動成果，你們(men) 為(wei) 什麽(me) 還要努力工作呢？
       三、更為(wei) 普遍的且與(yu) 上麵已經提到的兩(liang) 個(ge) 良好製度相關(guan) 的是法治。假如法律明確規定應該發生什麽(me) ，並且假如這些法律條文確實能夠得到執行，那麽(me) ，你就會(hui) 很清楚，為(wei) 了積累你們(men) 的私人財富，你會(hui) 去做什麽(me) ，不會(hui) 去做什麽(me) 。
       四、關(guan) 於(yu) 法治的最為(wei) 具體(ti) 的例子就是執行合同——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假如你與(yu) 政府或者與(yu) 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並且假如你確信，即使對方想要撕毀合同，政府的政策也會(hui) 允許你去執行合同，那麽(me) 你就會(hui) 繼續工作，因為(wei) 你確信會(hui) 有機會(hui) 從(cong) 付出中得到利益。
       五、以上我們(men) 談論了良好製度的四個(ge) 方麵，另有一個(ge) 方麵在某種程度上與(yu) 以上四個(ge) 方麵相關(guan) ，那就是激勵公民進行金融資本投資並提供機遇。你們(men) 的資本不會(hui) 被沒收，不會(hui) 被腐敗所吞噬，會(hui) 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護，僅(jin) 僅(jin) 知道這些是不夠的。假如你的資本隻能藏在床下，沒有機會(hui) 利用資本去投資，對於(yu) 你來說，你的資本除了購買(mai) 作用外，就沒有什麽(me) 其他用處了。但是，假如你們(men) 能夠進行資本投資，那麽(me) 資本就會(hui) 增長，產(chan) 生更多的資本。這樣，你們(men) 就會(hui) 受到鼓勵，更加積極主動地去工作。因此，擁有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市場以及房地產(chan) 市場的國家為(wei) 資本提供了增長機會(hui) ，為(wei) 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動力。
      六、至此，我們(men) 已經舉(ju) 了五個(ge) 關(guan) 於(yu) 良好製度的例子，它們(men) 之間相互關(guan) 聯。另一個(ge) 關(guan) 於(yu) 良好製度的例子可以被視為(wei) 法治的一部分——被殺害的概率低。在一個(ge) 國家，當一個(ge) 人總是感到身體(ti) 處在會(hui) 受到傷(shang) 害並有可能被殺害的危險狀態之中，這個(ge) 人就不得不花費精力保證能夠活命。想辦法活命成了當務之急。假如一個(ge) 人甚至都無法確保自己活著，努力工作和資本投資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殺害的概率低，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為(wei) 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殺害的風險高，這一原因與(yu) 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為(wei) 一個(ge) 貧窮的國家。
      七、關(guan) 於(yu) 良好製度的另一個(ge) 例子，用術語來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個(ge) 國家的政府擁有切實可行的、成文的法律，這還不夠。政府必須有效地執行這些法律條文，來製定能夠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來培養(yang) 和選拔高素質的政府官員。
       八、在我隨後提出的關(guan) 於(yu) 良好製度的四個(ge) 例子中，我將轉向金融製度方麵。經濟學家們(men) 喜歡強調控製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們(men) 國家的貨幣可以被預期在未來幾年內(nei) 具有幾乎相同的價(jia) 值，那樣的話，你們(men) 采取一項長期理財計劃還是有意義(yi) 的。但是，假如你們(men) 的國家處於(yu) 一種不可控製的通貨膨脹狀態，就如同1923年發生在德國的通貨膨脹，以及近年來發生在阿根廷的通貨膨脹，你們(men) 何必還要為(wei) 了掙錢而辛苦工作呢？你們(men) 掙到的錢在幾周之內(nei) 甚至在幾小時之內(nei) 就會(hui) 貶值。
       九、經濟學家們(men) 還強調國家內(nei) 部以及國家之間的資本暢通。從(cong) 短期來看，限製資本流通對於(yu) 保護初期階段的經濟增長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從(cong) 長遠的角度來看，限製資本流通是不利的，因為(wei) 它使得一個(ge) 經濟體(ti) 無法與(yu) 其他高效的經濟體(ti) 之間進行競爭(zheng) ，而這種競爭(zheng) 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十、同樣，經濟學家們(men) 還強調打破貿易壁壘的重要性。從(cong) 長遠角度來看，貿易壁壘容留低效能的產(chan) 業(ye) ，使低效能產(chan) 業(ye) 不暴露在其他國家高效能產(chan) 業(ye) 的競爭(zheng) 環境之中，最終會(hui) 對自己的經濟造成損害。
       十一、與(yu) 資本流通和商品流通這兩(liang) 個(ge) 因素相關(guan) ，經濟學家們(men) 強調貨幣交換的開放性。假如公民和產(chan) 業(ye) 能夠將他們(men) 國家的貨幣轉換為(wei) 另一些國家的貨幣，因而能夠購買(mai) 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轉換貨幣時困難重重，他們(men) 會(hui) 更加積極地去生產(chan) 產(chan) 品。比方說，其個(ge) 國家的人民隻能用他們(men) 的所得工資購買(mai) 本國生產(chan) 的種類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夠購買(mai) 種類繁多的別國的商品，這個(ge) 國家的人民為(wei) 什麽(me) 要自願地去努力工作呢？
       十二、最後，關(guan) 於(yu) 良好製度剩下的一個(ge) 例子是，經濟學家們(men) 強調在人力資本方麵的教育投資。如果一個(ge) 國家擁有一個(ge) 良好的教育體(ti) 製，那麽(me) ，大多數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適的工作。反過來說，政府也因此發展了所有公民的經濟潛力，而不僅(jin) 僅(jin) 是那些能夠獲得教育的少數公民。
       毫無疑問，經濟學家們(men) 所強調的這些良好製度，是解釋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樣擁有良好製度的國家往往會(hui) 變成富裕國家，像尼日利亞(ya) 那樣不具備良好製度的國家則往往會(hui) 成為(wei) 貧窮國家。
但是，針對良好製度對於(yu) 國家富裕和貧窮的影響，許多經濟學家得出了更大膽的結論。他們(men) 觀察到，良好製度絕對能夠最大限度地解釋為(wei) 什麽(me) 有的國家富裕而有的國家貧窮。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將它們(men) 的政策、對外援助、貸款以及捐贈建立在這一詮釋的基礎上。
       然而，人們(men) 日益意識到，基於(yu) 良好製度的詮釋並不完整。這種詮釋本身並沒有錯：可以肯定地說，它包含了許多真理；然而，它卻並不完全。
        我們(men) 之所以說良好製度的視角並不完全，一個(ge) 重要的方麵是，這一看法並未說出良好製度是如何形成的。為(wei) 什麽(me) 一些國家擁有良好製度，而另一些國家則沒有？例如，為(wei) 什麽(me) 荷蘭(lan) 最終形成了對促進國家發展更為(wei) 有效的製度，而讚比亞(ya) 卻沒有形成這樣的製度？這難道僅(jin) 僅(jin) 是偶然的、不可預測的事件嗎？假如良好製度真的能夠在任何一處隨意一躍而出，為(wei) 什麽(me) 將良好製度移植到那些現在尚無良好製度的國家卻困難重重？
        換句話說，一味強調良好製度，這種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與(yu) 終極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兩(liang) 個(ge) 概念。
      經濟學家們(men) 不應當隻滿足於(yu) 給出如下的定論：挪威是一個(ge) 富裕的國家因為(wei) 挪威鮮少謀殺事件，而尼日利亞(ya) 是一個(ge) 貧窮的國家因為(wei) 尼日利亞(ya) 謀殺事件時有發生。我們(men) 不能隻是告訴尼日利亞(ya) 人，讓他們(men) 停止相互之間的謀殺行為(wei) ，並由此希望能夠成功地終止尼日利亞(ya) 的謀殺活動，達到促進尼日利亞(ya) 富裕的目的。為(wei) 什麽(me) 在尼日利亞(ya) 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謀殺事件、腐敗行為(wei) 、漠視私有財產(chan) 權利、不履行合同以及其他不良現象？對此，我們(men) 必須了解其終極原因。
       換句話說，我們(men) 必須弄清楚良好製度是怎樣形成的。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將良好製度看作事實予以接受，認為(wei) 良好製度似乎可以隨意地從(cong) 天而降，落到某些國家，而沒有落到另外一些國家。我們(men) 必須探究人類社會(hui) 所建立的複雜製度的深刻曆史淵源，以便更好地理解良好製度的起源。
       為(wei) 了更好地理解經濟學家們(men) 特別強調的複雜製度的終極起源，讓我們(men) 追溯到1.3萬(wan) 年前最後一次冰川時期末期的人類曆史。1.3萬(wan) 年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類都以狩獵或者采集為(wei) 生，而不是依靠農(nong) 耕或者放牧。與(yu) 現代人口眾(zhong) 多的國家形態的社會(hui) ——諸如意大利和美國——相比較，那個(ge) 時期的所有狩獵者和采集者都處在相對簡單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製度之下。狩獵者和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環境：平均而言，當時每平方公裏的人口數量要比現代意大利每平方公裏的人口數量少得多。狩獵者和采集者獲取的食物很少會(hui) 有剩餘(yu) ，或者根本沒有剩餘(yu) ，可以儲(chu) 存下來以備後來食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men) 每天打獵或者采集到的食物，隻夠當天的消耗。相反，今天的意大利農(nong) 民們(men) 所生產(chan) 的糧食，以及從(cong) 農(nong) 民那裏購買(mai) 糧食的意大利人所儲(chu) 存的食物，足夠他們(men) 消耗很多個(ge) 星期甚至幾年。大多數狩獵者和采集者都是流動的：他們(men) 並不住在永久性的房子裏或者生活在鎮子裏，他們(men) 每天或者每隔幾周就得移動他們(men) 的帳篷，跟著食物供應的季節變化遷徙。在這些狩獵者和采集者的社會(hui) 中，還沒有出現錢幣、國王、股票市場、所得稅、銅製或者鋼製工具、機動車，或者原子彈。
       在隨後的1.3萬(wan) 年人類社會(hui) 發展史上，所有這些複雜的製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出現了食物儲(chu) 存、城鎮、歐元和美元、國王和總統、股票市場以及所得稅？所有這些都是複雜製度的內(nei) 容。有的時候，複雜製度是優(you) 良的；有的時候，複雜製度則是不良的。但是，假如一個(ge) 社會(hui) 沒有複雜的製度，那麽(me) ，它就不可能擁有優(you) 良的複雜製度，保證這個(ge) 社會(hui) 發展成為(wei) 富裕的社會(hui) 。
       曆史學、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表明，從(cong) 根本上來說，複雜製度的形成和發展首先依賴於(yu) 人口稠密且穩定的社會(hui) ，其農(nong) 業(ye) 使得餘(yu) 糧儲(chu) 備成為(wei) 可能。更確切地說，形成複雜製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農(nong) 業(ye) ，而第二個(ge) 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穩定社會(hui) ，其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使得餘(yu) 糧儲(chu) 備成為(wei) 可能。餘(yu) 糧儲(chu) 備包括因農(nong) 業(ye) 和畜牧業(ye) 的發展使得小麥、豆類以及奶酪的儲(chu) 備成為(wei) 可能。這些餘(yu) 糧儲(chu) 備可用來養(yang) 活從(cong) 事非糧食生產(chan) 的其他行業(ye) 的人口，如國王、銀行家、學生和教授們(men) 。因此，沒有農(nong) 業(ye) 作為(wei) 先決(jue) 條件，就不會(hui) 有國王、官僚、商人、發明家、中央政府、發達的部落聯盟和國家、文字、金屬工具、市場經濟、國家忠誠（而非僅(jin) 僅(jin) 是家族忠誠）、受過教育的有文化修養(yang) 的公民、由政府主導的法治以及大學。沒有一個(ge) 狩獵者或采集者的社會(hui) 發展出了所有這些東(dong) 西的任何一種。但是，在意大利、美國以及其他擁有國家政府的社會(hui) ，公民們(men) 已經對這些習(xi) 以為(wei) 常。
       但是，如果農(nong) 業(ye) 是複雜製度發展的終極原因，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農(nong) 業(ye) 沒有在世界各地都發展起來，以便在世界各地都促成複雜製度的形成和發展？為(wei) 什麽(me) 尼日利亞(ya) 沒有像挪威那樣發展高效農(nong) 業(ye) ，建立良好製度？
曆史學、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還向我們(men) 展示了，農(nong) 業(ye) 的發展在世界各地並不均衡。要知道，一個(ge) 地區的農(nong) 業(ye) 發展需要這一地區具備可馴化、可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然而，野生動植物物種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並不均勻。大多數野生動植物物種不可馴化或改良，比如橡樹和熊就從(cong) 來沒有被改良和馴化過。我們(men) 可以進行改良的野生植物物種極少，包括小麥、稻米、玉米、豆類、馬鈴薯、蘋果和其他植物。我們(men) 可以馴化的野生動物物種就更少了，包括奶牛、綿羊、山羊、馬、豬、狗和其他幾種動物。
       那些農(nong) 業(ye) 發展所必需的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集中分布在世界上僅(jin) 有的幾處。有趣的是，在被稱為(wei) 現代糧倉(cang) 的地區，諸如波河河穀、加利福尼亞(ya) 、美國大平原、法國和德國種植地區以及澳大利亞(ya) 小麥種植帶，幾乎沒有可以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相反，在中東(dong) 被稱作新月沃地的地區，以及中國、墨西哥、安第斯山脈和世界上的其他幾個(ge) 地區，分布著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人類曆史的發展告訴我們(men) ，大約在這些區域中的九處，包括新月沃地在內(nei) ，獨立出現了農(nong) 業(ye) ；在當時，這些獨立出現農(nong) 業(ye) 的區域的確擁有許多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從(cong) 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沃地到大約公元前2000年的美國東(dong) 部地區，農(nong) 業(ye) 在這些區域先後獨立出現。隨後，農(nong) 業(ye) 從(cong) 這些局部區域向世界其他地區分布開來。例如，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農(nong) 業(ye) 從(cong) 新月沃地傳(chuan) 到荷蘭(lan) ，約在公元前5000年農(nong) 業(ye) 傳(chuan) 到意大利。直到公元後，農(nong) 業(ye) 才傳(chuan) 到讚比亞(ya) 。
       然而，市場經濟、國王、稅收、文字、金屬工具以及其他與(yu) 文明福祉相關(guan) 的發明和成就均在上述九個(ge) 農(nong) 業(ye) 區域或者在它們(men) 附近完成。結果，包括新月沃地在內(nei) 的九個(ge) 農(nong) 業(ye) 原發地以及不久後從(cong) 農(nong) 業(ye) 原發地迅速蔓延開來的其他地區——如意大利和荷蘭(lan) ，就比世界其他地區具備了向複雜製度發展的領先優(you) 勢。基於(yu) 此，我們(men) 不能夠簡單地說，古代羅馬人比古代讚比亞(ya) 人更聰明；而是應該說，古代羅馬人的運氣遠比古代讚比亞(ya) 人要好得多，因為(wei) 種類繁多的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以及已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更早地傳(chuan) 播到了古羅馬。
       農(nong) 業(ye) 發展的這一曆史結果告訴我們(men) ，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國家這個(ge) 複雜製度所經曆的時間長度各不相同。在希臘和中國，國家的曆史長達4000年；在意大利，國家的曆史約有3000年；但是在新幾內(nei) 亞(ya) 的某些地方，國家的曆史隻有30年。
       很難將幾千年的人類發展結果濃縮到一代之中，即使得到外國的援助也無濟於(yu) 事。荷蘭(lan) 擁有農(nong) 業(ye) 的曆史長達7500年，而讚比亞(ya) 隻有2000年的農(nong) 業(ye) 曆史。荷蘭(lan) 擁有文字的曆史長達2000年，而讚比亞(ya) 隻有130年的文字曆史。荷蘭(lan) 擁有獨立政府的曆史長達500年，而讚比亞(ya) 擁有獨立政府的曆史隻有40年。悠久的農(nong) 業(ye) 曆史以及由於(yu) 農(nong) 業(ye) 的發展而有可能產(chan) 生的其他複雜製度，就是今天的荷蘭(lan) 遠比讚比亞(ya) 富裕以及今天的意大利遠比埃塞俄比亞(ya) 富裕的原因。
       今天，即便考慮到其他變量，經濟學家們(men) 得出的結論依然是，擁有悠久農(nong) 業(ye) 曆史以及得益於(yu) 農(nong) 業(ye) 發展而形成的悠久政府曆史的國家，比那些農(nong) 業(ye) 曆史短和政府曆史短的國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悠久的農(nong) 業(ye) 產(chan) 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就國家之間平均收入差異而言，50%可以歸因於(yu) 農(nong) 業(ye) 曆史的長短。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我們(men) 比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低下的國家，像日本、中國和馬來西亞(ya) 這樣政府曆史悠久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還是要高於(yu) 讚比亞(ya) 和尼日利亞(ya) 這些政府曆史短的國家。一些政府曆史很短的國家即使比一些政府曆史悠久的國家擁有更加豐(feng) 富的自然資源，依然不如後者經濟增長率高。因此，我們(men) 更有理由說，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的是那些擁有悠久政府曆史的國家。也就是說，盡管擁有悠久政府曆史的國家在進入現代世界的時候還很貧窮，但是它們(men) 比那些政府曆史短的國家更容易趕上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
       關(guan) 於(yu) 這一趨勢，我們(men) 從(cong) 50年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做出的一係列錯誤的預測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紀60年代，韓國、加納和以及菲律賓都是貧窮的國家。對於(yu) 這三個(ge) 國家在未來的發展情況，哪個(ge) 國家會(hui) 變得富有，哪個(ge) 國家會(hui) 依然處於(yu) 貧困狀態，經濟學家們(men) 曾經打過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wei) ，加納和菲律賓將會(hui) 變成富裕的國家，而韓國則會(hui) 依舊貧窮。這些經濟學家對於(yu) 他們(men) 做出的預測是這樣解釋的：加納和菲律賓都是熱帶國家，那裏的環境有益於(yu) 糧食生長，那裏的自然資源豐(feng) 富；相反，韓國處於(yu) 溫帶地區，氣候相對寒冷，自然資源貧乏，似乎沒有占據什麽(me) 有利條件。
       當然，50年後的今天，活生生的現實是，韓國一躍成為(wei) 經濟發達國家，而加納和菲律賓則依舊貧窮。對這一發展結局的解釋是：韓國緊鄰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農(nong) 業(ye) 、文字、金屬工具和政府的人類發展中心之一。朝鮮很早就從(cong) 中國接受了這些文明成就，到了公元700年，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因此，朝鮮擁有複雜製度的曆史很悠久。現在，地處北部的朝鮮正浪費著曆史賦予它的優(you) 越條件。地處南部的韓國獨立伊始，還處於(yu) 貧窮狀態，但是具有創造財富所需的製度上的先決(jue) 條件。它隻需要獨立、軍(jun) 事安全以及美國給予它的外國援助，原有的優(you) 勢就能得到發揮。這樣，韓國很快便達到了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相反，直到公元前2000年，菲律賓才從(cong) 中國那裏學到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而加納的農(nong) 業(ye) 直到大約公元前3000年仍處於(yu) 生產(chan) 率低下的狀態，並且幾乎沒有家畜和家禽。加納和菲律賓直到最近幾個(ge) 世紀被歐洲殖民之前，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沒有強有力的政府。正因為(wei) 如此，無論菲律賓和加納的自然優(you) 勢如何，它們(men) 缺少複雜製度的曆史，而複雜製度的曆史恰恰是促使韓國迅速成為(wei) 富裕國家的動因。
       接下來，我們(men) 討論最後一個(ge) 涉及國家財富和貧窮的製度因素，並以此作為(wei) 本文的結束。我們(men) 一定會(hui) 好奇，在被歐洲殖民的500年之前，許多歐洲之外的國家曾經是它們(men) 所在區域最為(wei) 富裕的國家。為(wei) 什麽(me) 這些國家在今天卻變成了相對貧窮的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經曆了一個(ge) “命運的逆轉”：500年前曾經富裕，今天卻變得貧窮。是什麽(me) 導致了這一命運逆轉？
       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門·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提供了一種解釋。他們(men) 認為(wei) ，這個(ge) 曆史性的命運逆轉由歐洲殖民的不同模式所致。500年前，當歐洲人開始在全球殖民擴張的時候，他們(men) 發現，一些溫帶國家適宜歐洲人定居，但那裏的原住民群體(ti) 沒有多少可供剝削的潛力——諸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ya) 和新西蘭(lan) 。歐洲殖民擴張者們(men) 還發現了一些熱帶國家，這些熱帶國家的熱帶疾病阻止了歐洲殖民者大規模定居下來，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但是，那裏的確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和豐(feng) 富的自然資源，有利於(yu) 開發——諸如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玻利維亞(ya) 、印度和印度尼西亞(ya) 。歐洲殖民擴張主義(yi) 者還發現了一些熱帶國家，這些國家沒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作為(wei) 開發的勞動力，也沒有豐(feng) 富的資源可供開發；並且這裏的地理和氣候條件對於(yu) 到這裏定居的歐洲人勉強還算健康——諸如哥斯達黎加。在那些擁有足夠的可供歐洲殖民者剝削的原住民的熱帶國家裏，歐洲殖民者並沒有把大量歐洲人移民過來，成為(wei) 獨立農(nong) 民；這些少量的殖民者變成了統治群體(ti) ：政府官員、士兵、牧師和商人，靠榨取原住民的財富和勞動力獲利。實際上，歐洲殖民者向這些國家引入了殖民政府，這些殖民政府的製度從(cong) 根本上來說就是腐敗的，建立在剝削本地人民的基礎之上。
       殖民時代末期，這些從(cong) 前富裕的殖民地實現了獨立；同時，它們(men) 也從(cong) 它們(men) 的歐洲殖民者那裏繼承了腐敗的政府製度這一遺產(chan) 。直到今天，這些曾經的殖民地國家依然在盡最大的努力排除政府的腐敗。相反，當歐洲殖民者來到那些沒有可供他們(men) 剝削的原住民的國家，這些歐洲殖民者定居下來，不得不自己從(cong) 事勞動，謀得生存。他們(men) 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是基於(yu) 剝削，而是鼓勵個(ge) 體(ti) 努力工作的政府。
      關(guan) 於(yu) 命運逆轉，中美洲的曆史可以為(wei) 我們(men) 提供一個(ge) 具有說服力的例子。今天的中美洲分為(wei) 五個(ge) 國家：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達黎加。當西班牙殖民者來到中美洲的時候，當時最為(wei) 富裕的、人口最為(wei) 稠密的地方是現今墨西哥邊境以南的危地馬拉。西班牙人將整個(ge) 中美洲納入總督的統治之下，總督府設在危地馬拉。這個(ge) 總督府的經濟基礎是榨取礦產(chan) 資源財富和印第安人的勞動力，而它依靠的是西班牙軍(jun) 隊和牧師。相反，由於(yu) 幾乎沒有可供開發的自然資源，缺少可供殖民者剝削的原住民勞動力，哥斯達黎加隻吸引了那些情願自食其力的歐洲人。這些歐洲人在哥斯達黎加定居，引入歐洲模式的政府製度來管理他們(men) 自己。
       也就是說，直到近代，危地馬拉一直是中美洲最為(wei) 富裕的地方，而哥斯達黎加則是最為(wei) 貧窮的地方。當中美洲人民掙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贏得獨立的時候，中美洲起初成為(wei) 一個(ge) 聯邦共和國；後來，這個(ge) 聯邦共和國分裂為(wei) 我在上文說到的五個(ge) 國家。今天，哥斯達黎加已經成為(wei) 中美洲最為(wei) 富裕的國家。哥斯達黎加的平均收入是危地馬拉和其他中美洲鄰國的兩(liang) 倍。哥斯達黎加擁有一個(ge) 行之有效的民主政體(ti) ，而其它的幾個(ge) 鄰國卻飽受獨裁統治之苦。1948年，哥斯達黎加廢除了軍(jun) 隊。在哥斯達黎加，沒有一個(ge) 令人深感壓抑的教會(hui) 。在哥斯達黎加，腐敗受到懲罰；而在其他幾個(ge) 鄰國，則不是這樣。哥斯達黎加有四位前總統因腐敗問題而被投入監獄！有人可能會(hui) 說：“四位總統因為(wei) 腐敗而被投入監獄，這難道不可怕嗎？”是的，這的確很可怕。但是，如果這四位腐敗的總統依然自由而不是被投入監獄，這難道不是更糟糕嗎？哥斯達黎加人如此總結他們(men) 的曆史：“哥斯達黎加因為(wei) 貧窮而受到庇佑，而我們(men) 的鄰國因為(wei) 他們(men) 的財富而受到詛咒。”這就是一個(ge) 曾經在歐洲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殖民地區命運逆轉的例子。
       簡言之，一些國家遠比另一些國家更富裕。為(wei) 什麽(me) 會(hui) 如此，答案是多重的、複雜的。如果有人堅持希望得到一個(ge) 對於(yu) 這一重要問題的簡單答案，那麽(me) 這個(ge) 人就必須在宇宙中另找一個(ge) 地方住下來，而不是生活在我們(men) 這個(ge) 地球上——地球上的生活的確是紛繁複雜的。
       說起原因，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我們(men) 在第一章中談論的地理原因，另一方麵是我們(men) 在這一章中談論的政府和製度的原因。但是，這兩(liang) 方麵的原因並非完全互不相幹。良好製度並非從(cong) 天而降，與(yu) 地理因素毫無關(guan) 係，隻是碰巧落到一些很幸運的國家。相反，良好製度擁有其發展曆史，部分地與(yu) 農(nong) 業(ye) 的發展曆史及其發展結果有關(guan) 。這些農(nong) 業(ye) 的發展結果包括複雜製度（比如政府和市場）的形成。當然，複雜製度可以是優(you) 良的，也可以是不良的，我們(men) 見證了今天某些國家的不良複雜製度，以及幾十年前納粹德國的不良複雜製度。但是，一個(ge) 地區，直到它建立了複雜製度，才有可能使這一複雜製度發展成為(wei) 受到經濟學家讚譽的優(you) 良複雜製度。
       以上內(nei) 容還提醒我們(men)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證財富和優(you) 良製度一成不變，持續到永久。在過去的500年間，許多曾經富裕的國家由於(yu) 采納了不良製度而經曆了命運的逆轉。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它們(men) 變得貧窮。今天，這一教訓值得美國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牢牢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