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鄉(xiang) 宴之禮，明長幼之序，敦親(qin) 睦之情

中國古代重禮製、序尊卑的禮法文化，上行之於(yu) 朝堂，下貫徹於(yu) 鄉(xiang) 裏。從(cong) 周朝起，所實行的鄉(xiang) 宴之禮，就是禮法文化的具體(ti) 貫徹。

根據周禮，鄉(xiang) 宴之禮，也就是定期舉(ju) 行鄉(xiang) 宴，以和鄉(xiang) 黨(dang) 之情，以明長幼之序，以敘倫(lun) 常之親(qin) 。由於(yu) 鄉(xiang) 宴之禮有助於(yu) 基層的穩定，所以受到曆代統治者一貫的重視。《禮記·射義(yi) 》中說：“鄉(xiang)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禮記·經解》中說：“鄉(xiang)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zheng) 鬥之獄繁矣。”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xiang) 飲酒於(yu) 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晉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十二月，“帝臨(lin) 辟雍，行鄉(xiang) 飲酒之禮”。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下詔頒行《鄉(xiang) 飲酒禮圖式》，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yu) 儒學行之。為(wei) 了彰明教化，規範鄉(xiang) 飲酒禮的舉(ju) 行，洪武二十二年，“命凡有過犯之人列於(yu) 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yu) 善良之中，著為(wei) 令”。清朝仍重視鄉(xiang) 飲酒禮，曆代皇帝均較為(wei) 關(guan) 注各地尤其是順天府鄉(xiang) 飲酒禮的舉(ju) 行，雍正元年，雍正帝特諭順天府府尹：“鄉(xiang) 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製。近聞年久，視為(wei) 具文，所備筵宴，亦多草率，爾衙門應加謹舉(ju) 行。”

鄉(xiang) 宴之禮起到了明禮義(yi) 、重倫(lun) 序、宣教化、彰良善、黜奸邪、移風俗的積極作用。鄉(xiang) 宴之禮曆朝均無定期，或於(yu) 正月、或於(yu) 三月、或於(yu) 孟冬，擇吉舉(ju) 行，此項禮儀(yi) 由周至清一直延續三千餘(yu) 年，可見其積極的教化作用值得認真總結。

善教化民，興(xing) 學育才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從(cong) 總結曆史的經驗中認識到，善教與(yu) 善治密不可分。善教化民、興(xing) 學育才對於(yu) 良好的鄉(xiang) 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善教的內(nei) 涵可以分為(wei) 以下幾點：

一是明禮樂(le) ，正人心，敦風俗。

早在周初，周公製禮作樂(le) 並與(yu) 政刑相結合，共同治國，形成禮法之治，造就了成康盛世，為(wei) 後世以善教求善治提供了極為(wei) 珍貴的經驗。隨著“樂(le) 以刑殺為(wei) 威”的秦朝二世而亡，儒家禮樂(le) 之治成為(wei) 意識形態的核心，以致自漢始迄至明清均以明禮樂(le) 作為(wei) 善教的首要之舉(ju) 。

《漢書(shu) ·禮樂(le) 誌》強調，無論治身還是治國，都不可失於(yu) 禮樂(le)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le) 之用為(wei) 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wei) 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luan) 及之矣。”

禮與(yu) 樂(le) 雖有功能上的差異，但就治國而言，二者是殊途同歸的。《漢書(shu) ·禮樂(le) 誌》說：“樂(le) 以治內(nei) 而為(wei) 同，禮以修外而為(wei) 異；同則和親(qin) ，異則畏敬；和親(qin) 則無怨，畏敬則不爭(zheng) 。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le) 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wei) 一體(ti) 。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yu) 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qin) 之說難形，則發之於(yu) 詩歌詠言，鍾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此禮樂(le) 之本也。故曰：‘知禮樂(le) 之情者能作，識禮樂(le) 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對於(yu) 禮之用，論者頗多，知之者亦眾(zhong) 。對於(yu) 樂(le) 之用，古聖先賢之所以津津樂(le) 道，就在於(yu) “樂(le) 者，聖王之所樂(le)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le) ，而民和睦”。“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le) ，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

總而言之，明禮樂(le) 可以正人心，教風俗，序尊卑，和上下，使國家臻於(yu) 善治。

二是重人倫(lun) ，盡忠孝，愛國家。

中國古代進入文明社會(hui) 之後，維係倫(lun) 常關(guan) 係的血緣紐帶依然強固，倫(lun) 常關(guan) 係是最重要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並為(wei) 宗法製度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基礎。

儒家非常重視人倫(lun) 關(guan) 係，孟子曾尖銳地指出，疏於(yu) 人倫(lun) 教化與(yu) 禽獸(shou) 無異，他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lun) 之中以孝為(wei) 先。孝作為(wei) 倫(lun) 理道德的基本原則，不僅(jin) 是修身的重要信條，也是齊家的根本規範。正因為(wei) 如此，有些王朝標榜以孝治天下，有些帝號也冠以孝字，如漢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

在中國古代立法中，除不孝為(wei) 重罪外，還出現了“不悌”“不睦”“不友”“不姻”“不敬祖”等新的罪名。隋唐製定的十惡大罪，不孝為(wei) 其中之一，此項法律規定一直沿用至晚清修律止。法律除以嚴(yan) 刑懲治不孝罪外，還賦予父母對子女的教令權和對不孝子女的送懲權，即請求官府代為(wei) 懲治。

尤須指出，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在提倡孝親(qin) 的同時，進而強調孝親(qin) 與(yu) 忠君的密不可分，所謂在家為(wei) 孝，在國為(wei) 忠，由家而國，移孝作忠。孔子說：“君子之事親(qin) 孝，故忠可移於(yu) 君。”

在國家的製定法中，法律也嚴(yan) 懲不忠於(yu) 國家的反叛罪。在十惡大罪中，謀反、謀叛列於(yu) 十惡之首，犯之者不僅(jin) 本人處死，而且株連家族，其刑罰之嚴(yan) 酷迄至明清愈演愈烈。國家不僅(jin) 運用法律懲治不孝、不忠之罪，以強化孝親(qin) 與(yu) 忠君愛國的意識，還借助儒家學說的傳(chuan) 播與(yu) 滲透，使孝與(yu) 忠深入人心，成為(wei) 不可動搖的道德信條和自覺遵守的行為(wei) 規範，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孝親(qin) 愛國的民族精神。這就使得道德義(yi) 務與(yu) 法律義(yi) 務相統一，個(ge) 體(ti) 在整體(ti) 中的地位也由此而界定明確，這種民族精神有助於(yu) 建立禮法控製下的社會(hui) 秩序。

三是設學校，育人才，興(xing) 文治。

古之政治家、思想家，都積極主張設學校以育人才、以興(xing) 文治，這也是強國之本。

西漢成帝時下詔仿古之太學，選通達之士為(wei) 博士，以傳(chuan) 先王之道。漢元帝更以“尊師而重傅”為(wei) “國之將興(xing) ”的標誌。《北史·劉芳傳(chuan) 》以十分簡潔的語言表達了設學校的重要：“夫為(wei) 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wei) 先。”宋王安石變法時，曾建議神宗興(xing) 建學校，改革貢舉(ju) 之法，得到神宗的支持。

明代基層非常重視鄉(xiang) 學、鄉(xiang) 教，“鄉(xiang) 裏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shu) 者盡得預焉。又謂之社學……守令於(yu) 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為(wei) 師訓，在官府稱為(wei) 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千字文》為(wei) 首，繼以經史曆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報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其秀才之尤者貢之朝”。

清朝建立以後，雍正元年，禮部侍郎蔣廷錫疏言：“國家廣黌序，設廩膳，以興(xing) 文教，乃生員經年未嚐一至學宮。請敕學臣通飭府、州、縣、衛教官，凡所管生員，務立程課，麵加考校，講究經史……”蔣廷錫的奏疏一則督勵生員勤學經史，定期考核以定優(you) 劣；一則請立社學，年12以上，20以下皆可入學。此疏“下部議，從(cong) 之”，顯示了清朝對文教的重視。

總括上述說明善教對於(yu) 鄉(xiang) 治的重要。善教不僅(jin) 需要國家采取各種政策措施，廣而教之，更重要的是，使人自省，由正心誠意出發，進而齊家治國，直到平天下。能平天下，可謂達到了鄉(xiang) 治的極致。

製定家法族規、鄉(xiang) 規民約維持自治，調動鄉(xiang) 村的一切積極因素共同為(wei) 治

唐宋以後，社會(hui) 上廣泛流行大家族的家法族規、家訓族譜，如《顏氏家訓》《義(yi) 門陳氏家法》《永興(xing) 張氏合族禁條》等。

家法族規、家訓族譜之外，還有大量的鄉(xiang) 規民約，如宋代呂大鈞《呂氏鄉(xiang) 約》、朱熹《增損呂氏鄉(xiang) 約》、明代王守仁《南贛鄉(xiang) 約》、呂坤《鄉(xiang) 甲約》、劉宗周《鄉(xiang) 約事宜》等，其中以《呂氏鄉(xiang) 約》最為(wei) 典型。家法族規、鄉(xiang) 規民約都是裏甲老人和息爭(zheng) 訟、管理家族和鄉(xiang) 裏事務的重要依據，屬於(yu) 民間法的範疇，成為(wei) 國法的重要補充，在基層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當前製定的鄉(xiang) 規民約中，既要汲取中國古代優(you) 秀的經驗、智慧，也要摒棄與(yu) 時代發展不適應的消極內(nei) 容，對於(yu) 鄉(xiang) 規民約當中帶有歧視性和與(yu) 法律法規相悖的條文也要及時糾正和廢除。

中國古代是一個(ge) 疆域遼闊、民族眾(zhong) 多的封建社會(hui) 。為(wei) 了管理縣以下的廣大鄉(xiang) 村的民眾(zhong) ，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為(wei) 治。如聘三老以廣教化，立嗇夫以課農(nong) 桑，設遊徼以保治安，置鄉(xiang) 官以理庶政，重裏長、老人以掌民間辭訟。總之，以基層政權為(wei) 主幹，充分調動民間德高望重的老人、族長、士大夫的積極性，使之各展所長，共同治理，以使廣大基層民眾(zhong) 遵守國家法紀，重禮明倫(lun) ，努力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稼穡，以確保豐(feng) 衣足食。

 （作者為(wei)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