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麵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從(cong) 自己傳(chuan) 統文化資源武器庫中找不到可以抵禦的思想武器，隻得“被迫從(cong) 帝國主義(yi) 的老家即西方資產(chan) 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等，但也“終歸於(yu) 失敗，宣告破產(chan) 了”。20世紀20年代之際，“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dong) 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隨著馬克思主義(yi) 及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和落地生根，“中國改換了方向”。由此，中國曆史學以及近代史研究也發生了曆史性轉變。回溯曆史並深刻體(ti) 悟唯物史觀的深度影響，對於(yu) 新時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再出發，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唯物史觀構建中國新史學

在20世紀革命風潮湧起的時代，梁啟超以“新史學”為(wei) 旗幟掀起了史界之革命。梁啟超建構的話語體(ti) 係首先是“進化史觀”，它是從(cong) 根本上顛覆並取代舊史學的一整套新話語模式。借助於(yu) “進化史觀”理論，梁啟超“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了中國史學近代化之理論上的模式；提出了有關(guan) 的新概念、新範疇，如廣義(yi) 之史、狹義(yi) 之史、局部之史、全體(ti) 之史、公理公例等等；對傳(chuan) 統史學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ti) 認識”。20世紀以來，“進化史觀”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yi) 思潮風行天下，在獲得知識界普遍認同的情勢下，構成了改造舊史建構新史的理論工具。不過，20世紀20年代後“進化史觀”趨於(yu) 式微，即使梁啟超本人的立場也開始有所動搖：“曆史現象是否為(wei) 進化的，我對於(yu) 這個(ge) 問題，本來毫無疑義(yi) ，一直都認為(wei) 是進化的……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唯物史觀”話語開始出現並逐步形成超越性態勢。1920年12月1日，李大釗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jia) 值》，認為(wei) “曆史進化觀”對於(yu) 曆史的解釋等，“都一一的失敗了，於(yu) 是不得不另辟一條新路。這就是曆史的唯物的解釋。這種曆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於(yu) 心的勢力，而求之於(yu) 物的勢力，因為(wei) 心的變動常是為(wei) 物的環境所支配”。“20世紀30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yi) 史學興(xing) 起，史料學、考據學被用於(yu) 證實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觀。”唯物史觀當然地構成了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基本理據，但作為(wei) 一個(ge) 影響極為(wei) 廣泛和深遠的話語體(ti) 係，其影響力和擴展的範圍當不限於(yu) 此，它幾乎成為(wei) 當時“新史學”建構中具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的學說。“在中國社會(hui) 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nei) 部的爭(zheng) 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yu) 地。”大量研究社會(hui) 史的論文都不同程度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摩爾根、黑格爾、列寧、考茨基等理論家的論斷以剖析中國社會(hui) 及其經濟結構，從(cong) 而使史學的包容性更為(wei) 闊大，由傳(chuan) 統文史哲人文學科的貫通發展到與(yu) 社會(hui) 科學的對接。不唯如此，唯物史觀話語的深度影響甚至促成“唯心論”佛學學人的轉變。餘(yu) 精一坦然自述：在中正大學講授年餘(yu) 。以三十年之因學，遍習(xi) 東(dong) 西方哲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以一研究唯心論的佛學的學人，轉而從(cong) 事唯物論哲學，最終提出“曆史發展二元論”與(yu) “雙係文化學說”。即使風頭正勁的史料派或實證史學，雖然研究取徑與(yu) “史觀派”立場形同對立，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認同唯物史觀對於(yu) 中國曆史研究的積極意義(yi) 。顧頡剛與(yu) 傅斯年在討論問題時就提出：“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hui) 的產(chan) 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hui) 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hui) 支配得這樣長久？”“孔子不是完全為(wei) 舊文化的繼續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他的弟子們(men) 的宣傳(chuan) ，他遂甚適應於(yu) 新時代的要求。”顧頡剛曾強調，自唯物主義(yi) 史觀輸入中國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曆史變成經濟社會(hui) 中心的曆史，雖然這方麵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二、唯物史觀為(wei) 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觸發了關(guan) 於(yu) 中國社會(hui) 史的學術理論之爭(zheng) 。社會(hui) 史論戰中的一個(ge) 突出現象是，雖然參與(yu) 論戰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唯物史觀作為(wei) 理論依據。何幹之在《中國社會(hui) 史問題論戰》中明確指出：“中國新史學是一門很‘年青’的‘學問’，還不夠十年的壽命。我們(men) 的中國社會(hui) ，還在未發掘的古墓裏，還在未讀破的古籍中。這十年的光景中，我們(men) 的先驅者，給與(yu) 我們(men) 的，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粗大的輪廓，甚至可說隻是一個(ge) 暗示。”正是經此社會(hui) 史論戰，何幹之深有感悟，認為(wei) 新史學未來之路尤長，未竟之業(ye) 至重，未解之惑甚多，亟待後學“趕緊攝取現代史學的知識”奮起接力而行。盡管社會(hui) 史研究中很多具體(ti) 問題並沒有取得認同，但其在學理建構和理論、方法的取向上卻又體(ti) 現著相對的趨同性。呂振羽在《中國原始社會(hui) 史》中說：“郭沫若先生說得好：‘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國社會(hui) 曆史的發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ge) 共同的法則之外，另有一個(ge) 途徑。”“因而史的唯物論，不啻是我們(men) 解剖人類社會(hui) 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確的曆史學方法論。”“我們(men) 握住這副工具來解剖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全過程，一切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正是在唯物史觀理論引導下，中國社會(hui) 史的學術研究發生了新轉向。一方麵，其論題的展開一開始就與(yu) 現實問題密切相關(guan) ，有著與(yu) 生俱來的現實關(guan) 懷。“中國國民革命，引起了中國許多的青年，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社會(hui) 問題，因為(wei) 注意到這些問題，所以要求得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答案。”社會(hui) 史論爭(zheng) 問題各有側(ce) 重，然其大要仍在於(yu) 社會(hui) 性質；而其現實的致用性價(jia) 值則落腳於(yu) 政治（或革命）。社會(hui) 史研究恰恰體(ti) 現著新史學“致用”的時代價(jia) 值。另一方麵，由學術論爭(zheng) 而形成的理論認知獲得了一定的社會(hui) 認同，由中國社會(hui) 史而社會(hui) 性質（以及中國農(nong) 村社會(hui) 性質）的廣泛深入的學術研究，取得了對中國社會(hui)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基本認同。尤其對於(yu) “半封建”概念，它在理論認知上承接了馬克思的理論成果，在史實認知上觀照了現存中國社會(hui) “殘存的封建性”因素，賦予其特有的時代內(nei) 涵，並在學術理論上形成了相對係統、完整的解說體(ti) 係，為(wei) 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學術理論基礎。

三、唯物史觀體(ti) 現新時代特征

新時期以來，隨著當代社會(hui) 的“百年未有之巨變”和社會(hui) 科學的巨大進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與(yu) 方法也發生重大變動。由精英的曆史轉向普通民眾(zhong) 的曆史、由政治的曆史轉向日常社會(hui) 生活的曆史、由一般曆史事件轉向重大的社會(hui) 問題的社會(hui) 史的興(xing) 起及其引領性影響，導致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了“革命史”與(yu) “整體(ti) 史”或“社會(hui) 史”相互促進的趨向。這一趨向無疑是對戕害史學研究的教條主義(yi) 的反撥，恰恰從(cong) 學理層麵上又進一步彰顯著唯物史觀的價(jia) 值。關(guan) 注日常生活和普通民眾(zhong) 曆史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一方麵，唯物史觀堅持以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構成了人類生存或一切曆史的第一個(ge) 前提；另一方麵，始終把勞動群眾(zhong) 的曆史活動作為(wei) 曆史研究的主體(ti) ，這恰是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主要特色之一。唯物史觀是一個(ge) 高度開放和發展的理論體(ti) 係。唯物史觀及其曆史研究盡管遭遇了諸多思潮“解構”的挑戰，卻依然在各種建構乏力的潮向中堅挺前行，在不斷的汲取和傳(chuan) 承中發展。唯物史觀事實上自覺地浸潤或滲透在如日常生活的曆史、工人階級以及勞動大眾(zhong) 的曆史、重大曆史事變與(yu) 日常生活、傑出人物與(yu) 大眾(zhong) 訴求的互動，以及曆史發展合力論等研究成果中。唯物史觀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體(ti) 現著傳(chuan) 承中創新和創新中發展的新時代特征。

（作者係南開大學傑出教授、中國義(yi) 和團研究會(hui) 會(hui)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