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從(cong) 1978年底舉(ju) 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算起,至今已近40年。這段曆史以2000年為(wei) 界,可粗略地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從(cong) 研究角度看,第一階段已結束了十幾年,應該可以作些概括和總結;而第二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沉澱的時間不足,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借這次筆談的機會(hui) ,我想就三個(ge) 問題談些想法,與(yu) 大家切磋:一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第一階段中發生了哪些重大轉變;二是在這個(ge) 階段的實踐中有哪些經驗最值得重視;三是2000年以來我們(men) 所經曆的改革開放第二階段與(yu) 前一階段相比有何重大差別。

　　一、改革開放與(yu) 中國的轉變

從(cong) 1978年底到2000年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ge) 大階段。盡管在研究工作中,我們(men) 對這個(ge) 大階段還有更細致的劃分,但以更宏觀的視野,把它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或可更好地揭示中國前進的方向和路徑。在這22年裏,中國發生了令人眼花繚亂(luan) 的變化。梳理這個(ge) 過程,可以看到四個(ge) 方麵的轉變引導著整個(ge) 潮流的發展,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發展進程。

第一,指導思想的轉變。在這個(ge) 階段的起點即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中共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線,放棄“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轉而“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這個(ge) 重要轉變意味著中共明確了作為(wei) 執政黨(dang) 的主要任務是加快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盡快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麵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實上,在50年代中期,中共曾一度把經濟建設置於(yu) 首位,但此後由於(yu) 種種原因未能堅持。在經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之後,這個(ge) 觀點被重新提出,並成為(wei) 全黨(dang) 共識。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之後,“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加上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構成中共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nei) 容。

第二,政治環境的轉變。中國的改革從(cong) 一開始就包括經濟和政治兩(liang) 個(ge) 方麵,二者幾乎是同時啟動的。當時,人們(men) 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圍的變化。政治方麵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決(jue) 曆史遺留問題,大規模調整黨(dang) 內(nei) 關(guan) 係和社會(hui) 關(guan) 係,如平反冤假錯案、為(wei) 地富反壞右“摘帽”等,打破了原先按照階級、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現把人們(men) 分成不同等次的作法,使每個(ge) 人獲得了平等的公民權;(2)改革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體(ti) 製,以解決(jue) 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兼職過多的問題;(3)取消“文化大革命”時期建立的革命委員會(hui) ,恢複各級人民政府;(4)取消“大躍進”時期形成的人民公社製度,逐步實行基層自治;(5)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啟用大批年輕人,形成新老幹部有序交替的製度;(6)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常務委員會(hui) 以更大的立法權,加快製訂各項法律。上述這一係列變化使得國家的治理朝著民主法製的方向發展。事實上,政治方麵的改革內(nei) 容廣泛,並起到為(wei) 經濟改革掃清道路、創造條件的作用。後來,由於(yu) 經濟體(ti) 製方麵的改革成效顯著,更引人注目,當初政治方麵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人忽視了。

第三,經濟體(ti) 製的轉變。這方麵改革最突出的特點是采取漸進方式,先易後難,逐步推進,並根據實踐發展不斷調整思路。最初,經濟改革的思路是“對內(nei) 搞活”“對外開放”。改革要解決(jue) 的是國內(nei) 經濟體(ti) 製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問題;開放則為(wei) 了打破長期形成的封閉狀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guan) 係,開展科技、文化交流。那時,“改革”和“開放”多少是作為(wei) 兩(liang) 個(ge) 領域被分別考慮。對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總體(ti) 設想是“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經濟為(wei) 輔”。然而,實踐表明,內(nei) 部的改革與(yu) 對外開放是難以分開的。稍加留意即可發現,如果農(nong) 村改革是純粹的中國特色,那麽(me) 城市改革特別是經濟特區的建立則更多地與(yu) 對外開放聯係在一起,如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外資等。現在,人們(men) 已不大記得,“改革開放”這四個(ge) 字連寫(xie) 在一起出現在報刊文件上並不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而是到了1984年。那時,中國的經濟體(ti) 製已出現明顯變化,原來隻存在國家所有和集體(ti) 所有兩(liang) 種企業(ye) 的情況被打破,出現了外資企業(ye) 、合資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和股份製企業(ye) 等,原先的計劃體(ti) 製也因此受到衝(chong) 擊和削弱。此後幾年,改革實際采取了體(ti) 製外先行的戰略,即讓那些不受國家計劃約束的企業(ye) 優(you) 先發展。不過,直到1987年,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大思路仍未擺脫“計劃為(wei) 主、市場為(wei) 輔”的局限。80年代最後兩(liang) 年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改革探討的兩(liang) 個(ge) 主要問題是如何與(yu) 世界經濟接軌,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應以什麽(me) 為(wei) 目標。在幾經爭(zheng) 執之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標誌著中國最終放棄了以單一所有製為(wei) 基礎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到20世紀末,中國基本完成了經濟體(ti) 製的轉軌。中國政府的職能也有所調整,以適應經濟體(ti) 製的變動。考察這一過程,可以看到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體(ti) 製轉變,與(yu) 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中國參與(yu) 經濟全球化是互相促進的。

第四,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一個(ge) 重要條件是有利的外部環境。不過,這並非憑空而來,前提是中國內(nei) 政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在改革開放啟動之後,中國明確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為(wei) 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鄧小平確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主要有三點:一是對國際形勢作出和平與(yu) 發展的大判斷;二是明確了中國外交從(cong) “一條線”向“全方位”發展;三是重新闡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體(ti) 來說,和平就是隻要不發生新的世界大戰、不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中國就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向全方位發展,就是爭(zheng) 取建立比較均衡的對外關(guan) 係格局,包括大國關(guan) 係、周邊關(guan) 係、同第三世界國家關(guan) 係和多邊外交四個(ge) 方麵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麵內(nei) 部的均衡;不過,均衡並非沒有重點,對美外交始終是全局的戰略重點。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麵,最重要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在處理內(nei) 政與(yu) 外交的關(guan) 係時,堅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不當頭,韜光養(yang) 晦、有所作為(wei) 。總起來看,這個(ge) 階段的中國外交不僅(jin) 為(wei) 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營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且經受住了國內(nei) 政治風波和國際格局大變動的嚴(yan) 峻考驗,取得巨大成功。世紀之交,中國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guan) 係格局。可以說,在新世紀的起點上,中國外交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麵。

事實上,除上述四方麵的改變外,還有另外兩(liang) 方麵的重要變化,即中國社會(hui) 結構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前者突出表現在新的社會(hui) 階層的出現和人口的自由流動,最典型的就是個(ge) 體(ti) 工商業(ye) 者、民營企業(ye) 家的出現,鄉(xiang) 下人不再依附於(yu) 土地,城裏人不再依附於(yu) 單位。與(yu) 此同時,利益多元化的發生和選擇的多樣性,也使得人們(men) 的思想不再簡單劃一。這兩(liang) 方麵的變化並非預先設定,而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必然發生的,其影響既深刻又長遠。

總的來看,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第一階段設立的基本目標均如期實現。到20世紀末,中國實現了人均GDP翻兩(liang) 番,人民生活總體(ti) 達到小康水平。

二、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成功經驗

改革開放第一階段是成功的,但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改革開放自始便處於(yu) 不斷探索之中,其推進的過程就是直麵問題、尋求解決(jue) 辦法、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那麽(me) ,在第一階段的實踐中,有哪些經驗值得重視和總結呢?筆者認為(wei) ,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看準方向,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回顧起來,在第一階段有兩(liang) 段時間遇到的困難最為(wei) 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當時,中國麵臨(lin) 的問題是多方麵的,既要解決(jue)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種種問題,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成功的突出表現就是一麵撥亂(luan) 反正,一麵啟動改革開放,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第二次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次困難的產(chan) 生既有內(nei) 部經濟、政治方麵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變化產(chan) 生的衝(chong) 擊和壓力。能夠克服第二次困難,關(guan) 鍵在於(yu) 中央明確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對內(nei) ,在穩定政局之後,采取進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黨(dang) 的領導、開發浦東(dong) 、建立證券市場等,最重要的是確定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目標。對外,一方麵處理好與(yu)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guan) 係,既頂住壓力,又努力恢複和改善關(guan) 係,打破製裁;另一方麵積極發展與(yu) 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guan) 係。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措施都收到超出預期的良好效果。除應對得當之外,還應看到,克服這次困難有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的基礎:在國內(nei) ,主要是改革開放已使大多數人特別是農(nong) 民和工人受益,親(qin) 曆“文化大革命”的幹部群眾(zhong) 對那十年記憶猶新,也不願國家再次陷於(yu) 動亂(luan) ;在國際,中國的改革開放已使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受益,它們(men) 也不願中國倒退和閉關(guan) ,而堅持製裁隻會(hui) 使中外雙方的利益都受到損害。上述種種因素構成的合力,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nei) 成功扭轉了局麵,成功地把改革開放推進到21世紀。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識的口號,有各方麵相互配合的改革戰略。“改革開放”“翻兩(liang) 番”和“小康”是第一階段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號。這三個(ge) 口號不僅(jin) 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內(nei) 涵。“改革開放”提出了實現變革的路徑,“翻兩(liang) 番”和“小康”則提出了中期和長期的奮鬥目標。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標準,不僅(jin) 指導我國製定現代化戰略規劃,也把國家的現代化目標與(yu) 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聯係在一起,從(cong) 而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積極性。第一階段還很快形成了一套各方麵相互配合的戰略,突出特點是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改革從(cong) 經濟體(ti) 製入手,同時圍繞加快經濟發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軍(jun) 事、文化等各方麵的戰略配合,其中十分關(guan) 鍵的一點是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妥善處理內(nei) 政和外交的關(guan) 係,堅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漸進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實現由量變到質變。漸進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經濟體(ti) 製方麵,但事實上各方麵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麵,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就以建立顧問委員會(hui) 作為(wei) 過渡;對外開放,從(cong) 特區開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內(nei) 陸;其他如科技、文教、醫療等方麵的改革也是逐步推開的。漸進式改革有三個(ge) 突出特點:一是先易後難,先清掃外圍,最後攻堅;二是以點帶麵,先試點,再推開;三是以“雙軌製”過渡,逐步完成新舊體(ti) 製的交替。經濟體(ti) 製改革是漸進式改革的典型。考察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在直接對計劃體(ti) 製進行改革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采取了體(ti) 製外先行的策略,即通過為(w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包括個(ge) 體(ti) 企業(ye) 、鄉(xiang) 鎮企業(ye) 、大集體(ti) 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合資企業(ye) 等計劃外企業(ye) )提供優(you) 先發展的條件,形成局部的市場經濟,並不斷將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據一定優(you) 勢,然後再實行國企攻堅改革,以此實現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這種方法也被經濟學家稱為(wei) “增量改革”。這種作法的突出優(you) 點是極大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帶來的社會(hui) 震蕩,有序實現從(cong) 舊體(ti) 製向新體(ti) 製的轉軌。

第四,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實現了中央、地方和基層的良性互動。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e) 是以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領導核心、以政府為(wei) 主導的。但必須看到,在改革過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良性互動,既是一個(ge) 突出現象,也是一條重要經驗。例如,家庭承包製的出現、經濟特區的建立、股份製和證券市場的形成等都是上、中、下層之間互動的結果。這種互動的突出特點是,中央的決(jue) 策與(yu) 各地、各部門和基層群眾(zhong) 的首創精神前所未有地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中央正確的決(jue) 心和決(jue) 策,中、下層的首創精神將無以發揮或將脫離正確軌道,而沒有來自中、下層的首創精神和實踐,中央將難以形成正確的決(jue) 心和決(jue) 策,即使形成了也難以貫徹落實。還需特別指出,大量專(zhuan) 家、學者的參與(yu) 是促成這種互動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層之間傳(chuan) 遞信息,為(wei) 中央和地方的決(jue) 策提供谘詢,並參與(yu) 各層次改革方案的製定和實施。

第五,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從(cong) 第一階段的實踐看,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的關(guan) 係是辯證的、動態的。改革的目的是為(wei) 了加快發展,而改革與(yu) 發展又需要有一個(ge) 相對穩定的環境。同時,改革自身帶有風險,改革與(yu) 發展也勢必打破原有的平衡,產(chan) 生不穩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穩定置於(yu) 首位,阻礙改革與(yu) 發展,最終將會(hui) 導致更大的不穩定。從(cong) 這個(ge) 階段的經驗看,處理這三者關(guan) 係的基本邏輯是通過改革帶動發展,當因改革和發展導致新的不穩定因素出現時,必須及時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國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職工下崗,為(wei) 解決(jue) 這一問題,又促成加快建立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事實上,改革和發展帶來的不穩定,主要是由於(yu) 利益格局的變化,因此處理好這三者關(guan) 係的核心在於(yu) 如何能使人民大眾(zhong) 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們(men) 對分享改革成果的關(guan) 注主要在經濟方麵,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對改革成果的分享將不僅(jin) 限於(yu) 經濟方麵,還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麵的權利,實現社會(hui) 的公平與(yu) 公正。

三、改革開放的新階段與(yu) 新挑戰

當21世紀來臨(lin) 之際,中國出現了一個(ge) 口號——“新世紀、新階段”,其含義(yi) 是改革開放即將進入建設全麵小康社會(hui) 的階段。當時,人們(men) 還沒有意識到,這個(ge) 階段雖然與(yu) 前一階段是一個(ge) 連續不斷的過程,但它們(men) 麵臨(lin) 的問題和任務卻有很大不同。

從(cong) 上文所述的“四個(ge) 方麵轉變”可以看到一個(ge) 基本事實:改革開放第一階段是在中共執政30年形成的政治經濟製度和建設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所麵對和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無論政治方麵還是經濟方麵,也是在那30年所積累起來的。早在1956年,毛澤東(dong) 就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問題。雖然他的探索並不成功,但為(wei) 中國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驗教訓。以鄧小平為(wei) 核心的那一代領導人是曆史的親(qin) 曆者,他們(men) 對以往的經驗教訓記憶猶新,對中國政治經濟體(ti) 製中存在的問題有深刻反思。這使得他們(men) 有決(jue) 心和勇氣實行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而他們(men) 的眼光、智慧和威望也為(wei) 在中國這樣一個(ge) 大國的變革提供了保障。

進入第二階段之後,中國繼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到2010年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與(yu) 此同時,中國也麵臨(lin) 著一係列新的挑戰。從(cong) 國內(nei) 來看,這一挑戰主要來自五個(ge) 方麵。第一,改革要解決(jue) 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舊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帶來的問題,而是在經濟體(ti) 製的轉軌基本完成之後,如何使新體(ti) 製盡快健全和完善的問題。第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階段已經結束,正進入適度穩步增長階段。從(cong) 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看,這是必然的,而能否較為(wei) 順利地通過這個(ge) 階段,將對一國現代化的成敗產(chan) 生很大影響。第三,在經濟發展之後,財富的掌握和分配問題日益突出,社會(hui) 貧富分化和利益集團的出現以及腐敗現象的滋生,都使得這一問題更趨敏感。第四,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一係列問題亟待解決(jue) ,諸如環境資源問題、產(chan) 業(ye) 結構問題、城市化問題、就業(ye) 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等。最後,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統籌協調各方、凝聚改革共識、實現有效治理,要比以往複雜得多。

上述一係列新挑戰表明,中國當前所麵臨(lin) 和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主要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初所麵對的那些老問題,而是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是改革開放進入更高級階段才會(hui) 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或是新體(ti) 製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現代化“起飛”階段過後才出現的。

當然,實際情況要更加複雜。例如,健全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這一任務,在進入第二階段之初就明確提出來了,但完成這一任務還有待不斷探索、實踐和進一步積累經驗。有些問題原以為(wei) 在前一階段的改革過程中已得到解決(jue) ,而實際尚未解決(jue) ,或有所反複。在經濟下行出現之後,推進這一任務已變得更為(wei) 緊迫和複雜。再例如,腐敗和貧富分化問題,這是當前人們(men) 十分關(guan) 注的。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是中國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jue) 的,是許多國家現代化初期都出現過的,也是市場經濟本身會(hui) 自發產(chan) 生的。中國曆史上對付腐敗和兩(liang) 極分化的基本辦法,一個(ge) 是重農(nong) 抑商,一個(ge) 是平均主義(yi) 。曆史經驗表明,這兩(liang) 個(ge) 辦法都妨礙發展,抑製現代化,也不能真正解決(jue) 問題。因此,要實現現代化,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同時又要防止腐敗、抑製兩(liang) 極分化。要解決(jue) 這兩(liang) 方麵之間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就在於(yu) 製度創新和加強法製。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第二階段與(yu) 第一階段的最大差別就在於(yu) 兩(liang) 個(ge) 階段所處的發展階段已有所不同,所麵臨(lin) 的問題來源不同,複雜程度不同。要解決(jue) 當前遇到的困難,不僅(jin) 要認真借鑒和汲取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經驗,還必須有新的探索、新的思路,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然而,最根本的一點是必須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所確定的方向前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迎難而上,不斷深化改革開放。還是那句常說的話: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隻能靠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來解決(jue) 。

(本文作者 原中共中央黨(dang) 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