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日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cong) 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wei) 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wei) 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wei) 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yu) 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nong) 、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wei) 教授、留校的畢業(ye) 生與(yu) 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guan)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yu) 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yu) 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wei) 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yu) 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yu) 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wei) 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ge) 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guan) ，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yan) 幼陵君為(wei) 北京大學校長。兩(liang) 年後，嚴(yan) 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yu) 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yu) 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cong) 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zhuan) 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wei) 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yu) 本示我。我對於(yu) 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yu) 劉申叔君同在《警鍾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ge) 人又支持了好幾個(ge) 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jue) 意聘他。從(cong) 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yu) 之訂定。於(yu) 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yu) 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men) 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xi) 慣。他們(men) 平日對於(yu) 學問上並沒有什麽(me) 興(xing) 會(hui) ，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ye) 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yi) ，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shu) ，下課時，把講義(yi) 帶回去，堆在書(shu) 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ye) 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yi) ，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ge) 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wei) 避免學生的懷恨與(yu) 顧全自身的體(ti) 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men) 了。於(yu) 是他們(men) 不用功的習(xi) 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cong) 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wei) 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wei) 中堂或大人）。他們(men) 的目的，不但在畢業(ye) ，而尤注重在畢業(ye) 以後的出路。所以專(zhuan) 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men) 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yan) 格一點，他們(men) 就借個(ge) 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men) 還是歡迎得很，因為(wei) 畢業(ye) 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ju) 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yu) 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wei) 天職，不當以大學為(wei) 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xi) 慣，止有從(cong) 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men) 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ge) 人，所以一方麵與(yu) 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nong) 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麵整理英文係。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men) 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yu) 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yu) 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men) 並存。我信為(wei) 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men) 寫(xie) 字，為(wei) 應用起見，自然要寫(xie)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xie) 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wei) 人寫(xie) 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xie) 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ge) 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men) 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xi) 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cong) 前在教育部時，為(wei) 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wei) 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yu) 預科學長的誤會(hui) ，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hui) 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ti) 育兩(liang) 方麵；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ye) 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ge) 預科大學的名義(yi) ，信箋上亦寫(xie) 此等字樣。於(yu) 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yu) 他校的界限，常為(wei) 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liang) 科。北京又有一工業(ye) 專(zhuan) 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wei) 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並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yu) 礦冶工並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yu) 法專(zhuan) 並成一科，專(zhuan) 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jin) 有一種普通商業(ye) 學教課，於(yu) 是並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ye) 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ge) 理想，以為(wei) 文、理兩(liang) 科，是農(nong) 、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liang) 科來。所以文、理兩(liang) 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liang) 科的教員與(yu) 畢業(ye) 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guan) 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guan) 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zhuan) 辦文、理兩(liang) 科，名為(wei) 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zhuan) 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yu) 術的區別。因為(wei) 北大的校舍與(yu) 經費，決(jue) 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wei) 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yu) 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wei) 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ti) 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wei) 分別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ju) 彼對於(yu) 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yu) 他辯。這兩(liang) 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liang) 種不同的見解。

這兩(liang) 函雖僅(jin) 為(wei) 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yu) 辯護，然北大已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yu) 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yu) 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wei) 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wei) 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yu) 政治有特殊興(xing) 趣者，可以個(ge) 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ti) ，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wei) 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men) ，他們(men) 一定要參與(yu) ；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yu) 巴黎和約與(yu) 罷免親(qin) 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wei) 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men) 了。他們(men) 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yu) 各專(zhuan) 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jue) 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chuan) 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yu) 政府的糾紛，我個(ge) 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麵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麵秘密出京，時為(wei) 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yu) 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hui) 工商界的同情與(yu) 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wei) 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jue) 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yu) 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wei) 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麵都要我複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jue) 不回去，不但為(wei) 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er)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ge) 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jue) 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hui) ，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zhuan) 研學術，不可常為(wei) 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ti) 學生歡迎會(hui) 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hui) 公舉(ju) ，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cong) 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hui) ，使學校決(jue) 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liang) 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hui) ，均以教授為(wei) 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yu) 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guan) 於(yu) 文學、哲學等學係，本來有若幹基本教員，自從(cong) 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誌，所以興(xing) 會(hui) 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hui) 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方麵，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係，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係，李仲揆君主持地質係。在化學係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wei) 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係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dong) 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yu) 是整理各係的實驗室與(yu) 圖書(shu) 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yu) 庭園，使合於(yu) 講演之用。在社會(hui) 科學方麵，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麵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麵廣購圖書(shu) 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yu) 是北大始達到各係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wei) 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wei) 什麽(me) 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zhuan) 收男生的規定；從(cong) 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ge) 計劃，分征集、纂輯兩(liang) 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liang) 類；均從(cong) 長編入手。並編曆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征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yu) 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er) 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yu) 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yu) 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yu) 美育的設備，曾設書(shu) 法研究會(hui) ，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書(shu) 研究會(hui) ，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le) 研究會(hui) ，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xi) 。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而習(xi) 兵操，對於(yu) 北大學生之願受軍(jun) 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jun) ，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裏、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恒，曆十年如一日，實為(wei) 難得的軍(jun) 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yu) 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yu) 彭君此舉(ju) ，在公議上，認為(wei) 是蹂躪人權獻媚軍(jun) 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yu) 考察教育時為(wei) 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wei) 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yu) 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諸君會(hui) 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yu) 是一麵遞辭呈，一麵離京。隔了幾個(ge) 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yu) 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jue) 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zheng) ，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製，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yu) 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yi) ，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yi) ，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