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在發展中形成的一個(ge) 重要傳(chuan) 統是開展社會(hui) 調查。從(cong)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的成果不斷湧現。1925年，美國社會(hui) 學家葛學溥利用1923年親(qin) 身到廣東(dong) 省潮州市鳳凰村短暫調研的材料，結合1918～1919年其學生調研收集的材料，正式撰寫(xie) 出版《華南的鄉(xiang) 村生活——家族主義(yi) 社會(hui) 學》一書(shu) (周大鳴，1998)。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本土社會(hui) 學家李景漢、楊開道、陳翰笙、費孝通等相繼推出一係列有影響的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作品。在當時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nei) 政治形勢下，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從(cong) 一開始就承擔著“何以認識鄉(xiang) 村中國”的曆史使命。長期以來，農(nong) 村社會(hui) 學始終不忘使命，在紮根田野開展農(nong) 村調研的基礎上取得了豐(feng) 碩的研究成果。本文試圖從(cong) 認識鄉(xiang) 村中國的視角對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的成果進行再分析和再闡釋，從(cong) 理想與(yu) 現實的穿梭中尋找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發展的初心、現狀及未來。

　　一、從(cong) 社區到區域：研究單位的上移

　　社區研究在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發展史上占據著舉(ju) 足輕重的地位，也是中國社會(hui) 學發展中積累形成的重要學術資源。在中國社會(hui) 學界，最早倡導社區研究的學者當屬吳文藻先生，他提倡將社區研究作為(wei) 理解中國社會(hui) 整體(ti) 狀況和開展社會(hui) 學實證研究的主要方法。作為(wei) 社區研究的奠基人，吳文藻對社區研究的價(jia) 值寄予厚望，希望能夠以此達成對中國現實總體(ti) 性問題的關(guan) 懷和理解(齊群，2014)。然而，吳文藻的社區研究隻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研究，該研究中的“社區”尚不能構成一個(ge) 研究單位的概念，他本人也沒有相關(guan) 的社區研究作品留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研究機構推出了一係列社區研究的作品，以燕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為(wei) 代表，如1927年陳煥錦撰寫(xie) 的《進讓村調查》、1932年萬(wan) 樹庸撰寫(xie) 的《黃土北店村的研究》和1934年蔣旨昂撰寫(xie) 的《盧家村》等(沈潔，2008)。1939年，費孝通撰寫(xie) 的《江村經濟》正式出版，標誌著社區研究方法的成熟和成功。馬林諾夫斯基評價(jia) 該書(shu) 為(wei) “人類學理論和實地調查工作發展過程中的一個(ge) 裏程碑”，其價(jia) 值主要體(ti) 現在“通過熟悉一個(ge) 小村落的生活，我們(men) 猶如在顯微鏡下研究整個(ge) 中國的縮影”(費孝通，2006a)。在費孝通看來，“無論出於(yu) 什麽(me) 原因，中國鄉(xiang) 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cong) 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費孝通，2006b)。通過村落研究來認識鄉(xiang) 村中國，也就成為(wei) 社區研究的理論旨趣。由此，社區研究將“小村落”和“大國家”關(guan) 聯起來。

　　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的村落是一個(ge) 地域界限清晰，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封閉性的社會(hui) 文化單位，自然成為(wei) 研究者認識中國的一個(ge) 理想的微型社會(hui) 。但是，中國是一個(ge) 曆史文化悠久、地域廣闊的國家，不同區域間社會(hui) 的差異極大，單個(ge) 村落研究是否能夠代表整個(ge) 中國社會(hui) ，一個(ge) “小村落”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會(hui) ”呢？弗裏德曼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wei) 村落功能的整體(ti) 性不足以呈現文明大國的特點，社區不是社會(hui) 的縮影，要認識中國需要將研究單位上移，做更大範圍的研究。其實，中國學界很早就開始關(guan) 注超越村莊社區的研究單位。1928年，楊開道等人帶領燕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的師生開展了“清河調查”，推出了《一個(ge) 市鎮調查的嚐試》《清河市集的經濟研究》等係列作品(蕭子揚等，2019)；1934年，楊慶堃完成《鄒平集市研究》；1936年，李有義(yi) 撰寫(xie) 《山西徐溝縣農(nong) 村社會(hui) 組織》。但是，由於(yu) 這些作品多沒有公開出版，或是在改革開放後沒有再版，嚴(yan) 重影響了其學術傳(chuan) 播。

　　從(cong) 社區到區域研究，弗裏德曼主張以宗族而非村落作為(wei) 基本單位來研究農(nong) 村社會(hui) 。他提出在學界產(chan) 生深遠影響的宗族分析範式。在福建和廣東(dong) 等中國東(dong) 南地區，宗族是超越村落存在的單位，既可能與(yu) 村落重疊，又可能大於(yu) 或小於(yu) 村落。不僅(jin) 宗族內(nei) 部具有豐(feng) 富的血緣關(guan) 係、財產(chan) 關(guan) 係和權力關(guan) 係，而且宗族與(yu) 宗族之間還存在著聯姻等關(guan) 係，由這些複雜關(guan) 係所構成的宗族網絡就可以展示區域社會(hui) 的全貌。同時，通過族內(nei) 子弟入仕為(wei) 官，宗族還能勾連起與(yu) 國家的關(guan) 係，並在國家的支持下，在地方自治單位獲得自治權限。隨著宗族的發展和宗族網絡的複雜建構，宗族自治的權力持續增長，甚至能夠成為(wei) 抗擊國家幹預的組織力量。受邊陲社會(hui) 、灌溉水利和水稻種植等因素影響，宗族社會(hui) 模式能夠自成一體(ti) ，對認識中國東(dong) 南沿海和華中地區的區域社會(hui) 性質都有幫助(弗裏德曼，2000)。

　　施堅雅則在楊慶堃的《鄒平集市研究》基礎上，結合四川等地的調研經驗，建立起分析中國社會(hui) 的市場理論(張青仁，2015)。施堅雅(1998)認為(wei) ，農(nong) 民生活的社會(hui) 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居住的狹窄範圍決(jue) 定，而是由他所屬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jue) 定。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基本單元是以集鎮為(wei) 中心、包括大約18個(ge) 村莊在內(nei) 的、具有正六邊形結構的基層市場共同體(ti) 。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與(yu) 農(nong) 民的婚姻圈和社會(hui) 交往圈及秘密會(hui) 社分會(hui) 、廟會(hui) 的董事會(hui) 等各類團體(ti) 或組織的活動區域高度重疊。並且，基層市場區域的度量衡、方言、習(xi) 慣、農(nong) 民娛樂(le) 方式大體(ti) 一致。因此，基層市場共同體(ti) 就是位於(yu) 農(nong) 民與(yu) 國家、村莊與(yu) 國家之間的兼具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社會(hui) ”。與(yu) 華南地區和四川盆地不同，在關(guan) 中地區，廟與(yu) 廟會(hui) 對農(nong) 民具有遠比宗族和基層市場重要的現實價(jia) 值。受自耕農(nong) 為(wei) 主、人地關(guan) 係緩和、幹旱災害頻發等因素的影響，關(guan) 中農(nong) 村出現了村村都有廟和村村都舉(ju) 辦廟會(hui) 活動的現象。廟會(hui) 具有集市交易和村民祈雨等經濟社會(hui) 功能，廟會(hui) 活動的人員參與(yu) 範圍超越村落，但與(yu) 以村落為(wei) 中心的婚姻圈高度重疊。因此，廟與(yu) 廟會(hui) 就成為(wei) 關(guan) 中農(nong) 村區域社會(hui) 秩序整合的中心(趙曉峰、張紅，2012)。此外，杜讚奇(2008)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分析概念，豐(feng) 富了學界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北鄉(xiang) 村的認識。

　　改革開放以後，恢複學術生命的費孝通不斷擴大社區研究的領域，將村落研究逐漸向小城鎮(城鄉(xiang) 接合部)研究、縣域研究和經濟發展區域研究延伸，提出了一係列研究論斷(費孝通，1995)。沿著研究單位上移的思路，鄉(xiang) 域(鎮域)和縣域研究逐漸興(xing) 起。2007年，吳毅出版的學術專(zhuan) 著《小鎮喧囂——一個(ge) 鄉(xiang) 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yu) 闡釋》，將分析單位從(cong) 村落提升到鄉(xiang) 鎮，為(wei) 人們(men) 呈現了一個(ge) 華中小鎮豐(feng) 富而又複雜的鄉(xiang) 村政治生態圖景，加深了學界對鄉(xiang) 村政治的認識(吳毅，2007)。王春光(2016)則建議要加強縣域社會(hui) 研究，他認為(wei) 市場化、工業(ye) 化和城市化形塑了縣域社會(hui) 形態，既為(wei) 縣域社會(hui) 注入了現代性和開放性，又兼容了傳(chuan) 統性和鄉(xiang) 土性，使縣域社會(hui) 成為(wei) 兼具曆史傳(chuan) 統和現代文明的社會(hui) 體(ti) 係，能夠有效連接起個(ge) 體(ti) 、家庭、村落、鄉(xiang) 鎮與(yu) 更宏觀的社會(hui) 。同時，縣域社會(hui) 研究還可以拓展社會(hui) 學的社區研究傳(chuan) 統，是一個(ge) 值得挖掘的學術富礦。然而，相比村落和鄉(xiang) 鎮研究，縣域研究的難度要大得多(狄金華，2009)，前者既能夠采用過程—事件分析方法，又能夠采用結構—製度分析方法，而後者則適合製度性分析，致使縣域研究的作品相對較少。

　　研究單位從(cong) 社區上移到區域社會(hui) ，至少具有三個(ge) 方麵的價(jia) 值：一是有助於(yu) 拓展社區研究的空間和領域，增強社區研究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二是將村落放置到區域社會(hui) 中進行觀察，村落不再是一個(ge) 整體(ti) ，而是區域社會(hui) 的一部分，可以呈現更複雜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網絡和社會(hui) 文化結構，使研究者對局部的認識更接近整體(ti) 。三是區域社會(hui) 既有國家的影子又有村落存在和農(nong) 民活動的痕跡，可以連接國家與(yu) 村落、國家與(yu) 農(nong) 民。但是，無論將區域社會(hui) 的“區域”上移到哪個(ge) 層級，區域還是“擴大了的社區”，仍然是整體(ti) 的組成部分(鄧大才，2010)，一個(ge) 區域社會(hui) 類型的建構隻是幫助認識整體(ti) 的一部分。同時，無論是宗族分析範式，還是基層市場共同體(ti) 範式，都不過是將區域社會(hui) 秩序形成的主要變量進行凸顯，或強調社會(hui) 因素中的宗族關(guan) 係，或強調經濟因素中的市場關(guan) 係，以此來統合其他次要變量，而難以將其他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等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從(cong) 而減損了理論的闡釋能力。

　　二、從(cong) 社區到類型與(yu) 類型比較：異質性視角的引入

　　麵對弗裏德曼對村落社區研究代表性的質疑，費孝通(2006b)認為(wei) ，《江村經濟》隻是走出社區研究的第一步，接下來需要開展的是社區比較研究。江村的價(jia) 值在於(yu) ，它構成了一個(ge) 理解村落社區的理想類型，而通過更多的基於(yu) 村落社區理想類型的建構和累積，才可以達到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形態的目標。沿著社區比較的研究思路，費孝通和張之毅在對祿村農(nong) 田、易村手工業(ye) 、玉村農(nong) 業(ye) 和商業(ye) 進行深度調研的基礎上推出社區比較研究的經典讀本《雲(yun) 南三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社區研究再次興(xing) 起，新的研究作品不斷推出，但多為(wei) 單個(ge) 村落的研究，如王銘銘(1996)的《社區的曆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ge) 案研究》和毛丹(2000)的《一個(ge) 村落共同體(ti) 的變遷：關(guan) 於(yu) 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yu) 闡釋》等。1988年起，陸學藝和王春光先後主持一項持續至今的大型“全國百村調查”，希望承繼社區比較研究的學術傳(chuan) 統，通過不同類型村落的田野調查，記錄急劇變遷中的各種村莊形態，以此認識整體(ti) 意義(yi) 上的中國鄉(xiang) 村。為(wei) 此，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有“中國百村調查”叢(cong) 書(shu) ，其中包括陸學藝(2001)的《內(nei) 發的村莊》等。此外，蔡昉和張曉山擔任主編出版有“中國國情調研叢(cong) 書(shu) ·村莊卷”，其中包括潘勁(2016)的《紅林村：一個(ge) 京郊山村的經濟社會(hui) 變遷》等。從(cong) 社區研究到社區比較研究，重要的貢獻是引入異質性視角，根據村落社區性質的差異，將村落歸類，建構不同的社區類型，直到所有的村莊都能從(cong) 現有的類型中找到參考坐標，從(cong) 而形成對鄉(xiang) 村中國的整體(ti) 認識。

　　其實，社區比較研究的貢獻已經超越村落社區研究，而異質性視角的引入更是為(wei) 學界打開了另一扇大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費孝通在對經濟發展區域展開研究時，相繼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民權模式、僑(qiao) 鄉(xiang) 模式、珠江模式等，以模式研究的方式賦予類型研究以新的生命。費孝通在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將區域發展的經濟因素從(cong) 包括地形、資源、所處方位等自然因素與(yu) 人文、曆史、社會(hui) 因素中抽離出來，作為(wei) 主要的分析變量進行比較研究(費孝通，1995)。

　　同時，在這一曆史時期，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研究試圖借鑒區域經濟社會(hui) 史的研究方法，將區域不再看作邊界清晰的行政區劃，而是經由長期曆史文化積澱形成的具有內(nei) 在相似性的區域。區域經濟社會(hui) 史的研究者提出，“在‘國家’與(yu) ‘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後，百姓日常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空間觀念和地域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曆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從(cong) 不局限於(yu) 行政區劃的、網絡狀的‘區域’視角出發，有可能重新解釋中國的社會(hui) 曆史”(趙世瑜，2006)。從(cong) 中可見，區域經濟社會(hui) 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中國研究尤其是弗裏德曼的宗族研究和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研究的影響。但是，他們(men) 在認識上已經不再試圖將基於(yu) 區域社會(hui) 的研究發現提升到認識整個(ge) 中國的高度，而是將各個(ge) 區域視為(wei) 不同的類型，以區域類型的建構來認識中國。在中國鄉(xiang) 村，宗族、集市、廟與(yu) 廟會(hui) 等是普遍共存的現象，隻是受到自然、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等因素影響，它們(men) 的存在價(jia) 值對不同區域的農(nong) 民有所不同，進而在區域社會(hui) 秩序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因此，從(cong) 認識論的角度看，這些研究均是選取影響區域社會(hui) 秩序形成的主要變量，以此來統合其他影響變量，進而提煉理解中國鄉(xiang) 村區域而非整體(ti) 經濟社會(hui) 的理想模型。如此，學界通過持續建構各種不同的區域經濟社會(hui) 類型，就可以逐步達到認識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全貌的目標(趙曉峰、張紅，2012)。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曹錦清等人提出，把全國劃分為(wei) 若幹個(ge) 文化生態大區，選擇典型鄉(xiang) 村進行調研、分析、比較和綜合，進而形成對中國社會(hui) 文化現實的整體(ti) 性認識(曹錦清等，2001；曹錦清，2013)。2005年開始，賀雪峰提出，從(cong) 農(nong) 民行動單位的視角認識鄉(xiang) 村治理的區域差異。他認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治理呈現的區域差異現象既與(yu) 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行政推動力量有關(guan) ，又與(yu) 不同農(nong) 村地區的社會(hui) 文化狀況有關(guan) 。在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村，家庭構成農(nong) 民第一層次、也是最基礎的認同與(yu) 行動單位，村落或宗族構成農(nong) 民普遍的第二層次或超越家庭的最重要的行動單位。隨著現代性的入侵，農(nong) 民第二層次的行動單位發生重要變化。從(cong) 村落和宗族演化的具體(ti) 形態劃分，當前，農(nong) 民行動單位可以歸納為(wei) 聯合家庭、小親(qin) 族、戶族、宗族、村民組、行政村等類型(羅興(xing) 佐，2006；賀雪峰，2018)。農(nong) 民行動單位不同，所在村莊的價(jia) 值生產(chan) 能力和農(nong) 民集體(ti) 行動的能力就會(hui) 有不同，對鄉(xiang) 村治理的影響也有較大差異。以村級負債(zhai) 為(wei) 例，全國各地的農(nong) 村都麵對同樣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壓力，而村級負債(zhai) 卻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農(nong) 民的行動單位不同，組織起來表達自身意願的能力就有差異，其對地方官員實施政策的決(jue) 心與(yu) 謹慎程度的影響力也有不同。從(cong) 整體(ti) 上看，農(nong) 民認同與(yu) 行動單位越小、集體(ti) 行動能力越弱的農(nong) 村地區，村級負債(zhai) 就越多。進一步講，不僅(jin) 是村級負債(zhai) ，農(nong) 民行動單位的差異，還會(hui) 影響農(nong) 民負擔水平、民間糾紛發生頻次、村莊糾紛調解能力、鄉(xiang) 村精英參與(yu) 村莊政治意願等鄉(xiang) 村治理現象(賀雪峰，2005)。

　　隨後，賀雪峰整合已有的農(nong) 民行動單位的研究成果，從(cong) 村莊社會(hui) 結構差異的視角論述其對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全貌的認識。華南地區村莊的農(nong) 民多聚族而居，宗族意識較濃，一致行動能力較強，是一種團結型村莊；華北地區的村莊多存在若幹個(ge) 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基礎、彼此競爭(zheng) 的小親(qin) 族，而不同小親(qin) 族之間的合縱連橫是影響村莊社會(hui) 秩序的基本力量，是一種分裂型村莊；長江流域的村莊，普遍缺乏超越家庭的農(nong) 民行動單位，原子化程度很高，屬於(yu) 分散型村莊。全國各地的村莊基本可以歸至上述三種類型，從(cong) 而形成南北中國的理想圖景(賀雪峰，2018)。南北中國的劃分，打破了學界主要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將中國劃分為(wei) 東(dong) 西或東(dong) 中西的分析傳(chuan) 統，豐(feng) 富了學界對中國社會(hui) 區域差異的認識。沿著南北中國的劃分，有學者從(cong) 農(nong) 民自殺機理方麵呈現該理論在實踐中的魅力(劉燕舞，2014)。

　　筆者認為(wei) ，類型與(yu) 類型比較研究主要有三個(ge) 方麵的貢獻：一是引入異質性視角，關(guan) 注建構不同類型的村落社區、開展社區比較研究、在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形態上的價(jia) 值；二是將社區作為(wei) 類型建構的原型，進而可以將“擴大的社區”也納入類型建構的研究視野中，為(wei) 挖掘華南地區宗族、四川盆地基層市場和關(guan) 中平原廟與(yu) 廟會(hui) 等區域社會(hui) 類型研究的整體(ti) 價(jia) 值提供新視角；三是為(wei) 遴選確定能夠統攝其他變量的關(guan) 鍵變量(如農(nong) 民行動單位)，從(cong) “一主多次”的維度構建和理解各個(ge) 區域的社會(hui) 類型，進而為(wei) 描繪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形態提供新思路。但是，類型與(yu) 類型比較研究仍有不足：其一，社區與(yu) 區域社會(hui) 的類型是否能夠窮盡？其二，隨著中國鄉(xiang) 村經濟社會(hui) 的快速發展，不同社區與(yu) 區域社會(hui) 間的差異程度逐步縮小，這種取主要變量以統攝其他變量的分析方法如何凸顯應用價(jia) 值？

　　三、個(ge) 案中的社會(hui) 與(yu) 社會(hui) 中的個(ge) 案：回歸案例研究

　　如上所述，區域社會(hui) 是“擴大了的社區”，類型的建構基礎是村落社區或區域社會(hui) 。因此，區域研究和類型研究的本質均是社區研究或“擴大了的社區”研究。弗裏德曼認為(wei) 費孝通的社區研究試圖描繪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是犯了“最典型的人類學謬誤”，即便是不同社區的比較研究，也隻是堆積地方社區的樣本，不能增進對中國社會(hui) 的理解(Maurice Freedman，1979)。事實上，這一批判同樣適用弗氏開展的宗族網絡研究。宗族分析範式適用於(yu) 華南地區，卻並不適用於(yu) 四川盆地、關(guan) 中平原和長江流域等區域。歸根結底，社區、區域和類型研究的本質是個(ge) 案研究。因此，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必須正視個(ge) 案在認識中國社會(hui) 中的代表性問題。

　　個(ge) 案是否能夠認識作為(wei) 整體(ti) 的社會(hui) ，或者說“個(ge) 案中的社會(hui) ”作為(wei) 一個(ge) 命題能否成立？支持者認為(wei) ，社區作為(wei) 更大的社會(hui) 體(ti) 係的局部，不僅(jin) 有整體(ti) 的“形”，而且還在自身的形成中融入了整體(ti) 的“質”，所以考察局部就意味著考察整體(ti) (王銘銘，2016)。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人工克隆技術，從(cong) 自然科學的角度給社會(hui) 學研究帶來了啟發。1996年，克隆綿羊“多莉”的誕生，意味著一個(ge) 普通的體(ti) 細胞包含著一頭羊的全部遺傳(chuan) 信息。如果將克隆技術套用到社會(hui) 科學領域，社會(hui) 中的一個(ge) 基本單元就包含整體(ti) 的全部構成信息。為(wei) 此，石英(2018)提出用社會(hui) 全息論闡釋其中的社會(hui) 機製：既然個(ge) 案包含社會(hui) 中的全部構成信息，通過個(ge) 案研究就能認識整個(ge) 社會(hui) 。當然，雖然一個(ge) 體(ti) 細胞可以克隆出羊，但是克隆羊隻具有羊的基本特征，羊與(yu) 羊之間仍有差異。因此，社會(hui) 全息論視野下的個(ge) 案研究讓學者有機會(hui) 勾勒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從(cong) 本體(ti) 論的角度講，個(ge) 案中包含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而從(cong) 認識論的視角講，“個(ge) 案中的社會(hui) ”研究的價(jia) 值取決(jue) 於(yu) 研究者能否用科學歸納的方法認識或接近認識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

　　然而，從(cong) 個(ge) 案中直接認識社會(hui) 具有難度。人類學采取的研究策略是將調查研究的時間拉長到1年以上，通過浸泡在經驗中以長周期的觀察認識社會(hui) 。社會(hui) 學中的類型研究，則采用多案例比較分析的研究進路，通過對多個(ge) 社區或區域社會(hui) 的比較研究，逐步歸納作為(wei) 整體(ti) 的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在這個(ge) 方麵，華中鄉(xiang) 土派提出的飽和經驗法具有實際操作價(jia) 值。華中鄉(xiang) 土派主張研究者在正式開啟學術研究前，應有8～10個(ge) 省，每省1～2個(ge) 村，每村不低於(yu) 15天的駐村調研經曆。在駐村調研期間，研究者應關(guan) 注村莊作為(wei) 社會(hui) 的全息特征，需對村莊經濟、政治、社會(hui) 和文化等各個(ge) 層麵的情況進行整體(ti) 調研。研究者在調研歸來後，均需撰寫(xie) 村治模式。村治模式是對村莊人民生活和村莊治理邏輯的各個(ge) 主要側(ce) 麵及不同側(ce) 麵相互邏輯關(guan) 係的全麵刻畫。首先，研究者通過在村莊內(nei) 部提問題並在村莊內(nei) 部回答問題的方式，深入理解村民生活的自洽邏輯和村莊治理的內(nei) 在機製。然後，研究者通過對多個(ge) 地區村莊的全麵比較研究，就會(hui) 發現在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不同區域農(nong) 民行動單位不同，同樣的政策、法律和製度在實踐過程、機製與(yu) 效果方麵有差異(賀雪峰，2020)。最終，研究者通過聚焦差異的比較研究，既可以深化對社會(hui) 基本架構的一般認識，又可以認識中國鄉(xiang) 村的細微結構差異，從(cong) 中抽離影響不同區域農(nong) 民生活和村莊治理的主要變量，從(cong) 而以多個(ge) 微型社會(hui) 的研究建構對宏觀社會(hui) 的理解。

　　賀雪峰提出的農(nong) 民行動單位的研究，即是在遵循上述村莊與(yu) 區域社會(hui) 比較研究思路的基礎上，為(wei) 團結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種村莊類型的構建提供理論基礎。由此，多案例比較研究為(wei) 學界提供了一種認識中國社會(hui) 的重要方法，實現了通過(多)個(ge) 案看社會(hui) 的目標。然而，通過多案例比較研究發現的理論是否具有解釋力，還需要回到經驗、回到新個(ge) 案進行判斷。該理論如果能夠不斷詮釋新的個(ge) 案，詮釋新的經驗現象，就說明其具有實踐解釋力。如上所述，村級負債(zhai) 的區域差異即可以用農(nong) 民行動單位理論解釋。再以農(nong) 民自殺研究為(wei) 例，南方區域的村莊是團結型社會(hui) ，宗族的影響力較強，父權製特征明顯，子代對親(qin) 代以及妻子對丈夫都表現出依附性特征，導致農(nong) 村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性在家庭權力結構中處於(yu) 劣勢、成為(wei) 自殺率偏高的群體(ti) ；北方區域的村莊是分裂型社會(hui) ，村莊內(nei) 部小親(qin) 族之間高度競爭(zheng) ，中年人需要帶領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過上不比別人差的“好日子”，導致不堪重負的中年人成為(wei) 該區域自殺率偏高的群體(ti) ；中部區域的村莊是分散型社會(hui) ，缺少超越家庭的血緣連接紐帶，人際關(guan) 係包括親(qin) 代與(yu) 子代關(guan) 係的理性化程度普遍較高。由於(yu) 子代經濟獲取能力高於(yu) 親(qin) 代，子代相比親(qin) 代在家庭權力結構中處於(yu) 優(you) 勢地位，導致該區域的農(nong) 村老年人更易選擇自殺行為(wei) (劉燕舞，2014)。由此，以農(nong) 民行動單位為(wei) 基礎的區域社會(hui) 研究，提供了一個(ge) 認識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理論視角。

　　中國是一個(ge)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且區域間差異明顯的大國，這既是學界的共識，又是人們(men) 普遍接受的常識。社區研究和“擴大了的社區”研究，符合社會(hui) 全息論的理論主張，能夠以小見大、以局部看整體(ti) ，幫助認識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因此，從(cong) 理論邏輯上講，經過不同社區或區域社會(hui) 的比較研究，從(cong) 一定數量的個(ge) 案中歸納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找到主要變量，就可以統合對社會(hui) 的整體(ti) 理解，實現“個(ge) 案中的社會(hui) ”的研究目標。進而，如果能夠運用建構的“社會(hui) ”的基本架構認識每個(ge) 新個(ge) 體(ti) ，驗證“社會(hui) 中的個(ge) 案”成立，就意味著這樣的研究路徑是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可行方式。但是，正如人口克隆技術，由A的體(ti) 細胞克隆出來的A+雖然具有與(yu) B和C一樣作為(wei) 同一個(ge) 物種的基本特征，但是A+卻不可能在樣貌特征和性格特點等方麵與(yu) B和C相同，甚至與(yu) A也會(hui) 具有差異。所以，經“個(ge) 案中的社會(hui) ”研究到“社會(hui) 中的個(ge) 案”研究，實現的目標是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基本架構，而不是血肉豐(feng) 滿的整體(ti)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個(ge) 案研究可以回答代表性問題。顯然，要通過這樣的路徑實現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目標，需要依靠學術共同體(ti) 的長期合作與(yu) 持續努力。

　　四、調查研究與(yu) 理論創新：超越案例研究

　　以費孝通的江村為(wei) 代表的社區研究和以弗裏德曼的華南地區宗族網絡為(wei) 代表的區域社會(hui) 研究均是個(ge) 案研究，但是個(ge) 案研究並非都是社區或區域社會(hui) 研究。上述的個(ge) 案研究將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視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基本構成部分，其學術旨趣是通過微型社會(hui) 研究實現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目標，從(cong) 而使個(ge) 案獲得超越案例本身的價(jia) 值。但是，個(ge) 案研究還可以直接與(yu) 理論研究關(guan) 聯起來，通過個(ge) 案進行理論的啟發、檢驗或建構，為(wei) 從(cong) 理論上認識鄉(xiang) 村中國提供另外一條研究進路。格爾茨(1999)認為(wei) ，個(ge) 案研究可以超越“從(cong) 小地方捕捉大世界”的認識前提，通過“深描”個(ge) 案所蘊藏的特有形態，對個(ge) 案進行分析與(yu) 概括，以加深對理論的反思性理解，進而形成新的理論認識。在“以微見宏”目標導向下的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研究中，個(ge) 案的代表性受到質疑，但是，理論導向下研究的個(ge) 案不再是本體(ti) 論意義(yi) 上的宏觀社會(hui) 的微觀縮影，而是主要作為(wei) 一個(ge) 分析對象。個(ge) 案研究是質性研究，而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案例不具備統計學意義(yi) 上的樣本屬性。個(ge) 案研究要求個(ge) 案具備典型性，通過個(ge) 案研究尋找典型性，進行擴大化推理，從(cong) 中提煉具有更廣解釋力的一般性理論(王寧，2002)、或修正和擴大“普遍規則”的邊界(李培林，2019)。這使個(ge) 案研究得以走出“個(ge) 案”，成為(wei) “擴展個(ge) 案”研究，從(cong) 而走向宏大場景，達到擴展個(ge) 案法進行理論重構的研究目的(盧暉臨(lin) 、李雪，2007)。

　　從(cong) 典型案例出發的個(ge) 案研究是一項為(wei) 認識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提供可能性解釋的科學活動。渠敬東(dong) 認為(wei) ，個(ge) 案研究可以綜合運用人文地理誌、製圖術、人口誌、曆史編纂學、傳(chuan) 記學、語詞編纂學等各類民族誌方法，以典型案例的“事件化”過程分析，激活原本蟄伏的各種社會(hui) 因素，使社會(hui) 建構得以在各要素的頻繁互動中持續進行，從(cong) 而展現社會(hui) 存在的複雜性和豐(feng) 富性特征，厘清一係列事件相繼發生的邏輯鏈條，發現鏈條形成與(yu) 發展中的主導性社會(hui) 機製，最終通過結構化的方式呈現社會(hui) 的總體(ti) 圖景(渠敬東(dong) ，2019)。雖然“邁向社會(hui) 全體(ti) 的個(ge) 案研究”所呈現的仍然不是完整的圖景，但能使個(ge) 案研究成為(wei) 一種認識整體(ti) 社會(hui) 的可行途徑。因而，該路徑中個(ge) 案研究的學術價(jia) 值在於(yu) 理論層麵：基於(yu) 個(ge) 案發現的理論，進行擴大化推理越成功，該研究的科學性越強。

　　理論導向下的案例研究主要為(wei) 專(zhuan) 題研究，旨在通過對某一專(zhuan) 業(ye) 領域典型案例的“過程—事件分析和結構—製度分析”發現案例背後潛藏的理論。案例研究的目標，不是深描案例呈現的故事，而是產(chan) 出知識。案例分析，需要遵循認識活動共享的一般邏輯和原則，挖掘表麵背後的本質關(guan) 聯，並與(yu) 一般性知識建立聯係，使具體(ti) 的案例可以和現有知識形成對照，推進知識更新，並在相關(guan) 知識體(ti) 係中獲得累進性位置(張靜，2018)。個(ge) 案研究的知識產(chan) 出，既可以是“突發式”的，也可以是“累進式”的，但產(chan) 出的知識都是一種“情境性理論”(王富偉(wei) ，2012)，其價(jia) 值體(ti) 現在所產(chan) 出知識能否嵌入相關(guan) 研究的學術傳(chuan) 承脈絡以及嵌入的程度。因此，案例研究，需要在與(yu) 前人提出的理論進行對話、辯論、再闡釋的基礎上，深化人們(men) 對相關(guan) 實踐的認識，凝練內(nei) 涵更豐(feng) 富、經驗闡釋能力更強的新理論。

　　然而，在當下中國，西方理論仍是指導案例研究的主要理論。西方理論是基於(yu) 西方經濟社會(hui) 發展實踐，經過分析與(yu) 概括提煉出的“地方性知識”。應該以什麽(me) 樣的標準，持何種態度認識西方理論在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中的“指導地位”，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受德國社會(hui) 學家韋伯的價(jia) 值中立思想影響，學者們(men) 從(cong) 事社會(hui) 學研究需要將價(jia) 值中立作為(wei) 最基本的方法論準則，在研究中保持中立態度。但是，要真正在研究中做到價(jia) 值中立實非易事。周黎安(2019)認為(wei) ，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中，西方理論的功能可以分為(wei) 三類：一是作為(wei) 分析基準，通過對比中國現象與(yu) 該基準的差異，從(cong) 中發現中國的特色；二是作為(wei) 預測基準，通過將西方理論中蘊含的發展指向套用於(yu) 中國實踐，分析認為(wei) 中國發展最終也將走向這個(ge) 基準所預測的方向；三是作為(wei) 價(jia) 值基準，將西方基準所描述的狀態視為(wei) 理想狀態，然後根據這個(ge) 基準反觀中國實踐，認為(wei) 任何與(yu) 其產(chan) 生的偏離都是需要糾正的問題。從(cong) 中可見，如果將西方理論作為(wei) 預測基準和價(jia) 值基準，就會(hui) 使研究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價(jia) 值指向，忽視中國經驗具有的獨特理論價(jia) 值，使理論與(yu) 經驗失去對話的可能，不利於(yu) 通過調查研究真正地認識中國社會(hui) 。即便將西方理論作為(wei) 分析基準，也會(hui) 使西方理論導向下的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受到質疑。作為(wei) 中國學者，如果將西方理論視作“地方性知識”，以其為(wei) 基準分析中國實踐，就不能滿足於(yu) 從(cong) 比較分析中發現中國的特色或用中國經驗證實和證偽(wei) 西方理論，而應該有基於(yu) 中國發展實踐提出更高層次理論的追求目標。

　　麵對急劇變遷的世界，任何理論都難以成為(wei) 真理，社會(hui) 科學研究不能依賴從(cong) 理論到假設、再到經驗證據、最終返回到理論的常規研究進路。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更不能以西方理論作為(wei) 基準展開邏輯論證，而應該紮根田野，從(cong) 實踐出發，通過案例和多案例比較研究推進理論創新。其中，學界在長期研究中形成的以下兩(liang) 個(ge) 調查研究傳(chuan) 統值得重視：

　　一是“經驗—理論比較與(yu) 重構—經驗”的循環研究傳(chuan) 統。黃宗智(2020)認為(wei) ，應將現有的理論當作問題，從(cong) 經驗證據出發，根據精準的經驗研究，對現有不同流派的理論進行取舍、對話、改造和推進，提出更符合經驗實際的概括(新理論)，再返回到經驗和實踐世界中檢驗。同時，他提出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yi) 認識論的屏障，繼承中華文明的核心道德觀，通過與(yu) 西方啟蒙時期形成的“實用理性”和“絕對命令”等黃金規則進行對比，尋找雙方的共同性，以此為(wei) 指引建立一個(ge) 新型的話語體(ti) 係，以具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hui) 科學研究推動中國建立有自主性的社會(hui) 科學。因此，理論導向下的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既要回應理論研究的價(jia) 值問題，又要處理理論與(yu) 經驗的關(guan) 係問題。正如費孝通將其一生學術研究的基本追求定位為(wei) “誌在富民”一樣，社會(hui) 學人不管是從(cong) 事狹義(yi) 的案例或多案例比較研究，還是從(cong) 事廣義(yi) 的經驗研究，都應該沿著前輩學人開創的學術傳(chuan) 統，積極以理論創新回應中國發展的時代關(guan) 切，服務人民群眾(zhong) 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由此，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才能基於(yu) 中國實踐，創造性地理解各種“地方性知識”，構建更富東(dong) 西方文明包容性的理論。

　　近一百年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帶領中國人民正是在不斷回應時代關(guan) 切中持續推進理論創新，與(yu) 時俱進地為(wei) 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理論指導。二十世紀初，青年毛澤東(dong) 就非常重視農(nong) 村調查研究。1917年夏天，毛澤東(dong) 以遊學的方式到湖南長沙、安化等五縣農(nong) 村開展了一個(ge) 多月的調查研究。從(cong) 1925年到1927年，他先後基於(yu) 農(nong) 村社會(hui) 調查經驗撰寫(xie) 《中國社會(hui) 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nong) 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yu) 革命的態度》和《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專(zhuan) 題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毛澤東(dong) 將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國實踐相結合開展研究，為(wei) 革命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和現實需要的指導理論。後來，毛澤東(dong) 在《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調查》中提道，他雖然是從(cong) 書(shu) 本中了解到階級鬥爭(zheng) 是社會(hui) 發展的原動力，但是從(cong) 書(shu) 本中隻取了“階級鬥爭(zheng) ”四個(ge) 字，而其對中國鄉(xiang) 村階級鬥爭(zheng) 問題的認識則來自農(nong) 村調查實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82)。毛澤東(dong) 指出，中國無產(chan) 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jun) 是農(nong) 民，而組織農(nong) 民的關(guan) 鍵是組織自耕農(nong) 、半自耕農(nong) 、半益農(nong) 、貧農(nong) 、雇農(nong) 和手工業(ye) 工人。他認為(wei) 要將農(nong) 民從(cong) 地主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四條繩索的束縛中解救出來，使農(nong) 民成為(wei) 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在隨後的革命道路中，毛澤東(dong) 堅持反對本本主義(yi) ，從(cong) 實踐出發，不斷開展調查研究，持續豐(feng) 富黨(dang) 的階級認識和農(nong) 民理論，最終帶領中國人民以農(nong) 民革命的方式贏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建設實踐，基本上沿用革命時期形成的階級理論和分類治理理論作指導。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二十一世紀初期，隨著“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黨(dang) 的農(nong) 村政策發生重大調整，富人治村現象日益增多。黨(dang) 的十六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要積極推進城鄉(xiang) 統籌發展，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培養(yang) 有文化、懂技術、會(hui) 經營的新型農(nong) 民。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戰的深入開展，精準扶貧政策成為(wei) 黨(dang) 和國家在新時期送福利下鄉(xiang) 、改善與(yu) 貧弱農(nong) 民關(guan) 係的核心舉(ju) 措，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從(cong) 中可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長期實踐中，關(guan) 於(yu) 農(nong) 民問題的理論認識不斷深化。

　　二是“經驗—理論提煉與(yu) 創新—經驗”的循環研究傳(chuan) 統。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學在長期發展中還形成了從(cong) 經驗出發，到理論提煉與(yu) 理論創新，再到經驗中循環往返論證的研究傳(chuan) 統。該傳(chuan) 統的研究成果首推《江村經濟》。費孝通(2006a)在這本書(shu) 中，沒有用一個(ge) 成熟的理論統領全書(shu) ，而是基於(yu) 人類學的經驗觀察提出了諸多理論創新點。比如，他打破當時農(nong) 村研究主要關(guan) 注種植業(ye) 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農(nong) 村經濟是由種植業(ye) 和手工業(ye) 共同組成的新觀點。由此開始，他在後續的中國紳士研究中，提出了農(nong) 民家計模式理論：農(nong) 民的家庭收入既包括種植業(ye) 的收入，又包括手工業(ye) 的收入。資本主義(yi) 國家轉嫁經濟危機，將過剩的工業(ye) 品向中國市場傾(qing) 銷，嚴(yan) 重打擊了中國鄉(xiang) 村手工業(ye) ，使農(nong) 民家庭失去手工業(ye) 收入而走向破產(chan) (費孝通，2006c)。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隊企業(ye) 轉型，鄉(xiang) 鎮企業(ye) 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機會(hui) ，農(nong) 民居家就能夠獲得一份非農(nong) 就業(ye) 收入。正是因此，費孝通非常重視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發展。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農(nong) 民的家庭收入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遷。到2015年，工資性收入在農(nong) 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農(nong) 業(ye) 經營性收入。由此可見，家計模式理論具有跨時代的解釋力，中國革命和發展的實踐沒有使農(nong) 民家庭完全依靠農(nong) 業(ye) 或依靠工業(ye) 。農(nong) 民家庭依靠亦工亦農(nong) 雙份收入的兼業(ye) 模式，既支撐著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又支撐著中國農(nong) 業(ye) 的現代化發展，從(cong) 而打破了西方理論對農(nong) 民城鎮化和農(nong) 業(ye) 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

　　上述兩(liang) 種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的傳(chuan) 統能及時總結新的生動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二者相同的地方，一是以“改造中國”為(wei) “認識中國”的目標，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二是將實踐放在理論創新的首位，重視中國人民生活實踐的價(jia) 值，從(cong) 實踐中提煉理論，使理論更契合中國實際、富有中國特色；三是不迷信理論，能夠洞悉知識的生產(chan) 邏輯，在經驗與(yu) 理論的循環往複中發展理論，使理論能夠與(yu) 時俱進地回應時代關(guan) 切。二者的差異突出表現在：前者是革命派的思維，始終明確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立場、觀點和方法，要求透過現象看本質，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為(wei) 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服務；後者是改良派的思維，要求立足中國持續發展的豐(feng) 富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並不斷傳(chuan) 承、發展和完善相關(guan) 理論，為(wei) 推動城鄉(xiang) 社會(hui) 有序發展服務。

　　五、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在理想與(yu) 現實的穿梭中迎來時代機遇

　　近代以來，中國逐漸卷入世界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體(ti) 係，經濟、政治、社會(hui) 和文化諸方麵受到嚴(yan) 重衝(chong) 擊，陷入總體(ti) 性危機的泥潭。作為(wei) 一個(ge) 農(nong) 村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國家，“中國鄉(xiang) 村向何處去”關(guan) 係著中國的出路和發展問題，引起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關(guan) 注。以梁漱溟為(wei) 代表的鄉(xiang) 村建設派，深入農(nong) 村開展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通過參與(yu) 式觀察和行動研究發現：西方文化的輸入、國內(nei) 興(xing) 起的維新革命和民族自救運動都在破壞鄉(xiang) 村，隻有“建設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梁漱溟，2011)；以費孝通為(wei) 代表的學院派，通過持續開展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不斷總結提煉新理論，分析認為(wei) ：隻有在發展家庭工業(ye) 的同時，推動以農(nong) 民合作為(wei) 基礎的鄉(xiang) 土工業(ye) 發展，才能推動中國經濟複興(xing) (費孝通，2006b)；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則從(cong) 農(nong) 村調查中汲取資源，研究提出：中國的基本問題是農(nong) 民問題，解決(jue) 農(nong) 民問題的關(guan) 鍵是解決(jue) 土地問題。從(cong) 中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展農(nong) 村社會(hui) 調查，認識鄉(xiang) 村中國，不僅(jin) 是為(wei) 了討論鄉(xiang) 村的發展問題，還是為(wei) 了探討中國的未來。鄉(xiang) 村建設派提出的諸多觀點對二十一世紀以來的新農(nong) 村建設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實踐有啟發，學院派的研究推動了中國社會(hui) 學本土化的發展，而在“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的國際國內(nei) 形勢下，毛澤東(dong) 等人的農(nong) 村調查研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曆史進程，為(wei) 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會(hui) 學學科的恢複發展，費孝通等一批知識分子重新深入農(nong) 村，開展鄉(xiang) 鎮企業(ye) 、小城鎮建設和農(nong) 民家計模式等研究，為(wei) 改革開放後的鄉(xiang) 村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到九十年代，中國社會(hui) 科學開始與(yu) 國際接軌，開啟了學術規範化改革的新時期。隨著西方社會(hui) 學理論的批量輸入，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中經驗與(yu) 實踐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yu) 理論。於(yu) 是，以西方理論為(wei) 基準，分析中國經驗、預測中國未來、批判中國現實的研究開始占據主導位置。當然，在這一時期，社會(hui) 學人在認識鄉(xiang) 村中國的道路上依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推動著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的發展。但是，整體(ti) 來看，社會(hui) 學和其他社會(hui) 科學學科一樣，理論研究滯後於(yu) 實踐發展，未能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發展提供一套成熟的理論解釋框架，對中國發展經驗的詮釋力有限。這反映出學界在西方理論的衝(chong) 擊和學科規範化發展的壓力下，缺乏學術自信和文化自覺意識，將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的發現置於(yu) 西方理論框架下進行思考，關(guan) 注中國經驗“證實”抑或“證偽(wei) ”了什麽(me) ，而非從(cong) 調查經驗出發，從(cong) 知識生產(chan) 的角度，致力於(yu) 發現經驗的理論價(jia) 值。

　　新時代呼喚中國社會(hui) 科學快速發展。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詮釋中國經驗，變“理論輸入”為(wei) “理論輸出”，提升國家軟實力，是社會(hui) 學人需要麵對的重大挑戰，也是推進理論創新的重大機遇。近些年，有關(guan) 社會(hui) 學本土化發展問題的討論日益增多，反映出社會(hui) 學人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意識正在增強。農(nong) 村社會(hui) 學需要回到本土化發展的初衷，立足中國實踐，持續開展調查研究，堅持做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不斷推進理論創新。

　　就當前的形勢來講，一是廣義(yi) 的社區研究和社區比較研究進入新時代。廣義(yi) 的社區研究旨在以局部社會(hui) 研究達到認識中國社會(hui) 總體(ti) 圖景的目的。隨著經濟社會(hui) 快速發展，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在發生質的變遷：一方麵國家政權建設的持續深入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快速推進，使權力、市場和技術等現代性因素滲透進人們(men) 的生產(chan) 生活，影響並改變人們(men) 的生產(chan) 生活習(xi) 慣，形塑他們(men) 的日常行為(wei) 邏輯。隨著農(nong) 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nong) 民在村莊中就可以滿足最基本的消費需求，這消解著施堅雅基層市場共同體(ti) 理論的解釋力；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新文化傳(chuan) 統的形成和國家權力對宗族、廟會(hui) 等舊有社會(hui) 組織的規訓，宗族網絡和廟會(hui) 活動對人們(men) 的影響力在下降，這使已有的相關(guan) 理論逐漸失去對現實社會(hui) 的詮釋力。另一方麵，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血緣關(guan) 係和地緣關(guan) 係的重要性持續下降，社會(hui) 交往方式和人際關(guan) 聯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家庭權力結構和代際倫(lun) 理秩序不斷調整，鄉(xiang) 村社會(hui) 性質正在發生質變。由此，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的趨同性特征處於(yu) 不斷加強之中，“一主多次”的分析思路將在未來遭遇挑戰。同時，從(cong) 認識曆史和當下中國的角度來講，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hui) 的研究材料日益豐(feng) 富。這為(wei) 通過比較研究，抽象一般性框架，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理論，認識巨變中的中國社會(hui) 創造了新機遇。

　　二是理論導向下的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需要持續回應中國發展的時代關(guan) 切。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原動力。隨著人工智能、雲(yun) 計算、大數據等新興(xing) 技術的快速發展，中國正在與(yu) 世界發達國家同步進入技術革命與(yu) 人類社會(hui) 變遷的新時代，而中國鄉(xiang) 村已進入“後鄉(xiang) 土社會(hui) ”(陸益龍，2017)的發展階段。當前，農(nong) 村社會(hui) 學調查研究要不忘初心，將認識鄉(xiang) 村中國，改造鄉(xiang) 村中國，推進社會(hui) 學本土化發展作為(wei) 曆史使命：一方麵承繼“經驗—理論比較與(yu) 重構—經驗”的循環研究傳(chuan) 統，從(cong) 實踐出發，關(guan) 注中國鄉(xiang) 村經驗與(yu) 西方現有理論之間的悖論，不斷重構與(yu) 發展理論，推進知識的累積和理論內(nei) 涵的擴容，為(wei) 構建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的社會(hui) 學理論貢獻中國智慧；另一方麵繼續堅持“經驗—理論提煉與(yu) 創新—經驗”的循環研究傳(chuan) 統，立足中國實踐，進行分析與(yu) 概括，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議題，凝練新的理論框架，形成基於(yu) 實踐的本土化理論。隨著中國在全球化體(ti) 係中的位置進一步從(cong) 邊緣向中心轉變，這些看似“地方性知識”的理論，就會(hui) 成為(wei) 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不同的語言文本向外輸出，獲得深遠的學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