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由於(yu) 極端天氣、自然災害、傳(chuan) 染病等突發事件頻頻發生，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重視提高自身抵抗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重視韌性城市建設。特別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men) 對城市麵臨(lin) 的未知風險有了更直觀的感受。西方國家最早經曆了城市化，縱觀其城市發展的曆史，可以發現，麵對城市化造成的各種問題時，人們(men) 一直在探索解決(jue) 之道，如提出田園城市理論、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從(cong) 係統論的角度理解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等，“韌性城市”的概念也呼之欲出。那麽(me) ，什麽(me) 是“韌性城市”？其理念是如何演進產(chan) 生的？歐美各主要城市在建設韌性城市方麵有哪些探索和實踐？我國應如何建設韌性城市？圍繞這些問題，本版特組織幾位青年學者進行研討，並邀請專(zhuan) 家予以點評，以期對我國韌性城市建設提供一些有益參考。

　　與(yu) 談人

　　李文碩 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係副教授

　　孫海鵬 河北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王瓊穎 蘇州大學社會(hui) 學院講師

　　主持人

　　徐欣蕊 上海大學曆史係博士研究生

　　1.“韌性城市”的內(nei) 涵和特征

　　主持人：本世紀初，國外學術界將“韌性”（Resilience，也譯為(wei) 彈性）納入城市和區域研究的範疇，提出了“韌性城市”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四個(ge) 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韌性城市”也被作為(wei) 我國城市建設的目標。請各位老師首先談談什麽(me) 是“韌性城市”？它具備哪些特征呢？

　　李文碩：“韌性”的基本含義(yi) 是反彈、回到原始狀態。該詞最早用於(yu) 工程領域，隨後與(yu) 係統論相結合，出現了關(guan) 注生態係統互動關(guan) 係的“社會(hui) —生態韌性”概念。這一概念認為(wei) ，生態係統所呈現的不是靜止的、平衡的狀態，而是發展變化的狀態。複雜的社會(hui) 生態係統在應對各種幹擾時，應當具備持續不斷地學習(xi) 、創新、適應和改變等能力。城市是高度複雜的、開放的人類生態係統，既然“韌性”可以應用於(yu) 生態係統，當然也可以用於(yu) 城市。按照國際組織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hui) 定義(yi) ，“韌性城市”指城市能夠憑借自身能力抵禦災害，減輕損失，並從(cong) 災害中快速恢複過來。它強調的是在麵對衝(chong) 擊和壓力時，城市具備預測、防範、應對衝(chong) 擊並從(cong) 中恢複的能力。這些衝(chong) 擊和壓力既可以是外部突發事件，又包括城市發展過程中自身產(chan) 生的問題，涵蓋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社會(hui) 重大事件等維度。城市麵臨(lin) 的風險和挑戰是永遠存在的，所以韌性城市建設也是一個(ge) 持續不斷的過程。

　　孫海鵬：打造韌性城市，要求城市規劃者和決(jue) 策者能夠識別城市有可能遭遇的幹擾以及幹擾發生的頻率，實際上是要求從(cong) 單純關(guan) 注城市增長和效率轉向重視應對危害事件的能力。一方麵，如果隻關(guan) 注增長和效率，而忽視了城市在社會(hui) 、經濟和生態係統等方麵的複原能力，將導致城市無法充分應對外部衝(chong) 擊，長此以往城市係統可能會(hui) 僵化。另一方麵，城市人口密度高，有大量相互關(guan) 聯的基礎設施，形成了高度複雜的城市係統，即便是單一危機也可能波及整體(ti) 。當前，全球性氣候、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日漸增高，即便城市依靠技術等手段提高了應對風險的能力，依然會(hui) 麵臨(lin) 一些新的脆弱性。“韌性城市”理論就是對城市脆弱性的反應，強調城市係統通過合理準備，能夠具備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實現公共安全、社會(hui) 秩序和經濟建設等正常運行。從(cong) 這一點來說，韌性城市與(yu) 近幾十年來被作為(wei) 共識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共同的目標，都是要實現一種應對各類風險調整的穩定性。

　　王瓊穎：從(cong) 社會(hui) —生態互動關(guan) 係的角度來理解，可以發現韌性城市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城市係統的多元性，表現在城市係統功能的多元化、受到衝(chong) 擊過程中選擇的多元性、社會(hui) 生態的多樣化以及城市構成要素間存在多個(ge) 維度的聯係等。其二，城市組織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既體(ti) 現在物質環境的構建上，又體(ti) 現在社會(hui) 機能的組織上，離不開市民的積極有序參與(yu) 。其三，城市係統要有足夠的儲(chu) 備能力，一旦係統在突發的幹擾中發生崩潰，“備份”的係統可以發揮作用。要達到上述韌性城市所具備的特征，城市不能隻依靠物質環境的建設，而要從(cong) 經濟、社會(hui) 、環境、製度等多方麵著手，讓城市獲得係統性的營建、維護、反應和協調能力。

　　2.“韌性城市”理念在西方的演進

　　主持人：在西方城市發展的曆史上，各種挑戰和風險曾反複出現，人們(men) 采取一些措施來應對，因此“韌性城市”盡管是一個(ge) 新的概念，但在曆史上有其思想淵源和實踐，可以說是對傳(chuan) 統城市規劃理論的繼承與(yu) 再發展。請問西方城市史中有哪些典型的、應對城市風險的概念？這些概念與(yu) “韌性城市”概念有怎樣的關(guan) 係？

　　孫海鵬：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ge) 城市化國家，城市最早經曆了各種風險挑戰，因此也最先開始思考如何規避風險並從(cong) 中複原。19世紀後期，英國城市的爆炸式增長導致汙染、擁擠等“城市病”難題，城市規劃學界開始思考如何從(cong) 整體(ti) 上重塑城市發展路徑，從(cong) 源頭增加應對風險的能力。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1898年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念。該理念首先強調“自足”，即核心城市的周圍分布著規模不大的衛星城，城市與(yu) 城市之間依靠便捷的公共交通相連。其次是重視“平衡”，即田園城市要綜合考慮環境、生活和產(chan) 業(ye) 的一體(ti) 化，城鄉(xiang) 之間要協調發展，城市的擴張尤其不能損害鄉(xiang) 村的發展。“田園城市”並沒有停留在理念上，萊奇沃思和韋林是英國最早建立的兩(liang) 座田園城市。此後，澳大利亞(ya) 、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lan) 、波蘭(lan) 、俄國、西班牙和美國都湧現出一些“田園城市”或類似稱呼的示範性城市。

　　王瓊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是規避風險的另一種典型理念，尤其是在德國、荷蘭(lan) 和瑞典，希望通過整飭空間形態，從(cong) 源頭規避城市可能麵臨(lin) 的威脅。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城市空間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需求，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貧民窟等一係列城市病。如果從(cong) 這些城市病入手，隻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問題。隻有按照理性原則，使城市空間和建築的結構與(yu) 功能適應當代經濟社會(hui) 生活的要求，才能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良性發展。在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中，城市按照功能劃分成不同部分，每個(ge) 部分以單一功能為(wei) 主。1933年通過的城市規劃文件《雅典憲章》是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的集中體(ti) 現，它認為(wei) 應該從(cong) 根本上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和城市的功能布局，保持“各功能分區之間相互均衡的狀態”。有學者認為(wei) ，《雅典憲章》是重視城市韌性的典型，因為(wei) 該憲章追求城市的空間和時間秩序，在城市問題已出現的情況下，旨在通過規劃來使城市避免各種挑戰，達到長久的穩定狀態。

　　李文碩：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是二戰前為(wei) 降低城市風險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從(cong) 規避和應對風險來看，韌性城市與(yu) 它們(men) 有一脈相承之處，都旨在強化調整城市的適應能力。但不同的是，二者都隻是從(cong) 城市空間形態入手增強城市規避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前者主張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相融合、後者主張按照功能嚴(yan) 格分區，認為(wei) 這樣的城市形態能夠應對城市所麵臨(lin) 的內(nei) 外部威脅，保障城市健康有序發展。但城市是複雜的生態係統，完全依靠空間布局顯然不能全麵培育城市的韌性。而且，無論田園城市還是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都沒有擺脫工程韌性的線性思維定式，設想了一個(ge) 烏(wu) 托邦式的美好城市的未來景象。它們(men) 沒有從(cong) 城市係統動態演進的角度出發，沒有意識到城市的未來景象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城市係統及其麵臨(lin) 的內(nei) 外部風險日漸複雜，尤其是二戰後，城市研究者對如何讓城市規避風險、應對挑戰並盡快從(cong) 危機中恢複過來，有了更深的認識。

　　主持人：請各位老師具體(ti) 談談，二戰後人們(men) 關(guan) 於(yu) 城市應對風險的深入認識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孫海鵬：城市係統理論是二戰後城市研究中廣泛使用的理論。城市不僅(jin) 是由人口和產(chan) 業(ye) 構成的空間，還是一個(ge) 複雜的係統，涵蓋了經濟、社會(hui) 、生態等多個(ge) 維度。研究者逐漸意識到，要識別和應對可能遭遇的幹擾，單純依靠物質基礎設施肯定是不夠的，需要一整套適應性的社會(hui) 機製，保證公民參與(yu) 、實現社會(hui) 平等。經濟多樣性與(yu) 調整能力、人口構成、社會(hui) 團體(ti) 的組織和應變能力，都是城市應對挑戰的重要考量。因此相比於(yu) 20世紀初，二戰後學術界逐漸開始從(cong) 係統的角度入手來理解城市如何應對挑戰。1977年底在秘魯利馬通過的《馬丘比丘憲章》認為(wei) ，功能單一的城市分區會(hui) 破壞城市的有機性和完整性，提出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之間應當保持和諧。這些論述與(yu) “韌性城市”的許多基本特征——比如係統的多元性、組織的靈活性——不謀而合，可以說向著今天的“韌性城市”理念又邁進了一步。

　　李文碩：除了從(cong) 係統的角度理解城市和城市問題，這一時期，公民參與(yu) 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也就是在城市改造中了解市民的需求，以製定出合理的、科學的方案。20世紀60年代中期，無論是專(zhuan) 業(ye) 的城市規劃人員，還是研究城市問題的學者，乃至政府官員，都意識到公民參與(yu) 的必要性。美國聯邦政府在1966年啟動了示範城市項目，要求參與(yu) 項目的城市政府為(wei) 社區居民參與(yu) 城市改造提供必要的渠道。英國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由住房與(yu) 地方政府部長阿瑟·斯凱芬頓主持的委員會(hui) ，以便設計一種公眾(zhong) 參與(yu) 規劃開發的合適路徑。公眾(zhong) 是城市的使用者，他們(men) 切身體(ti) 會(hui) 到城市存在什麽(me) 問題，因此公民參與(yu) 不但可以激發市民參與(yu) 的熱情，也可以形成有活力的社會(hui) 係統。這一點，也是後來“韌性城市”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瓊穎：人們(men) 在應對城市風險的過程中，對風險本身的認識也有所深化。法國數學家勒內(nei) ·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變理論”在包括城市研究在內(nei) 的多學科中得到應用，城市危機被解釋為(wei) 係統不連續甚至中斷的“突變”：城市環境或現有的社會(hui) 經濟關(guan) 係已無法適應當前的城市發展，整個(ge) 城市係統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人們(men) 還意識到，諸如洪災、流行病等災難已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還包含一些人為(wei) 因素。正如德國社會(hui) 學家烏(wu) 爾裏希·貝克在《風險社會(hui) 》一書(shu) 中所指出的，人類憑借現代治理機製和手段應對風險的能力確有提高，與(yu) 此同時也產(chan) 生出一些人為(wei) 造成的新風險。這一點在城市社會(hui) 中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城市麵臨(lin) 的傳(chuan) 統風險的壓力減小了，但未知的、不確定的風險卻在增加。

　　3.建設韌性城市的探索和實踐

　　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師所講的，學者們(men) 對城市韌性的認識經曆了一個(ge) 深入的過程，尤其是二戰後開始從(cong) 係統論的角度理解城市，對城市未來麵臨(lin) 的不確定性風險也有了新認識，並且意識到公民參與(yu) 對城市應對風險調整的價(jia) 值，這些都是當下“韌性城市”理念的核心要素。具體(ti) 落實到實踐層麵，近幾十年來，歐美各主要城市在增強韌性方麵都有哪些探索呢？

　　王瓊穎：德國在這方麵較為(wei) 突出的例子是漢堡市。在1962年的水災中，漢堡市政府吸取了1892年因處置霍亂(luan) 疫情不夠透明、專(zhuan) 業(ye) 和迅速致使數萬(wan) 人患病甚至死亡的教訓，以緊急方式迅速集結軍(jun) 隊和警察部隊投入救災工作，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員傷(shang) 亡和財產(chan) 損失。1962年水災過後，漢堡市一方麵建立起全新的綜合性防洪體(ti) 係，另一方麵將防災規劃納入城市治理決(jue) 策中。這座城市還借此重新評估城市未來發展方向，不但重新劃分了城市空間的功能，而且明確將提升抗壓能力和穩定性、增強危機適應力與(yu) 城市遠景發展聯係在一起。此外，德國韌性城市建設探索的重點還包括對公眾(zhong) 防災避災意識的培育，這一點可以為(wei) 培養(yang) 公眾(zhong) 共同參與(yu) 城市未來管理與(yu) 決(jue) 策的意識，塑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孫海鵬：二戰結束後，為(wei) 了應對“來自內(nei) 部的威脅”，倫(lun) 敦對城市中心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再開發，提升城市基礎設施的質量。從(cong) 1946年開始，英國政府在倫(lun) 敦周邊陸續建立了數十座新城。這些新城中不隻有居住區，也有工廠、商店等設施，既能提供服務、又能吸納就業(ye) 。相較於(yu) 一般的中小城鎮，它們(men) 對大城市的依賴程度較低，相對自給自足。在20世紀70至90年代，英國通過城市更新增強城市韌性。1981年倫(lun) 敦組建了倫(lun) 敦碼頭區開發公司，1996年曼徹斯特市中心遭遇炸彈襲擊後，也建立了聯合開發公司來重建市中心。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物質再造，在此期間，倫(lun) 敦和曼徹斯特積極鼓勵市民參與(yu) ，這與(yu) 韌性城市中的社會(hui) 韌性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政府部門、私人部門和社區組織的三方合作中，城市管理水平大為(wei) 提高。進入21世紀後，隨著恐怖襲擊、洪水災害等突發極端事件時時上演，“韌性”更是成為(wei) 英國城市規劃與(yu)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考量。

　　李文碩：在美國，新奧爾良由於(yu) 地勢低窪，一直受到颶風、洪水、地麵沉降的威脅，在打造城市韌性方麵有著豐(feng) 富經驗。為(wei) 了抵禦災害，起初政府斥巨資建造防洪排洪體(ti) 係，但自然地理條件的不足隻是導致災害發生的一個(ge) 因素，工程領域的措施效果有限。新奧爾良種族歧視嚴(yan) 重，社會(hui) 分化明顯，生活在地勢低窪、公共服務薄弱的社區居民，受災害的影響尤為(wei) 顯著。2003年路易斯安那大學的一項調查發現，那些無法享受合格公共服務的居民中，隻有43%的人能夠在一場颶風中成功逃生。他們(men) 長期處於(yu) 災害的威脅中，韌性城市又從(cong) 何談起？2005年的卡特裏娜颶風，受災最嚴(yan) 重的仍然是隔離和被歧視的非洲裔社區。災後新奧爾良以韌性城市為(wei) 出發點開展重建，“公平”成為(wei) 被反複提及的詞匯。市政府建設了一批適合低收入家庭需求的住房，並提供公平合理的就業(ye) 機會(hui) ；創辦了“鄰裏規劃網絡”係統，每周舉(ju) 辦線上會(hui) 議，為(wei) 社會(hui) 組織參與(yu) 規劃和重建提供渠道。不過種族歧視在美國根深蒂固，所以受災最嚴(yan) 重的非洲裔社區變化有限。

　　主持人：當前我國正在推進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城市。各位老師認為(wei) ，我國應從(cong) 哪些方麵建設韌性城市呢？

　　李文碩：我國韌性城市建設要從(cong) 中國的現實出發。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現實是，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不再是從(cong) 農(nong) 村向單個(ge) 城市集中，而是轉變為(wei) 在城市群內(nei) 部的城市間流動，城市麵臨(lin) 的風險也就具有區域性和連鎖性的特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過城市群也為(wei) 韌性城市建設提供了新的空間，城市之間可以互為(wei) 補充、發揮各自的比較優(you) 勢，集中優(you) 勢共建韌性城市群。因此，我國韌性城市建設要突破單個(ge) 城市的地域範圍，以城市群為(wei) 基本空間格局。一方麵，以城市群為(wei) 單位製定資源的分配規則，加強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發揮城市之間、城鄉(xiang) 之間的聯動效應；另一方麵，以城市群為(wei) 單位建立區域風險監測預警體(ti) 係和應急資源保障合作機製，統籌重要戰略資源，完善電網、交通、綠化帶和公共衛生等基礎設施配套。同時，在對城市群進行總體(ti) 規劃時，應當考慮到如何通過協同區域內(nei) 各城市的建設，既能增強城市的韌性，又能增強城市群整體(ti) 的韌性。

　　王瓊穎：韌性城市是物質係統和社會(hui) 組織的有機結合。社區是我國城市治理的基本單位，也應當是韌性城市建設最基礎的載體(ti) 。從(cong) 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中也不難發現，社區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單元。因此，重視社區力量，構建共同參與(yu) 的決(jue) 策機製是建設韌性城市必不可少的路徑。一方麵，完善基層治理體(ti) 係，發揮基層社區組織在應對危機和預警訓練中的作用；另一方麵，提升居民的風險防範意識和救災技能，使居民在麵臨(lin) 災害時有著一定的知識儲(chu) 備加以應對。此外，韌性城市建設還應當尤為(wei) 關(guan) 注低收入人群，使低收入家庭有合適的住房可以居住，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穩定的生活是凝聚社區力量的基礎，畢竟有韌性的城市離不開有韌性的人。

　　孫海鵬：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韌性城市建設是一種文化品格的培育過程，離不開文化係統的韌性。在建設韌性城市過程中，應當重視文化的力量，以文化為(wei) 導向，通過舉(ju) 辦文化活動、建設文化機構，提升城市居民的價(jia) 值認同，增強居民對城市的歸屬感及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從(cong) 而積極主動地為(wei) 城市建設貢獻力量。因此，韌性城市建設應從(cong) 城市的文化品格入手，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建設路徑和重點。通過打造創新、有活力的城市文化，從(cong) 整體(ti) 上凝聚居民的共識，涵養(yang) 成熟的民眾(zhong) 心態，提高居民綜合素質。文化可以為(wei) 城市居民提供共同麵對挑戰的情感紐帶，構建城市的“軟”支撐。

　　專(zhuan) 家點評

　　廈門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韓宇：“韌性城市”概念是在本世紀初一係列重大城市威脅和災害的背景下產(chan) 生的，如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對美國新奧爾良地區的嚴(yan) 重破壞、2011年海嘯對日本福島核電站的破壞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是催發了對城市應對突發性危機能力的迫切要求。幾位青年學者對“韌性城市”這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yi) 的學術前沿問題進行討論可謂恰逢其時，值得肯定。有三個(ge) 方麵可圈可點。

　　其一，提煉出“韌性城市”的內(nei) 涵和基本特征。由於(yu) 學術界對“韌性城市”的具體(ti) 界定存有異議，準確把握其核心內(nei) 涵尤為(wei) 重要。就本質而言，城市的韌性指的是麵對衝(chong) 擊和壓力時的恢複能力，具有物質韌性、製度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hui) 韌性等多重維度。韌性城市具有城市係統的多元性、城市組織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城市係統的儲(chu) 備能力等方麵的基本特征。

　　其二，深入探察了“韌性城市”理念的曆史淵源。幾位青年學者從(cong) 二戰前的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中追索韌性城市的曆史淵源，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思路和看法。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yi) 城市理念都主張從(cong) 城市空間形態入手提升城市規避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可持續發展理念則試圖采用增長管理的方法，設定效率、社會(hui) 和生態等目標來實現城市穩定發展，與(yu) 韌性城市均有異曲同工之處。

　　其三，通過典型個(ge) 案全麵展示韌性城市的具體(ti) 實踐。幾位青年學者從(cong) 各自的專(zhuan) 長出發，分別介紹了漢堡、倫(lun) 敦和新奧爾良的韌性城市實踐活動的得失。漢堡善於(yu) 在應對危機或災難過程中吸取經驗教訓，及時對危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倫(lun) 敦開展的大規模城市中心開發和新城建設，以及鼓勵市民積極參與(yu) 的做法，加強了城市的物質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hui) 韌性；新奧爾良則凸顯了建設成果未能實現均衡共享、社區居民參與(yu) 度低等韌性城市建設存在的問題。

　　作為(wei) 一個(ge) 新的研究課題，韌性城市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究。比如，其標準究竟是什麽(me) 。如前所述，城市的韌性指的是麵對衝(chong) 擊和壓力時的恢複能力，那麽(me) 究竟恢複到何種程度方可歸為(wei) 韌性城市？隻是“反彈”到遭受衝(chong) 擊前狀態的城市？還是將遭受衝(chong) 擊後重獲生機，但未能完全恢複原有狀態的城市也包含在內(nei) ？再比如，已有的研究多討論麵對突發危機或災難而展現的城市韌性，對其他類型的危機或災害則重視不足。事實上，在去工業(ye) 化的長期影響下，老工業(ye) 城市所展現出的韌性是極具價(jia) 值的問題，可以為(wei) 認識老工業(ye) 城市的轉型提供新的視角，並為(wei) 轉型路徑提供參考。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群郎：“韌性城市”指通過提高城市自身的能力來抵禦災害，減輕損失，並從(cong) 災害中迅速恢複過來。這是一個(ge) 新名詞，關(guan) 於(yu) 其內(nei) 涵和外延尚處於(yu) 探索階段。但無論如何，“韌性城市”所要解決(jue) 的是重大自然災害、嚴(yan) 重的社會(hui) 突發事件以及各種“城市病”，說到底仍然是要實現人類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樣一來，城市的韌性必然依靠人類在經濟、社會(hui) 和生態方麵的可持續性。

　　城市使生活更美好。自從(cong) 人類創造城市這個(ge) 新事物以來，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就呈加速度的曲線上升的態勢。然而，城市為(wei) 人類社會(hui) 帶來文明開化和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同樣造成諸多煩憂和苦惱，即所謂的“城市病”。因此，從(cong)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有識之士就開始探索治理“城市病”的良方，如英國人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主張將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結合起來，使城市實現自給自足。然而，城市是一個(ge) 典型的耗散係統，這種自給自足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將鄉(xiang) 村引入城市，也就等於(yu) 把城市推向了鄉(xiang) 村或曠野，勢必造成城市蔓延式的發展，從(cong) 而給經濟、社會(hui) 和生態等帶來一係列問題。

　　20世紀前期出現的現代主義(yi) 規劃理論，根據理性主義(yi) 和功能主義(yi) 原則，主張將城市空間分為(wei) 居住、就業(ye) 、休閑和公用四大功能區，然後用快速公路將其連接起來。這樣的規劃將不同的功能區隔開，破壞了城市經濟和社會(hui) 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樣性，而且增加了城市交通的負擔，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又出現兩(liang) 種城市規劃和發展理論，即新城市主義(yi) 和精明增長理論。這兩(liang) 種理論是在70年代零增長策略碰壁的情況下提出的。因為(wei) 人類社會(hui) 經濟不可能零增長，否則將會(hui) 麵臨(lin) 滅頂之災。於(yu) 是，人們(men) 提出增長應該有理性、有限度、有組織，即“精明”的增長，主張建立功能混合和更高密度的城市社區，保護土地和大自然，大力開發舊城區，保護城市文脈。然而，大都市區仍然在蔓延，城市對農(nong) 地、曠野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仍然構成了極大威脅，自然災害、環境汙染、社會(hui) 矛盾、經濟困境仍然困擾著廣大城鄉(xiang) 居民。

　　“韌性城市”的概念出現之後，幾位青年學者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前沿選題，通過回顧西方城市發展規劃史，分析了“韌性城市”理念的演進，並對其內(nei) 涵特征和具體(ti) 實踐進行探討，體(ti) 現了他們(men) 在學術上的修為(wei) 與(yu) 麵對學術難題時的勇氣，希望他們(men) 在這方麵的研究能夠有所突破，大有作為(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